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丨邓思颖：浅析加强粤语研究提升粤语活力的重要性

　　粵語，坊間俗稱為「廣東話」，學術文獻一般稱為「粵語」，在英語的文獻則稱為「Yue dialects」。學術上以廣州作為粵語的代表，也往往用「廣州話」這個名稱來稱呼粵語，或會稱作「廣府話」，英語則稱為「Cantonese」。廣州話在粵語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在粵語地區的流通比較廣，正如袁家驊等（1960）編的《漢語方言概要》所指，廣州話在粵語區「享有相當高的權威，幾乎帶有標準音的意味」。廣州話有不少語言特點，不見於普通話，在學術上很有研究的價值，有助加深我們對漢語的認識。

粵語在海外華人社區佔有重要的地位，海外粵語蘊藏了不少語言特點，值得認真調查分析。圖為有吉隆坡唐人街之稱的茨廠街

粵語屬方言 普通話屬共同語

　　根據袁家驊等（1960）所編的《漢語方言概要》的定義，方言是「同一個語言的地方變體」。J.K.Chambers和Peter Trudgill（1980）合著的Dialectology，認為方言是語法、詞彙、音韻都有差異的變體（varieties）。Charles Boberg、John Nerbonne和Dominic Watt（2015）所編的新著The Handbook of Dialectology，在導言一章，詳細討論了方言作為地域變體（regional variation）和社會變體（social variation）的關係。綜上所述，「變體」是個關鍵詞，而地域因素也是定義方言的一個重要考慮。

　　當代粵語跟古代漢語有密切的關係，而古代漢語是當代粵語的歷史源頭，那麼，粵語屬於漢語，也是漢語的變體，有古今演變的淵源，有歷史軌跡可循。在中國境內，說粵語的人主要集中在兩廣港澳等地，使用層面有地域上的限制。考慮到語言變體、使用地域這些因素，把粵語歸類為中國漢語方言，是有根據的。

　　嚴格來講，方言一詞沒有褒貶之義，也跟雅俗或歷史先後沒有關係，而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為語言分類的一種因素。根據語言學的標準，中國漢語方言可以劃分為幾個方言區，例如北方話、粵語、吳語、閩語、客家話等。雖然北方話流通的地域比較廣，使用人口眾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跟粵語一樣，都屬於方言。

　　普通話有一定的方言基礎，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跟北方話有密切的關係，但北方話跟普通話並不等同。北方話是方言，並非全國流通；普通話卻被定為國家的通用語言，是民族共同語，作為全民溝通交流的語言。以「傍晚」一詞為例，根據《漢語方言詞彙》的記載，「擦黑兒」是北京話的說法，「傍黑天兒」是濟南話的說法，「擦黑、後晌黑」是西安話的說法，北京話、濟南話、西安話都屬於北方話，這幾個詞彙的使用受地域所限，是方言詞彙，跟流通於全國的普通話詞彙「傍晚」有異。

　　粵語和北方話都是漢語的變體，受地域所限，屬於方言；普通話是全國各民族通用的語言，屬於共同語。北方話雖然作為普通話的基礎方言，但不等於普通話。粵語和普通話是方言和共同語的關係，由地域變體、全民通用等社會因素決定，並非由雅俗或歷史先後所決定。

香港原居民多講圍頭話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按慣用語言劃分的五歲及以上的香港人口，說廣州話的有626.5萬，佔88.9%。廣州話是目前香港社會最流通的語言，毫無疑問。不過，香港的原居民都說廣州話嗎？

　　香港不少原居民，所說的粵語並非廣州話，而是「圍頭話」。圍頭話和廣州話都屬於粵語，但兩者並不一樣。根據詹伯慧（2004）主編的《廣東粵方言概要》，按照語言特色和地理分布，廣東省內的粵語可以劃分為五片，廣府片（又稱為「粵海片」）以廣州話為代表；莞寶片以東莞話（莞城話）為代表。廣州話屬於廣府片，圍頭話屬於莞寶片，兩者有別。

　　除粵語外，香港原居民的語言，也有客家話。劉鎮發（2001）在《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一書中指出，從香港地名所見，有些命名明顯來自客家話，而不是粵語，例如「赤柱」用「赤」而不用「紅」、「蘇屋、李鄭屋」的「屋」而不是「村」。

　　雖然圍頭話和廣州話都是粵語，但屬於粵語不同的片；客家話有別於粵語，屬於另一種的漢語方言。由此可見，把香港原居民的語言只理解為廣州話或粵語，並不準確。

廣州話的動詞後綴與普通話相比豐富得多，以「吃飯」為例，也有「咗、吓、埋、晒」等，可表達不同的意義。圖為正在「歎早茶」的香港茶客們

中古漢語與粵語差異大

　　有一種說法認為廣州話保留了漢語較多古老的特點，用廣州話誦讀唐詩，格外有韻味，甚至由此推斷說廣州話反映了唐代漢語的語言面貌，代表了中古漢語。

　　在聲韻方面，廣州話的一個顯著的「古老」特點，就是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入聲。入聲是傳統聲韻學的概念，即以塞音輔音作為韻尾的音節。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簡稱「粵拼」）來表示，即以「p、t、k」做韻尾的音，例如「獵」（lip）、「列」（lit）、「力」（lik）。這三個例子，普通話分別唸「lie、lie、li」，輔音韻尾都丟失了。

　　用廣州話來誦讀押入聲韻的詩詞，的確可以讀出押韻的味道。以下兩首唐詩，第一首的《興唐寺》，押韻的「絕、別、雪、月」，廣州話分別讀作「zyut、bit、syut、jyut」，都是以塞音輔音「t」做韻尾的入聲字；第二首的《赤谷西崦人家》，押韻的「目、熟、菊、宿」，廣州話分別讀作「muk、suk、guk、suk」，都是以塞音輔音「k」做韻尾的入聲字。如果用普通話唸，「絕、別、雪、月」讀作「jue、bie、xue、yue」，「目、熟、菊、宿」讀作「mu、shu、ju、su」，塞音輔音韻尾都丟失了，不是入聲了。比如可嘗試閱讀李白的《興唐寺》:「天台國清寺，天下稱四絕。我來興唐游，於中更無別。枿木劃斷雲，高峰頂積雪。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另可閱讀杜甫的《赤谷西崦人家》:「躋險不自喧，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氣暖，徑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花宿。」

　　語言不可能一成不變，絕不可能1,000多年來毫無變化。雖然當代廣州話保存了較為完整的中古漢語入聲，但也有些中古漢語的特點，在當代廣州話裡，已經丟失。以「私」和「詩」這兩個例子而言，中古漢語有不同的聲母，讀音不同，但在當代廣州話卻是同音，都唸作「si」，已經沒有區別。這種區別，反而普通話可以區分開來，用漢語拼音來表示，前者是「si」，聲母不卷舌，後者是「shi」，聲母卷舌。

　　1,000多年的社會變遷中，語言有演變並不奇怪。事實上，廣州話在近100多年裡，也發生了不少變化。

　　就音韻而言，香港地名的英語拼音，不少寫法反映了一百多年前的實際讀音。例如「深水埗」，英語拼寫為「ShamShui Po」，而「田心街」，英語寫作「Tin Sam Street」。 「深」和「心」，用今天的廣州話去讀，兩者是同音，但一百多年前，聲母不同，前者讀「sh」，後者讀「s」。

　　就語法而言，張洪年（2001）“The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一文的研究發現，今天廣州話所說「你識唔識字呀？」這樣的疑問句，在100多年前的粵語裡，卻說成「你識字唔識呀？」；今天所說的「你喺人哋屋企做過廚師未？」，在一百多年前卻要說成「你喺人家屋做過廚唔曾？」。以今天的標準，「你識字唔識呀？」和「你喺人家屋做過廚唔曾？」這兩句，聽起來都非常彆扭。

　　由此可見，短短100多年，廣州話的音韻、語法也已有顯著的變化，1,000年來語言怎麼可能完全沒有變化？我們至今仍聽得懂李白、杜甫所說的語言，是不太可能的。

廣州話因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入聲，故誦讀押入聲韻的詩詞更可讀出押韻的味道。圖為朗誦表演的學生

粵語普通話後綴助詞最相異

　　普通話和廣州話的差異，音韻最為明顯，詞彙次之。至於語法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差異。

　　有些黏附在動詞之後的成分，可以稱為「後綴」。普通話的動詞後綴，只有「了、過、著」，如「吃了飯、吃過飯、吃著飯」。相對而言，廣州話的動詞後綴就豐富得多，除了可以跟普通話「了、過、著」直接對應的「咗、過、住」外，還有不少普通話找不到的動詞後綴，形成如「食落飯、食定飯、食緊飯、食吓飯、食得飯、食翻飯、食埋飯、食晒飯」等例子，表達了不同的意義，在語法上有重要的功能。

　　句末助詞發達是廣州話的另一語法特點。所謂句末助詞，是位於句子末尾的虛詞，又稱為「語氣詞」。普通話句末助詞為數不多，常見的只有「了、來著、呢、吧、嗎、啊」等，如「吃飯了、吃飯呢、吃飯吧、吃飯啊」。廣州話句末助詞非常豐富，據拙著《粵語語法講義》所收錄，數目超過四十個，如單音節的「添、囉、喎」、雙音節的「之嘛、定啦、吓話」，跟小句搭配，形成變化多端的例子，如「食飯添、食飯囉、食飯喎、食飯之嘛、食飯定啦、食飯吓話」，所表達的意義微妙多變。有些句末助詞，通過不同聲調變化，所表達的意義也不一樣，如讀作陰平聲的「啦」（laa1）、陰去聲的「喇」（laa3）、陽平聲的「嗱」（laa4）。表示請求的話，可以說「食飯啦」；提醒聽話者的話，可以說「食飯喇」；表示疑惑、質疑，可以說「食飯嗱」。廣州話的「啦、喇、嗱」大概對應為普通話句末助詞「了」，但「了」只有輕聲，沒有辦法通過不同聲調表示不同意義。這是廣州話語法有趣的一面。

　　動詞後綴和句末助詞數量豐富，是廣州話語法的一大特點。相對而言，普通話動詞後綴和句末助詞為數不多。通過比較，找出兩者的對應規律，並解釋造成差異的原因，是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有助我們加深對漢語語法的認識。

粵語，坊間俗稱為「廣東話」，學術上以廣州作為粵語的代表，往往以「廣州話」稱呼粵語，或會稱作「廣府話」。圖為依然保存傳統建築及「廣府話」的西關逢源大街

增粵語活力助弘揚嶺南文化

　　正如上文所述，通過廣州話的特點，反而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語言難題，有助掌握好普通話。

　　普通話「我吃了飯了」這個例子，有兩個「了」，動詞後的「了」稱為後綴，句末的「了」稱為句末助詞。由於這兩個「了」讀音相同，都表示某種時間意義，使用時往往會混淆。對於這兩個「了」的關係，學術上爭論不已。然而，用廣州話來表達，這個例子說成「我食咗飯喇」，第一個「了」是「咗」（zo2），第二個「了」是「喇」（laa3）。無論讀音還是功能，廣州話的「咗」和「喇」分工清晰，不會混淆。對普通話語法的研究，廣州話用例其實有一定的幫助，甚至可以加深對漢語面貌的認識呢。

　　包括廣州話的粵語，所使用的範圍，絕不局限於香港和廣州兩地。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當中，除了惠州和深圳外（主要使用客家話），其餘9個城市，根據詹伯慧（2004）主編的《廣東粵方言概要》的描述，基本上都屬於使用粵語的城市。如果再細分，香港、澳門、廣州、佛山、肇慶屬於廣府片，珠海、中山屬於香山片，東莞屬於莞寶片，江門屬於四邑片。這四個片的粵語雖然稍有差異，但都屬於粵語，關係較為接近。至於深圳和惠州兩地，廣府片在深圳、惠州也通行，而莞寶片在深圳寶安區也通行。由此可見，粵語在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作為維繫地區情誼、鄉土文化的橋樑。

　　2019年2月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專門在第八章「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另闢一節，討論「共建人文灣區」，著重塑造灣區人文精神，提到「發揮粵港澳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的優勢」，支持弘揚「嶺南文化」、「彰顯獨特文化魅力」，從而「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進一步提升居民文化素養與社會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豐富灣區人文精神內涵」。粵語跟嶺南文化密不可分，也是維繫「文脈相親」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粵語的語言特點，提升粵語的活力，肯定對弘揚嶺南文化有促進的作用，也應有助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粵語研究並非只囿於香港或粵港澳大灣區，應跳出區域，放眼全球。粵語在海外華人社區佔有重要的地位，粵語研究能讓我們加深對海外華人歷史的認識，對維繫華僑的凝聚力，肯定能起團結的作用。陳曉錦（2014）在《東南亞華人社區漢語方言概要》中明確指出，「在一些海外華人社區，粵語就是社區共同語」，例如越南的胡志明市、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巴生和宜保、英國的倫敦、北美洲的多個唐人街、巴西的聖保羅、澳大利亞的悉尼、新西蘭的奧克蘭等。「粵語在海外的地位還在上升，它的地位是其他漢語方言所難以挑戰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海外粵語在音韻、詞彙、語法等層面，都有不少語言特點，值得認真調查，深入分析。根據陳曉錦（2014）的紀錄，表示完成的「咗」，在不少東南亞粵語裡，所出現的位置，較為特殊，有異於廣州話，例如廣州話所說的「阿劉畀事頭炒咗魷魚」，吉隆坡粵語卻說成「阿劉畀事頭炒魷魚咗」，「咗」在「魷魚」之後，而不是在動詞「炒」之後。海外粵語蘊藏了很多有趣的現象，但我們的認識，卻相當有限。對各地粵語的相關研究，不僅有助我們認識語言變異的問題，也能讓我們從中窺探海外粵語所代表的文化甚至是海外華人歷史，饒有趣味。

　　考慮到粵語和華僑的緊密關係，粵語在海外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有正面的幫助。「一帶一路」倡議一個重大方向，就是人文交流，實現民心相通。所謂「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通過語言，把文化拉近、把距離拉近。粵語在不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裡，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可謂擔當華僑溝通的橋樑，在生活層面拉近了心與心的距離。粵語的實用價值，實在是不言而喻。

　　由此可見，粵語研究無論在學術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都有重要的地位，絕對不能忽視。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来源：紫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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