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香港为何仍然是个问题

郑伟彬

香港回归20年，却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制度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诉求的不同。一国两制虽然是个创举，却也需要实践予以充实。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就会出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北京与香港，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定位问题。北京始终是中央，香港始终是地方。

北京对香港的态度，从放任宽容，到全面管治，既是对这20年面对香港的心态转变，其实也反映着北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转变，有着特殊的时代特色。香港，只是因为地理特殊、身份特殊，显得格外醒目。

中国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摇摆不定，时紧时松。可以说，时至今日，北京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仍不清晰。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管治宽松的政策，已经逐渐收紧。过去对地方的放任，因为经济需要发展，需要地方进行创新、需要地方有活力。现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并且中央对地方富有的经济省份，控制力也不如以前。因此，对地方的要求从经济发展转向政治上的忠诚也就成为必然。

当然，香港毕竟特殊，有《基本法》保证其自治的权力。即使是现在，北京宣布说，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的管治权，或者监督权。但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说，无论是“全面管治权”还是“监督权”都不见于《基本法》；在白皮书发表之前，也从没有听到中央官员提及。

即使是真的要落实这样的全面管治，中央可以怎么做呢？香港民主建港联盟创党主席曾钰成认为，中央对特区的监督权是被动的、否定的，“即使属中央管理的或涉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中央大概只能阻止特区作出违反中央意愿的决定，不能强制特区作出符合中央意愿的决定。至于《基本法》规定特区自行处理的事务，更不知中央怎样可以在‘不干预’的金箍咒下实行监督。”

这大概就是香港身份特殊性所带来的好处。大陆其他各省市自治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优势，可以令中央只能消极应对。不过，这是最乐观的情况。正如香港高铁站“一地两检”所引发的争议一样，港府“自动放弃”宪政权力的方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了北京，绕过修改《基本法》而使大陆执法人员在香港部分区域有执法权。一旦这种方式变成现实，未来是否一旦北京决定介入香港事务，就都可以复制这样的方式？这是让香港人非常忧心的问题。

解决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问题，唯一的可能就是关系的法治化。香港是个问题，源于北京仍然不知道怎样治理好这样的城市。即使有如梁振英这样的特首，还是很难让香港完全听命于北京。强制固然可以一劳永逸，但在刚性下的稳定，结果只会丧失所有的活力。

这种代价，不仅是大陆省市自治区所不能承受之重，更是香港这样的国际化城市，不可承受之重。香港于北京而言，于中国而言，都是在国际上很好的代言。治理香港这样的地方，需要北京转换思路，需要北京改变传统的中央－地方相处模式。如果北京能与香港处理好这层关系，同样可以运用到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之中去。

当下，不仅是北京对香港管治会更全面，更深，对大陆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大抵也会如此。前面已经说到，政治忠诚会是未来北京对地方政府的首要要求。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习近平这一轮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管治好政党，就能控制好政府，就能控制好整个中国。

但不管是治党，还是治国，能让各方都受益，并且可持续的，只有法治。不仅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法治化，同时也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各种关系。政治权力要具备长治的能力，政党要拥有稳定的执政合法性，唯一的道路，就是让权力懂得自律，知道自己的限度。同时，不仅国家要有权力，市场、社会、公民也要有权力。让各种权力各归其位，让各种权力在各自的场域内发挥作用，这样均衡的权力体系，才是最为稳固的。

北京要管治香港，这不是个问题，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如何界定好彼此的关系。关系理清楚了，方法明确了，香港就不会是个问题。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