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 中国金融今年能否法治维稳？
2017年，官方全年集中整肃金融市场，严打“大鳄”和官场“内鬼”，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透露出杀鸡儆猴的浓浓震慑意味。受访学者认为，面向2018年，中国的金融维稳更需要从体制建设着手，遏制金融乱象。
两个月前，影星赵薇和丈夫黄有龙因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罚款60万元人民币（约12万新元），并禁入资本市场五年。这条消息瞬间引爆金融圈和娱乐界，在2017年岁末之前，掀起中国金融维稳的小高潮。
2017年，官方全年集中整肃金融市场，严打“大鳄”和官场“内鬼”，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透露出杀鸡儆猴的浓浓震慑意味。
小燕子赵薇“出事”的导火线是她以信用和知名度为杠杆，在资本市场上“空手套白狼”；而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国首富王健林惨遭“滑铁卢”的根本原因还存在悬念，有分析认为原因在于他高调的海外投资已与官方意愿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年中以来，万达集团在海外疯狂并购的节奏戛然而止，王健林打包甩卖高达632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事业发展从高峰坠落谷底，首富宝座也拱手让出。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内也在上演“抓内鬼”的反腐大戏，最具轰动效应的是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落马，被视为监管人员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的典型。
受访学者认为，2017年官方高调整顿金融秩序的行动，采取的还是“盯人”与事后惩治的老方法。面向2018年，中国的金融维稳更需要从体制建设着手，遏制金融乱象。
郑永年：中国欠缺
基于法治金融市场建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批评，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整肃过于依赖政治和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完善制度去规范金融市场。
他说：“这些人到底在操作过程中有没有违规应当要查……但不应当树立典型、杀鸡给猴看或是杀猴给猴看。这些东西过度依赖政治不好，因为金融是一种市场行为，法治更重要。”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欠缺基于法治的金融市场建设。他说，中国一直奉行“先发展，再监管”，导致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无规则现象，发展起来后再进行规范困难重重，也面对更高成本，“中国还是需要一边规制，一边发展”。
维护金融稳定是近两年来最高层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重大要求。中共十九大之前，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告诫“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今后三年“攻坚战”的第一项，并表明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足见该问题受重视的程度。
当局这种谨慎并非没有原因，面向2018年，原本制度上就有待完善的中国金融市场，预料还会面对国内外双重压力。
郑永年指出，与过去几年不同的是，防范金融风险今年要更警惕的是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特别是美国的经济、金融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外部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也认同这一点。他告诉本报，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其中也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这些都要求中国开放市场，“防范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将是防范金融风险中逃不掉的一环”。
美国政府去年采取加息、缩表、减税等措施，有可能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竞争性减税等应对措施，影响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让中国处于被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教授陈波受访时直言，美国货币和财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中国无法完全执行一个独立的、主要针对本国经济的货币政策，因此也很有可能拖慢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
国内债务风险仍挥之不去
从国内因素来看，债务风险依旧挥之不去。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特别强调债务问题，但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副教授钱军辉认为，减杠杆继续是今年防范金融风险工作的一大内容。
他指出，如果中国宏观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债务的还本付息将更困难，让杠杆过高带来的金融风险更严峻。目前中国债务风险集中在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而债务所对应的资产质量在边际上下降。
钱军辉说：“防范金融风险不应该局限在金融领域，还应该在金融领域之外做工作，包括国企改革、地方政府预算和投融资制度改革等。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需要政府下大决心，并且找对方向。”
不过，受访学者也相信，中国的债务风险依然可控。郑永年分析，中国的贷款主要是国企债务和地方债务，集中在国内，而且贷款多数用来基础设施投资，像1997年的泰国和2008年的美国那样，爆发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将进入“严周期”
面向2018年，中国创新业态带来的新风险也不容忽视。互联网经济是中国经济最具生机的领域之一，但现实也是，网络借贷、互联网众筹、网络支付等新金融业态在蓬勃发展和野蛮生长之间只有一线之差。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相对于传统风险，中国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上的经验更缺乏。“中国现在是做得最快的，出风险的事情也很多……应对这方面风险的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制度建设、人才培养，还是技术要求，都还在起步阶段。”
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已开始整治网络现金贷等新兴业态。在业界看来，中国对互联网金融的宽容期已经结束，监管将进入“严周期”。
本月初，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称，“搞金融的都要持牌经营”。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解读，过去的机构监管正过渡到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凡是从事金融活动都要受到监管，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他相信，加强互联网金融的规管是大势所趋，对过度自由化的矫正和对市场环境的规范，有利于市场长期发展。
学者：需吸纳与信任有实际经验金融专才
受访学者指出，由于领导层在选人用人方面，更倾向让政治忠诚凌驾于专业主义之上，造成中国难以构建有效的金融领域管理和决策团队，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新局势。
从过去几年先后发生的钱荒、股灾、汇灾等事件看，中国“一行三会”体系尚未适应复杂的金融监管需求和更高难度的调控需要，凸显金融监管能力滞后于业界发展。
造成这个局面的关键原因之一，是金融专才匮乏，尤其是缺少有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的决策者。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教授陈波以美国为例说，美国的金融经济高管，很多都有在华尔街工作的经验，“懂得如何钻空子，也懂得如何防堵空子”。
相比之下，中国的专家型金融、经济官员为数不多，在业界有实践经验的更是少之又少。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观察，中国的金融决策者多数由体制内培养出来，依靠教科书做监管，并没有实际的操盘经验。
在防控金融风险任务日益艰巨之际，中国加快建设金融监管能力的紧迫性更为突出。郑永年强调：“金融不像其他东西，专业性特别高。意识形态没用，政治口号也没用，金融是实打实的东西。”他呼吁，官方吸纳更多有实践经验的金融专才，建设有效的领导和决策团队。
要吸纳这类专才进入金融监管团队，除了金融官员的薪酬回报有待提升以外，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型金融决策官员还需要获得中共高层的足够信任，才能在金融监管上有所作为。
郑永年建言，中国其实不缺在华尔街打拼或曾在国际金融组织从业的金融专才，当金融稳定提高到重要的国家议程后，更应该突破体制障碍，善加使用这批人才，“忠诚于国家很重要，但如果过度强调政治忠诚，忽视掉专业主义，也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