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稿：“心中最软那一块” 让蔡英文伤很大
台湾蔡英文政府这一年来两度修改《劳动基准法》，最后向资方妥协，劳工的劳动条件倒退30年，蔡政府的民调也跌至谷底。在野党看准时机，准备提出《最低工资法》，再度挑战声称“劳工是心中最软的那一块”的蔡政府。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在卸任前公开点出，这20多年来资方不愿把经济成长的果实合理地分配给劳工的残酷现实，这对承诺今年要改善青年低薪问题的蔡政府也是严苛的考验。
台湾蔡英文政府本月初凭借立法院多数席次强行通过《劳动基准法》（简称劳基法）修正案，但一年两度修法，搞到昔日的劳工团体盟友与之彻底决裂，年轻族群也深感受背叛，蔡英文政府元气大伤，民调跌至谷底。
去年12月23日，台湾多个劳工团体在台北举行“1223反对劳基法修恶大游行”。图为参与游行的民众高举写有“累”字的纸板，聚集在忠孝西路与中山北路的十字路口，向位于此处的行政院表达抗议，要求撤回修法，他们的普遍诉求是：不要加班，要加薪。（中新社）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在野的时代力量和国民党各自提出《最低工资法》（简称工资法）草案，时代力量并着手推动于年底地方选举合并工资法公投。执政的民进党人坦言，工资法有巨大杀伤力，而且比劳基法更可怕。
此前，上届马英九政府失去人心的主因之一是贫富悬殊，低薪青年颇有被剥夺之感。贫富悬殊其实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共同的现象，也是各地政府都面对的问题。当年在野的蔡英文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在太阳花学运后取得政权。
蔡政府2016年上台便着手修改劳基法，不料资方反弹与劳工愤怒超乎预期，使得原拟于2017年底提出的工资法草案紧急喊停，以免“战场”扩大，无法收拾。
第一次修改劳基法提出“一例一休”是为了缩短工时，提高加班费，确实也取得部分成效，但过于僵化的工时同时造成物价上涨、民众生活不便，尤其那些靠长时间加班的低薪族收入减少。中小企业也反映劳动力不足，不敢接单，于是行政院长赖清德以“中南部劳工希望加班增加收入”为由，强力主导第二次修法，结果走上回头路，为资方大开方便之门。
学者：真正的问题是低薪
“劳工要的不是加班，真正的问题是低薪。”文化大学法学院教授邱骏彦向《联合早报》指出，“政府的观念就是要帮企业解决问题，完全给予企业弹性，希望企业帮劳工加薪，但没有人能从企业的口袋里拿出钱来”。
邱骏彦表示，上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后，企业几乎每年都给劳工加薪。法律虽规定雇主须为劳工提拨一定比率的退休金放在中央信托局，但员工若未任职满15年就无法请领，且稽查责任在各县市政府。民选的县市长为顾及选票，往往一年一查，对未遵守规定的雇主仅处以6万元（新台币，下同，2700新元）罚金，真正落实的企业只有9%。
“劳基法真正的问题不在一例一休，而是规定政府必须落实劳动检查，这样一来，许多企业不守法的情形就会摊在阳光下。”他点出问题关键。
2005年《劳工退休金条例》实施，企业每月须为劳工提拨6%的劳退金到劳保局，因劳保局资料完整，雇主提拨率高达90%以上，不少雇主觉得这6%形同为员工加薪，自2008年金融海啸后，经济情势恶化；2010年后劳健保费用又逐步提高，非薪资部分的劳动成本负担加重，压缩企业调薪空间。
马政府或蔡政府都曾试图通过为军公教加薪，希望带动企业为员工加薪，但除了高科技或有显著盈利的企业愿主动加薪、发奖金外，多数企业不是加薪有限，就是置之不理，因此这10多年来物价翻了几番，但薪水却倒退16年。
马政府2015年通过“加薪四法”中的《公司法》修正案（另外三法是《工厂法》《劳动基准法》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规定上市公司应提拨定额或一定比率的年度盈余作为员工酬劳，随即引发七大工商团体怒轰“加薪四法”侵害股东与董事会权限，还批评政府当时修订的周休二日方案，未考虑企业急单生产需求，形同逼企业出走。
蔡政府两度修改劳基法，要为企业解决五缺（缺水、缺电、缺地、缺才和缺工）问题，期望企业将最低薪资由今年的2.2万元提高至3万元，但企业认为“薪资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甚至要求五年内冻结基本工资。最后，修法结果竟让劳动条件倒退30多年，回到1984年订定劳基法之初。
在野党拟推动工资法和否决劳基法公投
在野党看准这个可乘之机，准备在年底推动工资法和否决劳基法的公投。
时代力量主张，这10多年来的低薪使青年和基层劳工辛勤工作仍无法满足最低生活需求，参酌劳团意见提出工资法草案，从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中位数的60% x (1+1.2)（劳工本人＋就业扶养比），算出每位劳工维持基本生活约需2.6万到2.7万元。
有鉴于马英九政府时期的劳委会（劳动部前身）主委王如玄希望将基本工资从1万8780元微调到1万9047元，被讽刺为每天调高一个茶叶蛋的微薄薪资，但也被行政院否决而请辞，时代力量的草案要求劳动部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审议过程要公开透明，若遭行政院否定则送立法院审查。
国民党的工资法草案和时代力量大同小异，差别在于国民党要求列出最低工资的“楼地板”（意即最低标准）以及本劳和外劳薪资脱勾。
劳动部称，工资法已接近完成法制阶段，预料今年提出。唯劳基法修法过程伤痕累累，加上选举来临，不排除会有变数。
身为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向本报表示，该会由七名资方代表、七名劳方代表、三名政府代表和四名专家学者组成，虽无固定公式计算，但成员的默契是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标准，以及经济成长率来决定薪资调整。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政府若想调薪，可通过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介入。（庄慧良摄）
“事实上，政府若想调薪，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介入，像这两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但最低工资都调了5%，若另设专法的话，光是要不要设楼地板、本劳和外劳薪资是否脱勾，就会吵得没完没了。”
他认为，由劳基法授权成立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就可达成加薪目的，只要每年调1000元，人民就有感觉了，蔡政府何必执着于立法的政见，治丝益棼。蔡政府缺乏定见，修法过程有如父子骑驴，结果重挫声望，因“一例一休”而上涨的物价也调不回来，全民皆输。
若想改善低薪，除了政府主动调高最低工资外，更重要的仍须改善经济环境，通过产业转型，提高企业获利能力，提振投资与教育改革，提高劳动生产力，方为根本之道。
经济成果未合理分配给劳工
蔡英文2016年的总统就职演说曾经承诺要帮年轻人加薪，去年底与媒体年终茶叙再次强调，她已指示行政团队今年提出五大策略改善青年低薪问题。
新年伊始，行政院长赖清德便召集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部等相关部会研商对策，包括鼓励员工筹组工会、逐年调高基本工资、给予企业补贴诱因及奖励方案等，最快将于农历新年前公布解决方案。
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在去年底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说，台湾低薪的原因是劳动需求与劳动力没有增长，劳动需求不高与企业投资不振有关；劳动生产力没有提升则与少子化和人口老化有关。
劳资议价能力不对等
他还公开指出一个残酷现实——这二三十年来虽然企业获利增加，但劳工薪资并未获得应有的提升，即雇主不愿把经济成长的果实合理地分配给劳工。因此，他坚决主张政府应介入薪资分配，“自由人力市场常见‘市场失灵’，劳方的议价能力与资方不对等，政府应有所作为”。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台湾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1%分配给受雇人员，营业盈余29.8%；到了2016年，受雇人员分配到的报酬下降至43.8%，营业盈余上升至35%。
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1990年，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1%分配给受雇人员，营业盈余29.8％；但2016年，受雇人员分配到的报酬下降至43.8%,企业盈余上升到35%。
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梁国源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问题在于没有健全的薪资报酬委员会，只要薪资报酬委员会去查核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就可解决这个问题了。政府的监管机关应督促每个上市公司设立公正的薪资报酬委员会，推广到公开发行的公司，这个气氛就会扩散开来，（政府）光是道德呼吁没有效果，（设立委员会）即使（主张市场机制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也不会反对。”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告诉本报，当初法律规定每个上市公司设薪资报酬委员会是为了打“肥猫”（坐领高薪的高层主管），表面上要求有劳方代表和外面的委员，但形同虚设，薪资报酬委员会的成员和独立董事都是由董事长找来的亲资方人士，“所以只要内部参与分配公平、加强劳工董事即可达到加薪的目的”。
产业结构还未完成升级
不过，台湾的产业结构迟迟未完成升级，难以摆脱“低工资、长工时”的模式。企业动辄以出走为要胁，无论是蔡政府或前任的马政府最后都只好与资方妥协，过去劳委会曾建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公司设置劳方代表和外部公正人士的委员，但金管会并未同意。
拥有公权力的政府都偏向资方，更何况台湾97％的公司是中小企业，在144万家的中小企业中只有7%有工会，有劳资协商会议的不到5%。蔡政府将劳基法加班“弹性”交给力量薄弱的工会与强势的雇主协商，结果显而易见。
辛炳隆说，他曾经审查60本中学教科书，里面很少谈及平衡的劳资关系，其中59本强调劳方的“职场伦理”，甚至强调“切忌跟老板撕破脸”，也就是教导学生日后要做顺从的劳工。如果缺乏平衡的劳资关系观念，即使自己当了老板，也不太可能善待劳工。
“而且，台湾民众遇到卧轨抗争的劳工，往往只为了自己的交通方便而责备劳方，即使苛刻员工的企业也不会受到民众抵制，所以台湾这片土壤长不出工会，这不利劳资谈判。”
学者：劳基法修正案是假议题
这一年多来造成台湾社会纷扰不安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追本溯源是2000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执政，有意删除蒋介石诞辰纪念日、台湾光复节等公定假日，便以公务员从周休一天半改成周休二日为由，删除七个“政治不正确”的节日，但当时对劳工尚不适用。
2008年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上台后，希望将两周工时84小时缩减为每周40小时，遂答应工商团体去除劳工的七个“政治不正确”节日。
但劳工团体认为劳工尚未周休二日，凭什么去除这七天假？当时在野的民进党也站在劳工这边，反对去除七天假，该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承诺，绝对会给劳工实质的周休二日。
蔡英文2016年执政时有意修改《劳动基准法》，在朝野讨价还价的冲突中，去除劳工七天假，却只改成“一例一休”，工商团体埋怨失去弹性，劳工团体不满未兑现实质周休二日政治承诺，还造成物价上涨，民众生活不便，是为三输。
行政院长赖清德去年9月上任，修改劳基法成了当务之急。但这次修法内容不仅松绑企业能让劳工做七天休一天，即两周可连上12天；且轮班间隔从11小时回到8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从46小时放宽至54小时，三个月合计上限仍为138小时，又增列第32条之一，容许休假日的加班时数以一比一的方式折抵补休，极可能使劳工在旺季时过劳加班，不仅拿不到加班费，又被迫在淡季时同意补休，与行政院当初宣称要让劳工加班赚钱的原意相违。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向《联合早报》指出，劳基法从头到尾都是假议题。他说，劳动部去年7月的调查显示，75％的劳工已实质周休二日，民进党政府因为政治意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针对《劳基法》，工商团体称，不满意但尚可接受，劳工团体提言将在年底用选票制裁“资进党”，蔡英文则为一年两次修法造成社会不安向民众致歉。
劳基法修正案最具争议改变
■ （旧制）每七天有一天例假 （俗称“七休一”）
（新制） 废除七休一，可连续上班12天
■ （旧制）每月加班上限46小时
（新制）加班上限提高至54小时，三个月加班时数上限虽为138小时，但雇主可命劳工连续四个月加班54小时
■ （旧制）轮班间隔时间11小时
（新制）轮班间隔时间缩减成八小时
■ （旧制）加班领加班费
（新制）可换补休，政府将劳基法加班 “弹性”交给劳资协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