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史丨袁先欣：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争论[转发]
在五四时期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运动中，白话替代文言成为新的标准书面语与现代“国语”的创制普及这两个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看来，仍可称之为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事件之一。正如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提示我们的，中国的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不仅与文学的革命、知识制度的更替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高度相关，而且也与中国现代民族创制、民族国家制度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的论文《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正是从“国语”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以平时为学界所注意不甚多的五四时期国语统一论争为切入点，探讨了五四时期的语言改革运动，进行一系列颇有意思的思考。
在本文中，我试图通过对村田雄二郎先生《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一文的文本细读和分析，对比补充五四时期京音国音之争的以及其他与国语统一相关的论争材料，梳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语境和发生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希望能够就西方确立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和模型展开一定的反思；同时，基于民族主义考量的国语建制是国语文学发生的重要思想背景，因此，本文也希望能够为重新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方向。
民族主义还是现代化？
晚清到1920年的国语统一过程概述
在正式进入对京音国音的内部问题的讨论之前，先就之前中国国语统一运动的状况进行一个简略的回顾。由于历史事实太过庞杂，本文无法将从晚清到1920年的各种国语统一尝试一一详述，只能将笔者认为几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提出来稍作阐明。自清末受日本影响出现了“国语”以及“国语统一”的吁求以来，各种统一语言的尝试不绝于缕。不过，“国语统一”在国家层面上取得的第一个大的突破进展，是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
此次大会首次选定了官方承认的注音字母，并且通过投票方式初次确定了法定读音即“国音”。值得注意的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确立的“国音”，并非以某地现有方言为基准，而是以各地代表一人一票、投票选定的一种“混合音”，南方方言中独有的的入声、尖团音等均包含在这套"国音”内，因此实际上是一种由各地方言杂糅而成的混合音系统。此一混杂特色带来的后果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这套方案的弊病后来在普及国语的过程中暴露得十分明显。
1913年制定国音之后，由于政治、社会的动荡，“国音”方案迟迟未得到颁布，国语运动一度陷入停滞。1917年，国语运动与发轫于《新青年》、当时正轰轰烈烈展开的白话文运动合流，胡适写下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此前的国语统一尝试大都限于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小范围实践，1913年审定的“国音”又一直在教育部束之高阁，未得到正式公布和推行，因此1917年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合流，成为了“国语”概念获得大众认知的首次亮相。对许多人而言，“国语”与语体书面语也即是白话文，在意义上是重叠的。
1917年以后，由于社会影响和教育部内部一部分人的推动，国语统一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果。1918年，教育部终于公布了1913年审定的“国音”以及标注此种“国音”的注音字母；1920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具体内容是小学一二年级必须教授注音字母与“国音”，从前“国文”课讲授的文言文改为语体文（也即是白话文）。毫无疑问，在小学改“国文”为“国语”，是一种推广国语的措施。
不过，由于当时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操此种混杂式“国音”的人群，又同时因为作为语体书面语的“国语”概念此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对各大方言区教授国语的教员而言，一个很自然的教授"国语”的方式，就是以“国音”诵读语体文，以此达成口语意义上的“国语”。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国音”自身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由于“国音”系统的混杂性与模糊性，在具体教授普及过程中，到底如何理解把握“国音”构成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北方方言中没有的尖音、团音在南方方言中又根据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应该依据那一地区发音？入声应该按照哪一地域的音调？
这些在"国音”方案中均没有清晰规定，造成了国语普及过程中的巨大困难，甚至出现了方言与“国音”乖离太大，不得不用“土音”来朗读语体文的事例。
京音国音之争
国语统一在操作上遇到的实际困难是1920-1921年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直接背景。论争首先由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主任张士一挑起，他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国语统一问题》[3]，彻底批评了到此为止的国语统一思路和方案。根据村田先生的总结，张士一完全推翻了此前国语统一的步骤和办法，认为“以国音读语体文”的国语统一方法是错误和违反语言学规律的，应该先从口语统一入手，语体文是口语统一之后对口语的摹写。而就统一口语的方式而言，混杂语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应该取一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口语为标准，推广至全国。
张士一提出，最适合作为"国语”推广标准的，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语”。与张士一相对立，陆基、黎锦熙等人则以支持混合语为出发点，质疑了张所谓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口语”内部是否具有如张所认为的那么高的同质性，指出即便是北京语内部，同样混杂不清、难以界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家内部不同方言区之间沟通交流工具的混合语“官话”，已经具有了国语基础标准的资格。
村田先生将这些围绕国语声音标准争论的主张解读为“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典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表现”[4]，认为在张士一与陆基、黎锦熙等人“京音”、“国音”争论辩驳的背后，是“等质的语言共同体之创出如何才可能，这样一个与国民统合相关的极具政治性的问题”，而两条不同的思路则反映出了不同的国语统一的想象。从这里出发，村田先生分三个部分详细考察了语言民族主义式的“标准国语”理念如何与中国历史、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地域、历史、阶级偏差纠缠联系，最终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视野里建立了国语这一近代特有的理念。
在文/白的对立中，村田先生看到了“言文一致”的普遍性机制的颠倒；在方言与标准语的对立中，特定方言→北京话→标准语的国语形成逻辑与其他方言争夺沉浮的过程被揭示出来；在以张士一为代表的京音派所主张的国语概念中，村田先生发现了一种颠倒式的过程--通过对预设国语及其承担者的想象，发现和创造了民族的起源和母体--而正是在这里，近代特有的国语叙述诞生了。
村田先生认为京音国音之争的两方皆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一点我是十分赞同的；尽管美中不足的是，村田先生并没有很清楚的描述出争论两方的不同路线所体现出的国语统一的想象具体为何，也未对这差异背后可能蕴含的意义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但是，村田先生将京音派主张的、凭借已经存在的某种单一口语求国语统一的方式，归结为一种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其通过对文字、历史的抛弃以及对纯粹声音的追求，实现了颠倒式的民族主体的创制和“发现”，我认为这一结论做出得有点草率，有简单代入理论模型之嫌，放过了京音派主张内部的复杂性和意义。在下面展开的论述里，我希望：1.再度审视京音派主张的内部逻辑和出发点，试图揭示其内部真正蕴含的冲动与意义；2.重新思考作为争论对立面的京音派与国音派思路上的差异。
在张士一首篇批判此前国语统一运动的《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尽管张士一以强大的语音中心主义态度开场，批判以文字为根本来统一国语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但是当他论到北京话为何适于当作国语标准时，起首列出的两条理由却是：“要这种方言，最近于文字。有这个资格的，是北京语。”“要向来用这种方言的书籍报纸等类最多。有这个资格的，也是北京语。
”由此看来，北京语适合作为国语标准，并不由于它是某种抛弃了一切外在缠绕的纯粹声音，反而因为这声音与文字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在这里，张士一的实际选择恰好与他秉持的理论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揭示出的事实是，张士一真实的出发点并不由于声音至上的“语音中心主义”理论逻辑，也不在于要彻底的否定、抛弃文字，而是要找到一种“交通便利”、能够使“全国的人说出来……彼此可以完全听得懂”[8]的语言，也即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语言。
张士一认为从口语入手进行统一的方式优越于从书面语入手，并非出于极端化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而是因为已经存在的特殊方言口语显然比当时还在形成过程中、内部模糊混杂的“国音”具有更高的内部同质性和可推广性；同时，当文字手段可能对推广同质语言形成帮助时，张士一也并不拒绝从文字那里借力一把。
当张士一论证说北京话适合充当国语标准时，恰恰是因为北京话口语形式最接近当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白话书面语：有了已经"同质化"的书面语，口语的"同质化"当然会便利很多。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张士一为何会在文章中出现明显的逻辑悖论，同时还对此浑然不觉。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张士一追求的高度同质化语言，其背后指向的是什么？
毕竟，同质化的语言也可以导致同质化的“国民”产生，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逻辑过程。不过，仔细阅读张士一的论述就会发现，张士一谋求的同质化语言，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形式上，均与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有所不同。首先，在目的上，张士一并没有把自己对同质语言的诉求归结到“民族”或“国家统合”等方向上去，而是视统一的国语为一种“交通的器具”，如“铁路轮船一样”，国语统一是为了提供交流沟通的便利。
在这里，张士一的想法实际上与晚清以来试图通过语言统一解决“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之弊病的思路暗合，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资本主义发展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在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膨胀、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使得社会流动性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分歧众多的方言状况对交流的畅通进行形成了不小的障碍，统一语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需求。
其次，形式上，张士一是在明确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统一书面语的情况下，还执着诉求于口语层次上的同质统一；而我们如果对比语言民族主义的例子，如果仅仅出于造成民族共同感情的考虑，则实际上共同书面语已经足够敷用：无论是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是霍布斯鲍姆描述的19世纪前叶的语言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印刷语言”或“上乘文学语言”都是书面语。
很明显，张士一所梦想的，是在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空间当中，实现语言沟通的透明和彻底——这当然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空间，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空间并不需要执着于如此之近的距离和如此之高的同质性。由此可见，张士一的国语统一思路，从其本身的出发点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导致的民族建构，不如说是面向现代化时，试图通过语言同质化手段为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工业社会创造同质人群。
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张士一在面对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工具的中国音韵学遗产时，抱持的却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音韵学遗产虽然有助于追溯“起源”，但在推广现代社会同质语言方面，对于“听今音、发今音和教今音”却并无直接有效的作用。如此，张士一否弃音韵学遗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实上，恰恰是在作为京音派对立面的“国音派”所主张的以混合语求国语统一的方案里，清晰的凸显出了民族主义的诉求，体现了20世纪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努力。满清遗留下来的政治版图幅员如此广大、族群如此众多、方言如此歧义，要将一个这样的复合型帝国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同质“国族”(nation)，在这其中找到一个所谓的“中心”或“起源”，基本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情。如此只好模仿官话的方式，以混合求之，以混成一体的方式求得整体性的统合效果--国语统一运动中影响力巨大的“从各地方言中各各择取部分混成一整体”的混合型思路，就是由此而来。
当张士一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指责“国音”同质化程度还不够高、无法达成完全清晰透明的交流时，陆基、黎锦熙等人则以“大同小异的官话”已经“覆盖北部、中部、西南部的各省”，事实上已经基本构成了统合全国的普通话为由，为混合国音辩护。正是由于这种统合性的存在，哪怕其内部混杂不堪、难于界定，推广上麻烦重重，陆基、黎锦熙们依然要坚持其为中华民国应有的标准语。
同时，村田先生用来描述京音派的"颠倒式的民族主体的创制和发现“这一语言民族主义式论述，实际上也是在混合语思路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为张士一所否弃的音韵学遗产，在支持混合语的章太炎手里，正好成为了他论证湖北方言"南北相校……韵纽皆正”、适成为“夏声”的理论依据。在这里，对起源“夏声”的寻找和投射，恰恰是由混合语思路来完成的，这进一步凸显了混合语思路内部谋求的民族统一冲动和面向。
在这个意义上再回过头来看1920-1921年的京音国音之争，除开表面的国语统一方式上的不同之外，京音派与国音派的差别还可以从更深一层的内部冲动上来把握：京音派代表了朝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向的渴望，国音派体现的则是以共同语言统合国家的冲动。尽管在表面的论述上，两个面向可能存在互相重叠或不清晰的中间地带，但若从立论与侧重的方向上来看，则两种不同的冲动基本上是可以分辨清楚的。
在京音派代表人物张士一那里，推行国语的目的完全从实用论的角度来阐述，几乎完全未涉及国族认同、统一等问题；而这一思考角度呼应的，实际上就是晚清以来试图通过共同语言来普及教育、为现代化扫除障碍的语言改革方向。认为中国语言统一之后便能“进而日本。进而欧西……骎骎达于文明之极点”，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是许多语言改革者的梦想和追求。同时，对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且是面对面的“透明的共同体”的执着，也反映出京音派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能够在语言变革的协助下得以实现。
与此相对应，国音派明知混合国语的明显缺陷却不愿意另起炉灶，这其中除不想放弃之前多年的努力外，更深层的原因大概还在于不愿意放弃混合国语在象征、建构国族方面的优势。
不过，我在此对两种思路进行的区分，并非要把二者之间的差异绝对化；正如村田先生所言，无论京音还是国音，事实上都能够服务于"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京音派尽管在意识上以现代化为目标指归，但其提倡的高度同质化的口语共同体却依然可以在事实上造成同质化的民众群体，最终构成同质化的“国民”。因此在事实上，京音派与国音派均可被视为语言民族主义的表现，只不过在具体的国语统一的想象上，二者发生了抵牾。
但是同时，我也并不觉得这两种思路最终依然能够统合到“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能够完全消弭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我认为，中国语境里的京音国音之争，实际上正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特别的视角，可供我们重新观看西方语境中的民族主义理论内部某些“颠倒"和“断裂"。至于如何通过京音国音之争反思产生自西方语境中的经典民族主义范式与当代民族主义理论，我将在后文中具体展开。
国语与民族主义问题
通过此前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整理出两个问题：首先，京音派的主张不可解读为以语音中心主义寻求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村田先生此处错误读解的原因是什么？其次，京音派与国音派不同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内部“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种冲动，那么，这两种冲动与经典式样的西方民族主义是否相关？通过京音国音之争，这两种冲动发生了对立抵牾，其背后的原因和意义为何？在下面的部分里，我尝试对这几个问题逐一进行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回答。
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村田先生将京音派的语言统一主张，叙述为一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逻辑式样的、以纯粹声音追求和颠倒出民族主体和起源的过程，实际上忽略了京音派内部逻辑的复杂性，是一个有问题的判断。很明显，村田先生在这里是直接套用了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阐释，而对中国历史事实内部存在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未有足够的警惕。
很容易看出，村田先生所倚赖的理论资源，是柄谷行人先生关于现代国语形成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柄谷先生描述了日本国语形成过程中，如何以一种“言文一致"的颠倒方式，将语音/口语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实际上是要否定作为历史存在的文字（尤其是汉文）。
通过这样的过程，纯粹声音性的“大和音”被发现，民族主体得到了凸显。柄谷先生试图通过对这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的批判，来解构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起源和历史的神话。村田先生使用柄谷先生的理论，其实是试图在中国语境内，揭示出作为一种叙述的民族起源、历史同样是被"颠倒"着创建的这一过程。在这个问题意识与批判立场上，我与村田先生是一致的，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叙述中，同样存在欺骗性的“颠倒”；然而，村田先生未经反思直接将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套用到中国情境中，使得他掉入了陷阱，做出了与中国历史情况不符的判断。
我认为，村田先生之所以会不假思索的套用语音中心主义导致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当然一方面大概是由于村田先生本身作为日本学者，容易为本国经验先入引导；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构建民族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构成了一种经典民族主义式样这一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尽管霍布斯鲍姆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均指出，语言之成为民族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新现象，但潮流振荡，影响所及，以语言、尤其是口语确认民族的方式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模式。不仅在日本，包括西欧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在内，现代民族的成型与抛弃普遍性书面语（汉文或拉丁文）、将本民族口语改造为文学语言的过程均有着极深的关联。
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这一套理论无法完全融洽的事实却提醒我们，由西方建构叙述的民族主义理论并非如其自身宣称的那般"普遍"，其中必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颠倒”和“断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构成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一套理论的视角。事实上，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之所以能够造成，是因为西欧、日本民族主义发生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社会背景。
一方面，中世纪的西欧有拉丁语、明治之前的日本有汉文作为一种外来的、表意的“普遍性书面语"，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地方方言崛起之时，这个外来的、书面性的普遍性语言就构成了一个“他者”；在此一“他者”的映照之下，新生的“民族性”就必须要从与外来的书面语相对的“口语”中寻找和获取，由此来获得自身民族性的定义和统一。本居宣长在假名中找寻只属于日本的“物哀”的民族性，西欧民族将民族的“血脉”和“根”的意识投射到语言和口音之中，皆属于这样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是特殊的历史过程将民族、口语整合到了一起。通过对作为“外来的”、“书面的"普遍语言的双重否定，同时作为“民族的”、“口语”的新共同语得以诞生。与此恰成对照，在中国的语境里，前现代中国使用的普遍性书面语文言文，是由中国内部自发产生的，并不具有外来性；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取代，虽然有语音中心主义的因素蕴含其中，但也不是口语/口音对文字的绝对否定，而是一种新的书写系统对旧有书面语系统的取代。
在这里，构建统一民族性，不是通过对外来"他者"的否认来达成，而是需要从自身历史（以及与历史深深缠绕的文字）中找寻资源；对纯粹声音的重视则更多的出于实用方面的考虑，导向了现代化的诉求。 因此，在中国的个案里，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不能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经验出发，就可以看出，位于西方民族主义叙述中心位置的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实际上是特殊历史社会环境的造物；由此，依靠这一逻辑成立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的“普遍性”，也就被破除了。
中国语言民族主义
在前文中，通过对隐藏在京音派与国音派主张内部逻辑的考察分析，确认了隐藏在京音派背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的冲动及国音派内部“统合认同”的面向。那么，对这两种不同的冲动应当作何理解？就我个人看来，体现在京音派与国音派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种冲动，实际上与经典民族主义模式里包含的两重面向相契合。
根据霍布斯鲍姆的论述，经典民族主义模式肇始于法国大革命，其核心在于国家=民族=人民：一方面，国家与民族在地域范围上相重合，一个国家内理论上有且只有一个民族，这样国家对国民的统合、国民对国家的效忠问题就得到解决，国民效忠于国家，等于服从民族共同体意志。另一方面，单一民族的同质性保证了人民内部的同质性，于是平等的现代公民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能够得到实现。
而通过既是国家主权主体、又是人民全体的"民族"这一概念，两者铸合成为了一个整体。当霍布斯鲍姆论到民族主义以一个方法成功地同时解决了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大问题时，他实际上也已经触到了民族国家机制内部蕴含的两重面向这一事实。语言民族主义与此同构，一方面，民族间共享的“国语”能够唤起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感情，增加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共同的语言加速了社会同质化的程，促进了现代同质公民社会的出现。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比照发生于1920-1921年的京音国音之争，争论的两派恰好代表了这两个不同面向：国音派更多的偏向统合认同的目的，京音派的主张则基于追求现代化的立场。在此意义之上，村田先生认为京音国音两派均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我认为这个大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语言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此处仍然存在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与西欧乃至日本民族语言成立的过程不同，中国在确立了作为国语书面语的现代白话文之后，却在“音”的问题如何取舍上发生了歧异。如果说对西欧乃至日本而言，某种特定语言能够同时统合囊括“统合认同”以及"追求现代化"两个向度，那么在中国语境中，这一问题又经由确立何种“音”的争论，构成了对立抵牾。在此值得追问的是，造成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以我个人浅见所及，我认为，原因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首先，中国从前现代社会朝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非简单的创造“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将包含了多种民族、不同地区的复合型帝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在这里，帝国结构成为了一个无法忽略跳过的背景与前提。
表现在语音问题上，就是“国音”对帝国语言遗产“官话”的继承：正是由于要将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代表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官话/国音才成为了中国民族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国音”无论从其混杂、模糊的语言特色，还是其包容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方言、民族的政治内涵来看，均与西方语言民族主义意义上基于种族性或单一起源的“民族语言”有着深刻差异，它并非“中华民族”这一实体民族的民族语言，而是含义复杂的"中国"象征。
前现代帝国历史、官话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现代语言变革在处理建构民族认同的问题时，采取了一条特殊的道路。第二，中国语言本身的特质也是应当被考虑进来的一个因素。中国语言文字的表意性以及象形汉字的存在，使得中文系统中书面语与口语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疏离。口语可随时空、地域发生巨大变化，书面语却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尽管地域庞大，民族、方言众多，但凭借全国范围内通用的汉字、文言文甚至白话文，交流沟通得以实现。
京音国音之争中关于取何种“音”的争论，也基于这样的语言现实：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1920年代，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学和“国语文学”已经基本取得大众认可，现代白话文作为标准书面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因此，争论的核心内容并不在于如何造成“国语”，某种程度上反而变成了以何种方式读出“国语”。
国音派给出一套混合各地方言的“国音”方案，京音派则将实用上更胜一筹的北京音抬上了桌面；不过，从根本上而言，两种思路的背景和出发点，都是已经存在的白话文书面语。更有趣的是，京音派虽然高举语音中心主义的大旗，但其选择北京话的理由，恰恰是其与已经通行的书面语白话文最为接近。在这个意义上，书面语或"文"在中国的现代语言改革运动占有的核心位置、语言运动与文学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被呈现出来了。
第三，京音国音争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也在于1920年代的中国，代表国家强力的一整套操作机制还未完全成型。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普通话”凭借政治的力量得到了最终确立承认，其内部就是在音调问题上遵循了京音派的单一口语主张，在词汇语法问题上取国音派混合语主张，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两个面向的统合。
不过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虽然在这里提出国家强力机制是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并不认为它可以完全抹杀京音国音之争中反映出来的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普通话”尽管在口音问题上基本取了京音的主张，但"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也非一种排他性的民族语言，在作为国家内部各民族、各方言地区通用语的层面上，它依然延续和保留了官话、“国音”的内涵。
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语境
如前所述，作为帝国语言遗产的官话系统以及中文本身的语言特质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民族主义，使其呈现出了特异的风貌。与此结构类似，被这种语言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范畴本身，其面相也与西方式样的“民族”颇为不同。“中华民族”由国家内部不同的多个民族组合而成，将这些多元群体统合为一体的，并非单一纯粹的族群起源，而是多民族在长时期内共同参与同一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过程。
因此，在中国语境中，无论是“国语”还是“民族”范畴，其内部均存在一个复合结构；在普通话或者中华民族概念支撑包裹的骨架下面，不同民族、地方方言等多元性因素实际得到了认可与包容。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语言民族主义与民族建构结果。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国家成立的基本原则，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时至今日，世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世界。
然而与此同时，民族内部对少数族群的压抑、强制同化，民族之间的冲突流血，也成为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场面。在以安德森、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理论家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中，检讨反思由民族范畴、民族主义带来的对多样性的压抑，甚至强制同化造成的问题，就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意识。安德森等人之视民族为一晚近的建构产物，正是为了说明，民族并非一个自然自在的范畴，民族提供的一整套原则也并非天然合理。
由此建构论式的民族主义理论出发，近二、三十年来对于民族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解构已建立成型的“民族”，力图揭示出其背后对多元、多样性的压抑过程，来开放历史的其他可能性。柄谷行人教授在谈到日本国语问题的时候，正是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基本关照；此一视角也影响到了村田先生对于中国问题的解读和思考。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民族”范畴的建构性与压抑性当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但是与此同时，更引起我兴趣的却是，无论是在国音、普通话代表的语言问题上，还是中华民族范畴代表的民族本身内涵上，中国都在同质性的框架之下，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包容、保护内部多样性积极的因素。
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我们一味仅仅注目于建构与压抑的问题上，是不是过于顺应西方理论的思考理路，而放过了由中国语境可能展开的理论可能性？在这里，我希望通过重新将中国民族主义中存在的“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个向度，与西方经典民族主义中的类似结构进行比对，来尝试思考和回应这一问题。
如前所述，在中国语境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这两个民族主义制度内部的向度被区分开来，并通过语言问题中关于京音、国音的讨论发生了冲突辩驳。与中国恰成对照，在西方民族主义历史中，认同、同质化人群、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等因素却完全纠缠在一起，不可做截然的区分。不过，在这一个各种因素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过程里，同质化因素起到的贯穿作用依然是清晰可见的。
同质化构成了西方民族概念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民族辨认自身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同质化也是民族主义时代政治认同的基础：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确认“我们”同样归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由此，代表此共同体的国家机构才是合理合法的。同质化的概念贯穿了民族范畴以及依此获得合法性的现代国家制度，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面对必然呈现出无数多样性与多种层次的现实社会时，为什么民族国家要劳心费神的进行各种同化手段，有时甚至不惜采用暴力：对同质化程度的质疑会直接导致对民族性的质疑，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存在根基。
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情况相对比，中国语境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个方向构成清晰区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相对立的事实，实际反映了同质化并未在此结构中成为贯穿性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中，同质化因素更多是出现在促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出现的层面上，而在国家政治的层面，统合认同的出发点不在于确认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单一性，而是要把复合帝国体制之下的多民族广阔疆域以最大可能限度的统合到新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来。
在这里，作为现代国家合法性前提的“民族”原则虽然被接受，但实际的处理中，前现代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对此共同体的认同，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力量。由此，才锻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面相。在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论述里，国家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导致强迫同质化、压抑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霍布斯鲍姆指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如果不进行内部的同化，就有面临少数群体举起民族大旗反抗之虞，因而同质化操作机制就成为了必要。
安德森更直接分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认为官方民族主义是积极性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其出现是已经存在的国家为了保证自己屹立于民族主义洪流之中不倒而为自己披上的外皮；并以俄罗斯、泰国等国家历史为例，说明由于前现代国家并不存在单一民族样式，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又会导致国家启动强制同化的机制。不过，我在这里希望指出的是，这些国家采取强迫同化操作机制，并不是因为它们坚持自身的多民族框架，而恰恰是这些国家关于自身的想象已经被同质化贯穿，完全接受了民族主义关于同质化作为民族根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理念。
只有在彻底认同了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之后，这种同化逻辑才成为可能。而正如前所分析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构民族的观念中保留部分包容多样性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接受同质化因素作为统合认同的基本出发点，也即是说，没有彻底接受民族国家的一整套原则形式。在建构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作为前现代国家政治形式的帝国建制依然存留着影响，成为民族国家政治形式之外的另一种方案，构成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建制的参照和来源。
在西欧，基于同质化人群的“民族”概念已经是一个先决条件，民族主义运动的意义在于将这个民族扩张成国家，使其具有国家框架；而对中国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护已经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是首要任务，因此民族概念是基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结构而成型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强迫同质化实际上是内在于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的逻辑，不能仅仅归罪于多民族的前现代国家试图维持自身的努力；而那些多民族前现代国家千方百计要向同质民族靠拢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民族式样的国家已经成为了现代世界唯一合法的国家形式。在这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所有的逻辑、多样性都被民族主义收编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中国语境中特殊的国语概念和民族概念可能存在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普通话和中华民族的范畴，其内部还包含了与民族国家形式不同的、别样的国家形式所留下的痕迹与影响。而在民族主义已经得到大量反思的今天，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也许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面向新的未来的窗户。
语言背后的国家建构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20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尽管看似一场典型语言民族主义式样的通过语言诉求建构民族的运动，但仔细的分析则暴露出了京音国音争论两方所代表的不同立场。其中，与我们所了解的语言民族主义的惯例不同，要求以某种较为单纯的口语来作为国语的京音派背后，实际上的指向是要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准备条件，并没有直接诉诸民族上的要求；反而是在混合语思路的国音派那里，建构民族的意旨表现得十分强烈。
从这个特殊的争论场域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中关于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同时，京音国音的争论也暴露出了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这特殊性则是由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作为前现代中国遗产的特殊官话系统等因素造成。
最后，“国音”、“普通话”、“中华民族”等范畴虽然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出现成立的，但由于前现代中国的帝国建制，这些范畴内部都包含了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包容保护多样性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西方经典民族主义范式以及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中国的个案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国语文学的问题，一直与国语的成立、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话题紧密相关，民族主义方向上的考量构成了国语与国语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京音国音之争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国语文学牵涉不多，然而在京音国音争论双方的背后，一个关键的构成因素实则在于以白话文为基础的国语文学之成立。
在这个意义上，京音国音争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如何读出书面国语文学的问题；白话文与国语文学在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占据的关键性位置由此可窥见一斑。本文对京音国音之争与民族主义的讨论分析，也希望能够为重新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些新的背景和角度。
（注：转自“古籍”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