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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文:前路茫茫的新加坡人口

2017-11-25 陈庆文 狮说新语 狮说新语

要以势在必行的政策和通过立法,来处理爱情、婚姻和生育并不容易。即使结婚与生育配套不时获得调整,这还是一个新加坡所需努力应对的事实。


在过去一年,新加坡的人口取得10多年来最慢的增长。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的总人口为561万,与去年相比,增幅只有0.1%。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在9月公布的常年人口简报中,也指出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国人更少生育和持续老化的人口。


新加坡在2016年共迎来了3万3167名新生儿,虽比2015年的3万3725名少,但仍略高于近10年平均的3万2200个公民出生婴儿。随着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低迷,公民的年龄中位数已从2016年的41岁增至41.3岁。65岁或以上的公民,比?率?也从去年的13.7%增至14.4%。


即使新加坡大力推行生育计划政策,新加坡的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低于2.1的替代水平。在2016年,新加坡的TFR为1.20。单身人士的增加,以及更多人延迟结婚和组织家庭,更使已非常低的生育率雪上加霜。


1993年确立的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是普遍被接受的国家信条,“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便是其一。家庭的重要性在新加坡的社会政治论述中不断被强调。例如,新加坡总理在每年的华人新春献词中,总会敦促新加坡人多生育,加强家庭关系和照顾年长者。


作为社会的基石和社会资本的根源,健全的家庭与国家的福祉息息相关。这种范式认为“良好家庭”能够自理;因此,一个由很多良好家庭聚集而成的国家,也会一样强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压力倍增,家庭作为幸福、稳定和凝聚力的堡垒,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不同的论述里也提到,家庭作为一个关键机制,不只攸关新加坡社会经济的福祉,也关系到对我国的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文化价值观传承。


然而,新加坡的家庭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长期偏低的生育率。尽管自2008年以来,鼓励生育的努力坚持不懈,例如结婚与生育配套就持续地得到加强,急剧下降的生育率在目前看来却似乎不可逆转。思维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


究竟生育率的长期低迷,与新加坡人对前景充满莫名和不成熟的恐惧是否有关联呢?我们不断强调作为一个缺乏资源的小国的脆弱性,这是否会形成新加坡未来的生存并不明朗的主观看法呢?若是如此,一个适应性反应或许就是少生育或不要孩子,不然就移民。


再加上个人主义的自我放纵,这表现在人们不愿意以超越自身利益的眼光来看待事情。对竞争近乎偏执的热衷,追求成功,高昂的物价,都可能造成为了应付这里艰难的生活,对养育理想(可解读为少)数目的孩子进行战略计算(strategic calculations)。恐惧、悲观情绪、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相结合,是否正危及全国的人口替代能力?


诚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女权通过教育而得到增强、都市化、更高的生活费,及对家庭生活的心态改变,都是出生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不过,历史也显示,低生育率通常会造成社会经济的萎靡不振,古罗马和17世纪的威尼斯就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子。


虽说结婚和生育在本质上是个人的决定,但其累积影响却有着社会后果。生儿育女往往代表着自我更新的努力和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一个社会的孩童多寡,实有着天渊之别。就此而言,倾向于短利主义(short-termism)的观念和想法是占了上风。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态是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相比工作,人们更喜欢进行休闲等非工作性质的活动。与其投资于未来,无论这是基础建设方面的开支或进行带风险,却具开拓性潜能的创新,人们反而在人口老化上有着更高的期望和提出更多的政治诉求。此外,政府也将面对削减家庭和幼儿福利的压力。


从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一个重点是引进移民,这仍将在人口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只是指数量上,也包括质量。


严峻的数据显示,如果要达到人口替代水平,新加坡每年还需要2万到2万5000个新生儿。到了2030年,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将有90万名,与2010年相比,约增加了三倍。新生儿的减少,加上寿命的延长,导致人口的急速老化,双重夹击下,进一步加重了新加坡人口命运的危机。


无可否认,在新加坡,移民反映了两种既互相对立,甚至互相冲突的焦虑感。


接纳移民势不可免


一方面,政府担心如果人口在数量和质量上填补不足,新加坡将走上经济萎靡、社会脆弱化和在地缘政治上失去重要性的道路。另一方面,一般国人对新加坡在已经有很多移民的情况下,还继续引进更多移民感到担忧和焦虑。


国内劳动力预料会从2020年开始下降,保持移民大门敞开的政策,相信不只势在必行,还会持久贯彻。在备受争议的2013年人口白皮书的辩论中,移民被指加剧了教育、房屋、工作方面的竞争,并大幅度推高了房地产价格,造成公共场所的过度拥挤,贬低了新加坡公民权的价值和稀释了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感等等。在其他引进不少移民的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绪反应。


无论如何,许多国家的经验显示,由于至少从个人的层面上而言,不是每个国民都能从中获益,要其人民接受国家的政策如接受移民,是一种挑战。外国劳工和新移民被指是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工资停滞、高产业价格、公共基础设施因大量移民的涌入而不胜负荷的罪魁祸首,也就不足为奇了。


移民仍将会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占据显著的位置。尽管推出了一系列的鼓励结婚与生育措施,新加坡的总生育率也难以达到接近人口替代的水平。因此,如何让我们的社会从移民中得益,将是政策和治理方面所须面对的挑战。


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得同其他争取移民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争夺同一人才资源。同时,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得对潜在的移民有吸引力,而又为国内民众所接受。有时,国内外民众的利益和需求会出现矛盾,甚至冲突。


新加坡的主要移民来源国如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也正面临人口日益减少的现象。此外,他们的经济正稳健增长,移居国外的推力因素也就减弱。


看似无关紧要的个人决定,和像结婚、组织家庭、移民等人生大事,对公共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可影响它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灵活度之上。


新加坡得灵巧地应对现实的人口状况,在应付挑战之余把握住随之而来的机遇。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言论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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