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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中国学前教育难在哪里?

2017-12-04 马亮 狮说新语 狮说新语

教育课题

中国上海携程亲子园的虐童事件,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这家由知名商旅服务公司携程委托第三方运营的托儿所,主要为其员工子女提供入托服务,但是却发生多名教师蓄意虐待儿童的事情。

为什么学前教育那么难办?为什么一家民营企业要为员工子女自办学前教育?无独有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也将学前教育列为国家发展的三大挑战之首。学前教育难在哪里?

携程是一家关心员工福祉的企业,董事长梁建章很早就通过实验探索在家办公的可行性,并为员工生育提供企业支持。携程的话务员主要为女性,在家办公、托儿所等鼓励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配套服务,可以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亲子园事件让携程承受巨大的声誉危机,人们对其不吝口诛笔伐。

尽管携程在此次事件中存在监管不力的责任,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甚至将此归咎为携程单方面的问题。在为员工谋福利方面,携程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名为“为了孩子”的托儿所却害了孩子。

值得深思的是,一家关心员工福祉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只能通过从市场上购买服务的方式,才能解决学前教育难题?学前教育分为三岁前的托儿所和三岁后的幼儿园,均不属于中国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目前幼儿园的问题基本得到了缓解,但托儿所的短缺和挑战却极为严重。

中产阶层对学前教育的安全和质量感到担忧,并普遍充满不信任。在学前教育领域,政府的缺位与畏缩不前,也令其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二孩政策推行以来,市场供求矛盾进一步激化,可以说令学前教育的学额“一位难求”。

携程为其员工兴办托儿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单位制”的复兴。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通过单位办社会的方式,解决员工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问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逐步瓦解单位制,但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俱乐部”特征,却使单位制很难退出舞台。时至今日,各类“国字号”单位仍然通过内部解决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而不是通过普惠性公共服务渠道,从侧面也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

携程事件看似是个别人员的行为不当,实则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尽管最近中国政府建立了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度,但是学前教育仍然不在其列。政府监管的缺位,也让学前教育难以有序发展。

一方面,政府为了规避风险而抬高办学门槛,使民营企业很难兴办学前教育,不得不从其他机构“借壳”办学,而此次携程亲子园即是如此。另一方面,大量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使一些学前教育不得不“打擦边球”,在灰色地带或非正规渠道运营,反而使政府监管难以到位。

学前教育本身的行业特征,也使其供给不足的问题凸显。学前教育的对象是需要特殊监护的幼童,在供需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学前教育人员的薪酬偏低,流动性大,缺乏职业发展通道,这使其很难建立职业预期和道德操守。学前教育普遍引入摄像头等各种监控手段,在安抚家长的安全心理的同时,也进一步让学前教育的供需双方彼此不信任。

吊诡的是,携程亲子园安装了摄像头并进行透明化管理,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管理却最终失效,直至家长过问才东窗事发。此次事件再一次冲击了中国社会本就脆弱的相互理解与彼此信任,使学前教育在得到普遍关注的同时,可能面临积重难返的难题。

每一次负面事件都让人们紧绷的神经再一次绷紧,而很难恢复到可以谅解互信的程度。但是,不能因为一起事件就因噎废食,甚至让学前教育蒙上阴影。

与城市相比,中国农村的学前教育问题更加令人担忧。留守儿童不得不由年迈老人看护,即便随父母流动也会遭遇上学难。罗斯高对中国留守儿童的研究,农民工的子女如果能够得到托儿服务的话,其身心发育都会大大改善。在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政府应考虑将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并为规避生育危机而发展家庭友好型政策。

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应逐步打破单位制,推动公共服务从俱乐部走向普惠,避免因为公共服务不均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此外,政府也应引入公私合作等创新机制,鼓励市场竞争并加强政府监管,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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