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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之伟:从中朝真实历史因应朝鲜核危机

2017-12-02 于之伟 狮说新语 狮说新语

最近朝鲜核危机搅动了世界的目光,如果说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桶,亚洲的火药桶则是朝鲜半岛。朝鲜仍旧坚持主体思想与先军政治,为了维持自身安全,大力发展核武器,不断引发朝核危机,为东亚的稳定平添了不少危险因素。

朝鲜发展核武,造成了东亚局势的紧张。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将局势紧张的责任归结为美国的敌对,从外交与宣传的角度而言并无不妥,但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言:“把责任推给美国,如果只是外交辞令,那还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这么想、这么做,势必犯下颠覆性的历史错误。”冷战时期朝鲜的背后无疑是苏联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影响无疑最大。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应当抓住主动权与主导权。只是而今的中国对朝政策似乎失灵,处于一种进退维谷、无从入手的窘境。在人们看来,中朝之间不是不散打不烂的血盟兄弟关系,相反的正处在一种冰冷的状态。

近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中共中联部部长宋涛访朝被高调报道,有学者认为会使中朝关系回暖。但笔者对此观点存疑,中朝的冰冷状态在短期内恐难化解。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大多数中国人甚至领导层大概仍深受长期以来宣传的影响,对中朝之间血与火凝结成的友谊深信不疑。然而,中朝之间的事实已经表明这种友谊似乎并不存在。

中朝“血盟”怎会成“怨侣”?这使人迷惑不解,中朝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笔者认为要因应朝核危机,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弄清楚中朝之间现在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去梳理与考察,也只有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历史学研究者,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研究者,才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归纳,才可以从不同的解释框架出发进行对话和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沈志华教授新著《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年至1976年)》,该书叙述了中朝之间的真实历史,通过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视角,讨论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的中朝关系,破解了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

在这本书中,作者坦言中朝在朝鲜战争期间,双方就没有结成血盟,而已是怨侣。只不过由于在冷战环境下中朝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需要,而必须对中朝友谊进行宣传。书中对于“八月事件”、中国从朝鲜撤军、中朝边界纠纷等问题,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研究。

全书的中心议题就是要讲清楚中朝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毛泽东和金日成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总结出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和金日成对中朝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与朝鲜提倡的“主体思想”,及反“事大主义”之间的博弈,反映了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不对称同盟关系中大国与小国的特殊现象,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弊病。

从来不是血盟关系

中朝之间血盟只是神话。双方关系从来不是血盟,而是起伏不定、冷暖无常。实际上,中朝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关系。毛泽东力图打造革命的“天朝”,用传统的“天朝”观念来处理对朝关系(对外关系);而金日成则始终追求朝鲜的独立自主与个人的专制统治。毛建构革命“天朝”的最终目的,则是要领导世界革命,统御寰宇。

在毛身上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悖论,传统中央王朝的理念与现代世界革命的理想集于一身,运用传统的王朝观念,去实现革命理想。在毛泽东身上传统与反传统并存,在反传统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坚持传统。在反传统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传统(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对中国影响之深,波及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革命传统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维与行动。

而朝鲜历来遵奉事大主义,依附于强国,追随势力最大者,充当小弟。金日成作为中苏共同栽培的“小树”,必然也多少会采取这种朝鲜的传统政策,依附于苏联或者中国。这体现出金日成传统的一面,但由于其终生目标就是朝鲜独立自主和个人专制统治。这就要求金日成又必须反事大主义,具有反传统的一面。

对朝鲜而言,追随苏联与依附中国是同样不可或缺,这是金日成的现实需要,故而在事大与反事大中纠葛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中颉颃。长久以来,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具有强烈的小中华意识。中朝之间联系自然紧密,在坚持这种传统的同时,由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金日成又受到苏联的栽培而自然倒向苏联,抛却传统的小中华意识而是以主体思想来替代,进而逐步树立起自主的意识形态。

毛打造革命的“天朝”是一个“大理想”,金则有自己的“小主意”。毛泽东为了实现理想而付出巨大代价,给朝鲜经济援助,甚至出让领土,就是为了拉住朝鲜,使其能够忠心追随中国。而金日成则恰恰左右逢源、两边讨好,经济上依赖外援,政治与外交上争取独立自主。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或者说中朝之间的这种张力,最终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走向。

沈志华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上通常是党国不分,这是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之间的上下级领导关系移植到国家关系上,以党代国,造成国家间不平等与不正常的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传统的宗法关系。

在笔者看来,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信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纠葛,在观念中都强调国际主义为先,并没有严格和明确的领土与主权概念,国家也只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暂时现象。只是在朝鲜多少有些特殊,在金日成眼中则是民族主义为先。

朝鲜依赖中苏保障自身安全,竭尽所能千方百计的索要各种援助,究竟是偏苏还是向中,完全取决于哪方给予更多的好处,其功利性相当明显。即便在冷战后的中朝关系中依旧如是。

不管怎么说,朝鲜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之一,在实用主义原则下灵活的处理与中国关系,但是其意识形态的斗争思维始终没有改变,反美即是其一直未变的国策,这就造成灵活下的不灵活,金日成在批评毛泽东教条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自觉地成为教条主义者。

金正恩显然多少也继承了金日成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虽然短期内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长期而言,却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困境,不但外部生存空间丧失,而且内部经济也难以发展。冷战后的朝鲜确实实现了独立自主,但是也失去了以往的安全保障,不得不求助于发展核武器而达到自卫的目的,对朝鲜而言,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故此无论国际社会如何努力,朝鲜都绝不可能弃核,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只是镜中月水中花。

而今中朝关系实际上早已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但决策者在主观上还似乎并未认知。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与朝鲜的宿敌美韩建交,在朝鲜看来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尤其当中国放弃世界革命之时,中朝之间已然分道扬镳。沈志华的这本著作,不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更为可贵的是它将对中国对朝外交决策发挥作用。

正如北京大学牛军教授所言,由于朝鲜半岛是当今最有可能使世界陷入核战争灾难的地方,各国那些自诩为当政者献计献策的人,更有必要认真阅读这本书,以便搞清楚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无知达到何种程度,以及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唐代白居易曾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沈志华的著作在朝鲜再度引发核武危机、东亚局势骤然紧张,再次考验中朝关系的时刻出版,在增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无疑对于民众了解真实的历史,国家制定外交决策帮助良多。

可以说,欲处理好朝鲜问题,了解中朝之间真实的历史是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制定对朝政策,彻底解决朝鲜问题。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应当抓住主动权与主导权。只是而今的中国对朝政策似乎失灵,处于一种进退维谷、无从入手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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