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周清海：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回顾与前瞻【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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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回顾与前瞻
周清海
输
第五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之教与学“国际研讨会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办
地点：新达城新加坡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时间：2018年9月12-13日
一、华文教学的回顾
1.1 推行双语教育政策的背景：新加坡人都接受双语教育政策，语文问题不再是我国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双语教育政策是非常成功的。
已故李光耀资政说：“我们是处在东南亚的多元种族社会，不可能以华语为工作语言，只能是英语。英语成为了我们的工作语言之后，其他的一切便随着发生了。”
“为了我们的生存，不只是经济的，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国民的需要，我们做了十分重要的决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行政语言，虽然英语不是三大种族的母语。这个决定给我们带来了利益。……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能精通一种语言。他当然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第二或者第三种语言。在新加坡，必须精通的语言就是英语。如果你接受这个现实。那么，母语就不可能成为新加坡人应该精通的语言。要华文的程度能和中国、台湾、香港一样，是不现实的。马来西亚的华人，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在家里也用华文，华文才可能成为第一语文。……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大部分的华族学生奠下坚实的基础，以备将来需要时，他们能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
对李先生的看法，是支持的。所以我说：“李先生是爱护华文的，他并不反对华文。他是从新加坡国家的前途看待华文和华文教学，和一般华文教育拥护者只从华文的立场看问题，大不相同。”
1.2 双语教育政策对我国的贡献：1999年，我给吴元华教授的著作写的序文里，做了下面的评论：
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我们母语的程度稍为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1.3 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我们成功的让新加坡人接受英语作为各族之间交流的共同语言，行政的语言，是国家现代化的语言。我们强调英语的学习重在实用，母语的学习重在文化的传递。
但是，因为英语是‘顶层语言’，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而母语能力的低落，就会助长对英语的语言认同。这是语言应用的趋势。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对语言的认同感转移了，他们就会认为放弃华语是不可惜的。这是我过去担忧的事。
所以，我一直强调，谈及语文程度、语文学习负担时，我们也应该了解在双语的环境里，适当的母语程度是保持语文和文化认同所不可或缺的。
此外，华语文同时也是一些华人社区的“顶层语言”。华语在经济上、科技上的实用价值，是可能改变的。这些改变，将使华语在我国更具有实用价值。双语教育政策，就为我国国民提供应付这个改变的应变能力。只要我们随时注意调整执行双语教育政策时所出现的偏差，我们就有能力应付未来的变化。
1.4 华文教学所达至的目标：我们的华文老师，华文教学工作者，在英文的语言压力下，要完成华文的语言和文化的教学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过去几次的华文课程的检讨，语文教科书的改编，师资的在职培训，新的教学法的尝试等等，华文教学者、工作者都付出了无限的精力，做出了贡献。
在双语教育制度下以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不是在终结华文教育， 而是协助华文教育转型。我们要达至的目标是：
一、为年轻的新加坡人奠下一定的华文基础，以备需要时，能在这个基础上往前继续发展。
二、那些有华语语言天赋、并且准备投身于和华文有关的事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应该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们发展，鼓励他们发展，使华语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第一个目标，我们达到了。李光耀先生生前总结说：“无论如何，我们成功地维持了一个说华语的环境，虽然水平较低些。此外，我们还有素质良好的平面和电子华文媒体；在一小批热心者的支持下，中华艺术、音乐和书法活动也朝气蓬勃。
让我们跟中国大陆和台湾做个比较，以说明我国双语政策的可观成果。中台也要它们的人民掌握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英文为第二语文的双语能力。不过，至今它们只在城市学校里教导一些学生学基本英文，以及在大学里教导一些学生程度稍高的英文，而且学生的读写能力往往比听说能力强；只有少数人能够说流利的英语，原因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民从来就没有讲英语的环境。假如新加坡原本就没有讲华语的环境，50年代开始推行的双语政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了一个讲英语和一个讲华语的环境。
万一我们失去这个讲华语的环境，就算并非不可能也将很难再造这样的环境。”
至于第二个目标，仍旧是我们所面对的、需要解决的难题。“保底”，我们还做得不错，至于“不封顶”，仍需继续努力。
1.5 在双语教育制度下，我们推行了五六十年的华文第二语文教学，有哪些缺失呢？
过去，缺乏华语文作为第二语文教学的可供参考经验，因此，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难免走了弯路。我以为下面的几点是今后应该注意的：
（一）在语文程度上，我们曾经摇摆过。现在提出的“保底不封顶”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但专业上应该如何加以落实，仍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对“底”和“顶”都应该有清晰的概念，才不至于让“保底不封顶”沦为动听的口号。
比如，中学和初级学院的高级华文，是不是需要根据学生将来的专业需求，进一步分科？大专院校的中文系是培养华文精英的场所，系的课程应该怎样配置？我们的中文系和国际接轨，显然和其他院系不一样，是不是需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在关键位置上配置足够的本地华文精英？
（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曾不只一次的强调单一的教学方法，如“句型教学”，“以英语教学华文”等等，对华文老师的专业判断，不够尊重，以至于约束了教师的创造性。其实，无论是教材的选取、教材的编制以及教学法的创新方面，都应该鼓励教师参与，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掌握高层次的华文能力”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安排，都需要我们关心。
过去在华文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华文精英，都是我这样的年纪，逐渐在消失中。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重要难题。我们需要更现实、更具体、更完善的培养计划。
李光耀先生曾说：“因此，我们的大学、理工学院、学校代代需要华文教师，我们也需要具备华文第一语文水平的人掌管我们的平面和电子媒体。我们必须鼓励一些最杰出和最优秀的人从事这两个行业。
我们也必须努力促使3%，可能的话5%，的华族双语者掌握高层次的华文能力，以便到中国做生意，以及为在新加坡营业的中国公司服务。最困难的挑战是培养掌握高级华文的那0.1%去培训华文教师。他们是新加坡华语文的监护人。他们的任务是发扬华语文并传授给下一代。”这仍是我们作为国际化小国所面对的困境。
《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先生给驻北京记者韩咏红的《中国你好》一书写的序文也说：“像咏红这样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新加坡人，能有这样的见识、素质、火候、深度，对中文又掌握到如此挥洒自如，以致在面对并身处已然崛起成为巨人的文化母国时，充满自信，巍然不动，安详自若地体现新加坡的价值，确实难能可贵，让人引以为傲。
但咏红这一代过后呢？新加坡的体制和环境能够继续培养出这样的人吗？我们当然不能够奢望“前仆后继”，但也总不能后继无人吧？不要忘了，《联合早报》是“新加坡的国家事业，全国上下必须尽力推广它”———建国总理李光耀说的。”
（四）在双语教育制度下推广华文，我们有五六十年的经验。这些经验都可以在国际上推广。过去我们太关注自己的问题，而没有充分注意国际推广的问题。
2008年6月10日，李光耀资政给我的电邮，提及“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他说:
华文教研中心将为新加坡在职的华文教师提供华文教学进修课程，研究新的教学专业理论与技能，并以此吸收区域和世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到来学习新的华文教学法。
这个电邮具体地说明了华文教研中心的两个主要任务：提供进修课程以及对和华文教学有关的课题进行研究。中心自2009年成立以来，就紧紧地把握住这两个任务。但在华语文的国际推广上，我们还可以扮演“龙头”的角色，这样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显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二、展望将来
我国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际化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小国家。语言和种族问题，是我们应该小心处理的问题。国际化的小国家，意味着人才的吸引和培养，随时都得注意调整。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华文和华文教学应如何应变？在大华语的框架下怎样回应中国的发展？怎样和华语区配合，将新加坡建立成世界性的华文中心？在正规教育方面我们应做怎样的调整以便更好的培养华文人才？
2.1 语言是在应用中发展变化的，语言教育也是如此。我先谈语言的问题：大华语的问题。
我们知道，除了大陆之外，世界各地区的华语口语，都是在没有真实的口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各地华语，无论词汇或语法现象，无论书面语或口语，都研究得很不足够。只有彻底了解语言的变异现象，语言的不稳定状况，才有可能根据这些了解，为华语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者，编撰教材、汉外词典、学习词典或者现代汉语和华语的对接词典。
1949年之前，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他们之中不少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就留了下来。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由广州到香港、澳门，之后就留在香港、澳门，或者通过香港到了其他地方去。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上海、南京、福建等地移去台湾。华人大迁移所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而形成了当地华人的“华语”、“华文”。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和海外华语区的交流非常少。中国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之后，现代汉语出现了自己的显著特点。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地的“华语”、“华文”的差距相当明显，尤其是词汇方面。这是汉语的分裂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和华语区的频繁交往，以及中国传媒影响力的扩大，现代汉语从华语区输入的局面（尤其是词汇的输入）正在逐渐转变为向华语输出。现在，我们正处于汉语的大融合时期。这个大融合的局面还没有固定下来。这个大融合给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问题。
我们认为，从华语走向世界这个新的视角观察，华语的应用与规范问题，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只从中国国内的需要或角度考虑。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让华语在交流中融合。这就是我们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以及研究“全球华语语法”的原因。
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地“华语”、“华文”，差距相当明显，口语的差距更大。所以，华语区之间，语言的和谐与沟通，就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尽管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逐渐转为向华语输出，但促进语言和谐与沟通仍旧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在大华语的概念下，我们具有充分的条件做下面的事：
第一、应该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考虑研究华语语言，编撰我们的华语教材、华语区的华语教材、华语读物，以及华语学习词典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能起更大的“龙头”作用。
第二、编撰《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进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都组织和调动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这个组织框架应继续保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
我国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应该考虑怎样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其他华语区的研究与出版机构，共同为华语的推广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出版集团两个月前（7月20 日）访问新加坡，缅甸和泰国，我安排他们和我们大专的华语研究人员见面，希望这是出版合作的开端。
2.2中国强调的汉语传播，一向都是以中国为中心。他们编写的汉语课本，无论课文的内容，词语的用法，都是以“认识中国”，“说好中国故事”为核心。这从华文华文教学发展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全面的。
我们具有多语言的应用环境，而且是国际化的城市。我们的教师充分了解语言学习的局限，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这些了解，保证了我们双语政策的成功。我们除了关注自己国内的需要之外，也应该考虑将认识其他华语区，为其他华语区提供语言学习课程，向华语区说好“新加坡的故事”。
二三十年之后，华语区之间的相互了解、交往将随华语应用的扩大而更为频密。
2.3我们预测，华语文在国际上的应用空间将越来越大，新加坡人的华语文程度自然需要随应用的需求而提高，而发展。我们就必须考虑用什么办法培养华文精英，提高目前华文精英的语言文化程度。李光耀资政生前曾指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大多数最杰出和最优秀的学生不选华文教学为职业。周清海教授是华语文教学的先驱，可惜很少人愿意步他的后尘。”除了“我们也需要具备华文第一语文水平的人掌管我们的平面和电子媒体。我们必须鼓励一些最杰出和最优秀的人从事这两个行业。”之外，应该更具体地了解国家的需要，拟出具体可行的办法。
对华文教师、中学华文第一语文课程学生的培养等等，都需要从语文应用和文化了解的角度进行检讨。我们也应该继续鼓励华文教师进修，参加研究。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除了教学方法、教学研究之外，也应该在提高华文教师的语言能力方面，多提供一些课程。李光耀资政生前就指出“身为新加坡华语文的监护人，新一代的华语文教授和教师必须提升自己，在中华语文与文学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
下面提出一些建议，让大家考虑：
第一、教研中心前院长陈之权博士曾提及设立“语言学院”的事，他认为“语言学院”，可以培养多语人才。语言人才世界各地都缺乏，各个行业都需要，而新加坡具备培育多语人才（如精通华英双语，兼通第三种语言）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
这个提议值得考虑，值得深入探讨。
第二、教研中心应该和国大中文系、南大中文系、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如果能通过集体讨论，取得共识，并向教育部提出具体的建议，相信对我国高端华语人才的培养，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关心我国华文教学相关的社会团体和企业，包括宗乡商业团体，华语推广委员会、华文报集团、通商中国等等，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更有计划的合作、推进。
当然，如果能在国家的层面，成立委员会，提出可行的建议或者报告书，将能取得更大的推进效果。
第三、对“保底不封顶”的理解：对“底”和“顶”应该有清晰的概念，。有人认为：现在的“讲华语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当年的“讲华语的环境”。如何才能力挽狂澜，需加讨论。因此，对我国华人的语言应用情况，语言认同等问题，应该加以观察和研究。1996年，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曾进行过研究，但之后未见新的研究成果。
第四、我们也应该思考和各华语区华文研究与教学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特别是在中国“一带一路”的策略下，我们更应当加强和东南亚华语人才的交流与引进，探讨为华语区华文教学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和专业认证的可能性。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2.4我国过去的精英分子，将子女送进英校，成为各种专业人才，负担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不一定需要华文。这种局面，将随着华文应用价值的提高而改变，将来的精英就更需要双语了。英语将仍旧是国际语言，也是我们国内不可或缺的语言。但我们可以预测，二三十年之后，华文将不只是不可或缺，而且对某些国人，某些行业，可能必须有第一语文的水准。这种可能的变化，需要让家长们认识。我们的中英文媒体也需要向大众传达这些信息。
我的预测是，将来我们也有可能让某些学校成为华文第一语文，英文第二语文的学校。对这种可能的转变，我们应该有充分认识。
周清海（左二）
本期编辑：黄美琪
审读人员：李泳思
责任编辑：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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