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詹伯慧：濒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为——读丘学强《军话研究》(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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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军话”这一特殊的方言零星散落在我国南方粤闽琼桂诸省的一些地区，一般都处于强势方言的包围之中，性质近似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方言岛”。这些与众不同的汉语方言在它所通行的有限地域内代代相传，但过去一直未能引起语言研究者足够的注意。1956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跟随严学宭先生和王均先生踏足海南岛调查黎语，途经岛上极南的崖县（今属三亚市）时，发现一种不同于周边属闽语系统海南话的“军话”，匆匆忙忙用身边仅有的一千多张方言调查单字卡片把这一很有特色的方言记录下来，回京后按照袁家骅师的指示，根据有限的语料把调查所得整理出一篇题为《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的文章于1959年8月在《语言学论丛》第三辑上发表。没料到此文竟引起了海内外语言学界，特别是汉语方言学界的注意，被视为难得一见的“方言岛”，此后经常为语言学著述所引用，作为一个在闽语包围中的“北方方言岛”的典型例子。当年我所揭示的这一既像北方官话，又具有较多一般官话所未见语音特征的崖城“军话”，之所以引起语言学界的瞩目，关键还在于这个“军”字令人引发许许多多的遐思。说实在，那时候我们脑子里还没有什么“濒危方言”的意识，更不会想到要赶紧采取措施来“拯救濒危方言”了。
“军话”这一特殊的方言零星散落在我国南方粤闽琼桂诸省的一些地区，一般都处于强势方言的包围之中，性质近似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方言岛”。这些与众不同的汉语方言在它所通行的有限地域内代代相传，但过去一直未能引起语言研究者足够的注意。1956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跟随严学宭先生和王均先生踏足海南岛调查黎语，途经岛上极南的崖县（今属三亚市）时，发现一种不同于周边属闽语系统海南话的“军话”，匆匆忙忙用身边仅有的一千多张方言调查单字卡片把这一很有特色的方言记录下来，回京后按照袁家骅师的指示，根据有限的语料把调查所得整理出一篇题为《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的文章于1959年8月在《语言学论丛》第三辑上发表。没料到此文竟引起了海内外语言学界，特别是汉语方言学界的注意，被视为难得一见的“方言岛”，此后经常为语言学著述所引用，作为一个在闽语包围中的“北方方言岛”的典型例子。当年我所揭示的这一既像北方官话，又具有较多一般官话所未见语音特征的崖城“军话”，之所以引起语言学界的瞩目，关键还在于这个“军”字令人引发许许多多的遐思。说实在，那时候我们脑子里还没有什么“濒危方言”的意识，更不会想到要赶紧采取措施来“拯救濒危方言”了。
《军话研究》
二
语言研究需要有心人。濒危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更需要有心有志之士，深入实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才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语言环境中挖掘到这类濒临绝种的语言资源，揭示出世上罕见的“语言稀品”的真实面貌，并进一步探求其形成及发展的脉络。丘学强从事军话调查研究的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打从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有志于汉语方言研究的暨南大学第一位攻读汉语方言学的硕士生，便对他接触到的“军话”这一汉语方言的“怪胎”情有独钟。他在198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便是记录描写广东几处“军话”的《平海、坎石谭、青塘军话初探》。事隔十多年，当他历经人生曲折道路，“下海”而又再度“上岸”重啃汉语方言这根“鸡肋骨”时，他考到我门下再攻博士学位。我问他阔别多年，再来研究方言有何打算，他竟毫不犹豫地回答：“继续研究军话。”好一个执着的丘学强！难怪他在本书的后记里说他离开学术界的那段日子里，总觉得自己有一种“与军话有缘”的感觉。一旦回到方言研究的大家庭中来，他对军话的调查研究简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雀跃万分，以至于“为了它，我常只身深入穷乡僻壤与‘军’的后代们同吃同住，拍录下它们的笑貌音容，又间或脚踏泥泞、披荆斩棘，面朝残碑古墓与他们同抒思古之情怀······”在“攻博”的三年时光里，据我所知，学强由于要兼顾学业和工作，又没有寒暑假可以利用，每年都是抓紧利用“五一”、“十一”及春节等长假期到他计划中的军话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这样才终于收集到粤琼两省多处军话的大量翔实语料，为博士论文《粤、琼军话研究》的撰写奠定了结实的基础。在论文开题的时候，学强曾经想过就以《军话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劝他还是别把摊子一下子铺得太宽，先把粤琼两省的军话弄清楚，下一步再来扩大研究面吧！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以《粤、琼军话研究》为题，以两省近十个军话方言点为对象，写出十来万字内容丰富、颇具创见的博士论文来，获得了论文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军话方言研究的最好成绩”，“作为第一篇全面论述军话的论文，可说是十分成功的。”“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难得的是：在论文获得好评、学位获得通过之际，丘学强这个“军话迷”并没有松一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而是继续盘算着如何进一步趁热打铁、锲而不舍地实现他那要把调查研究的触角伸进各省的军话并最终实现让军话研究的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军话“营地”的愿望。而就在此时，北京传来了要请他主持“中国濒危语言和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研究课题中军话调查研究子课题的消息，更进一步鼓舞了他的士气，使他下决心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对那些尚未调查过的军话开展调查，并且尽可能利用前人已经调查过的相关著述和历史文献、地方志书所提供的历史、人文资料等等来充实自己的军话资料库，为编写全面反映军话实况的《军话研究》创造条件。例如，去年当他听说广西北海地区也有军话时，他很快就利用公众假期背起行囊西进北海，调查了北海市合浦县的永安军话。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他所掌握的各地军话相关资料比他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增加了十多万字。这就保证了这本《军话研究》有足够的翔实资料作为科学依据，有把握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出各地军话的真实面貌来。如今在《军话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粤琼闽桂四省（区）九个军话点的音系，作者以亲自调查过的广东惠东的一处军话和陆丰的两处军话、海南儋州、三亚、东方各一处军话、以及广西合浦的一处军话作为主要描述和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虽然还不能说本书已经可以使读者对分布在四省（区）的军话一览无遗，但是，通过这本军话专著，起码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这种方言岛性质的汉语方言的整体面貌，看到它们与周边方言——闽语、粤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关系、了解到各地军话的实质了。本书第六章以《标音举例》为题列举了显示七种军话音读的具体语料，又在随后的第七章详细列出一种军话的词汇总表。这就让我们在大体上对军话有所认识之后，进一步有机会看到活生生的军话实际情况。就目前的条件来说，《军话研究》作者已经尽力满足读者认识和了解军话这种濒危方言的需要了。
三
军话的研究涉及许多理论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在掌握全面情况的前提下来考虑。平面的描写是必要的。但是，在描写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比较分析，通过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式，运用语言科学的理论来进一步探讨摆在我们面前的语言事实给我们提出来的种种问题。解决好这许多的问题，才是我们调查研究军话的主要目的，也是濒危语言和方言的研究之所以值得重视的主要原因。《军话研究》在描写、概括各地军话特点的基础上，从军话的历史来源切入，把共时的现象跟历时的比较结合起来，论证了军话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而对军话的性质得出具有独创性的结论，并由此而推断出军话的定义、归属和分类。这就把军话的研究从理论的层面上大大推进了一步。毫无疑义，这正是这部《军话研究》最具价值的地方。下面我们不妨看看作者在几个涉及理论、方法的问题上是如何理解军话的：
后排左一为丘学强先生，后排右三为詹伯慧先生
1.
关
于
军
话
的
性
质
以往“军话”在人们的心目中大致就是一种在南方某一种方言或某几种方言包围下的北方方言岛。在《军话研究》中，作者通过剖析大量的翔实语料，综合比较它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对“军话”的性质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独特见解，修正了“军话”都是北方方言岛的说法。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已知各军话点距离较远，且不成片，彼此间少有往来，甚至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二、根据调查，各种军话各具特色，互相间通话困难，从语言特点上看，也无法将其划为同一方言。例如语音系统方面有的有-m、-p、-t、-k尾韵，有的没有；有的与北方方言相近的特点较少而与粤方言或客家方言近似的特点较多；有的近似闽语的特色十分明显······如此等等，怎能一股脑儿把所有军话都视为“南方方言包围中的北方方言岛”呢？由此《军话研究》的作者得出他自己的结论：
“并非凡是军话都可以划归北方方言”；
“如果从整个语言系统考虑，军话虽然有不少与北方方言接近的成分，但广东军话与广东的粤、闽、客三大方言相似之处也不少，这就造成了把军话全部划归北方方言的困难······海南军话接近北方方言的成分较广东军话的为多，但儋州军话的声母系统以及八所、崖城军话的阳平变促声又与一般的北方方言有较大差异······将其全部划归北方方言似乎不易被认可。而武平军话则为客、赣混合语，永安军话闽语成分较多。”
“我们认为目前暂时还无法将军话统一划归某一方言”。
由此可见，丘学强博士是认为各地军话各具特色，不应该统一划入哪个方言的。但他也不赞成随便把它们当作不同的“混合语”。这一见解来自语言实际，并非空穴来风，因此我们认为是科学的，合理的。
2.
关
于
军
话
的
来
源
《军话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到几个结合：共时和历时相结合；今音与中古音、近古音相结合；语音比较与词汇语法比较相结合；历史、人文资料分析与语言事实分析相结合。正是通过这些结合，特别是紧紧抓住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论证，才终于能够有理有据地揭示出军话的历史渊源，而历史渊源的显示，又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军话的性质。根据大量的调查材料，在结合人文、历史及语言发展规律的分析，就历来学者对军话来源的种种看法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以后，本书作者在众说纷纭中给军话的来源下了“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有密切关系”的结论。认为“明代卫所军人在戍地成家，且因世袭而世代相传是军话得以形成、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比较了明代前后有关韵书及当时的“通语”以后，作者认为军话就其语言特点而言，与明代前后的“通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的“通语”是各地军话形成和发展的语言基础，“通语”中读书音、南音、北音以及操军话者原籍的方音是军话形成之初就显示各有不同的原因。在军话发展的过程中，“通语”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和制约的作用。各地军话中一些相近或独特的特点所反映的应该就是保留下来的明代“通语”的特征。由于军话一般都处于其他方言包围之中，很容易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因而军话中其他方言的成分日渐增多，各地军话本身原有的特色在其他方言的影响下也就逐渐减少了。有的还会因为特点的丢失和会说的人日渐减少而最终导致这一军话的消失。
3.
关 于
军
话
的
定
义
在对军话的性质和来源都有了明确的认识以后，就有把握可以给军话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以拨开弥漫在“何谓军话”这个问题上的迷雾，让人们对此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军话研究》的作者给了我们十分明确而又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军话是散布于粤、琼、桂、闽等地的具有“方言岛”性质的方言，它们因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关系密切而得名。军话大多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明代“通语”的特点，但以今天的面貌看，它们的语言特点各不相同，不应统一地划归某一方言。
这样一个军话的定义，综合了军话的性质、来源和特点，既准确地反映了军话的实际情况，也体现出作者在全面研究各地军话之后得出的独特见解，无疑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
四
《军话研究》一书除了较全面地论证并解决了有关军话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外，同时还讨论了一些方言学上、乃至语言学上的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得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结论。对于如何理解濒危方言，对于方言的分区和方言岛的确立，对于语言和方言历史的研究，对于汉语发展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近代汉语面貌的揭示，书中的论述和提供的资料，都能够给人以启示。拿对于濒危语言和方言的理解来说，作者参照海内外专家认为可以从语言使用者和语言自身等角度对语言的濒危程度进行层级划分的做法，对于军话是否应该归入濒危方言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认为，“稳定但受到威胁的方言”、“受到侵蚀的方言”以及使用人口的不断减少，这些都是判断一种语言或方言是否濒危的重要标准，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不能单纯只看使用人口的多少。因为“处于封闭孤立乡村的几百人的语言群体所显示的前景，比处于多语种混居中一万人的语言群体所显示的前景要乐观得多。”在综合分析语言发展前景之后，作者认定“军话已经开始走向濒危”。对军话属于濒危方言的论证，无疑值得人们在鉴别其他濒危方言时参考。在对待军话归属问题上，如前所述，作者既不同意把各地军话都归入北方方言（岛），也不赞成都推进“混合语”中去，作者的观点是不同的军话在归属问题上应作不同的处理，这种从语言实际出发的态度，无疑是方言分区中应该严格遵守的。至于《军话研究》对于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史研究的作用，只要翻翻书中联系历史音韵，特别是探讨明代前后的官话和各地军话关系的论述，也就不难明白作者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了。在这里，我想还是引用书中的几句话来作结束语：
拜读了音韵学专家们的不少有关元、明、清官话的著作和论文，经过反复的对比、思考和论证，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军话是在南方方言包围下的值得深入研究的方言，而要研究元、明、清时期的“通语”，现代的某几种“军话”也许就是“活化石”。至少，用军话与前人留下的韵书互相印证，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当时的“通语”。
军话的研究价值如此显著，其他任何一种未被染指的濒危方言，一旦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又何尝不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学术价值呢！正因为这样，我不禁要大声疾呼：濒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为！
2005年9月于暨南大学
（丘学强《军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往期回顾：
编 辑：小钟
审 读：老甘
总 编：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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