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古三：行走田野 品味人生——访台湾著名方言学家张屏生教授
（台湾语言学家张屏生教授）
行走田野 品味人生
——访台湾著名方言学家张屏生教授
[编者按] 张屏生教授是台湾著名的方言学家、高雄中山大学客家文化中心主任，多年来足迹遍及宝岛及大陆闽、粤、琼等地，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近期，本刊记者采访了张教授，详细了解其人生历程，以及从事方言调查的酸甜苦辣。现发表访谈内容于下（“记”为本刊记者，“张”为张屏生先生）。
记：很高兴有机会采访张先生，想了解先生如何成长为大学教授，能否先谈谈您的家庭？
张：唉！说来话长，我祖籍是广东省潮阳县谷饶乡(赤寮)，父母都是潮州人，我们家以前做早点生意，而且是没有店面的流动摊贩。父母每天差不多凌晨两点多就得起床，父亲搓揉炸油条的面粉，母亲煮豆浆和杏仁茶，直到四点多，把摊子推出去，就开始做生意，一直做到上午十点多才回来。小时候我们早上得去摊子上帮忙夹油条、收碗、洗碗、提水等，到了快迟到了才背起书包到学校。尽管当时家里不十分富裕，但也还过得去。我父亲个性执拗，自尊心强，据他说他在老家17岁就当老板，经营一家米铺，赚了钱。后来和我祖父闹翻，1948年到台湾来看看，后来想回，大陆局势已变化，只好留在台湾重新打拼。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做个仅能勉强糊口的小生意，就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牛肉沙茶火锅店。那时市面上还没有沙茶酱卖，我父亲不知道找谁弄了些秘方就在家里炒，刚做好时，整条巷子都是沙茶酱的香味。刚开店时，生意很好，客人川流不息，但后来合伙人并不用心，甚至连沙茶酱都被拿去还赌债，当然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我依稀记得1972年除夕，那天有很多债主到家里来讨债，母亲只好带着我去高雄向父亲拿钱。那家店在高雄三凤宫附近。我们去到店里，店里冷冷清清，师傅和伙计都回家过年了。父亲落寞地抽着烟，一脸失望无助。那一晚的凄怆景象，我终生难忘。后来父亲忍痛结束了沙茶牛肉火锅的生意，回到屏东重操旧业。
记：这跟您后来的求学有关吗？
张：就因这个缘故，家里一贫如洗。师专有公费，毕业后又有工作，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很不情愿地选择屏东师专就读。在这段期间，由于心里怨懑，学习并不努力，沉迷于乐器演奏，当时我加入了国乐团、弦乐团、口琴社和吉他社等，根本就没想到将来还要继续念书；要不就在图书馆看闲书，好像准备就这样过一生——一辈子当国小老师，这是父母当初对我的最大期待。他们从来不知道我的兴趣和能力，也无能力去栽培。我当时养成孤僻的习惯，每天6点半前就离开寝室，晚上等图书馆熄灯才回寝室，因为寝室无法让人静心做事。虽然对课业学习不很尽心，但也没闲着，当时也想从事文艺创作，所以也写了两篇小说，还得了个文学奖。
记：那老师您的学习成绩好不好？
张：由于课业学习不尽心，成绩一般在中等以上，但考试和做学问是两回事，我分得很清楚！
记：您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人生遭遇？
张：有，最气愤的是讲方言被当时的校长抓到，当时的处罚就是“禁足”，“禁足”就是周六、日要跟辅导老师学说国语。当时辅导我的是陆又新老师，陆老师后来被公认是教“国音学”和“说话”最权威的老师。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后来我就走上汉语方言研究的道路，也教“国音学”。陆老师也经常和我讨论这方面的教学心得，我也从陆老师那边学到一些教学经验。“禁足”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处罚，但心里就埋藏着一定要讨回公道的决心（让方言可以随便讲，而不会被处罚）。
师专的生活很军事化，每天从早到晚都要点名，早上6：25起床，然后早点名，8点升旗，又再点名，之后就是一天八节课。下午5：30到7：10可到校外活动，7：10到9点为晚自习，还要点名，10点后，全校熄灯，教官要查铺。熄灯后如果要看书，就只能到厕所去了。因为只有厕所的灯最亮。到了五年级，男生要考预官，学校会开放一间教室不熄灯，让准备考预官的人去那边开夜车。吃饭三菜一汤，特别节日加菜。伙食由三年级的班级轮流筹办，我也当过伙委主席。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们当时都觉得伙食很好，特别是寒暑假没有开伙，学校会把伙食费退给我们，那是最开心的事。
记：在屏师有什么较值得回忆的事？
张：在师专的前三年我过得很懒散，没什么值得陈述的回忆。一直到四年级才出现转折。因为四年级重新分组编班，我选择语文组，原先的导师是黄声仪老师，但两星期后，黄老师就转调到台中师专，然后学校新聘了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董忠司老师来教我们，他也就是我后来博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1978年董老师刚得到博士学位，来到屏东师专任教，当时他是先教我们大学国文选，我们几乎花了比其它科目多出好几倍的时间来准备。老师出了很多作业，这对老师也是很大压力，因为如果学生认真做作业，老师没有用心看，被学生发觉后，学生就不再配合老师。那时董老师对我们有很多要求，但我们是怀着信心、勇气、耐性和喜乐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些要求。记得老师每次上课都会出对子给我们对，对得好就三个圈，对不好就一个圈。听说女生常因此而做恶梦，还惹来舍监抗议。到了五年级董老师教我们声韵学，在董老师用心教导下，我对声韵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董老师为了打好学生的声韵基础，自己花了相当多精力来经营这一门课。当时他经常到宿舍来巡视学生的生活作息，吃饭时也常和同学一起用餐聊天。他一到房间来总是放下老师的架子，亲切地和学生讨论问题；看看我们书架下有哪些书，告诉我们有哪些好书要看。我们上课记的笔记老师还会帮我们校对，看看我们有无记错。这样学生和老师之间逐渐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高度默契。当时，只有董老师肯主动去和学生亲近，其它的老师教完课就走了，所以我们这班和董老师的感情特别好。我记得这一门功课作业非常多，董老师又是一位责任心强的老师，所以有些同学在学习还没有进入状态的情形下，不免对董老师有所埋怨。声韵学虽然只是一周两节，但我们几乎是把所有课外时间都花在这门课上。或许是自己崇拜董老师的缘故(当时董老师是屏东师专唯一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加上自己勇于挑战的个性，所以对这门功课，下的工夫也比别人多。我的作业常被同学借鉴，考声韵学的前一晚，我得挪出时间为同学解疑。因此也读出了一点成就感，所以我很喜欢上这门课。不过，从内心来讲，我对死记硬背的东西是比较排斥的。所以有一次我就问董老师：
“老师！你研究声韵学会不会觉得有点繁琐，枯燥乏味？”
“不是枯燥乏味，而是枯燥有味！”(董老师笑着说)
我觉得这句话对于一个没有在声韵学下过工夫，或者下过工夫，但是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运用这个工具来进一步追索其它学问的中文系学生，是很难有所体会的。
记：那在大学求学的情况呢？
张：1980年我师专毕业后到海军陆战队服役，1982年5月退伍后，我到台北县树林镇当小学老师，晚上我到辅仁大学夜间部进修。那时教声韵学的是林炯阳和李添富老师，声韵学的作业有《广韵》的反切上下字系联、《韵镜》填反切、《声经韵纬求古音表》、《诗经韵例》……同学们照例也都苦不堪言，可是我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后来还编了《诗经韵表》(未出版)、《广韵声类手册》(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等作业本。大学上的声韵学是较传统的内容，董老师教的声韵学范围反而比较广，除传统声韵学的课题外，还有方言记音的部分。我记得董老师当时布置一项作业，要我们找10首闽南语歌曲标国际音标。现在回想起来，天哪！这种作业我们怎么可能做出来？中文系的学生要上声韵学得先修过语音学，即使修过语音学也未必就学得会闽南语记音。后来我到静宜大学兼教闽南语概论，学生学了一年，记音也无法得心应手。以我们当时的训练，董老师也实在太抬举我们了。不过我是如鱼得水，当同学们被“八音”搞得糊里糊涂时，我大概花两小时就做好了，而且我写了20首，很多同学就从这20首里选10首，然后再把次序颠倒一下，做少许加工就完成了。现在想起来很好笑，不过当时我可是“普渡众生”的活菩萨。大学毕业后连考四次才考上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记：老师在大学应该很用功吧！怎么会考了四次？
张：我原先也没有准备要考研究所，甚至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研究所，能把大学念完，我认为就已是学习的终点站了，而且我已在小学教书，不必有高学历。有一次上尚书课，我负责报告殷周的历史，其中我对钱穆先生编写的《国史大纲》里头的内容，提出不同想法。老师说我的报告有研究生的水平，将来有没有想要考研究所？我愣了一下，只好说有！那时候才知道有“研究所”这个东西，但也没有积极准备。就这样到大学五年级(夜间部要念五年)，看到其它同学都已在摩拳擦掌地准备，自己受了激励才产生考研究所的念头。考四次才考上，实际说来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自己并没积极准备，当时我正迷恋于收藏民俗艺品，还有学习南管、布袋戏的锣鼓乐、西洋美术史，对考试并没有全力以赴。而且当时读书没有开窍，很多东西并没有融会贯通，考试都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好，每次总是囫囵吞枣地瞎背那些“记问之学”，这种方式运用在一般课业的考试可说是绰绰有余，但研究所的考题范围比较大，内容也比较深，如果没有把整个架构彻底地解析，是无法答好题目的。我和一般考研究所的人一样，人手一册考古题，再把那些题目模拟作答，然后把答案背得滚瓜烂熟。应考时，蒙对了也许就可以考上，蒙不上就瞎扯，所以考试时作答总是支离破碎的，当然也就考不上。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这些失败的过去，我可能还不知道改进自己的读书方法和态度。另一方面是来自我工作环境的影响，因为小学老师大都是包班制，每天除上课改作业之外，还要做许多额外的工作，里面有很多潜在的危机。讲个笑话吧！如果小孩子上厕所滑倒受了伤，级任老师都要负责，在那种情况下，我实在无法分心再去读自己的书，虽然当小学老师的人自己觉得很无辜，但是碰上了，还是得去面对。
记：对！这点我也有深切感受！
张：为了有更理想的学习环境，我在1986年通过甄试进入了台北市士林区社子岛的富安国小任教。这个小学的环境较封闭，属泄洪区，家长比较忽略学生品行的教养。还有这个学校的行政人员和老师普遍存在过客心态，所以都待不久，一有调动机会，马上调走。我曾努力想要改变，但是失败得更多，而且成为这个学校的“问题老师”，所谓的“问题老师”就是——你觉得有哪些措施是不对的，你向学校反映，学校的主事者也都认为你说的对，但学校无法立即改善，你如果坚持你的理念，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老师”。不得已我只好再请调到台北市故宫博物院附近的溪山国小任教，那是一所郊区小学，全校只有六个班。通常是郊区的老师往市区调，我是反其道而行，所以更容易调离富安国小。我到溪山国小之后选择当科任老师，无形中就减轻了许多教书以外的负担。这个学校有宿舍，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我求学的环境。晚上我可以念书念得很晚，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来自我充实，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全力冲刺、安身立命的好环境。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个学养丰富的林清科老师，他是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毕业，我和他经常住在学校，他的思辨理路非常清楚，所以我如果读思想史有任何问题，就随时去请教他。有一次我和他讨论佛学方面的问题，他一时兴起，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就站着听了两个小时，事后我问他，要怎样读书才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程度？他说：“你现在读不懂的书，以后你就会懂，我只是比你早一点知道而已！”他也告诉我，我的生命才情并不适合做思想方面的研究，倒是可以往文字声韵方面好好发挥发挥。我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确实是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拉我一把的人，有时候我读书读累了，林老师跑来跟我闲聊一些和考试不相干的事，事后他告诉我那是在帮我踩剎车，目的是要让我在考试时头脑能够灵活的应对。对于林老师，我总是心存感念。因为有这样的环境，我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努力。
记：老师你也会上音乐课吗？
张：当然会啊！我会演奏很多种乐器，包括中、西乐的吹、弹、拉，我把音乐当作一种调剂，上音乐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困难。早些年在大同国小就和郭大同学长一起训练弦乐团和鼓号乐队。后来到溪山国小之后，因为派来的音乐老师要去服兵役，学校只好找我去上音乐课。我那时推广吹直笛，因为如果音乐课只是唱唱歌，那没有多大用处。但是要演奏乐器，学生就得学会识谱，所以我就选择推广吹直笛。我从不回避困难，而且那是一个“教学相长”的机会。因为要上课，我们当然事前要练习，上音乐课，我可以练习弹钢琴，所以我的钢琴也弹得比以前好。另外我也参加好几个梯次的音乐和美术研习来增进我的教学知识和技巧，这些都成为我的资源。为了教美术欣赏我也经常利用假日到市立美术馆拍幻灯片，前后拍了几个月，培养出我对美术的爱好，以前偶而我也做一些木刻、篆刻、剪纸、折纸的消遣来化解整天坐在计算机前面工作的苦闷。
记：老师演奏的是哪些乐器？
张：国乐方面，除了琵琶、古筝、杨琴之外，其它我大半都会，比较专精的是三弦，其次是箫，在乐团演奏的是倍革胡、低音提琴，特别是晚上吹箫，会有进入空灵状态的感受。西乐方面比较专精的是曼陀林，那是意大利拿玻里的传统乐器，用来演奏拿玻里民谣特别好听，像是《散塔路琪亚》、《归来吧！苏莲多》、《可爱的阳光》……不过这种乐器得要有其它乐器伴奏，否则很单调！现在我和一群朋友每年固定开一次音乐会，我都会上台演奏，应该有业余的水平。除此之外我还会吹树叶，这就有点难了，因为当时教我吹的是我读师专的一位原住民学长，我问他怎么吹，他就吹给我看，然后就告诉我说，“就这样吹！”然后我就只好自己揣磨了，我每天从寝室去餐厅的路上，就摘一片樟树叶吹，吃完饭回来，再摘一片吹，这样整整一个月才勉强抓到窍门，终于吹出声音，接下来就开始学会调整音高，过不久之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吹出旋律。有人说：“很多学问花了时间，投诸心力，必当有所成就，唯独艺术不然，它需要天分！”我想我是有学音乐的天分。我会吹树叶后，我教过很多人，但只有我的同学张荣仁学会。
记：那老师为何没有继续学习音乐？
张：主要是和家境有关，米开兰基罗说：“艺术家天生原本属于贵族！”这话一点不假，没有钱，很多事做不成。因此我早早放弃这个念头，没能继续往音乐的路前进，内心固然有遗憾，目前这种情况，虽不满意，但也还可以接受。
记：在求学方面老师似乎只提到在语言文字方面，在文学史和思想史方面老师是怎么修习的？
张：文学史的部分，我在大学碰到一位负责任的老师——谢锦桂毓老师，他编写很多讲义，要我们研读很多文学作品，然后撰写读书报告，此外他还要求我们要背诵一些作家的代表作，所以读文学史不太有困难。难得的是这位老师能够因材施教。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的中国文学史的成绩是98分，但是诗经才得了65分，我很不服气。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才去找谢老师请教。当时自己心高气傲，完全是想找老师理论的态度。但谢老师劈头就说：“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你答考卷的字太潦草，写得密密麻麻，我实在看不懂，所以65分还是给得高了。”我听了老师的话，回来好好反省自己的答题方式，总是企图以很多的数据来表现自己的努力，但常常要让改考卷的老师从答案中去挑跟题目本身有关的内容，是我太为难老师了。我开始调整自己的读书态度，如果没有谢老师的适时提醒，可能我不会有那么快的转变。对学生来说，失败只是暂时，由失败所获得的教训更重要。所以我常告诫学生分数不是求学的重点，不必过分计较，但再怎么说学生都听不进去。在思想史方面我就觉得很难，当时辅大有位刘光义老师教《庄子》，这位老师教法很特别，上课经常骂人，刚开始觉得很难堪，但后来也就习惯了。我听了两年的《庄子》，当时我还会背《庄子》的内七篇，但这位老师老觉得我对《老子》很熟，每次讲到老子的某一段话就对我说：“你《老子》不是很熟吗？这是在《老子》第几章？”为了不让老师失望，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老子》背得滚瓜烂熟，以备老师随时询查。因为这样我也开始对《老子》有兴趣，后来考研究所必须考专书，我就选了《老子》。但当时学校并没有开《老子》这门课，我只能靠自修方式来准备。说实在的读思想史要有慧根，而且要有时间玩索冥想，这两个条件我都没有，所以在思想史方面的训练比较缺乏。我记得刘老师在上《庄子》的时候总会说，这一段不是庄子的，这一段才是庄子写的，我当时很疑惑，我就问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刘老师说：“我搞了几十年的《庄子》，我就是知道！”当时老师这样说，我当然很不服气。现在我完全同意老师的看法，因为那是长时间浸淫在书本所生发的一种直觉，是存在于观念中不可理解的部分，所以才会得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领悟。后来有同学到鹅湖去上课，回来告诉我，说王邦雄老师开《老子》这门课，问我要不要去听？地点是师大对面的师大美术社，我当然就去听了。王老师上了三期(一期是三个月)才把《老子》上完，那是在做社会奉献。我没有缺过一堂课，就这样我对《老子》才稍微有点了解。王老师上课很有条理，来听讲的人多数都是中文系想考研究所的学生，他很有耐心地回答学生的问题。因为在那边上课的人大多数是走思想研究路线的人，他们的底子比我要好很多，王老师上课的内容我大致还可以了解。记得有一次我在读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有些地方读不懂，想问王老师，可又怕被老师责备自己太差，后来还是鼓起勇气去问。想不到王老师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告诉我说：“岂止你看不懂牟先生的书，有时我也看不懂！”当时我听了后信心大增，原来看不懂牟先生的书，不一定是程度太差。那是1986年的事情，不过我现在回想起来，王老师不一定是看不懂牟先生的书，但他那样对我说，确实让我当时的压力缓解不少。后来再经过多年努力，对中国思想史才稍稍读出点兴趣，后来才开始专注在文字、声韵等小学课程上。不过我认为如果要读懂思想史，最好先通晓一家（儒家、道家……）的思想，然后通过比较的方式，就比较容易读通其它的思想。
记：那老师怎么会开始研究方言呢？
张：研究方言主要是受我的老师董忠司先生的影响，记得当时是硕班二年级的上学期，学校要我们报一个硕士论文的题目，我去找董老师商量，董老师给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宋代的对音数据，一个就是潮阳话(潮州话的一种次方言)。我选择了潮阳话，主要的原因是我看到大陆张盛裕先生写的有关潮阳方言的论文，而我父母亲都是潮阳人，这是我从小听惯了的话，台湾除了董同龢先生的《四个闽南方言》有一些揭阳话的记录，吴守礼先生因为研究《荔镜记》(陈三五娘)也谈到潮州话外，就没有人研究潮州话了。后来看到很多闽南话研究的论文都引用到潮阳话的语料，这一点对我很有吸引力。当时台湾研究方言的人还很少，也不知道前景如何，但是大家如果都往轻松、热门的题材那边挤，会把出路堵死。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弄懂了语言的相关问题，再研究文学、思想会比较容易，因为即使要研究文学、思想也得学会看懂原著，这时候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就用得上，很多人因为某些因素的干扰而排斥选修语言学课程，这样恐怕会影响到未来的学术进程。当然要调查一种语言最好是要明了该语言的相关问题，潮州话虽然也属于闽南话，但语音、词汇和语法和台湾闽南话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例如：“桌子”潮州话叫“床”tshng55，不叫“桌仔”to55 a51；“伯公”潮州话叫“老伯”lau33 peh3，不叫“伯公”，但是“三伯公”潮州话叫“老三伯”lau33 sann33 peh3，不叫“三老伯”。所以闽南人总会笑话潮州人说“桌囝呾饭床，囝婿呾阿郎”toh5 kiann51 tann55 png33 tshng55，kiann11 sai11 tann55 a33 nng55，意思是说潮州人把“桌子”叫作“床”，把“女婿”叫“阿郎”。话说回来，研究语言有良好的语言环境，当然是会比别人掌握更多细微信息。我本来不会讲潮州话，我是调查潮阳话后才会说的，1992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召开潮州学会议，因为我是潮州人，所以张双庆教授特意要我去参加。那一次的会议我尝试用“不是很流利的潮阳话”和潮州地区的学者交谈，他们居然说我讲的是老派的潮阳话，还说“汝呾个潮阳话正死”(你的潮州话很标准)。另外我也学会用四县腔客家话和客家人交谈，但马祖的福州话要学就很困难了，虽然我调查了马祖话，我也只能看着音标来模仿发音，却无法用福州话来交谈。这一点李如龙先生在《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中也提到：“……有一次我问罗杰瑞，你的福州话怎样？他说：‘能说不能听。’当时我很纳闷，以为学话总是先学听再学说，哪有能说不能听的？现在我理解了，先选好词造好句，再用语音推字音，这就能说，说是主动的。听就被动了，方言词掌握得不够多就硬是听不来。”研究方言要进行比较，最好能多掌握几种不同方言。目前台湾的汉语方言有闽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和军话；福州话主要通行于马祖地区，军话只有在桃园新屋乡石磊村的水流地区。
记：很多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声韵学很枯燥，所以很不喜欢上这门课，是这样吗？
张：坦白说，要把声韵学讲得很生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有的学生会来告诉我哪位老师的课上得很活泼，我就问是上哪个科目，学生说人生哲学，我笑着告诉他，这种课我来上你也会觉得生动活泼。声韵学就是硬梆梆的，想活泼也活泼不了。不过我还是找到了解套的方法，那就是配合方言现象来讲，声韵学之所以难，就难在以前的人没有一套记录语音的音标符号；现在学生的困难是看不懂音标，要讲声韵的演变不借助音标是很难理解的。更何况讲到拟音的部分，那些拟出来的那么复杂的音节结构，实在不容易弄懂。很多学者在拟音的时候，对上古音、中古音的音节结构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那种拟音没有多大意义。碰到考试的时候多半靠死记，考完试也就忘了，所以声韵学是中文系学生可怕的梦魇。如果结合方言来讲，就比较容易让学生理解。例如：发音的部位相同、发音的方法相同，都可能发生音变，这在我们的周遭都可以听得到。现在教声韵学的老师慢慢地都会加入一些方音现象来辅助说明传统声韵学的相关课题。在大陆有成就的声韵学者都曾研究方言，像罗常培、王力、周祖谟、李新魁、徐通锵、鲁国尧等。想研究方言的人，最好也要学习声韵学，这是中文系最大的长处，因为传统声韵学的等、摄、开合框架是探视语言演变的窗口。而一般大学语言学系的学生多半是外文系出身，所以“转不进来”，如果不懂传统声韵学的话，他们在从事田调时，会有局限性。
记：当时老师就读的大学中文系开设语言学的相关课程吗？
张：没有。
记：那老师是怎样学习国际音标的发音？
张：老实说，在大学时，我曾经在上声韵学的时候问过老师国际音标表上的音要怎么发？不过我不了解是那个老师不会发，还是有其它的原因，他只告诉我他们当时也是听李方桂先生的录音带，但也没有学得很仔细。然后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了。有一次我访问大陆郑张尚芳老师，他说：“我是图书馆大学毕业的，就是在图书馆做学问！”这句话给我很大鼓励，虽然我一直都没有上过语言学的专门课程。后来有一个机会，我认识了吴叠彬老师，他很热心地教我们国际音标的发音。1993年底到1994年初这一段期间，吴老师利用星期六的早上给我和几个师大同学上语音学。他很细心地指导我们国际音标的发音和辨识，另一方面也将他多年对语言学相关问题研究的心得告诉我们。国际音标的学习，光靠听录音带来模仿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掌握发音的部位和方法，那就无法顺利地发出标准音来。举个例来说，[Â]这个音，我是在听辛勉老师国音学这一门课时听到的，他说当年他听赵元任先生讲学，赵先生举了“拉萨”这个词当地话的说法，辛老师就自告奋勇地发了这个音，赵先生当场就嘉勉辛老师能把“拉萨”发得很地道(因为辛勉老师是当地人)。下课之后，我就向辛老师请教“拉萨”要怎么发，辛老师发了三次让我模仿，可是我还是听不出来要怎么发。辛老师笑着说：“别学了！别学了！”后来吴老师上课提到了这个边擦音，他教我用[l]的部位发一个[h]的音，然后就可以发出[Â]这个音。发这个边擦音的时候，脸的两颊会微微的震动。我一下子就抓到要领了，后来我在校园偶然又碰到辛老师，很自信地请他听听我的[Â]学得地不地道，辛老师听了我的发音之后，说：“对了！对了！”2011年9月我到泉州泉港区调查，就调查到Â‑这个音，如果没有吴老师的教导，我恐怕对很多语音还不知道怎么记。现在我也会去挑战一些自己以前没有调查过的语言，这一阶段的学习对我帮助很大。其它的调查知识都是从实际工作中获得的，我会试图了解别人是怎样记音，如果我碰到自己没有把握的音，就去请教老师，然后和别人讨论。同样的问题，我会请教不同的学者，然后我再参考相关数据把关键点找出来。“发现有启发性的问题”是阅览文献时必须积极培养的一种能力，因为在学术领域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换句话说，题目问对了，答案就出来了。现在我也教声韵学，我才觉得，对我来说“学”比较容易，“教”反而困难，例如：[r]这个舌尖颤音，只看到傅懋勋先生的《论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说：“……可以在舌尖颤动前先发一个送气t，即th，利用这种音冲击舌尖颤动，发出声带不振动的thr，等舌尖比较容易颤动的时候，再取消前边的th，直接发出声带振动的颤音r。”(页30)我想如果我不会发这个音，看了这样的描述，我也体会不出来。台湾的原住民普遍都会，所以我认为发音困难不困难这个问题实在很难说，有些音某些人觉得很难发，但是和他相邻的民族发起来却没有什么困难。我会发这个音是为了吹奏管乐器，就是“花舌”，有时候唱歌也会用到，像凤阳花鼓中：“……‘得儿’飘飘飘一飘……”中的“得儿”就得用花舌来唱。另外像马来话的[r]，是先发a，然后接一个闪击多次的闪音，不是每个符号都发同样的音。
记：其它的调查知识，老师是通过哪些学习途径获得的？
张：主要的还是在“做中学”，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语言学的专门课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从何做起。董老师拿了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要》、詹伯慧先生的《现代汉语方言》、黄景湖先生的《汉语方言学》叫我回去自己看。老实说我看是看了，但是没有心得，心里很闷。那一年也实在很幸运，因为董老师休假一年，时间比较多，所以经常关心我的学习进度。那时能参考的材料很少，要印一些大陆的期刊论文，也很麻烦，所以每次到老师家，只要征得老师的同意，就到老师的书房搜巡自己想要用的书籍。只要我看到我想看的书，董老师都同意让我借去影印。当时去董老师家，除了借阅书籍以外，其余的时间就和老师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从早聊到晚，都是跟语言研究相关的事，这种学习比在课堂上生动有趣得多。因为学生认真地学，老师才会尽情地教。我通常会向不同的老师请教一些问题，我就可以知道不同意见的优缺点，取舍时就会比较谨慎。现在我经常想，如果能够跟在老师身边生活一段时间，学习一定大有斩获。我记得1995年我和董老师、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光宇老师一起到海南岛去开会，一有空我就趁机向张老师请教一些我在读书时遇及的问题，张老师也愿意告诉我一些想法来澄清我的困惑，让我少走一些冤枉路。他说：“写文章要站在高顶上纵观全局，这样‘调兵遣将’(运用材料)才可以照应周全。”这句话现在我慢慢有所体会，如果看得不够，材料收集的质和量都不能得到保证，论断当然会有缺失。说到方言调查，当然就得说到洪惟仁老师了。虽然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是董老师，但董老师是一位允许学生自由思考的老师，对于我的意见，他如果有不同的想法，也不一定要我改变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很鼓励我去向不同的老师学习。他看我在方言调查上面没有进展就叫我去向洪惟仁老师学习。认识洪老师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一天我本来是为了要写一篇《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铭款式法帖>中考释古文字的方法》而到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图书馆去找数据，正在翻阅数据的时候，门外突然进来了一个人，胡子留得很长，不知道为何我直觉认为他就是洪老师，此前我从来没见过洪老师。我询问旁边的图书馆管理员，经过确认后，我就鼓起勇气向洪老师表达我的心意，并且说是董老师介绍的，请洪老师多多指导。洪老师很热心地请我到他的研究室去聊天，并且送我一些数据，还说了一些勉励我认真努力的话，顺便发了潮州话的iN和eN这两个音要我辨认，当时我没弄清楚，被洪老师说了一顿，责备我的基础训练不够，要再加强。后来洪老师便要我参加新竹市方言志的调查工作(1990.7)，刚开始时洪老师先教我们一些简单的语音概念和归纳音位的原则，然后我们便开始去做田野调查了。我们首先访问到的人是郑橤珠女士，她是一位在庙里修行的尼姑，念过私塾，了解反切的原理。洪老师先问一部分，接下来便让我们轮流来提问。这一次访问还算顺利，晚上我们就练习记音，我很快便进入状态，一点困难也没有。中间我也为几个记音上面的想法，特别是声调的辨认，和洪老师商讨争执。或许是自己有长期学习演奏乐器的原因，在记录声调上，我对音高的辨识相当自信，所以就不能完全认同洪老师的意见，后来经过多年的进修才了解到“调位”这样的观念在实际归纳语言材料时如何运用。懂得理论是一回事，如何把实际和理论结合，这就要靠经验，经验积聚多了之后，自然就会驾轻就熟。用五度记调法来记录声调，应该要有调位的观念，而不是机械的操弄相对音高在五度上的表现。如果不把“调值”和“调位”分清楚，就会像蓝亚秀先生把福州话的阳平调定成/61:/。“五度记调法”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客观物理量的描写，而是通过人的耳朵得出的对实际音高间接的带有相当模糊性的描写。从原则上说是一种声调音位处理的方法。这种处理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区别声调的类别，其次是在分类的基础上尽可能对调值做出记录。所以记调上以能够辨认调型为主，只要能够区分调型，调层越少越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和洪老师的论辩实在是自己见识浅陋。具体来说，我因为有了这次调查的经验，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其它方言点的语料收集工作。洪老师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有时候会在有意无意间显露出不耐和不屑的神情，所以相处的气氛会变得有些尴尬。但学生总是要学习克制自己的情绪，否则人与人之间怎能建立相互信赖的感情。说实在的，在我每个重要的进取时刻，洪老师都曾提供不同形式的协助，我由衷地感激他。
记：老师最先的调查哪种方言？
张：我最先调查的是潮阳话！经过洪老师的训练后，我才去找我父亲做调查。父亲认为潮阳话有啥好研究的！我说：“您只管说就好了，其它的我会处理！”。父亲接受我的要求后，才发现发音合作人不好当，好像囚犯在被审问一样，常常被我问到打瞌睡。每当我问他有没有空的时候，他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倒是他的朋友张深溪先生始终乐此不疲。刚开始的时候我先看张盛裕先生的材料怎么记，等到我会分析判断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他审定的调值和我调查的并不十分一致。最后我采取我自己所掌握的方式来记音，董老师原先不放心，他把录音带仔细听辨之后，认可了我的记音，才放手让我去做。那时候因为我只能利用寒暑假的时候回到屏东调查，所以回家的时候带了很多参考资料。当时小儿以文刚出生，奶粉、衣服、尿布也要带，回去一趟搞得我非常烦燥。调查之后的语料整理、分析、补充又费去了相当长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好我的朋友庄淑慧先生利用放春假的时间帮我抄写。因为当时的电脑无法打出国际音标，我也还不太会用，说起来真好笑，我1989年就已经买了电脑，但一直到念博士班(1992年)时才开始学会使用。经过整整八天终于把论文赶完(写是八天，材料收集是半年)，董老师又“吹毛求疵”地挑了一些小毛病，然后就送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调查、记音和归纳音位。归纳音位，要结合声韵调的搭配关系来进行，这得自己切切实实地从头做一次才会通透了解。就好像叫学生做声韵学作业一样，必须实际操作才会发现问题，把问题摸透了，观念也就清楚了。就以潮州话来说吧，我把李永明、詹伯慧、蔡俊明和张盛裕等先生的材料，摆在一起，比较他们的音韵系统和记音的差异，经过分析取舍之后，才懂得归纳音位的初步方法。把几种材料摆在一起，抓住他们处理上的差异，就可以判断优劣。例如“虎”，张盛裕先生记成hom53，我记的是hounn53，其它的材料都记hounn53，假如张先生没有记错，那倒是可以看出语音的变化。潮州话最特别的是“凡、范、犯、范、法”几个咸摄合口三等字念uam/uap韵，因为圆唇元音(u/o/)是不拼双唇韵尾(-m/-p)的，潮州话的念法在汉语方言中是较少见的(客家话也有类似情形)，我第一次调查时，没有注意，记成uaN/uak，后来在核对资料的时候，再请我的父亲发音，我很注意观察嘴型，才做了修正。但这种材料的机械排列对比要有耐心和毅力，后来我调查客家话和福州话，这种锻炼让我受益匪浅。如果只是调查自己熟知的方言，那实在没有什么挑战性，应尝试着去调查自己不熟悉的方言，才会让自己有更多进步。
记：老师硕士班考了4次，那博士班考几次？
张：我在通过硕士论文的口试之后，很幸运地考一次就考上了文化中研所和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班，这可能得益于以前所打下的基础，后来我选择到师大就读。不过当时师大国研所语言学科的课程并不多，加上我白天要在小学教书，为了避免请假太多，所以尽量选下午四点到六点的课。我想如果不用功，修再多的课收获都不大，读书是要靠自己。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写作硕士论文时间过于仓促的窘境，我决定赶紧动手收集材料。
记：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择汉语方言做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张：我想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不从某些东西舍弃开始，那么任何使命都无法成功”。因为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学会所有的事物，逞强的结果可能会使我们打乱原来的计划而倍受不必要的挫折。事实上每个人都应当走自己觉得最自然的道路，万万不可为了超过别人而勉强自己去做不合适的事情。在语言研究的领域，我们怎么可以奢望开出一张空白支票，而能予取予求呢？如果我要做理论方面的研究，那我必须从头学习，这样的话会事倍而功半，那还不如在我已经稍有基础的领域继续打拼，这样的努力会更有效率。
记：老师您怎么会想到要去调查客家话？
张：这就得提到高雄师大英语系的钟荣富老师，因为当年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曾指导我一些音韵理论的运用，后来我用潮阳话的韵母系统去检验他所说的理论，写成《从音节结构的分析看潮州话的语音特色——以潮阳话为例》一文。1997年他申请到《六堆地区客家话次方言的音韵现象》课题，让我当助手，所以我才有机会去学习调查客家话。我开始做的时候，也是从词汇调查入手，因为问单字音，碰到不识字的人就没法问了。一方面也整理客家话的相关韵书和别人所写的论文，目前台湾的客家话除了四县腔、海陆腔之外，还有其它少数人使用的不同客家话，如果要研究就得全面调查。
记：福州话到底有多复杂？为什么研究方言的人都说福州话很难学？
张：福州话难学，难就难在它的单字音和连读的时候很不一样，一般方言顶多是连读变调而已，但是福州话不但有连读变调，还有声母的类化音变、韵母的元音变化，较之其它汉语方言，它具有丰富的语音特点和复杂的语音变化机制。如果能够得心应手地调查福州话，调查其它方言的难度就不会太大。
记：为何对调查马祖的福州话产生兴趣？
张：其实在我阅读相关文献时，我就知道福州话是一个值得挑战的课题，1994年，我曾通过一些途径找到过居住在台湾的马祖人，简单地调查了马祖当地的一些词汇，但是当时还不明白福州话语音流变的复杂性，自己的审音能力也还有待提高，所以在核对语音材料的过程中，我就有了警觉，要调查福州话还得研修更多的语音知识。1999年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嶋干起先生闲谈的时候，也谈到福州话在调查上的困难。很凑巧地遇到了一位从福州来的学生——潘秀蓉，她愿意接受我的调查，而且非常有耐心地重复发音。我要求她先念单字音，然后再念连读的音，以便我仔细体会福州话音变的内容。在阅读了福州话的相关研究文献和经历这次调查之后，我对福州话的调查才稍有把握。不熟悉的方言，在调查上是很吃力的。福州话并不是我的母语，有一些深层隐微的词语我们是不容易调查到的，因此必须参检福州话的相关资料。李荣先生说：“方言研究以实地调查为本。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如有文献印证，犹如脚踏实地。早期方言韵书的重要性就在乎此。”(见〈渡江书十五音序〉)现在能够看到的反映福州话的地方韵书就是《戚林八音》，为了能够方便地使用这部韵书，我将它重新改编成《戚林八音常用字同音字表》。另外我也收集到两本有关福州人学习正音的韵表：一本是《正音通俗表》，它是福建闽侯人潘逢禧(属福州方言区)为了福建人学习“正音”于1870年编辑的一本韵表；另外一本是《闽音正读表》，是福建闽清黄绍武(属福州方言区)为了帮助乡人查对正音于1915年编辑的一本韵表。这两本正音书在当时对乡人学习正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今对研究福州方言的相关问题仍然具有参考的价值。有了这些先前的准备工作，我才开始调查马祖话。由于先前下了很多功夫，所以才能够顺利地调查。当然我们也会碰到音和字对不起来的情况，这时候我通常是通过“比字”的方法来解决。所谓“比字”，就是用两个相关的字请发音人辨识。这样可以更精确的掌握语音的音值，另外也可以用来考本字。例如：我们并不清楚发音人念的是什么字，我们可以问他，这个字和哪一个字同音；因为本地人对本地的方言字音的异同很敏感，所以本地人对比字结果的意见可作为重要的参考。
记：老师您都是自己亲自调查吗？为何不利用别人的材料？
张：当然直接利用别人已经发表的可靠语料来写论文是最省时省事的，但是实际上还存在几个不容易克服的困难：1．台湾目前可参引的有关生活词汇的调查语料很有限；2．每一个研究者都是带着问题来收集材料；调查的目的不同，所收集的材料就会出现此有彼无的现象；3．研究者对于语料音位处理的态度也不一致；4．多数材料并不是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人调查所得；5．我有时发现别人的调查材料有可以商榷之处。
这些现象的存在使我们在讨论运用上遇到一定的麻烦，前人所搜集的材料自然就很难加以有效的整合利用，因此一切参考的材料还是得自己亲身去做，我称它叫“学术洁癖”。这个求好心切的自我要求迫使我们尽量排除外在干扰，努力去进行方言调查，你不调查，就不会鉴别、使用别人的调查成果。大陆的学者经常说要“充分的占有材料”，那就得调查啊！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方言田野调查的酸甜苦辣缺少了解、理解。
记：到目前为止，老师调查过哪些方言？
张：目前我调查过的属于闽南话的有福建省的同安、金门(同安腔)；澎湖县的马公、澎南、西屿、湖西、望安、七美(以上都是同安腔)、白沙(偏漳腔)；台北市的社子岛(同安腔)、台北县的芦洲(同安腔)、三峡、石碇(安溪腔)，宜兰县的罗东(偏漳腔)、桃园新屋的大牛椆(偏漳腔)、彰化县的鹿港(泉州腔)、台中的梧栖(偏泉腔)、沙鹿(偏泉腔)，南投县的草屯(偏漳腔)、苗栗后龙的白沙屯、卓兰镇、台南县的佳里镇(偏漳腔)、屏东县的小琉球(偏泉腔)、车城的保力(优势腔)、满州乡的港口村(优势腔)、台东的绿岛(偏泉腔)等；另外也调查了屏东万峦加瓠朗的平埔闽南话，还有马祖的福州话(长乐腔)。属于客家话的有屏东县的六堆(四县腔)、南州乡万华村(四海腔)、苗栗县的头份(四县腔)、桃园县龙潭乡(四县腔)、竹窝(永定腔)、粗坑(永定腔)、新屋乡(海陆腔)、桄榔村(长乐腔)、观音乡的蓝埔村(丰顺腔)、新竹县的竹东(海陆腔)、芎林乡的纸寮窝、竹北市六家(饶平腔)、台北县石门乡(武平腔)、台中县的东势(大埔腔)、云林县的仑背(诏安腔)、桃园大溪镇的南兴里(诏安腔)、中坜市的三座屋、宜兰县壮围乡(诏安腔)。比较特别的是军话，那是一种混合官话、粤语、客家话成分的混杂性方言，目前只有桃园县新屋乡石磊村水流地区的罗姓家族(罗文嘉的家族)在使用，是一种濒危方言。
记：除了台湾之外，老师还去过哪些地方调查方言？
张：1998年暑假，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做短期研究，那一个月我调查了同安话、潮阳话和陆丰客家话。2000年的7、8月我到马来西亚怡保调查了永定客家话，到太平调查了晋江闽南话、闽侯福州话、嘉应州客家话、仙游话(闽中)；也到槟城、马六甲、居銮调查了当地的闽南话。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他们的语言环境很复杂，有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方言，他们会针对交谈对象的不同，随时变换语码。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很多同乡会馆，做方言调查很方便。现在我比较常去的是大陆，主要调查闽南话、客家话、军话。调查过的大陆闽南话有厦门、泉州（鲤鱼城区、泉港区的南埔镇、界山镇）、同安、安溪（蓬莱镇）、德化（浔龙镇）、晋江、惠安（张坂镇）、永春（达埔镇）、漳州市、长泰、平和（五寨村）、漳浦（县城）、云霄（县城）、南靖、华安、诏安、东山岛（铜陵镇、大嵼村、陈城镇）、龙岩、漳平、大田。潮州话部分有潮州市、意溪、潮阳区的沙陇、海门镇、揭阳市、汕头、澄海（县城）、普宁（县城）、惠来（县城）。客家话部分有武平县平川镇、象洞乡洋贝练姓客家话，平和大溪镇，诏安县秀篆镇、太平镇、霞葛镇、南靖的田螺坑、普宁市的默林、饶平县的饶洋、陆丰县西南镇西山客家话、陆河县河田镇、埔上寨、海丰县海城镇、寨岗镇的阳爱。军话部分有广东陆丰县西南镇青塘、大安镇的坎石潭，惠东县的平海、海丰平东镇龙吟塘村、连南寨岗的阳爱，广西合浦的永安，海南的昌城、八所、崖成、中和，福建武平的中山镇。
记：老师是何时回屏东师院任教？
张：1993年12月，徐守涛先生通过他的外甥洪三山(我的小学同学)知道我在师大国文所博士班就读，所以就打电话给我，说侯秋东主任要找我。侯主任教过我一到三年级的国文，另外也教易经和中国文学史。他向我说系里头有几位老师将要退休，在中文课程方面比较缺少语言声韵方面的师资，很希望我能够回母校服务。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回到了屏东师院。能够到母校任教，真得感谢徐老师和侯老师的帮助。屏东师院的教学环境很好，早上和下午我可以去打篮球，我父母就住在学校旁边，随时可以回去看他们。当时的学生也还认真，我的课都会全班到齐，分派的功课，学生也会认真做，我原来就想在这里待到退休。尽管我的老师好几次告诉我北部哪个学校有缺，叫我去应征，我都因为顾及父母在屏东而没有积极运作。2002年，有人对我的提升有不同看法，于是我选择离开，到高雄师范大学台湾语言及教学研究所去任教。高师大教的都是自己专业的课程，比较有成就感。不过我发现报考这个研究所的学生越来越少，再加上我一心想到研究型大学去接受更大的挑战，所以就转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去了。到了中山大学后才发现研究型大学对老师的要求也不少，我彻彻底底地觉悟到，教书环境还是单纯点好。
记：老师你曾到日本去教书，那里的教学环境怎么样？
张：我居然能有机会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教书，实在是太幸运了。那个学校有百年历史，里头还有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在那里教书是件愉快的事。可惜的是我工作太忙，以至没有专心地把日语学好。当时我的心里头还记挂着台湾很多未完成的论文，每天都拼命地工作，有段时间我到清晨4点才睡，8点又起来工作。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图书馆去找书，结果无意中发现图书馆的1、2楼有很多宝贵的古书。有一些日本的学者过世后，家人会把书捐给图书馆让人利用，而图书馆就会帮他们成立一个文库，像王育德先生在学校就有一个“王文库”。我在图书馆里头找到很多1800年至1900年的藏书，《官话研究》是我新着手的一个研究课题，材料已经收集了不少，但是还得需要有一段消化的时间，事实上就是蕴酿，文献探讨的工作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第一步走对了，底下的路会比较好走，万一走错了，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我发现那一批古书的时候是在暑假，学校的印刷室少有老师去印资料，正好让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印。我从早上9点开始印到中午，再从中午印到下午，一直都是站着，一连印了两、三个礼拜，那时天气很热，也许是我以前吃的苦受的磨练，让我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继续努力工作。我要把在日本找到的材料写成研究报告，这是我的使命。
记：老师在日本是教些什么科目？
张：主要是教闽南语会话，学生大部分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我用国语当作我的教学媒介语。日本人学的中文主要还是以大陆的普通话为主，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日本学生听台湾的国语有些吃力；而且我们是用注音符号，大陆是用罗马拼音；我写繁体字，大陆用简体字，所以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后来系主任安慰我，叫我慢慢来。一个学期之后，学生逐渐习惯了。除了闽南语会话之外，还有汉语方言概论、论文指导，这些课程是属于专业科目，这些科目的备课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一个星期上四个半小时的课，一年有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四月到七月，第二个时段是九月到十二月，第三个时段是一月到三月。
记：老师还在哪里待过比较长的时间？
张：2008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做访问研究学人，在那边也住了比较久。
记：那大陆呢？
张：大陆我去过比较大的城市有苏州、上海、北京、广州、厦门、海南岛……，主要是去开会的，调查方言大部分去的是小的市镇。总的来说，大陆硬件设备进步很快。
记：老师调查那么多的方言，有没有什么甘苦难忘的经验要和我们分享？
张：调查方言没有甘的啦！大都是苦的，喔！最可怕的一次是在1994年8月7日，当时我到澎湖去调查方言，刚好碰到凯特林台风过境，我约好一位西屿乡的发音人洪东碧先生，不过8月6日那天的雨实在下得太大，就取消了。顺延到8月7日周五，但周五早上的雨比周四还要大，那种雨打在脸上，脸就有好像被小石块扫中的感觉，于是我就想再延后好了，但是考虑到这样对发音人实在很失礼，很可能他正放下手边的工作在等候我，所以只好下定决心，不管雨有多大都要往前冲了。一路上都还算平稳，一直骑到通梁跨海大桥，当时新桥正在搭建，旧桥有部分桥段已经毁损，因此增设了倍力桥。但是倍力桥的桥面很窄，那种桥面是有纹路的钢板，摩托车在上面很容易打滑。而且两旁的栏杆也很低，我身上穿着小飞侠雨衣，雨衣会吃风，摩托车骑起来很不平稳。当时刚好有一阵急风狂啸而过，把我连人带车吹向一边，摩托车摇摇晃晃撞在桥的栏杆上，我向下一看！天啊！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如果就这样掉下去，我以前所做的调查不就白费了吗？想往回走，却发现回去和向前的距离差不多，与其回头，不如就往前冲了！我咬紧牙关，脱掉雨衣，任由大雨浇淋在身上，然后再骑往西屿。摩托车因为强风猛刮而无法保持平稳，我只好用两只脚一顶一拐的撑过跨海大桥，到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不过当天中午在回程的时候，我到西屿乡的民众服务站访问了许玉璘小姐，她耐心地让我问了三个多小时，算是老天爷对我的补偿。1995年2月我到厦门去调查同安方言，当时大陆刚发生千岛湖事件，我实在有些担忧，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当时到厦门去时是冬天，要洗个澡都很难，热水不够，房子简陋，厕所一直在漏水，厨房还用煤球在生火，一天75元人民币，我住了差不多四周，每天和学生吃食堂。有一次我从角美搭车到灌口，到了灌口后，我做了简单的调查。突然想到在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中曾提到在灌口附近的郊区有“天乌乌”thinn55io33io55这种口音，我就顺便问发音人有没有听过“天乌乌，欲落雨”thinn55io33io55be55lo11hio33这种腔，发音人说：“有！伫陈井！”我马上雇了一辆“鸭霸摩托车”，那种摩托车是专门载人到乡下去的，价钱是事先经过双方口头商定，但是那些司机特别会欺负外地人。我哪敢跟他们说我是台湾来的，我都说我是厦大研究生，来研究这个地方的“腔口”。当你坐上摩托车后，那个司机就和你搭讪，然后就开始要求加价，原本说好五元，他就推说路途太远要加三元，我想三元不多，但也不能马上说好，那样他会继续加，我就跟他说：“做生理讲定就要照步来，袂使安尔！”那个司机就很“鸭霸”地说：“无，你伫遮落车！”我只好妥协了，但我跟他说只加这一次，否则我不坐了。后来他又问我要到陈井的哪里，我说：“有侬个所在！”后来我找到一个在小学旁边卖“囡仔物”的小贩叫陈翠琴，我跟她说：“妳莫卖矣啦！妳予我问，我予妳五箍，好无？”。她说：“好啦！”不过她却坚持要到两点，才肯让我访问。我只好在附近绕一绕，想找点东西吃，却找不到。更惨的是我后面跟了一群小孩，连我上厕所也跟进来，我只好挨到小孩子下午上课才得到解脱。后来我跟那个小贩回到她家，就坐在她家的院子前面，问了将近一小时，当时我又饿又累，头又痛，那个小贩非常好心，她说要煮米粉给我吃，我想拿十元给她，她坚持不收。因为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我只好心存感激地离开。我又搭了“鸭霸摩托车”到杏林，再从杏林搭车到厦门，大吃大喝一顿后，才回到厦大招待所。那天晚上厦大人类学博物馆馆长邓晓华先生邀我到他家喝客家老酒，配一种咸猪肉，那种酒不烈，有点甜，喝着聊着，我的头痛居然就好了，那一天真是叫人难忘。
在同安的时候，我找到一家专门卖蚝(牡蛎)的店，那是丙州人开的店，丙州的蚝是从石头上长出来的蚝，和台湾养殖的蚝不同。店里头冷清清的，我进去看了看，探询他愿不愿意接受我的访问，老板说只要点个东西吃，他就让我问，我就随便点了蚝仔煎，他给我弄了一大盘，吃完之后，他才让我问了半个小时，回到旅馆，我就拉肚子了，整晚都很不舒服。为了问一卷录音带，得牺牲自己的肠胃，倒不是非吃不可，不过我们如果不随俗一点，就不容易营造出一种比较和善的气氛。所以要从事方言调查恐怕还不仅止于语言学的专业训练而已，人际关系的掌握，适应环境的能力，都是必须具备的。其实在调查过程中遭到不友善的拒绝是经常的事，被拒绝的时候当然心里会不好受，如果每个发音人都像土地公一样的“有求必应”，那该有多好。我们除了忍耐，还能怎样？所以现在的学生不太愿意去做田野调查，这是令人遗憾的事。
记：真的没有“甘”的成分吗？
张：如果硬要挤出“甘”的成分，那倒有个调查值得说一说。1995年，马公高中的林文镇老师带我到后寮调查方言，我们很幸运的找到柯清标先生，在我完成一份我们自己设计确认音系的简表之后，发现后寮方言的音韵系统很有特色，所以我决定再去详细调查。当我再次到后寮去调查的时候，柯先生足足在家里让我问了两天，连续两天从早上到晚上十几个小时的聊天问话，在柯先生高度热诚的配合之下，我们记录了4000条以上的词语，而且柯先生的父亲是以前的私塾老师，所以柯先生也会文读音，我们也针对一些有文白对立的字做了文白的归类，之后又陆续补充一些材料，所以我们保存了一份很可贵的方言材料。这是我觉得我做方言调查以来效率最高、最有成就感的一次，而且跟着两天内，我就在当地把录音带听完。所以我常跟发音人开玩笑说，如果你半夜要让我问，我半夜都来。
记：老师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
张：一个善于克制自己的人，才有指望取得成功。方言的调查研究并不是我自己人生规划中的预想工作，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导引到方言调查研究这条路上来。记得看过一出电视剧，里面有一段对白是这样说的：“我们人好像是机器人一样，永远让人在背后操纵着，不会逃走，也不会反抗；往前看是一片空白，往后看还是一片空白！”人生是一条单行道，不管怎样，都得拗着性子继续走下去。既然走了这条路，我就不能再在艺术创作或玩乐器上头花太多的心思，而且我也不想让我的人生有空白的悲叹。至少我也要像傍晚将落的彩霞发出耀眼的光芒而后消失，而不要像沙上的脚印，经不起一阵风就给荡平了。
做学问就像登山家一样，目标明确，虽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登顶，然而下次可以再来。我们的思考要充满理性，富有想象，更要有挑战未知的可能性。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人生规划，我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多收集一些到老了仍可以钻研探究的材料”。因为语言材料若掌握得不真确，提出的论断也必然会有偏颇。多年的调查经验让我有种“尽信语料，不如无语料”的想法！或许未来真的可以让我摆脱语言研究的枯燥和烦闷。现在的生活是每天在书桌上一遍又一遍地听录音带、在电脑前一本又一本地输入语料，旧的还没弄好，又去弄新的来。脑子永远不得清闲，做这个、想那个，结果自己的研究室像一垃圾场，一不小心就会有一叠书摊垮在地上。我恨不得有几个分身去帮我做调查，每次一听到哪里有什么特殊的方言，我就好像猫看到了鱼一样，非得吃掉它不可。目前做得比较完整的台湾闽南话和客家话大约都有三十几个点，调查、记音和整理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可是人也很矛盾，就好像水手在海上航行时，巴不得赶快看到陆地，但一旦上了陆地后，他又开始想海了。如果有一天，我感到疲惫，失去了真诚和动机，我才会停止方言调查。
记：老师现在还写论文吗？
张：一旦你决定开始，你就得坚持下去。从2002年起，我便开始强制自己每年得写若干篇论文。我也知道为了落实这个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就是开始把自己措置得很绝情；除了“非得如此不可的必要”事情，其它时间都是一个人困守着“驽马斋”，过着枯窘孤独的生活。我把所有时间都投入调查方言、整理语料、撰写论文和计划结案报告上。前几年还可以支撑，《驽马斋论学集》一年一本地出；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感到目昏心疲，再也无法掌控自己有限的工作时程。以前也许一、两天可做好的事，现在可能得三、四天，以前可以听两小时录音带休息半小时，现在只能听半小时；另外缺少运动和休息的结果，便是赔上自己壮健的身体。虽然“升教授”这一目标已达到，可稍做停息，但我却还是不敢松懈，因为一旦习惯了慵懒后，便很容易放弃应执着的事。当我看到同道陷入这种“无法自拔”的漩涡，在言谈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那一股被岁月抛弃的落寞时，我会有所警觉。我坚信，生命应该是一种严肃的责任，我已尽力去适应那些命中注定的事，才能产生在压力下，仍能保持优雅的生命情态。我必须持续冷静地工作，不能动摇，也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记：会不会因为年岁的增长而调整自己的步伐？
张：或许是过了50岁以后的恐慌，很怕自己像一块过期的蛋糕，再怎样美味也没有什么诱惑力了，所以每天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
记：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对现在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说说？
张： 作为老师，就是要面对学生的问题和困难，绝不要放弃对他的帮助，学识和文化就在这种师生互动中传承下来。但目前整个社会价值正在剧烈颠簸中，师生间的互动也变得有些冷漠，不太容易培养出可以“和乐融恰、争论是非而相互尊重”的师生伦理。当老师最大的成就感是“让学生感觉到老师所教给他们的东西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有实际的效用，而愿意努力地学习”。若如此，学生上课时目光便会不由自主地透显出求知的渴望，让老师不得不往研究的深处进发，来满足学生要求。当老师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具备“热情”，在老师热情奔放的教学时刻，如果能看到学生脸上透显出求知的渴望，还有绽放出心领神会的微笑，比起任何药物或麻醉剂更令人上瘾；老师的热情也必然会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那么师生之间也才有所谓“共同成长”的喜悦。新生一跨入大学，有些就沉醉在刚考入大学的喜悦中，不怎么把学业放在心上。再加上一些自以为英明的学长、学姐灌输一些败坏学风的思考模式，让他们在选课的认知上，还停留在“分数高、作业少、不点名、不考试”的惯例性操作中，他们很愿意把时间腾挪到一些无谓的活动上(诸如上网、社团、爱情……)，而排斥大学生应尽的学习本分。他们很难感受到时间的重要性，这是学生自由意志的抉择，虽然我很想努力改变这种学风，但我失败得更多，或许这是一种潮流吧。我个人专业领域的课程设计，并不符合这部分同学的要求，所以我并不要求、也不期待这些同学来“自找苦吃”。我宁可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生共同打拼，而不是为了让自己的选修课程能够开成，就放弃一个老师良心的坚持。故在教学过程中，常会因为作业要求的严厉而遭到学生气愤的咒骂，但我也不曾松动我一贯的教学态度。当然也有部分同学会认同我，不过大多是在他们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自我成长过程后，才得到醒悟，只要能够醒悟，就可以重新出发。对于想来选修我开设课程的学生，我想说的是：“聪明人用别人成功的经验，愚笨人用自己蠢笨的教训”；不管是成功或失败过程的反省，都可以使我们在走向茫然未来时，减少不必要的错误和浪费。如果我们对未来有所盼望，就应有所执着，有些努力并非可以立竿见影，但天底下也没有白吃的午餐，时间总会证明“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这些年下来我也碰到一、两位气性相投的学生，他们认真追究问题的态度让我赞赏，其中一个说：他本来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是在我必需用计算机打作业的要求之下，计算机的软硬件维修变成了他的专长之一。有一次我上课引述丘吉尔的话说：“人生最好有个正当的娱乐，你必须把娱乐当作一回事认真地做，即使不能变成财富也可以丰富你的人生。”他受到启发，于是开始努力地学习古典吉他的弹奏，多年的苦练居然也有模有样，而且还在不断进步中。看着学生勤恳的追求自我实现，彷佛看到自己的过去，我不禁有些安慰。因为老师“要挖掘好学生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里面牵涉到运气，而且还包括胆量和直觉”。我走这条路不是为了美德，而是出于专业良心的思考……所以我第一天上课时总会告诫选课的学生，“你得做好思想准备，你要排除任何干扰，且提供你必要的奋斗”，才来修习我开设的课程，那么我们才会有共同成长的喜悦。
学问的追求已成为我一生宿命的归趋，除面对学问的倾注之外，我一无所有。有人说：“追求理想的成功，必须要冷静的执着，无比的热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能漠视与否定世俗功利的观念。”如果同学面对学问追求的理想，上述条件都具备，那现在你就可以等待成功的到来。我更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要尽自己的力量，把份内的事做到最好，而且要永远保持这种态度”。
（原载《南方语言学》5辑，2013，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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