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思鑫：中美经贸困局症结和突破口

今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陷入反复摇摆的情况日益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8日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期间中美企业签订2535亿美元的大单。11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通知世界贸易组织（WTO），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上半年中美百日计划宣布取得早期收获后，美国却启动201和301条款等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

事实上，美国近年来一直抱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平衡”和“不公平”。不平衡主要指的是中美贸易逆差大，不公平主要是指不正当的国际竞争优势、相互开放的不对等，以及中国没有给予美资平等的国民待遇。中国承认中美的贸易逆差需要调整，但中国也认为这种贸易逆差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

中国愿意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以缩小贸易逆差，但中国也一再强调美国也应放宽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在投资方面，中国认为完全不考虑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不同，片面要求中美两国之间绝对的对等开放也是不现实的。中国强调对美国的经济和就业作出的贡献，同时抱怨在美国的不少中国投资受到不公正的国家安全审查。

造成上述困局的症结之一在于，美国对中国的稳步崛起以及“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转型，仍处在战略调整和心理适应期，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理性与连续性。201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一书，重点比较了21世纪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对比变化，并认为美国只是在经历相对衰落，仍旧在全球实力平衡中处于核心地位。

但是约瑟夫·奈可能忽略了“自我实现预言”对于美国相对衰落的放大效应。换句话说，如果当前其他国家大多认为中国是在走上坡路，而美国是在走下坡路，这些国家的中美政策便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和印证早先对中美两国实力变化的判断。

2015年中国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是一个很好的“形势比人强”的例子。截至2017年10月，亚投行的正式成员国数量已由最初的17个快速增至58个，但美国依旧不是该金融机构的成员。

第二个症结在于，中国在处理国际和国内事务方面越来越自信，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尚在形成的过程；美国自2008年以来，对国内事务也一直缺乏有效的反思和改革。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向美国、日本和欧洲开放，可称之为“向东开放”，在国内事务上中国也是“以美为师”。2008年之后，中国意识到美国这位“老师”出了问题，因而在金融开放与国企改革等国内事务上有更多的独立思考，不再盲目听从美国的建议或压力，在对外开放上则开始重视“向西开放”，直至后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当前，美国国内事务的改革受体制和意识形态影响而举步维艰。特朗普政府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不断利用国家安全问题向中国施压，并获取经济利益。但在大的地缘战略方面，美国仍缺乏清晰的思路，而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中止，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在亚太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第三个症结是，当前中美两国经济外交的基本理念有较大差异，这也是导致双方经贸关系出现一些碰撞的重要原因。中国奉行“开放、合作、共赢”的国际发展理念，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思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还是积极应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继续推动WTO发展进程，又或是承担气候变化等国际责任方面，中国都不遗余力地推动21世纪的全球化。

特朗普政府则一直宣称现有的多边国际经贸体系对美国不利，妨碍了美国的利益，在承担国际责任与推动多边经贸协定方面进行了战略收缩。美国此前着力推动的TPP被特朗普政府终止，中国积极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则有望明年达成协议。中国和美国正成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股不同力量的主要代表。

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的症结一时难以解开，但是当前却是突破的有利时机，加快达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正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中国一直希望通过中美BIT以扩大对外开放，从而推动国内改革与经济发展，但是中美BIT在准入前国民待遇、金融开放和国有企业等问题上一直达不成协议。

在特朗普总统11月访华前后，中国在外资、金融和国企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表明了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决心。考虑到投资和贸易之间有很强的相互替代效应，中美BIT的达成将不仅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而且中国的投资也有利于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就业机会的增加。这正是特朗普政府首要关注的议题。

毫无疑问，中美BIT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从近期来说，双方可考虑在过去近10年BIT谈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高级别的经济对话机制，尽快形成一个中美双边投资规则的原则性指引，同时积极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领域的投资，开展“试点合作”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未来签订BIT奠定坚实基础。

美国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努力降低意识形态对中美经贸合作的不利影响，加快改革投资领域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投资协定谈判中采取更为务实和理性的态度。

中国应积极争取美国企业界的大力支持，通过搭建完善沟通协调的各种平台，努力加强与美国地方政府、企业、智库、社区、媒体的沟通合作，充分利用各种力量促成中美BIT。

作者是丝路国家战略（厦门）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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