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语”与华文教学
周清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论文分为五个部分：一、为什么要提出“大华语”这个概念；二、在 大华语”概念下谈论语文课程的设计和教材的选取；三、汉语水平考 试与地区的语言测试；四、语文教学里的文化问题。五、结论。
关键词：大华语 汉语大融合 华语教学
（一）我关心“大华语”的问题，是开始于 1985 年 8 月，参加在北京香山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接触北京人说的普通话和北京方言。当时，我觉得北京人说的普通话非常好听，和新加坡华语有许多不同。从此，我就关心这两个语言的差距问题，也思考新加坡华文教学里的语言规范问题。
陆俭明先生也回忆说 ：他（周清海）来北京只几天就敏锐地感觉到我们的普通话跟他们的新加坡华语有差异。他知道我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所以就把他的想法跟我说了，并说“不知到底有多大差异”。我只随口说了一句 ：“这恐怕得做些调查研究，调查了解新加坡华语的特点，并与我们的普通话作对比研究。”可能是这句话放在周教授心里了，所以 1994 年在他一手创建的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不久，就邀请我来从事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之后，我把新加坡华语和现代汉语的比较研究作为中心的研究项目之一。陆俭明先生为中心做了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语法的比较研究，和张楚浩、钱萍写了〈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李临定教授和汪惠迪先生做了词汇的比较，分别写了〈新加坡华语词汇和中国普通话词汇比较〉（与周海清合作），〈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等论文。萧国政教授也和我合写了〈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发表在 1999 年第 4 期的《中国语文》上。这些成果大部分收入我编的《新加坡华语词汇和语法》（周清海， 2002b）一书里。我也在 2001 年和 2002 年的《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周清海， 2001, 2002a），从语言研究和语言评鉴的角度谈及华语研究的相关问题。在 2002 年的文章里，我强调 ：
“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在面向世界的年代，我们对汉语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观点。制定语言政策时，思考角度要宽广一些，要顾及到世界各地区华人使用汉语的情况。中国的语言工作者、研究者也应该研究世界各地区的华语，了解它们在当地的使用情况，它们和大陆普通话有哪些变异和区别，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等等，都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周清海，2002a）。
2002 年 6 月 27–29 日，为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而在江西南昌大学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得到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财务上的支持。我在会议上也正式提议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当时我将这样的词典取名为“华语通用词典”）。我说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使用中约有几千条词和大陆普通话有差异，其中有不少已长期稳定下来，今后还将继续稳定地使用下去。为了沟通的需要，现在应该是考虑编撰“华语通用词典”的时候了。 吸收各地的词汇与用法，促进各华语区的交流，让各种差异在交流中彼此融合，比人为的非我不容的做法要好（周清海，2002a）。
2003 年，李宇明先生到新加坡访问，在宴会上我向他提出编撰词典的事，得到他的积极回应（邹煜， 2015）。 2004 年，我率先在新加坡成立新马编写组。 2005 年词典的编写计划得到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立项支持。从 2005 年开始编写，到 2010 年出版《全球华语词典》，共计六年（邹煜， 2015）。从 2002 年提议编写词典开始，到 2016 年出版的《全球华语大词典》前后 15 年。《全球华语大词典》算是这项工作的结集。参与了《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撰工作，我更有了下面的认识 ：
词典能很好地引导各地华语向普通话靠拢，也向全世界表明用汉字表达的词语，都是华人的共同财产。词典也充分表现中国在汉语的相互融合上的柔性引导与协调的精神。这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语言和谐的重视（周清海，2011）。
词典主编李宇明先生说 ：编纂华语词典的设想，起源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新加坡周清海教授所倡导。具有百年出版历史的商务印书馆，知早行快，酝酿谋定，即于 2004 年组建编纂团队，艰辛六载，纂成《全球华语词典》。2010 年 5 月 17 日，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嘉宾云聚，李瑞环、李光耀、许嘉璐等贵驾莅临。会上，李光耀提议编纂词量更大的华语词典，李瑞环当即表示支持，全场报以热烈掌声。遵长者善言，又历六载，成《全球华语大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是《全球华语词典》的升级版。
…… 更为珍贵的，是《全球华语（大）词典》所秉持的“大华语”理念。所谓“大华语”，就是以普通话 / 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清末以降，国语运动迭兴。以新国音、新词汇、新语体为代表的国语教育，伴随着反对封建、昌明科学、复兴民族的社会大潮，从中国内地兴起，逐渐波及港澳、台湾及海外华人社区。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国语）的第一波扩散。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内地）进一步规范汉民族共同语，简化汉字，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大力推广普通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普通话也在持续地影响港澳台及海外，波及华人社会之外。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第二波扩散。同时，以老国语为基础的港台及海外华语，也不断登陆回乡。新老华语相互接触、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现在覆盖全球的“大华语”。
李宇明先生把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扩散分为两个时期，和我 2010年 10 月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的演讲所提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认为 ：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 — 汉语大融合的时代。1949 年之前，中国经过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这期间，有很多学者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他们到了东南亚 — 特别是新马，就留下来。也有很多学者由广州到香港、澳门，之后就留在香港、澳门，或者通过香港到了其他地方去。更有一大批学者从上海、福建等地移去台湾。他们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而形成了当地的“华语”、“华文”。国共意识形态之争，让香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香港的影视业，娱乐业、出版业就为全世界的华人提供了精神粮食，也影响了广大华人的语言。当时香港的书面语，仍旧是语体文，还没有出现所谓的香港中文。
华语区的书面语和语体文是高度一致的，差距很小。这是因为华语区的语文教学有注重标准书面语的传统，用的语文教材和中国大陆 1949 年以前的完全相同。中国之外，各华语区之间的政治制度比较接近，交往比较多，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比较大。华语区的华人又大都是操南方方言的，华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因此各地“华语”之间就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
1949 以后，很少和海外华语区交流的中国现代汉语，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之后，出现了自己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地“华语”、“华文”，差距相当明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华语区之间的交往频繁，在你来我往之中，现代汉语和华语的相互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融合的速度随着交流的频繁而加快，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最为显著。目前，现代汉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华语词汇，这些词汇，有些就是“国语”词汇的回流。随着交往的频繁，以及中国传媒影响力的扩大，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正在逐渐转为向华语的输出。
我们可以说，1949 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是汉语的分离年代 ；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了汉语的大融合。这个大融合的时代，给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更宽阔的视野，去研究语言和语言教学问题。
在这个大融合的时代里，海外华人已经从过去的“落叶归根”的心态，发展为“落地生根”。他们不再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是中国“革命之母”，而转变为效忠所在地的公民。他们的语言，也从乡土方言转变为华语。这些华人和中国人，在语言文化上的认同，远远超过政治上的认同。
（二）这 18 年来，除了对全球华语词汇的关注之外，我们也在邢福义教授的带领下，进行了“全球华语语法研究”。
邢福义先生和汪国胜先生说 ：对于全球华语的研究，以往未能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和重视。2005 年启动、2010 年完稿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只涉及词汇层面。对于全球华语的语法问题，学界至今无人提出研究计划。2009 年，新加坡著名学者周清海先生提出，应将全球华语语法提上研究日程，并多次与我们沟通，希望以我们研究中心为依托，立项并组织对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这一倡议，反映了世界华人的寄托和期望。作为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用实际行动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回应。
启动这一项目，既是为了深入了解华语语情，揭示华语语法的基本面貌，也是为了促进华人社会的语言沟通和汉语的国际教育与传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我们的努力。我们期待的是，本项目能够成为学界的一项共同课题，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的行列。（邢福义、汪国胜，2012）。
这个重大的研究项目获得中国社科基金的支持。第一期的研究已经结项，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本书 ：香港卷、台湾卷、新加坡卷、马来西亚卷和美国卷。
（三）在词汇和语法研究的项目展开之后，我和中国语言研究以及语言教学界的友人逐渐有了明确的“大华语”的概念。李宇明先生给“大华语”的定义是“以普通话 / 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他在接受访谈时说 ：通过编这个词典（指《全球华语词典》），我们认识到，全世界有一个比普通话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大华语。大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这个概念就很不一样了，境界很高了。陆俭明先生也大力提倡“大华语”。接着要解决大华语的社区变体问题，大陆也是一个华语社区。（邹煜，2015）。
又说 ：“大华语”指称的是除了地区方言之外的海内外“华语”。在“华语”前加一“大”字，既为避免“华语”的 …… 歧义，也是在强调看待华语的全球视角、全球意识，强调一种“新华语观”。……“全球华人共同语”概念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 这一命题的提出及华语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各地华语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各地华语现象的认识，有助于促进世界华人的沟通，有助于强化世界华人的认同。” 并且说 ：“这是在多年探讨、多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一个共识性表达。（李宇明， 2017）。
中国从输出革命的时代到现在的经济腾飞，只不过是短短的 30多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国家的旧印象仍然深深地刻印在华人心中。中国和华语区的交往，在语言方面，需要更多的协调与融合。“大华语”的概念就能促进这个协调和融合。
陆俭明（2005）认为 ：“建立并确认‘大华语’概念的好处是，首先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其次更有助于推进世界范围的汉语教学。……一方面要提倡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做硬性规定，不一定要求境外华语非要不折不扣地完全受中国普通话规范不可，也可以有一个容忍度。”
李宇明（2017）也对“大华语”的意义做了很好的总结 ：“这种新华语观，不再忽视对海外华语和唐人街华语的关注，不再把普通话作为教学的唯一规范标准，不再人为强化普通话与台湾“国语”之间的差异与对立（包括简繁汉字之间的差异与对立），而是把各种华语变体都看作是华人的语言智慧而珍重它，而是更加关注各华语社区的交流与沟通，在交流与沟通中相互理解、借鉴和吸收，进而使各华语变体趋近趋同。同时，各华语社区也利用自己的资源，协力向世界传播华语和中华文化。这种新华语观，无疑会理性推进华语社区的语言互动，加大华语变体间的相互影响。”
我们现在是在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新局面下谈论华文教学。而从“大华语”的概念看来，所谓“华文”，不是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不是指台湾的国语、国文，也不是指香港的中文，而是指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
华语区的华文教学，除了港澳、台湾之外，大部分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母语教学”，这个教学既在“培养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同时也有文化植入的任务。”（李宇明， 2015）。
我们就结合“大华语”和“作为第二语言的母语教学”的观点，进行下面的论述。
（一）“大华语”的内部差异既表现在词汇上，也表现在语法和语音上。
现阶段，我们对词汇的差距了解得比较多。中国朋友说“倒车”，我说“退车”。华语区的“同志”（同性恋）、“触电”（比喻男女瞬间产生爱意的感觉）、“没心没肺”（《现代汉语词典》收了❶形容不动脑筋，没有心计❷指没有良心。新加坡华语只有❷意思。）、“心病”，新加坡华语指“关系不好，有矛盾 ：他们两个有心病。”和现代汉语的“指忧虑或烦闷的心情”，“再”和普通话的
“才”也有差异 ：“提纲拟好之后，不急于改写，等全书编好之后再写。”
（吕叔湘《马氏文通读本》手迹）这个句子里的“再”，新加坡华语多用“才”。
台湾的“案子”是指“书面计划”，“告诉”是指“受害人向法院提出诉讼”。“框限”是台湾用词，和“框定”将来怎样分工，有待观察。
香港的“醒目”是“机灵”，“照会”是“通知、告诉”，大陆没这个意思，但华语区都这么用。“执勤”和“值班”在华语里没分别，但在大陆“执勤”指部队或治安人员在规定时间担任工作。“头脸”是“面子”，也说“有头有脸”。但“没头没脸”在大陆却是“劈头盖脸”，如 ：“婆婆把脸一沉，大烟袋锅子没头没脸打下来。”（杨朔《春子姑娘》）。这些都跟华语区的用法不同。
词语的褒贬意义也有差距 ：“一小撮”的贬义色彩，新加坡华语里有逐渐消失的趋势。“出笼”也比喻坏的作品发表或伪劣商品上市等。新加坡和香港都没有贬义。
“党魁”：政党的首领（多含贬义），台湾新马都不含贬义。“扩张”：在“扩大（势力、领地）”这个义项上，新加坡的是含贬义的。“卷土重来”：比喻失败后重新组织力量再干，多用于贬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这样用 ：“竞赛将于 2015
年 11 月卷土重来，为您送上无限惊喜。”“倾巢而出”：出动全部力量（多含贬义）。新加坡报章的“各政党的领导人都倾巢而出”，显然不含贬义。
（二）社区词是香港学者田小琳（2006）首先提出来的，我是第一个支持这个概念的。因为这些词“多半在本社区流通”，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就得特别加以关注。
新加坡的“资政、集选区、拥车证、官委议员、大学先修班、乐龄、挥春、固本、现金卡、财路易通卡、市镇理事会、理事长、奎笼、开黄腔”；
马来西亚的“巫统、马华、华小、董教总、国民型中学、东马、西马、茶钱、暗探”；
台湾的“泛蓝、泛绿、草莓族、长青族、扫街拜票、背书、统独、一边一国、擦地板、菜鸟、叩应”；
香港的“高买、特首、负资产、饮咖啡、大信封、高官问责制、廉政公署、财爷、粤语残片、车公诞”；
中国的“工程、菜篮子工程、四化、两会、特区、四美三热爱、三个代表、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擦边球、高价生”等等。
从汉语全球化的立场来看，社区词特别重要。因为学汉语用汉语，不一定只在中国。华语区之间，华语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流，最大的语言藩篱，恐怕也是这些数目不小的社区词了。这些社区词，是没有办法规范的，是我们到那个社区去，所必需了解和掌握的。社区词在多个社区使用之后，就可能成为华语的共同词语。
（三）从目前的信息交流之迅速程度看来， 词语的规范问题更应该注意的是交流中达意的准确性，而不必太快决定取舍。“一直以来、见钱眼开、搞定、乐龄、按揭、崩盘、比拼、包装、飚升、强暴（指强奸）、愿景”等词语，就是在交流中进入了普通话的。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和华语区频繁交往，以及中国传媒影响力的扩大，现代汉语也正在逐渐向华语输出。但尽管如此，华语区的用词，仍然和现代汉语有差距。华语区用“冷气、塞车、马铃薯、赚钱、网络（路）、登机证”等等，现代汉语用的是“空调、堵车、土豆、挣钱、互联网、登机牌”。陆俭明认为现代汉语也用“网络”，而且现在似乎已逐步替代“互联网”；“赚钱”大陆也用，但只强调“盈利”的意思，没有“他出去打工挣钱去了”里的“挣钱”的意思。
上面所举的都是些常用词，在口语和书面语教学上，都会碰到。词汇语义的差异，只会增加交流的负担，因此，从规范的角度看，是最需要处理的。但处理这些问题，华语区之间需要有更大的共识。目前，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尊重华语区的语言变体，容忍差异，让语言在交流中慢慢融合。
（四）我对过去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说了下面的话 ：过去，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研究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从普通话的立场来单向地看待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研究者“挑出”新加坡华语中与普通话不同的语料加以讨论，认为这些就是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 这样的研究并不足以让我们看到新加坡华语语法的整体面貌。
这种研究方法只告诉我们新加坡华语“变”了什么，却忽略了“不变”的部分。“不变”的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过于强调“变”的部分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毛病。……其次，现有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华语“有”而普通话“没有”的语法现象，却忽略了普通话“有”而新加坡华语“没有”的语法表现。
这个总结，也可以包括所有华语区的华语语法研究。现阶段，我们对各地华语的语法差距，还了解得不全面，希望“全球华语语法长编” 编成后，能更全面地呈现这个差距。
在“大华语”的观念下，语文研究和语文教学人员应该研究和了解各华语区的语言变体。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更宽容的态度来看待现代汉语的规范问题，“不一定要求境外华语非要不折不扣地完全受中国普通话规范不可，也可以有一个容忍度”。
（五）在“大华语”概念下，语文课程的设计与教材的编写，应注意 ：
1. 在华语扩大用途时，不能只是考虑自己的需要，或者一切以中国为中心，而必须从整个华语区的需要着眼。了解华语区的人情社会状况，熟悉当地的语言状况，应该成为语文学习的目的之一。因此语文课程应该更包容，因为学习者可能在不同的华语区生活工作。
2. 过去中国语文教材里收录了苏联作家的作品，目的是了解苏联，让学习者亲近苏联。现在为了了解华语区、鼓励华语区的文学创作，华语区或者中国的语文教材里，收入华语区的作品，就是必要的。
3. 在教材处理上，必须指出语言文化差异，让学习者知道这些差异，以便他们到其他华语区时能够恰当地应用语言。我强调 ：编写语文教材时，不应该忽视、回避地域性差异，无论是课堂教学，或者编撰课本、词典等等，都应该提供这些差异的信息（周清海， 2007a，页53–66）。
（一） 2000 年，我参加香港理工大学主办的语文测试国际研讨会，发表了《语文测试里的语言问题》一文，就提出一些华文测试的原则性问题。我认为 ：因为各地华语之间具有共性，也有差异。华语之间的共性，使各华语地区之间的交际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存在的差异，也不能不加以重视。在语文测试中，如果忽视这种差距的存在，将直接影响测试结果的可靠性，使测试失去信度（周清海，2001）。
（二）从《汉语水平考试大纲》的语法点看，双音形容词和双音动词，华语区有“ AB 不 AB”和“ A 不 AB”两种重叠方式，而更常用的是“ A 不 AB”的方式。陈建民认为 ：“原先，北京口语里是‘ AB不 AB’（如‘不管孔圣人愿意不愿意’－老舍选集， 129 页）。近年来，‘ A 不 AB’的格式已渗入北京口语了。”（陈建民， 1984，页 29）我问过一些北京的朋友，他们都不认为北京口语有“ A 不 AB”的格式。因为普通话没有省略第一个音节的形式，所以《汉语水平考试大纲》里不收这个句式。
《汉语水平考试大纲》的口语格式里有“看 / 瞧把 …… 得”的格式，如 ：
1. 你看把他们醉得。
2. 你看把个老头乐得。
其他华语区恐怕很少这么说，都在“得”的后边，用上补语，至少也得用上
“这样子”。“ A 不 AB”和“得这样子”，如果依《汉语水平考试大纲》的标准，这些说法都是不规范的。
各地区在语音方面，也有差距，如新加坡华语和台湾国语在日常生活应用时，会出现 zhi,chi,shi 与 zi,ci,si, 不分，轻声与非轻声不分、没有儿化……。普通话常用的语气词“呗”，时态助词“来着”（有时省作“来”）都不见或少见于其他的华语区 ；华语区常说的“轻松轻松一下”，不见于普通话等等。当我们对各地区的华语做进一步的研究后，将会发现更多的差距。
（三）在语文评鉴方面，我强调四点 ：
1. 汉语水平考试应该注重华语里的共同性，减少区域性的特征，不管是普通话，台湾的国语，香港或者新加坡华语里的特殊成分，都不应该作为汉语水平测试的项目。也就是说，汉语水平测试，应以华语的共同核心为测试依据（李宇明， 2015）。
2. 各地区不能避免的要接受自己的常用词汇、语音特点以及语法句式，也应该将这些包括在各地区自己的测试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各地区的语文测试必须包括各自的语文特点。如果要更大地调动华语区教学人员的积极性，可以考虑设立汉语水平考试的地区分卷。这份考卷的核心部分，由中国内地负责，让各地区的人员参与设题，构成地区分卷。这才能做到汉语水平考试的国别化。
3. 对书面语和口语也可以做不同的评鉴要求。书面语更强调华语的共同核心，而口语中可以接受某些固定下来的用法，因为口语本身具有即时性和不完善、不规范的特性（徐峰， 2015，页 54）。
4. 教学从严，评鉴从宽 ：我们的经验是大众传媒与语文教学方面尽量“从严”，尽量向普通话靠拢，因为“英语、法语传播到国外，会变。英语有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新加坡有 300 多万人口，要了解 13 亿人口的中国所讲的话，所写的字，就要以你们的为标准。”（李光耀资政生前会见中国副教育部长郝平时的谈话）（周清海，2011a）。而人民一般的语言应用和语文教学里语文评鉴则应该“从宽”，允许一些地区性的词汇和语法现象，因为“忽然间改变，听起来不舒服，不习惯”（周清海， 2014b）。
04（一）从文化上看，高度一致的书面语教育也给华语区留下共同的文化与习俗。新加坡华人学习的华文被定义为“母语”的学习，就表示学“华文”既是学习本民族的语文，同时也是学习本民族的文化。李宇明（2015，页 337）所说的“作为第二语言的母语教学”，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华文教材的内容方面，华语区之间必须维持最大的共同点，维持共同的文化核心。只有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有共同的核心，才有利于华语区之间的交际，也才有利于华语走向世界。
哪些是我们共同认可的文化核心？我们可以用以前的或者现行的华语区的语文教材，从文化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求得大概的了解。
语文学习里的文化问题，既和各地区自己的本土认同有关，也和华语区之间的共同文化认同有关。华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怎样在不同的语文程度里体现出来，怎样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体现出来，都是应该思考的。语文教学里的民族文化得不到重视，就是忽视了语文的认同功能。“语文认同消失了，民族也就消解了。没有民族认同的人群，是没有根基的。”我们应该珍惜和保留共同的文化基础。
（二）在新加坡的华文课程里，我们选取了不少本地作家的作品，是期望语言学习者胸怀国家，从本地出发去看世界以及华人世界。有一篇〈新加坡河—我们的母亲〉，课文里有这样的句子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那么，新加坡河便是我国繁荣的起点了。”课文将“新加坡河”与“黄河”并列，并提及“中华文明”，这表现了我们除了热爱自己的国家之外，也积极向中华文化认同（周清海， 2007c，页 127）。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华文教材所强调的文化内容是向传统认同，从传说、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古典文学的介绍，近现代作家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华文教材所强调的文化内容是向传统认同，从传说、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古典文学的介绍，近现代作家的作品等等，都没有涉及当代中国。从“夸父”到“秋瑾”、“詹天佑”；从“盘古开天辟地”到“虎门烟”；从《封神演义》到《老残游记》；从梁启超到徐志摩、鲁迅、丰子恺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了解中国成为我们的一个重点，因此华文教材增加了当代中国的作家作品，地理名胜、历史文化等内容，如〈东方明珠—上海〉、〈香山红叶〉、〈深秋的北风〉、〈从甲骨文到电子书〉等等。也选了中国当代作家，如冯骥才、贾平凹、刘心武等人的作品。作家和作品，除了能带来新的词汇，也带来新的社会生活和地域情况的内容。这些内容，为了解中国铺垫基础，也提供了我们和香港、台湾等社区华人谈话的共同话题。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华人社区的作家作品，也出现在我们的华文教材里。容纳不同华语区的作品，是必须的。我认为 ：各地不同的作品、语言现象，可以让语言学习者了解其他华语区的社会与语言，方便学习者以后与其他华语区交往。在华语扩大它的用途时，我们的课程与材，就不能只是考虑自己的需要，或者一切以中国为中心，而必须从整个华语区的需要着眼。
在华语扩大用途的情况下，新加坡的华文阅读教材所采取的选材与编辑路向，可能值得大家思考。但是，在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如何才能取得平衡？华语文程度和文化认同的关系应该怎样建立？怎么样的语文程度才是合适的？都是需要我们不断关心的问题。
（三） 学习文言也是为了语言和文化的传承。 我认为现代汉语是“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语言。学习文言，能增进我们对现代汉语的了解。但是文言的教学，必须和现代的需要接合起来，才能让文言的学习更有意义。
多年前，吕叔湘就曾提出现代汉语和古汉语分科教学的问题。他认为 ：在充分掌握了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学习文言，达到能阅读一般文言的程度，我估计至少得学习五六百课时，差不多要占去高中阶段的全部语文课的教学时间，课外作业时间还不算。还要有具有较好的文言修养的教师和合适的教学方法。现行的教材编法和课时安排都还不能符合要求（吕叔湘，1983，页 319）。
文言和白话不一定要求一个教师教，甚至可以分作两门，各编课本。（吕叔湘，1983，页 330）。
新的书面语又会从旧的书面语吸收有用的成分 ： 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吕叔湘，1983，页 42）
可见文言的学习负担是很重的，但为了文化和语言学习的需要，我们又不能不学习文言文。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同时也需要减低学生学习文言的负担。我建议放弃全篇选读的做法，只选有意义的段落。吴楚材编《古文观止》的时代，文言是通行的语文，书写文言是当时必需的条件，今天我们已经不写文言了。我们必须以现代的需要，从“古为今用”出发，重新考虑语文教学问题。尤其是在知识近乎爆炸的时代，在全球化的年代，适当地减轻学生的语文和文化的负担，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这个问题是应该提到日程上来考虑的。……以内容为纲处理阅读教材，结合古代、现代、中外以及华语区共同的文化特点，使华文教学更具有挑战性（周清海， 2011b）。
我更提倡以不同的课题为中心，将文言和现代汉语的选文结合起来，组成单元，进行教学。如“恋爱观”、“友谊”、“诚信”、“务实”、“移民问题”、“外来人才”、“民主”、“爱国”、“人性”等等，都可以成为课题，选取现代的文章，结合不成篇的文言，将“古今”融合起来，做到“古为今用”。当然对于中文系的学生和语文教师，可以有不同的要求、可以有更高的要求。
（一）在“大华语”概念下，华文教学在教材、语言评鉴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需要做些适当的调整，才能符合华人身份的转变，以及全球化的要求。但华文教学里书面语高度统一的传统，是应该继承和保留的。此外，从语文政策和语文推广的需要看，下面几点也应受到重视 ：
（二）从语文政策的高度，强调与维持共同的语言核心，使我们的华语走得出去，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同时也提倡交流，相互吸收，提倡‘大华语’的概念。这些做法，对我们这个只有人力资源的小国，是必要的 ；对于汉语的发展，汉语走向世界，我想也是必要的。（这是徐峰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引了我
2006 年 3 月 24 日在《联合早报》上的谈话）（徐峰， 2015，页 3）。当时我用“大汉语”，现在改为“大华语”。
（三）推广大华语，是所有华语区的责任。那么，华语师资的培训，师资资格的论证，华语教材的编写与出版，都不一定要全在中国。汉办目前所采取的
“派出去和请进来”的做法，以及（包括侨办）定期组织中国国内的教学专家前往海外，为当地教师举办培训班的做法，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大华语这个概念，没有充分调动华语区在推广大华语中的作用。
（四）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性，不只有助于华语区语文教育的发展，鼓励华语区的语文教育企业化，对培养具有国际观的研究人员、语文教师都有好处，更将给汉语的国际化带来新的动力。汉语国际化，不能单靠经济力量，软实力的建立，需要华语区的配合，需要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友人的支持。
（五）李宇明先生认为 ：“海外华语教学……是汉语教学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国际汉语教学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应当受到进一步的重视。”（李宇明， 2015，页 343）这个“国际汉语教学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希望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带一路”的思考中，能受到有关单位充分的关注，而华语区之间，也应充分合作，在大华语的概念下，共同思考这些问题。
（原载自：《国际教育学报》2017，第1期）
图文编辑：张钟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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