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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 中国金融今年能否法治维稳?

2018-01-01 杨丹旭 狮说新语 狮说新语



2017年,官方全年集中整肃金融市场,严打“大鳄”和官场“内鬼”,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透露出杀鸡儆猴的浓浓震慑意味。受访学者认为,面向2018年,中国的金融维稳更需要从体制建设着手,遏制金融乱象。

两个月前,影星赵薇和丈夫黄有龙因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罚款60万元人民币(约12万新元),并禁入资本市场五年。这条消息瞬间引爆金融圈和娱乐界,在2017年岁末之前,掀起中国金融维稳的小高潮。

2017年,官方全年集中整肃金融市场,严打“大鳄”和官场“内鬼”,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透露出杀鸡儆猴的浓浓震慑意味。

小燕子赵薇“出事”的导火线是她以信用和知名度为杠杆,在资本市场上“空手套白狼”;而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国首富王健林惨遭“滑铁卢”的根本原因还存在悬念,有分析认为原因在于他高调的海外投资已与官方意愿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年中以来,万达集团在海外疯狂并购的节奏戛然而止,王健林打包甩卖高达632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事业发展从高峰坠落谷底,首富宝座也拱手让出。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内也在上演“抓内鬼”的反腐大戏,最具轰动效应的是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落马,被视为监管人员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的典型。

受访学者认为,2017年官方高调整顿金融秩序的行动,采取的还是“盯人”与事后惩治的老方法。面向2018年,中国的金融维稳更需要从体制建设着手,遏制金融乱象。

郑永年:中国欠缺
基于法治金融市场建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批评,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整肃过于依赖政治和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完善制度去规范金融市场。

他说:“这些人到底在操作过程中有没有违规应当要查……但不应当树立典型、杀鸡给猴看或是杀猴给猴看。这些东西过度依赖政治不好,因为金融是一种市场行为,法治更重要。”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欠缺基于法治的金融市场建设。他说,中国一直奉行“先发展,再监管”,导致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无规则现象,发展起来后再进行规范困难重重,也面对更高成本,“中国还是需要一边规制,一边发展”。

维护金融稳定是近两年来最高层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重大要求。中共十九大之前,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告诫“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今后三年“攻坚战”的第一项,并表明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足见该问题受重视的程度。

当局这种谨慎并非没有原因,面向2018年,原本制度上就有待完善的中国金融市场,预料还会面对国内外双重压力。

郑永年指出,与过去几年不同的是,防范金融风险今年要更警惕的是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特别是美国的经济、金融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外部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也认同这一点。他告诉本报,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其中也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这些都要求中国开放市场,“防范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将是防范金融风险中逃不掉的一环”。

美国政府去年采取加息、缩表、减税等措施,有可能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竞争性减税等应对措施,影响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让中国处于被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教授陈波受访时直言,美国货币和财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中国无法完全执行一个独立的、主要针对本国经济的货币政策,因此也很有可能拖慢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

国内债务风险仍挥之不去

从国内因素来看,债务风险依旧挥之不去。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特别强调债务问题,但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副教授钱军辉认为,减杠杆继续是今年防范金融风险工作的一大内容。

他指出,如果中国宏观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债务的还本付息将更困难,让杠杆过高带来的金融风险更严峻。目前中国债务风险集中在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而债务所对应的资产质量在边际上下降。

钱军辉说:“防范金融风险不应该局限在金融领域,还应该在金融领域之外做工作,包括国企改革、地方政府预算和投融资制度改革等。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需要政府下大决心,并且找对方向。”

不过,受访学者也相信,中国的债务风险依然可控。郑永年分析,中国的贷款主要是国企债务和地方债务,集中在国内,而且贷款多数用来基础设施投资,像1997年的泰国和2008年的美国那样,爆发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将进入“严周期”

面向2018年,中国创新业态带来的新风险也不容忽视。互联网经济是中国经济最具生机的领域之一,但现实也是,网络借贷、互联网众筹、网络支付等新金融业态在蓬勃发展和野蛮生长之间只有一线之差。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相对于传统风险,中国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上的经验更缺乏。“中国现在是做得最快的,出风险的事情也很多……应对这方面风险的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制度建设、人才培养,还是技术要求,都还在起步阶段。”

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已开始整治网络现金贷等新兴业态。在业界看来,中国对互联网金融的宽容期已经结束,监管将进入“严周期”。

本月初,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称,“搞金融的都要持牌经营”。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解读,过去的机构监管正过渡到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凡是从事金融活动都要受到监管,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他相信,加强互联网金融的规管是大势所趋,对过度自由化的矫正和对市场环境的规范,有利于市场长期发展。

学者:需吸纳与信任有实际经验金融专才

受访学者指出,由于领导层在选人用人方面,更倾向让政治忠诚凌驾于专业主义之上,造成中国难以构建有效的金融领域管理和决策团队,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新局势。

从过去几年先后发生的钱荒、股灾、汇灾等事件看,中国“一行三会”体系尚未适应复杂的金融监管需求和更高难度的调控需要,凸显金融监管能力滞后于业界发展。

造成这个局面的关键原因之一,是金融专才匮乏,尤其是缺少有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的决策者。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教授陈波以美国为例说,美国的金融经济高管,很多都有在华尔街工作的经验,“懂得如何钻空子,也懂得如何防堵空子”。

相比之下,中国的专家型金融、经济官员为数不多,在业界有实践经验的更是少之又少。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观察,中国的金融决策者多数由体制内培养出来,依靠教科书做监管,并没有实际的操盘经验。

在防控金融风险任务日益艰巨之际,中国加快建设金融监管能力的紧迫性更为突出。郑永年强调:“金融不像其他东西,专业性特别高。意识形态没用,政治口号也没用,金融是实打实的东西。”他呼吁,官方吸纳更多有实践经验的金融专才,建设有效的领导和决策团队。

要吸纳这类专才进入金融监管团队,除了金融官员的薪酬回报有待提升以外,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型金融决策官员还需要获得中共高层的足够信任,才能在金融监管上有所作为。

郑永年建言,中国其实不缺在华尔街打拼或曾在国际金融组织从业的金融专才,当金融稳定提高到重要的国家议程后,更应该突破体制障碍,善加使用这批人才,“忠诚于国家很重要,但如果过度强调政治忠诚,忽视掉专业主义,也会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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