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方言漫议

李如龙

（厦门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提要  方言和任何语言一样，始终贯穿着变异。本文探讨三个问题：一、“方言的濒危”指的是什么？有些现象与方言的濒危相关或相似，却并非“濒危”。二、濒危方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造成方言濒危的原因有哪些？三、面对濒危的方言，哪些工作应该做，哪些工作不宜提倡？从五个角度来讨论上述问题，并对妥善处理推广普通话和保存方言的关系，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  濒危方言 变异  萎缩  前景  对策

本文探讨三个问题：一、“方言的濒危”指的是什么？有些现象与方言的濒危相关或相似，却并非“濒危”。二、濒危方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造成方言濒危的原因有哪些？三、面对濒危的方言，哪些工作应该做，哪些工作不宜提倡？以下分成五个题目来讨论。

一、方言的变异

方言和任何语言一样，始终贯穿着变异。蒙昧时代的语言变异，我们很难了解了，进入文明时代后，有了文字记载之后，方言的产生就是始于变异。《荀子》所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荣辱篇）这就说明了方言是因地域不同、积习互异而形成的；有的方言因势力大并且借助书面语的作用成为通语（雅言）。有了通语之后，由于人口的增殖和迁徙，接受通语的影响度不同，早期的方言变异以分化趋势为主；通语普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整合之后，不同地域的方言逐渐走向整化，接受通语的影响，不断增加共同性、放弃独特性。除了“自变”之外，方言在历史上还有各种语言接触，和外族语言、周边方言相互影响（同化），造成了“他变”。他变有时是强化的变异，甚至产生方言的“质变”，从甲方言变为乙方言，或因融合而形成混合语。这是方言发展过程中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变异。

各种变异都会造成语言系统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有语音系统（包括音值、音类、联合音变等）的调整，也有词汇系统的增减存废，语法系统（词缀、虚词、句型等）的变化。诚然，在不同的时期分化和整化的作用力不同，不同的方言之间变化的幅度就有大有小；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演变的规模也是不平衡的。变化的大小和深浅往往和社会生活的状况紧密相关。一般说来,和平稳定时期方言的变异小，动乱分裂时期方言的变异大，社会转型时期方言的变异和更替也会更为频繁。

从类型上说，方言的变异有自变和他变两大类。自变是如何整合不同源流而形成，系统有过那些调整，特点和成分有的扬弃、更替了、有的生成、创新了；他变是在语言接触中受到通语、其他方言或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从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多了有时也发生质变：从甲方言变成乙方言或者成了混合语。

从性质上说，不论是自变或他变，变化大小、深浅，融合成混合语或转化为另类方言，其系统依然存在，作为社会交际和思维活动的功能也并未消亡。有的学者说，赣语和“新湘语”因为受到现代通语的强大影响已经丢失了许多方言特点、和普通话相差无几了，他们的湘赣方言的性质依然存在；许多南方方言在北方的方言岛（如陕西东南部的客家方言岛）和官话在南方的方言岛，虽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总是还没有完全被同化，当地人依然称之为“客伙话”、“军话”便是明证。

可见，变异是方言自身的性能，是方言系统的新陈代谢。正是这种恒常存在的新陈代谢体现了方言的生命力，维持了方言在各个时期的社会作用。总之，方言的变异是方言正常存活的常态。

方言的变异既然是新陈代谢，必然有些方言特征会发生萎缩，甚至于消亡，被新的特征所替代，这种变异中局部特征的萎缩和消亡不能认为是方言的“濒危”。说“方言特征的濒危”也是不合适的，是用局部代替整体的偷换概念。

二、方言的萎缩

    考察任何语言现象都可以从系统和功能两个方面入手。系统是语言本体的结构，功能是语言的社会效用。语言的功能主要是两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功能和个人精神活动中的思维功能。

方言的变异也有系统的变异和功能的变异。如果说，语言的变异指的是系统的变化和发展的话，语言的萎缩则有两种：系统的萎缩和功能的萎缩。

方言的系统总是由民族语言的共性和特定方言的个性这两方面的特质组成的。方言系统的萎缩通常表现为方言独特成分的逐渐放弃，并为通语的成分所代替。

近代社会以来，城市形成和发展，商品流通和交通的发达，增进了不同方言人群的沟通和交往。古代社会的通语主要是文士们所写的书面语，运行于政府文告、社会文书、教材词书、史料记载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近代社会的通语则是在平民大众的交往中形成的，在市井妇孺中广为通行。近代社会以来，通语的定型、发展和普及与方言系统的萎缩是世界各国普遍发生的现象，只是进度不同而已。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发展的趋势只会加速而不可能减退。

系统的萎缩会造成方言的量变，量变不断积累还可能造成方言的质变，从甲方言变为参杂许多通语的成分或变为另一种方言。例如赣方言向西扩展到湘东长廊后，和本土的赣语有了不少差异，闽南话传入雷州、琼州也别具一格、成为另一种闽语，这是不同程度的量变；闽西北的方言数百年间由闽语蜕变为赣语（如邵武），浦城县北则由闽北方言蜕变为吴语，这是方言的质变。不论是量变和质变，方言的萎缩并不会造成方言的濒危和消亡，因为这样的方言，其结构系统并没有崩溃，其社会功能也没有消减。

方言的功能在语言整化的进程中也会发生萎缩。这种萎缩表现为方言使用领域的缩减。从交际领域说，在方言和通语并行并用的情况下，方言从社会交际退缩到族群或家庭交际的领域，通语则普及于社会交际并逐渐进入家族内部的交际。从语用领域说，由于书面通语的普及，方言先是退出书面的阅读，在通语向口语交际普及之后又逐渐退出口语的使用。现今的一些东南方言区的不少青少年已经不大会用方言阅读古今书面语了，在口头使用方言交际时也不时插入通语的说法（包括语音、词汇和句型）。从语言使用者的领域说，方言的交际总是从全社会的交际逐渐退出少年儿童的交际生活，而后退出中青年的日常言谈。接触面不广、生活内容单调的老年人的交际生活成了方言存活的最后领域。

语言的功能是语言的生命力之所在。许多古代语言不再被使用了，系统依然存在，便成了历史语言现象。现代方言的交际功能的不断萎缩则会造成方言的濒危。汉语方言中一些边远山区的小方言，只有少数老年人能说，大多数人只留下依稀的、不完整的记忆，不论是交际语言还是思维语言，都被通语或强势方言所替换。这种方言便是濒危方言。

可见，系统的萎缩也就是系统的变异，这和方言功能的萎缩也不应该混为一谈，只有功能的严重萎缩才会造成方言的濒危。

三、方言的濒危

如上所述，方言系统的萎缩，就是方言特征的磨损、方言纯正度的衰减。磨损和衰减有轻有重，其终极结果是方言的质变或融合。方言使用度的萎缩，其表现是使用的人口减少、使用的场合缩小和使用的频度降低。后一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方言的濒危，濒危方言再向前走就可能会衰亡。

近代社会以来，方言的萎缩是大势，是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的。系统的萎缩和功能的萎缩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也许可以把萎缩的过程分为三等：轻度的、中度的和深度的。不应该把一切功能的萎缩都视为濒危，只有深度的、严重的萎缩才称为濒危比较合适。

使用人口减少，有时是因为方言区人口的外流，到区外谋生、定居，方言区本土人口大幅度减少，这是一些分布地域不广的方言岛经常出现的现象。更常见的则是青少年中的方言流失。由于通语的普及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也由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读书识字的少年儿童，一代比一代更熟悉通语，于是把方言淡忘了。

不少方言即使在原乡本土，方言的使用也逐渐老龄化。当大多数青壮年都惯用通语交际和思考问题时，他们和少年儿童也不愿多说方言，这些青壮年由于生活内容和语言生活的更新，和祖辈老年人的方言交际也越来越少。到了中青年不说，少年儿童不懂，方言只在老年人之间通行，也就是濒危的开始了。

方言适用场合的缩小常见的过程是：由于多数方言缺乏书面语形式，方言首先退出的是书面语的读写。现代的书面语都是使用的通语，启蒙教育只能使用通语，在东南方言区尤其是文白异读多的方言区，许多中小学生都不能用方言读书了。和现代书面语相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语言交际，由于行业繁多、变化迅速，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所用的通语在方言中有不少是难以称说的。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土改、抗美援朝、扫盲、夜校”以及“三反、五反、大跃进、公社化、八字宪法、文攻武斗”等说法“一声雷天下响”，在各方言都能普遍通行；现代的“套汇、控股、物流、法盲、按揭、炒楼花、太空人、洗钱”，乃至“草根、山寨、WTO、GDP”等等就令人目不暇接，就在官话区也很难迅速普及，用东南方言去“对译”就更难了。即使在使用方言交际时常常也用普通话夹用其中。于是方言即使还没有停用，也只能退缩到日常生活的交际和地方习俗、乡土旧事的叙述和指称了。如果连方言谚语、数数、背乘法表、传统医药术语和种种方言称谓也逐渐淡忘或被更替了，方言使用领域就只有残存的一角了。

方言使用频度的降低也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书面语对口语的挤压，一是通语对方言的排斥。方言是与口语共生共存的，书面语挤压了口语的空间，必然会加速方言的萎缩。语言的使用也是用进废退的。对每个人来说，习惯于通语、淡忘了方言，从能说会听到能听不会说，进一步便是偶尔还按旧时的记忆说说。从少数人淡忘、不说到多数人都不使用了，方言也便走向了濒危。

根据世纪交替时的语言国情调查，全国普通话普及率目前还只有53%，这些人当中必定也有不少是兼通汉语方言的。可见方言还存活在半数以上的人口之中。

一定要分清方言的萎缩和濒危，在萎缩到濒危的漫长过程中，应该进行普遍、深入的社会调查。方言使用度怕是很难用具体数量比例来划定的，多少人还会说、还在说、还能听、说几成，也难以统计。重要的是了解从萎缩到濒危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盲目乐观、认为方言都还在活跃之中，或者惊慌失措、以为许多方言行将消亡，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方言的濒危，在目前和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是发生在个别的地点方言，至于各大方言区，由于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分布地域，虽然都在发生变异和萎缩，并不容易发生普遍的濒危。许多方言岛和边界方言可能已经处于濒危状况，在方言的中心区，还保存得比较完好。闽语在江浙、粤桂的方言岛已经出现了濒危状态，但在闽语本土依然是坚挺的。因此，考察濒危方言，必须把小方言点和大方言区区别开来。

四、方言的前景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个年头。汇入世界潮流之后，社会生活全面地发生急剧的变化。以往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交通事业高速发展，商品流通不可遏制；教育大普及、文化时尚化，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外语教育的发展，多语现象越来越普遍。在社会发展节奏加快、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通语、强势方言和外语形成对中小方言的挤压已成定局，并且只会不断加强。语言是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社会文化动态发展的载体，社会生活一体化的潮流进一步加强了语言的集中，这种新时代主流，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也是推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旧时代形成的方言对于这种现状显然是难以适应的。除了社会生活需要共同语之外，方言缺乏书面形式，无法与通语的书面语抗衡，也难以接纳与时俱增的各行各业的新词语；由于汉语方言与通语不但语音差别大，基本词汇和一些句型也有许多不同，方言和通语远非一音之转可以并行并用的。如今连古今汉语所锻造出来的高雅文学艺术都在受到时尚文化的严重挑战，各地方言所表现的戏曲、曲艺、山歌等文艺形式就更难逃脱式微的颓势了。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的，时代的变迁有主流有支流，有时也有回流。世界一体化的主流之外，正在兴起多样化的呼声。在方言普遍发生萎缩的同时，曾经活跃一时，而且展示过无限风采的方言至今还在一些人当中留下美妙的回忆，于是保护方言、振兴方言乃至保卫方言的种种舆论也应运而生。正像吃腻了大鱼大肉后又想回头尝尝野菜，饱受了摇滚乐和扭摆舞的轰击之后，又想从古典的幽雅和山野的原生态艺术中寻求休憩。丰富多彩的方音和方言词语不时还唤醒了人们的乐趣。近些年来，在世界一体化、现代化的热潮之外，关于多元文化的呼唤可谓此起彼伏，联合国的有关组织也已经颁发了有关文件，为之推波助澜。应该说，凡是人类文明史上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哪怕有的因为时过境迁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也都还具备着各自的历史和现实的价值。语言不但是社会的交际工具、市场交易的凭借，也是认知新旧世界的向导，还是艺术欣赏乃至休闲消遣的内容。方言不但可以在家人和同乡之间沟通乡情亲情，可以传授农时节气的知识，还保存着许多有益的道德训诫，可以提供特殊的艺术欣赏。

如果说，方言的萎缩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也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补充，这样的语言世界岂非更加完美吗？

五、合理的对策

面对着方言的萎缩和濒危的现状及其演变的前景，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首先，要认真及时地进行现实方言流变的深入调查，尤其要对于各种方言萎缩、衰减和流失的现象进行社会调查，考察不同方言在应用中（社会、家庭中的交际，个人思维、书面阅读，能说多少、能听多少等）的不同情况，从不同差等的统计中划分界限，看那些方言已经进入濒危状态，并分析萎缩的种种表现和濒危的不同类型。那些使用人口少的小方言和方言岛及边界方言，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没有具体的数据，只是凭想像的强调“濒危”，难免缺乏说服力。有了若干典型的调查才能对方言萎缩的类型、进程以及濒危的界线和标志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定性。

关于方言使用的现状以及对这种现状的态度和评价，应该进行另一种社会调查：语言（包括通语、外语、方言）使用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心理的调查。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普通话的普及和方言的萎缩必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不同的意见都要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这方面的调查对于制定语言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对于能熟练地听说的人口已经很少的方言，应该组织人力、投放经费，及时进行实地调查、记音，整理音系、建立音档，制作成书面文本，尽量完整地把能记录到的词汇和语料留存下来。这种调查的重点在于词汇和各种长短语料。只用已有的常用词表和语法例句去调查是远远不够的。词汇的调查可以按义类逐类地问。语料的调查除了成句的谚语、俗语之外，可以按话题、语境记录各种歌谣、传说、故事、情景、对话分项进行，对各种民俗活动，最好有专项的记录。调查方法可以学习人类学调查访问，先录下音档，再转换成文本。只有少数老年人知道的方言词，有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例如用过旧式织布机的老妇才知道其中各种零件的名称和操作过程的术语；还在组织婚丧、祭祀、佛事活动的老者就能说出各种用具和仪式的名称。这都需要专题采访。不善于寻找合适的调查对象（有时必须是三教九流），没有谦和的态度、足够的耐心和充裕的时间，调查都可能劳而无功，所得甚少，不能达到抢救、存史的目的。

方言是历史语言演变的产物，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无论萎缩程度如何，把它现存的材料记录下来，都会有重大的价值。应该通过这种抢救性调查，改变以往方言调查的定式和粗疏，发掘更多的材料，为语言史和文化史研究做出新贡献。

第三，探索和制定合理的保护方言的措施和政策。这些年来，关于保持语言多样性、给出方言存活的空间的思想，已被多数群众和学者所认同，但是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如何掌握适当的度，不同的论者还存在一些分歧。理论方向上如何理解，有必要开展讨论，政策措施如何掌握，也需要一番试验和总结。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几项。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要有切实而全面的理解，对五六十年代强调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要有正确的评价。在当时方言分歧严重、语言规范不足的情况下，强调推普是适应社会需求的。虽然没有提出“消灭方言”的口号，但是视方言为异类、是规范对象的观点，确实是存在过的，有些做法显得过激和偏颇，以致客观上加速了方言的萎缩。例如广播电视都由普通话一通天下，在普通话教学、测试上，掌握的标准失之过严。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做法已经有所改进，例如地方广播电视已经容纳了方言，不过关于尊重历史、保留方言在各种传媒的活动空间，还需要用政策加以认定。例如公务语言、校园语言、服务语言除了普通话之外还应该允许使用当地方言；书面语言中夹用某些方言词语也无需大惊小怪、横加指责；电影中老一辈革命家的对话带有方音不但能体现人物个性，也已经是多数观众熟悉了的，无需强令禁止。然而语言的整化、通语的普及是历史的潮流，是社会的第一需要，是当代语言生活的主流，这也是毋庸质疑的。我们不能在强调语言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去抹煞推广和规范通语的努力。不用说平头百姓，即使是干部、教师说说“地方普通话”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社会的通语，从语音到语法，不能没有明确的规范。

其实，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语言生活：普通话与方言并存共用，互相补充。家人乡亲之间使用方言可以亲切随意，与外人交流或面向公众使用普通话才能便于沟通并表示互相尊重；日常问候、生活用语使用方言显得自然，谈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则普通话更加准确达意。这不就是一种既实用又雅致的健康的语言生活吗？

在文化艺术领域，我们已有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已经得到广大群众认可，应该继续贯彻。各地方言艺术大多经过千百年的冶炼，体现了多样的艺术魅力，但是由于内容和形式不太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普遍都有式微、退化的趋向。如能加入反映现代生活的内容，在语言和表演方面进行必要的加工，保持其艺术素质，大多是可以存活延续下来的。各地文化部门在培训新一代地方文艺接班人上的努力已经见到成效。近些年来，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本地戏曲、说唱等方言艺术的整理、研究和传承。中国的诗词歌舞数千年传统已经根植于民间，只要有关部门有意识地加以培育，一定可以同那些肤浅浮躁的时尚文化做一番较量，获得生存的空间。地方戏曲、山歌、说唱、曲艺的存活对于方言的生存有直接而巨大的作用，只要这些艺术宝库没有泯灭，支撑它的方言也就必然没有消亡之虞了。

关于保护方言的措施，有一点是值得深究、谨慎处理的，这就是方言要不要进入小学课堂。

时下有一种提法：方言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为了使它得到传承，必须让它列为小学必修课，给出课时开展正规化的方言教学。经过认真考虑，我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意见。

回顾启蒙教育的百年历史，辛亥革命后兴办新式学堂之后，学校启蒙教育就采用现代通语，从国文课到国语课、语文课莫不如此。正是这一点，新学堂才和旧式私塾里用方言诵读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的旧式教育区别开来。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成果。一百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种语文教育对于确立现代汉语的主导地位和规范体系，对于吸收和传授现代化文化科学知识，对于建设现代书面语和文学宝库，都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就现实生活的需要说，青少年离开普通话和白话文将如何在社会上谋生和立足？可见，通语教学作为语文启蒙教育的方向是不可动摇的。百余年来，代代新人掌握方言都是从牙牙学语开始，在少年儿童阶段从家庭和故乡亲人那里学会的，何以如今就非在正规的小学课堂里完成不可？如果把方言列为普及教育的必修课，立刻就会引出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外来移民的孩子要不要学方言课？教的是本省或本市、本县、本乡的何种方言？以何者为标准音？历来没有统一书写法的方言词用什么词来记录？没有标准音、通用字，没有定型的词典和课本，方言课如何执教？作为正规课程，还要调整课时计划、确定教学要求，制定测试标准，这将是一堆庞大的工作量，能够胜任有关工作的人员也并不太多。台湾的“乡土语言教学”已经强行推行十几年，许多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实际效果却是会的照样会、不会的照样不会。其得失功过，历史将会做出公平的评判。

看来，幼儿园和小学教学中，作为乡土教材，编印一些简易的读物作为补充教本，在课余活动中唱唱儿歌、读读谚语、听听故事、看看地方戏或曲艺节目，这是比较适宜的。方言的歌谣、谚语、故事、戏文历来是不成文的口传教科书，有些地方也有过比较成功的操作。经过整理加工，应该可以成为可取可行的措施。其实，更加有效的做法是在识字正音教学中同时教常用字的方言读音，在词语教学中，既教通语词义也用方言解释相对应的词义。这种做法在一些闽粤方言地区早已存在，直到五十年代还在实行。例如闽南话地区，教到生字“高”，学会gao的正音，同时教方言音[ko]（姓氏、高级），并解释字义相当于方言的“悬”[kuãi]。“大小”dàxiăo就是方言说的“大细”[tuasue]。这样教识字，可以用已知的方言词来理解字义，同时教会生字的方言读音，把通语教育和方言传承结合起来。到了小学毕业，字的国音和方音、规范义和方言义都掌握了，对字义的理解也更加全面。既学会了普通话，也同时掌握了方言的字音字义。这种识字教学可以称为“通语带头，方言紧跟”，既不妨害通语的启蒙，也可以防止方言的萎缩，实在是值得总结、适当推广的教学方法。据说，在其他方言区，中小学的普及教育中也是标准与方言同时教学的，许多官话区的学生都是到了上大学才改说普通话的。

关于妥善处理推广普通话和保存方言，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发动社会各界的干部、学者和大众共同关注，充分讨论，探讨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广播电视采用方言和播音文艺节目中方言对话应该掌握多少比例，等等，与其不同人群从不同角度各自发表一通感想式的意见，甚至引起种种争论，不如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开展不同的实验，然后总结经验、听取群众意见，再来做出合理的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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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岭南濒危方言研究，批准号：07JJD84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