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词汇的“港台渊源”初探 ──兼论回归内地的规范问题
港式词汇的“港台渊源”初探
──兼论回归内地的规范问题
吴夏郎
（香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提要 香港语言环境复杂，基本口语是粤方言，但书写的却是以白话文为标准的语体文。自五四运动始，香港书面语便有一种北向学习、吸收白话词汇的传统。一九四九年建国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整整三十年间，两地交流几同“中断”，造成两地词汇明显的差异。而与此同时香港语体文转而师法台湾国语，形成这一时期特殊的“港台”关系。由书面语引入国语词汇，再而影响日常口语，这种“港台渊源”其来有自，关系至今未曾断绝。本文尝试从“同”出发，一探港式词汇数十年来吸收国语的事实。研究发现，这种吸收既优化、丰富了香港话自身的词汇系统，同时也为香港话与普通话“接轨”种下了有利的“福基”。文章最后就港式词汇规范问题提出数点看法。
关键词 港式词汇 台式词汇 港台渊源 接轨 规范
香港语言环境复杂，在词汇方面更是纷繁多样，基本口语是粤方言，但书写的却是以白话文为标准的语体文，由于词汇差异、不能我手写我口，自上世纪五四运动始，香港书面语便有一种北向学习、吸收白话词汇的传统。可是南人学舌，误以为长江以北都是白话文区，致有错把许多吴地方言，当成白话词汇移植过来。或说其时白话文犹处于萌芽阶段，没有标准的规范词汇，可是到了四九年建国，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整整三十年间，两地交流几同“中断”，语体文发展分道扬镳，造成后来内地改革开放、两地词汇初接触时明显的差异。而与此同时香港语体文转而师法台湾国语，吸取养分，形成这一时期特殊的“港台”关系，香港词汇既有直接借用国语词汇，也有改造变体，此中香港报刊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书面语引入国语词汇，再而影响日常口语，这种“港台渊源”其来有自，关系至今未曾断绝，所以并非如有的港式词汇研究所指，七十年代“国语（普通话）基本上已退出香港的口语交际场所”，更不是“吸收自台湾国语的惯用语多是较现代的或新兴的（产生年代较近）”，甚至有学者误把国语词汇当成港式词汇。从前的研究，多在港式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不同”上做文章，却忽略了这个“港台渊源”，本文另辟蹊径，尝试从“同”出发，一探港式词汇数十年来吸收国语的事实，既优化、丰富了自身的词汇系统，同时也为香港话与普通话“接轨”种下了有利的“福基”。
一
“香港粤语词汇”简言之就是“港式词汇”。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所构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港式中文”自然也是由这三方面所构成的。如果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则“港式中文”便是“语言的地方变体（粤语）的再变体”。相对于语音和语法，词汇是最敏感的，也是最活跃的；在语言的变化发展中，语音变化相对较稳定而缓慢，其次是语法，而词汇则是充满了变数。就算两个地方原来所用的语言是一样，但经长期的分隔，词汇便会有明显的差异。回顾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普通话与“香港话”初接触，在词汇方面便看到这种明显的差异。
虽说港式词汇与今天内地通行的标准汉语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本质上还是同根同源，如同方言之与标准汉语，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支流，港式词汇有差异也是很正常的。这些差异既是香港地方的变体，也是构成港式词汇的特点所在。对港式词汇的研究，近人已有许多成果，就本地言，如石定栩、邵敬敏（暨南大学）和朱志瑜三位先生合编的《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2006），对港式词汇辟有专章，详分各种类型，并与“标准中文”作深入的比较研究，曾子凡先生的《香港粤语惯用语研究》（2008），全面论述了香港粤语惯用语（包括词汇）的来源、结构、功能和等点，还有田小琳先生提出“社区词”的概念，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香港社区词词典》（2009）便是她这方面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外，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编的《语文建设通讯》，更为港式中文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平台。
*本文提交“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暨《广东粤方言地图集》专题研讨会”（2010年4月24-25日，暨南大学），发表时有修改。文中倘有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在众多丰硕的研究成果下，本文将略于“复述”港式词汇的特点，而把重点集中在学者们较少涉及的两个问题上：（一）香港报刊如何通过吸收台湾与内地词汇，既丰富了自身的词汇系统，也间接地为港式词汇规范担当了积极的中介角色；（二）借鉴内地数十年来对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的研究成果，尝试从港式词汇角度出发，探讨规范的可行性，并提出数点不成熟的看法。由于本文仅讨论港式词汇问题，限于篇幅，不得不避谈与词汇关系极为密切的语法问题。
二
香港的语言环境是多元的，词汇有继承（文言、粤方言和五四运动后的白话文），有外借（除英语外，还有日韩等语），更有变体和创新。香港报刊的书面语是以白话文为“母体”，以粤方言为“基础”，并夹杂了大量的外来词汇，以及富有地方色彩的港式词汇所构成的。前人论述甚多，但大都简单地把香港使用的白话文与今天内地的普通话直接连上，本文以为并不妥当。郭熙先生曾提出两岸汉语差异的“源”不在1949年的分治，而是远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国共两党语文政策的不同而逐渐形成的，后来分隔两岸，才形成了汉语的“两种变体”。郭先生以历史的眼光，指出“苏区的建立埋下了分化的种子，而延安根据地的建立则使汉语的分化日益明显”（1993：59），这个观点事实上也适用于中港两地的差异。今天香港的“标准书面语”原来也是源于五四时提倡的白话文，但四九年建国后，香港的书面语才与内地“分道扬镳”，此为第一变，到文革十年间，两地处于“人为”的意识形态“对立”，特别是与北方操普通话地区的交流几同“中断”，香港的书面语惟有师法台湾，与内地愈走愈远，此为第二变，及至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地接触频繁，香港书面语又再一次走近内地，此为第三变。
从香港报刊书面语（白话文）词汇的变化发展看，正好印证了这数十年的历史事实。香港人以粤语为母语，英语的读写能力又较中文强，虽明白标准书面语当以白话文为准，但却长期存在着一种谬误，以为凡“北人”所用的词汇，就是可以入文的白话文词汇，凡不是操粤语的、来自长江以北的就是北人，早在民国时期，上海已是全中国最繁华进步的地方，香港报刊便视上海报刊的白话文为“正宗”，于是移植了大量的上海方言入文而不自知，当然也有可能是间接学自广州的报刊，又或者是由沪、广南来的报人带来的。及至四九年前后大批江浙人南下香港，更多的吴地方言落地生根，成了香港词汇的一部分。举个例子，马军先生的《1948：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有一段珍贵的“语料”，记录了旧上海的“舞场语”，“人们对舞女这一特殊的职业群曾赐以许多外号……‘货腰女郎’，指出卖苗条的柳腰供人搂抱。‘蓬拆姑娘’，‘蓬拆’是跳舞音乐强弱节奏的谐音。甚至还有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火山上的仙子’。所谓的‘火山’，据说有两重含义，一指气氛炽热的舞场，更有放浪者将其喻为舞娘的乳峰。”（2005：11）“货腰女郎”一词原是旧上海对舞女的谑称，由于文言及粤方言都没有“货腰”这样的用法，所以香港报刊便视之为白话文词汇，一直沿用至今。至于香港口语的“跳蓬拆拆”、报刊常用的“火山孝子”，相信也是原产自上海小报的词汇。新中国成立后，舞场消失了，“货腰女郎”等词汇失去了生存空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反而在香港还有市场。有趣的是，香港其实早也没有专职伴舞的舞娘，“货腰”的词义遂随新时代起了新变化，同是一条腰，便从旧日的“卖舞”活用成今之“卖淫”。翻检民国时期出版的《上海轶事大观》（1924）、《上海俗语图说》（1935），以至近年薛理勇先生的《上海闲话》（2000），还可以找到许多港人习焉不察、报刊于今犹用的词汇，原来都是“上海话”（吴方言）。
三
上世纪建国前，解放区与国统区由于革命宣传的需要，造成语言的差异，郭熙先生总结出解放区语言的五大特征：（一）政治军事等术语社会化，如“矛盾、斗争”；（二）表达通俗化，如“搞、整”；（三）个别性词语运用范围扩大化，如“抓”本义是指用指甲轻刮、用手或爪取物、逮捕、捉拿等，解放区又用于指加强领导，或特指着重、主管、负责某方面的工作；（四）借词苏俄化，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五）表示特有的事物，如“整风、两忆三查、党八股”等（1993：55）。其后建国至文革结束，内地政治运动频繁，社会语言继承了解放区时的特点。汤志祥先生曾以“词汇移用”角度，归纳出其时大量“移用”政治军事术语的时代特征（2002：09）。回顾自建国至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间，香港报刊多碍于“时情忌讳”，既怕触动港英政府的神经，又要顾虑时人的“恐共”情绪，遂刻意避用富有革命色彩的词汇，终致与内地愈走愈远，造成日后的明显差异，这点将来还可作深入探讨。
与此同时，港英政府藉着大力推广粤语，图使国语（普通话）边缘化。有研究指“国语（普通话）基本上已经退出香港的口语交际场所”（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12），但未提到的是香港报刊仍视台湾的国语为标准白话文，未有断绝的大量吸收国语词汇入文，如许多报刊至今仍坚持“不合港（国）情”，使用“身分证”而不用“身份证”，便是当年港人追寻“身分”认同的时代“印记”。其时的“新生代”看的是台湾的乡土文学，唱的是台湾的校园民歌，读李敖、柏杨的杂文者，恐怕要比当年犹有作品问世的巴金多，至于余光中的新诗、白先勇的小说、张晓风的散文，更是陪伴着几代的香港青年成长。港台交流频繁，两地语言互有影响，大体而言，香港较多模仿国语的“雅正”词汇，而台湾则较多移用港式的“俚俗”语，当然香港也有“学坏”的时候，举个学者们不曾留意、编港式词书也没有收录的例子──“有我照住”的“照”，另有变体作“有我射住”，是“保护”的意思，源于台湾的黑道语──“罩”，由于国语“罩”“照”同音，“罩”在粤语中较少用，传到香港便讹作“照”。虽然语出黑道，但经数十年“香港化”后，早已成功“洗底”，成为地道的香港俗语，广泛应用在日常口语中，不知何故未见有港式词书收录。至于香港报刊吸收台湾的书面词汇就更多了，“争拗”、“促销”、“窜红”、“炒作”、“垮台”、“嫌犯”、“滥情”、“封杀”，这些内地没有、港报习用的词汇原就是来自台湾，至如旧词新义的“流莺（妓女）”、“同志（同性恋）”，政治术语的“造势”、“黑金”，社会问题的“家暴”、“弊案”，到后来就连台湾的闽南语“打拼”、“当蒜”也都载以入文，足见港报模仿甚勤，只要是国语词汇便视之为“规范”的白话文。再举两个例子：
“通过”一词，据《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现汉》）列有四个义项：从一端或一侧到另一端或另一侧；穿过。议案等经过法定人数的同意而成立。以人或事物为媒介或手段达到某种目的。征求有关的人或组织的同意或核准。第三个义项国语用“透过”，香港师法台湾的这种用法，也把“通过”和“透过”二词分工，前者包含《现汉》第一、第二及第四个义项，后者则专用于第三个义项。
“上下其手”一词，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攻郑，穿封戌虏郑将皇颉，公子围与之争功，请伯州犁裁处的事。《现汉》释为“比喻玩弄手段，暗中作弊”，今言贪污舞弊案多用此词，但原来台湾另有一种事涉“色情”的用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曾经流行一种名为“女子理发厅”的色情行业，专门雇用年轻“女子理发师”，表面上是为男客理发，实际上却暗中从事色情勾当，“上下其手”便被借来形容她们的“服务”，后来又引申到风化案去，形容“色狼”（也是国语词汇）对受害人的“淫行”，香港不但活学了这种用法，甚且连带这个行业也曾移植过来哩！
除了书面语和口语与台湾国语交流密切外，还有一个不太为学者注意的现象，就是其时每当外国有新事物出现，香港的中文译名也常采自台湾，民间如是，半官方机构也如是。像上世纪发现了“AIDS”，官方还没来得及翻成中文，主管卫生官员便要上阵回答传媒提问，不得已也随香港中文报刊借用台湾的译法“爱滋病”，后来虽公布正式学名为“先天免疫力缺乏症”，奈何为时已晚，终无法纠正过来。又如“walkman”的发明，代理商向中文媒体发稿，必须有个中文名称，曾有一个雅译“乐闻”，但后来流行的，还是台译的“随身听”。又如“laser”被广泛应用，没有官方译法，中文报刊惟有借用台湾的“雷射（镭射）”。现在渐多采用内地的“激光”，但又有不得不并用的困扰，如港式词汇早在“激光枪”一词，特指一种武器，致令警方用以侦测车辆超速的仪器得仍用旧称“雷射枪”，至于近有连用“雷射激光”者，则是语言乱象。译名取法台湾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综上所见香港词汇吸取台湾国语其来有自，并非如曾子凡先生所说的“吸收自台湾国语的惯用语多是较现代的或新兴的（产生年代较近）”（2008：129），而田小琳先生也许不明白这个“港台渊源”，其《香港社区词词典》便错收了一些国语词汇，如“做秀、飚车”。“秀”是“show”的国语音译，由于不合粤音，所以才有“骚”的变体。“做show”在香港口语中早已存在，但报刊以其没有合适写法一直避而不用，直至近十年台湾出现“做秀”的固定写法，香港报刊以为“雅正”，先是借用，后来才改作更合粤音的“做骚”。（其实，港式词汇本有“科骚”一词，是英文floorshow的音译，原指在舞台上的个人表演，后来引申出形容某人独挑大梁、作个人表演之意。这个词最迟上世纪中已经出现，其时香港有所谓“科骚”的色情表演，每有警方扫荡的新闻，报刊报道便用此词，只是后来“科骚”不流行，原来词义渐被淡忘，仅保留了它的引申义，但今天澳门此风犹存，港报还偶有报道，不知何故也不见有港式词书收录。）至于“飚车”一词，港式中文是“揸快车”，报刊一般写作“开快车”，近年借用“飚车”，一则出于简略考虑，二则是因为早前台湾偶像剧在港流行，剧中男主角都爱“飚车”，香港人早已明白是甚么意思，三则是出于“趋新心理”，四则是舍用“粤方言字”，而用以为较正宗的“白话文”，所以报刊才采以入文。当然台湾的国语也吸收了大量的港式词汇，这里就不作详举了。顺带一提，香港除了吸收，同时也有转口内销，如早阵子内地红极一时的“车震”一词，最早便是产自台湾，后来经香港借用，报道本地艺人新闻，再为内地报刊转载，“车震”便进了内地，词义得以广泛传播，为国人认识，等到“孙悦”出了事，“车震”才“一夜暴红”。
上世纪香港回归前夕，陈建民先生曾讥评：“港式中文是一种白话、英文、粤方言、古文‘四不像’的产物。其白话也不是当代白话，而是陈旧的五四时期白话文。那时候是白话文的创新时代，无章可循，不讲规范，各人按各人的语文功底或夹杂近代白语（疑是‘话’字之误）和文言，或夹杂欧化句子，或使用方言俗语，当时就被称为‘洋八股’‘学生八股’，文绉绉，洋里洋气的。在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早期作品里，出现‘到处流露出一些国庆的气味’‘他在镇压自己的悲哀’‘看他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他的表情很引诱人’‘有了一个可以发泄他的热心的工作’，以及‘半明半昧’等。这反映五四时期的汉语与当今的汉语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知为甚么，有些人对香港亦步亦趋，视落后为新潮，执意要让从小接受祖国优美的当代民族共同语熏陶的青少年再去体验五四时期的语文生活。”（1996：92）陈先生前一段话是说对了，“港式中文”确实是“四不像”，但后一段品评“港式中文”的白话，是“陈旧的五四时期白话文”，则恐是偏颇之词。他举了许多“五四”的例子，却没一条是香港的，本文不便猜测陈先生究是何指，只想说香港虽有许多人写不通“白话”，但其时也有许多成名作家，走出维多利亚港，到海峡彼岸的台湾出版文集，他们平常口语说的是广东话，可创作时却能写出“雅正”的语体文“白话”（至少为操国语的台湾读者看明白），这种“口手分裂”，双语甚至三语并用的读写能力，确乎未必是陈先生所能理解的。但话说回头，当年倘要这些香港作家，改用普通话创作，恐怕也未必有几位能“及格”，问题不在语音语法，而是词汇差异实在太大了。
四
由于香港报刊有这种向国语吸收词汇的传统和习惯，这对港式中文的规范起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一）以国语词汇入文，既优化了港式中文，也对粤方言许多“有音无字”词，提供了一个“择善而从”的依据和范式，如上举的“做骚”；（二）习用国语词汇，有利于与普通话词汇“接轨”，同时也可减少粤语词汇与白话文词汇混用不分的乱象；（三）对香港“推普”有间接的积极意义。诚如郭熙先生所说，国语与普通话已然分化成两个“变体”，内地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甚多，但总体而言还是认为二者来自同一个“源”，在语言方面的“统合”问题，较之港式中文容易得多。
香港报刊除向国语吸取养分，近年也大量采纳普通话词汇入文，论者多矣，本文拟就其传播途径略作探讨，这点也是学者们不曾注意，但在作规范研究时是不可不知，也是不可不提的。香港人向来抗拒普通话中太多富有“革命”色彩的词汇，这可能是因为怕触动了对国家数十年乱象的不满情绪，而对内地生造、滥用太多类近“革命口号”式的“缩略”词尤为反感，这确实有碍两地词汇规范，不利推普工作。但随着上一代“恐共、仇共”的情结减退，词汇又经数十年的“沉淀”，原来抗拒的如今也被接受了。如“达标”一词，上世纪八十年代，吕叔湘先生就曾公开反对使用，但今天无人不言“达标”，其“合法性”地位早已确立，甚至还衍生出“超标”、“低标”等词族。本文不讨论它们合不合构词法则，只讨论其进入香港报刊是如何的漫长和转折。这里必须先简单介绍一下香港报章的组织和运作。一份港报分开很多不同的版面，以港闻为主，其他为次。早年中国新闻有一种把中台分开两版的习惯，九七前夕已经取消。除重大新闻报社会派员采访外，稿源基本上得靠两地的通讯社发稿，而普通话词汇就是循这个途径入文。但报社还是有其行文用词的标准，对不合港情，不符语用习惯的词汇会剔除修改，“达标”一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内地新闻稿早已采用，但香港报章最早用例竟要迟至2003年5月，足足晚了二十年，而最早采以入文的又是《大公报》的中国版，其在港销量，恐难作为研究的参考指标。顺带一提，内地学者研究港式中文，采集语料常以《文汇》、《大公》等非主流报章为例，是很有问题的。一个词能在中国版出现，或可能是出于疏漏，编采校把关不严所致。香港报章有个不明文的用词习惯，一个词要得到其“合法”地位，必须要港闻版也采用，也就是适用于报道香港新闻时，其合法地位才被确认，否则只能视作“不规范”，仅可留在该属的版面。普通话词汇如是，其他版面的特别用词也如是，譬如财经版、体育版的专门述语，通通都是这样处理，概莫能外。回头看“达标”，在2003年底已被主流报章采入港闻版，用以报道香港新闻，也就是说其词义已广泛被港人接受，适用于描述香港发生的事件上。其地位得以忽然迅速确立，除反映了中港交流实在太密切外，也反映了香港人对普通话词汇、特别是缩略语的接受程度较前开放。
五
从前许多学者都把研究的重点落在“不同”上，本文另辟蹊径从“同”出发，一探港式中文在迅速发展之余，与国语词汇的联系从未中断，这为今后与普通话“接轨”，港式词汇规范留下了有利的“福基”，当然还有许多问题可待日后深入讨论。最后，拟就港式词汇规范问题略陈数点粗浅看法。
内地自文革结束后，对语言（普通话）规范的研究重新展开，特别是对新词新语，从“变异现象”的探讨到“规范原则”的摸索，一步一脚印，可谓硕果累累。总结这数十年的经验，学者们都认识到语言“变异”是永无终止的，所以“规范”也就不可能有终极的定论，只能力求完善，尽量追贴“变异”，冀能作出较准确的预测，及早纠正语言乱象，导向健康发展的正途。基于上述的认识，本文以为对港式词汇的规范也当作如是观。
首先，就词汇而言，规范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采取绝对的标准化，标准是要有的，但必须是相对的、可变的和宽容的，这才能符合词汇变动不居的特性，没有一种语言规律能把纷繁的语言现象概括无余，也没有一个标准能量度词汇是否“失范”。“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一刀切做法，只会窒碍港式词汇的健康发展。
第二，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港式词汇有其特殊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特点，是其他方言所没有的，故其研究价值极高，在与普通话“接轨”的同时，必须予以适当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港式词汇保留了许多文言成分，对优化普通话有其积极的示范意义。
第三，港式词汇北上，能否成为标准语的一员，能否取得“合法”地位，须由全民来决定，本文认同陈章太先生提出的“约定俗作，逐渐规范”（1996）的原则，更相信张志毅与张庆云两位先生所说的“词竞众择，适者生存”（1997），是词汇选汰的终极真理。语言有其自我调节的机制，是否适用，能否留下来，最终还得交由众人来取舍。
第四，今天香港对外国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已采用内地的标准，与普通话“接轨”，如美国总统“Obama”，译作“奥巴马”便与台湾的“欧巴马”不同，早前美国驻华大使要求中港传媒，采用更符合发音的“欧巴马”，但为国家所拒，香港传媒便也没有改，又如更早之前，韩国要求将其首都旧译“汉城”改作“首尔”，香港传媒先是有疑虑，但见内地既改了，于是大家也就放心跟着改。不管此中有否政治考虑，香港既要推普，这种外国译名自须与内地同步，至于过去的旧译，则宜顾及“港情”，容许限在香港地区使用。
最后，在内地还没有全面开放信息流通前，港式词汇仍然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角色，既是外来词进入普通话的主要途径，也是外来词进入普通话前的第一个试验场，一旦有一天内地全面开通信息，如解除对境外互联网的限制，则外来词的选汰就可以交由全国人民来决定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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