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 | 甘于恩：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
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
甘于恩
一、粤方言
粤方言通称“粤语”，习惯上也叫“广东话”，本地人又叫“广府话”或“白话”。“粤”虽是广东的简称，“粤方言”却并非指广东境内的所有方言，而是指一种流行于广东、广西境内，以及港、澳等地以广州话为代表的大方言。
（一）粤方言的形成与分布
在秦代以前，居住在广东、广西地区的，基本上是称为“南越”（百越的一种）的少数民族，包括壮、瑶、黎和疍家等，经济落后。直到公元前222-218年，王翦、任嚣、赵佗受秦始皇之命平定百越叛乱，发兵数十万驻守岭南，开始了早期汉语与百越语言融合的先声，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粤方言最早的源头，应该是楚人南迁、楚语南来所导致的结果”[①]。汉代至唐宋，中原汉人更是源源不断地进入岭南，促使了粤语的发展和定型。还有的学者认为粤语起源于宋代[②]。元明清以来，粤语的变化较小。总之，粤语一方面继承、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一些南方非汉语的成分。
粤语的分布地域主要在两广，包括珠江三角洲、粤中地区和粤西南地区，粤北、粤西的部分地区，广西的东南部（如南宁、玉林等地），以及海南岛的一些工矿及林场（如三亚、陵水等地）。粤语在海外的分布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欧洲某些国家的华人社区，东南亚地区粤语也很流行，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此外，在中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及哥斯达尼加等国，粤语的四邑话较通行；在非洲的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国，也有粤语的存在。
（二）粤方言的主要特点
粤方言是与民族共同语差别较大的方言之一，也是国内外影响最大的一种汉语方言。其语音特点是：语音系统复杂，保留古微母m-的读法，古精、知、照三组合流，古晓、溪母合口多读f-，如“欢[fun55]”“款[fun35]”；韵母和声调较多，保留完整的古-m、-n、-ng、-p、-t、-k韵尾，有长短元音的对立。词汇特点是：（1）单音节词比普通话多；（2）一些复音词的词素次序与普通话不同，如“挤拥（拥挤）”“齐整（整齐）”；（3）保存古汉语词较多，如“颈（脖子）”“翼（翅膀）”“着（穿）”；（4）外来词比其他方言多，如“波（球，英语ball）”“恤衫（衬衣，英语shirt）”“士多（小杂货店，英语store）”；（5）有一批特有词，如“嘢（东西）”“点解（为什么）”“巴闭（厉害）”。语法特点是：不少句型的词序跟普通话不同，如比较句“我大过你（我比你大）”、表给予义的双宾句“畀本书我（给我一本书）”；有修饰语后置的现象，如“你行先”（你先走），有回复体（叹翻下冷气）、始续体（食开饭就唔好睇报纸啦）等独有的体貌。
（三）粤方言的文化个性
以广州方言为代表的粤方言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与其相应的是广府文化。所谓广府文化乃是指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粤方言的文化个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③]：（1）语言上凸显南粤特色，如在声母方面，缺乏i、u介音而存在一套唇化声母[kw]、[kw‘]，这跟壮侗语支和苗瑶语支的特点非常相似；音系上，广州话有长短韵母[a：]、[a]的区分，在汉语方言中有明显的长短音区别的方言不多见，而在壮侗语族中长短韵母乃是普遍现象；词汇上，有不少词语明显来自非汉语，说明古粤语跟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的接触关系。例如，痕（痒，壮语、布依语、侗语、黎语、村话），冚（盖，壮、傣、黎语），啷（涮、漱，壮语），杰（稠，壮语），孭（背，壮语），氹（塘、坑，壮语），虾（欺负，壮、黎语），拲（推，壮语），冧（倒塌，壮语），遖（跨，壮、黎语），咧（伸舌，黎、傣、京语），嬲（生气、怒，壮语），谂（想，壮语）等；语序上“中心语+修饰语”的情形较为普遍，如“鸡公”（公鸡）、“鸡乸”（母鸡）、“行先”（先走）、“食多啲”（多吃点）等，与壮语、侗语、黎语的语序相吻合。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民族语言间的接触有关。
（2）粤方言毕竟从古汉语发展而来，由于早期广东地区交通不太发达，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古汉语的语言特点，如古韵尾完整保留、入声声调亦得以保存，词汇上也有不少古汉语的“化石”，反映在以下三点：一是单音节词较丰富，这些词语不少来自古汉语。如“颈”（脖子）、“翼”（翅膀）、“衫”（衣服）、“晏”（晚）、“着”（穿）、“至”（最）。二是有不少些活跃于口语层面的古语词，与普通话这些古语词多用于书面语体不同。如“饮”（喝，比较“饮食”）、“度”（量，比较“量度”）、“行”（走，比较“行动”）、“卒之”（终于）、“适值”（恰逢）、“抑或”（还是）。三是有些双音词的词序与普通话相异，却与古汉语相合，如“齐整”（整齐）（《晋书》：“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 “挤拥”（拥挤）（《读书偶记》：“食毕出，再发签入，方无挤拥纷扰之患”）、“菜蔬”（蔬菜）（《宋诗钞·池口风雨留三日》：“孤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等。
（3）广府文化对于外来文化，通常采用务实的态度，为我所用。粤语自古代以来，词汇中就有许多“舶来品”（包括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近代以降，则主要从英语借入语词，这当然跟广州处于门户开放之首的特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近代的一些外来词，有些目前已不用，如“士的”（拐杖，英stick）、“士担”（邮票，stamp），但更多的至今仍在沿用，如“巴士”（公共汽车，bus）、泵（打气、打气筒，pump）、冷（毛线，法语laine）、T恤（针织有领衬衣，T shirt）、菲林（胶卷，film）、唛（商标，mark）、朱古力（巧克力，chocolate）。 改革开放后，随着穗港经济的一体化，香港通俗文化对珠三角影响甚大，有更多的新外来词进入粤语，向内地辐射。如“迪士科”、“AA制”、“嘉年华（会）”、“酷”（冷俊）、“艾滋病”等。从数量来说，广州方言是汉语方言中接纳外来词最多的方言，显示广府海洋性文化宽宏的文化特性。
二、闽方言
闽方言或称闽语，俗称“福佬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个方言。闽南闽北不通话，闽东闽中有差异。“闽”虽为福建简称，闽方言的足迹却远远越出了福建省的范围。它遍布于福建、广东、台湾三省和浙江南部以及江西、广西、江苏三省的个别地区，使用人口达五千万以上。
（一）广东闽方言的分布与来源
广东闽语主要分布在粤东的潮汕地区和海陆丰地区，粤西雷州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此外粤北的英德、清远等地也有闽语的分布。从语言特点和历史渊源来看，潮汕方言是从福建闽语分化出来的，与厦（门）、漳（州）、泉（州）等处方言关系较为密切，同属闽南方言。考古学家在粤东和福建境内发现大量的浮滨文化遗迹，所谓浮滨文化，是指“分布于粤东、闽南区域内的一处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等釉陶器与直内戈、三角矛、凹刃锛等石器和少数几种青铜工具兵器为基本组合的考古学文化。是南方地区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早期青铜文化。”[④]《潮汕史》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浮滨文化遗存主要在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刚好与现代闽南语系（福佬民系）分布的区域相同。”[⑤]从文化遗址的考证上可以证明潮汕人的祖先与福建闽南人的祖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至于湛江等一市六县的闽语，当地有多种称法，或称“雷话”，或称“黎话”，旧称“东语”。旧《电白县志》说“唐宋以前，僮徭杂处，语多难辨”，概述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唐宋以来，外来移民开始大量迁入，早期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南部的旧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以及粤东的旧潮州府地区，多经海路进入雷州半岛，到达后主要集中在徐闻、海康、遂溪等旧雷州府三县，及其他各县的沿海地带。雷州话内部还有差异，但体现雷州话主流的海康（现雷州市）、徐闻等处的闽语，与闽南话关系比较密切。（二）广东闽语的主要特点
广东闽语与福建闽语相比，既有共性，又表现出变异的特色。珠江流域的南越文化对潮汕方言和文化产生的作用不可低估。潮汕地区古代居住着被称为“南蛮”的少数民族，其中的僚人在隋唐之际还未与汉人完全融合，后来北来的移民在与蛮僚的竞争中，推动了本地区的民族融合，僚人逐渐演变为后来的畲族，像宋元时期潮州城还有畲语通行。南越文化的影响，也使粤东闽语具有一些与福建闽语不同的特色。而粤西粤语和客家话，也为这一带的闽方言盖上了独特的烙印。
（1）语言的共性：广东闽语与福建闽语有不少相同之处，如无f声母，即保留古无轻唇音的特点，如潮州“分”读[pung33]、“蜂”读[ p‘ang33 ]、“肥”读[ pui55 ]；古知组保留t、t‘的读法，如“猪”[ tµ33 ]、“超”[t‘iau33]、“茶”[te55]；韵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文白异读发达，如“三”读 [sam33] 为文读（三国），读 [sa)33]则为白读（三人）；有一大批继承古汉语且多为单音节的特征词，如“喙”（嘴巴）、“骹”（脚）、“囝”（儿子）、“厝（房子）”；语法上亦体现出闽语的特色，如有小称词尾“囝”等，有正偏式的结构，如“鸡翁（公鸡）”、“猫母（母猫）”等，第三人称代词为“伊”，被动式标志用“乞”。
（2）语言的个性：由于粤地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广东闽语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反映为：声母系统与福建闽语的“十五音系统”不同，普遍多于15个声母，如广东的潮汕方言为18声母，m-b、n-l、ng-g分化为对立的音位（闽南话则为音位变体）；一些存古性的闽语特点也开始消磨，如知组t、t‘的读法，潮汕方言的表现已不十分典型，有的已转为ts、ts‘的读法，如“终”读 [ tsong33]，“畅”读 [ts‘iang213]；文白异读有混同的趋势，不少闽语有异读区别的词语，在粤东闽语中往往浑然无别，或读法不一致，如“红”闽南话文读为[hong35]，白读为[ang35]，潮汕话只有[ang55]一读，结果“分红”闽南话读[hun55hong35]，而潮汕话却读[pung33ang55 ]（白读层）；语法上重要的不同是没有闽南话常见的形容词三叠式，比较句在类型上接近粤语，用“甲+形容词+过+乙”的说法。而粤西的雷州话，也有不少与闽南话不同的特点。
（三）广东闽方言的文化内涵
广东闽方言有两个次文化，也就是潮汕方言文化和雷州方言文化，其中以潮汕方言文化的影响较为广泛，这里着重介绍潮汕方言的文化内涵。
（1）独特的潮汕地名：潮汕地名带有明显的闽语特色，闽南地区常用的地名词有“厝、竂、墘”等，如潮阳有长厝、乌头厝，普宁有姚厝，汕头有赖厝，潮安有江厝、田厝，海丰有顶厝；“寮”在潮汕方言中指池塘边搭建的小棚，是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地名用字，如汕头有合仔寮、苦楝寮、三寮，海丰有泗马寮，陆丰有华容寮，陆河有石寮，普宁有尾寮、头寮，揭东有先生寮，揭西有木仔寮、大碓寮，潮阳有鸡翁寮，惠来有旺寮、湖寮，汕尾有朱妈寮、施公寮；“墘”指“旁边、边沿”，也是个闽方言特征词，像汕头的坑田墘，汕尾的田墘，陆丰的水墘，揭西的龙沟墘。
（2）建筑中的文化内涵：潮汕地区建筑业发达，讲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其建筑文化亦体现闽粤文化交融的特色。传统民居建筑形式有“竹竿厝”、“三座落”、“四点金”、“驷马拖车”、“下山虎(爬狮)”、“单佩剑”、“双佩剑”、“三壁连”、“五间过”、“寨”、“围”等多种；又如“格囝”指前后厅堂廊下到两边子孙门间的封闭式走廊；起防火作用的巷道叫“火巷”；草房，一般称“厝手房”；祠堂斋厅前面相连的敞亭叫“抱印亭”，不相连的叫“脱印亭”。
潮汕大型的密集民居是由“三座落”或“四点金”为中心形成一种方形平面组合体，平面像古“圖”字，所以叫做“图库”。
（3）熟语中的文化内涵：潮汕北、东、西三面环山，潮汕平原的面积占土地面积的40%，历代居民围海造田，加速了平原的扩展。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清代以来，人均可耕地大幅度下降，人多地少把潮人逼上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出现了“绣花式农业”的特色。
潮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农作经验，不少熟语都有所反映。如“早田如绣花，晚田如放飞”，“夏至稻好试”，“春前柑、橘、桃、李、柰，春后杨桃、橄榄、柿”，“咸水落田蚀三分”（指海潮侵蚀农田而影响耕种）。还有一些关于气象的俗谚，如“春分秋分，日夜平分”，“白露水，恶过鬼”，“过了七月半，日头短条线”。潮汕饮食文化闻名于世，其主要特色是制作精细、口味清淡，在日常用语中也多有反映。其中点心和小吃尤为著名，如“馃”是种圆饼状的食品，可煎可蒸，馃类食品旧时是一种奢侈品，一般与潮汕风俗文化关系密切。这些馃包括各种菜馃，还有钱仔馃、乒乓馃、鲎馃、饭馃、青叶馃、油馃等等，举不胜举。“时节做时粿，时人呾 时话”，“甜粿好食难舂”，“正月尾，番薯准甜粿”。馃多用于拜神过节享用，当然现在已成为潮汕著名小食了。此外，潮汕地区把米粉也称作“馃”，“馃汁”指的是汤粉，还可叫“馃仔汤”“馃条汤”，“炒馃条”指的是炒粉，“馃条”就是指粉条，“馃卷”指卷成条状蘸配料的粉条；而“草馃”是指凉粉。“馃”已成为潮汕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潮人对吃的要求不仅只是饱食，更注重食物制作的科学美味、食品的新鲜应时。故俗语有“天时透南风，蟛蜞出空”、“霜降，橄榄落瓮”、“夜昏东、眠起北，赤鬃鱼、鲜薄壳”，“三四桃李柰，七八（月）油甘柿”、“九月蕹菜（通心菜）蕊，食赢鲜鸡腿”。这些正当时令的食物，总是倍受喜爱的，潮人总结出的经验之谈是：“食鱼食肉着（应该）菜合”。类似的熟语还有“鲤鱼喉，草鱼头（鲤鱼喉和草鱼头味道最好）”、“生食虾，熟食蟹”、“糜(烂)柑甜，糜柚莶（辣）”、“猛火厚朥焖鱼露”、“鹧鸪无肉骨也酥”、“大鱼骨赢细鱼屑”。三、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通称客家话、客话或客语，有的地方也叫“麻介话”“亻厓 话”“新民话”“土广东话”。“客家”是对“土著”而言的，所谓“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各地的客家人，大概都是某一个历史时期从外地迁徙而来的。以梅县话为代表方言。
（一）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
客家人有句老话“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海内外的客家人，不管走到哪里，子子孙孙大都说客家话，以客家话为自己的母语。根据晚近学者的考证，客家先民本来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逐渐向南方迁徙而形成今天的客家分布情况。东晋永嘉以后，客家先民为战乱所迫，先后经历了五次大的迁徙运动。前三期（即东晋到明初）的迁徙是客家方言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后两期（即康熙中叶到乾嘉以后）的迁徙使客家分布的范围大大扩展，形成了今天全国各地的“客家话岛屿”。客家方言与周边的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都有一定的接触关系。客家方言分布地域较广但不相连，今天其足迹散布在长江以南的许多地方，其中主要的通行地域是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以及台湾境内、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以广东东北部、广东西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闽粤赣边区一带为客家最集中的地方。在国外，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地的华人社区是客家话的主要通行区，此外，欧、美、非洲使用客家话的华人总数当在10万以上。（二）客家方言的主要特点
客家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差别相对较小。其语音特点是：
（1）古全浊声母不论平声、仄声今多读为相应的送气清声母，如梅县“桃”（定平）“道”（定仄）的声母都是t‘-；
（2）部分古非敷奉母的常用字在客家方言中念为重唇音p-、p‘-，如梅县“斧”（非）读 [p‘u ]；
（3）古晓、匣母的合口（即今普通话读hu-者）客话往往读f-；
（4）鼻音声母比较丰富，不少地方除有m-、n-外，还有ng-、÷-两个声母，如梅县“我[ngo]”、“宜[÷i]”；
（5）韵母中无撮口呼韵；
（6）以 为主要元音的韵母比较多，如梅县的i、n、un、ng等韵；
（7）有 eu韵是客家话语音的一个特色，如梅县“走”读[ tseu ]；
（8）声调一般以6个为多。
词汇特点是：单音词比普通话多一些；保存了不少古汉语的词语；因为与粤、闽等方言邻近，在词汇上容易产生借入现象，如借用粤语的“论尽”（不灵活，麻烦），或者由于相近的语言环境，存在一些同源的词语；有一些源自马来语的借词，如“短吉欸”（拐杖，tongkat）、“罗蒂糕”（一种南洋饼干，roti）。语法特点是：名词有丰富的词头、词尾等附加成分，如“阿”、“公”、“婆”、“牯”、“嫲”；人称代词有数和格两个语法范畴；不少句型的词序跟普通话不同，如“讲少两句话（少说两句话）”、“买得an 多东西倒（买得到这么多东西）”、“去广州来（上广州去）”、“食一碗饭添（再吃一碗饭）”等。
当然，各地客家话还存在不少差异，广东的客家话同样如此。例如兴宁客话有一套近乎官话方言翘舌音声母的tS、tS‘、S，粤西客话有独特的边擦音，各地客话的词汇也有些不同。
（三）广东客家话的文化特色
与粤、闽文化不同的是，客家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文化。这种文化特色在客家话中有较为充分的反映。（1）不断迁徙，拓展生存空间。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先生说过：“客家的历史就是走的历史”[⑥]，的确揭示出了客家人四海为家的本质。这在客家话熟语中也多有体现，如“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掌炉灶”，都体现出客家先民吃苦耐劳、开拓创业的优良品德。
（2）居住山区，农耕文化发达。“先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人到达广东的时间，相对于广府人和潮汕人而言，较为滞后，他们只有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这给客家话带上浓厚的山地文化色彩。如方位词不以“面”为中心来测向，而以“背”（或“头”）来命名方位，“上面”说成“上背”，“下面”说成“下背”等，这与客家人上山时突出的是背部而不是“面部”有关；口语中的俗语、谚语则较多与农事、动物相关，如“迟鸭无肉，迟禾无谷”、“隔山买老牛——估做（比喻不掌握情况，靠猜测行事）”等等。
（3）情真意切，山歌风格独特。客家山歌是岭南民间文学中最具魅力的一种，主要包括情歌和过番谣，反映了客家人奔放热烈的情感和日常生活的百般滋味
前者如《生死缠》：入山看到藤缠树/出山看到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后者如：阿哥出门去外洋/郎就孤单妹凄凉/赤水黄沙家门远/望妹唔到痛心肠。从意境和用语方面，都带有明显的客家特色。
当然，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客家文化亦有其负面性，如男尊女卑、群体意识淡薄等[⑦]，这些在客家话难免有所反映，如“男子落田，无米过年；男子上山，无米过餐”、“出门无老大，各人包袱各人带”。
四、方言的多样性与地方文化的关系
广东地区除了粤、闽、客三大方言之外，还有一些使用人数较少的小方言，如粤北土语、官话、湘语等，此外在粤北、粤西、粤东等地则有部分居民使用瑶语、畲话、标话等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多样性其实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体现了地方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值得珍惜与保留。广东方言的多样性，反映了广东别具一格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特色。概言之为以下数方面：
一、广东的各种方言，程度不等地保留了古汉语的某些特点，是了解、研究汉语发展史的可贵材料。同时通过这些方言与古汉语关系的认定，也有助于了解各个民系迁移、开发岭南的时间二、粤、闽、客三大方言本属汉语，但在岭南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难免与当地的土语产生融合和相互影响。研究和认识这些方言的特点，对于了解早期广东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揭示早期南粤少数民族语言的特征，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言又是民俗的主要内容和承载工具，不少民俗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已经濒临消失，而方言往往或多或少地保留这方面的内容，如俗语、谚语、歌谣等。四、方言与地方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地方戏剧和民歌，与方言相互依存。如粤语对于粤剧，雷州话对于雷剧，客家话对于客家山歌，这些方言是形成地方戏剧和民歌基调的重要因素之一。脱离了方言，这些地方文学也就失去其独特的魅力。五、方言与社会语言文字应用亦息息相关，如地名、店名、人名等，不同的区域也会带上不同的方言色彩，如珠三角多用“涌”（读“冲”）作地名，反映粤语区多水的地理环境；潮汕一带多用“厝、竂、墘”作地名，则反映潮汕方言与闽语的密切关系。深入了解方言特点，有利于制订更符合当地实情的语言和文化政策。 以上只是就方言的多样性与地方文化的关系，论述方言的价值。实际上，方言的价值并不仅止这些，方言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实用价值, 例如了解方言的特点，有助于更有力地推广普通话，更有效地进行语文教学；在刑事侦破学中运用方言学知识，可帮助鉴别案件语言；在适当的交际场合使用方言，则可能起到更好的交际效果，不一而足。方言与普通话并非势同水火，可以在社会中起良好的互补作用，更好地为广东地区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交际服务；而方言有适当的生存环境，也才能确保更多优秀的地方文化得以代代相传。我们提倡认识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目的也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①] 李新魁1994：广东的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②] 刘镇发2000：现代粤语源于宋末移民说。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③] 甘于恩 2005：广州方言与广府文化。第九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澳门中国语文学会。
[④] 邱立诚、曾骐1997：论浮滨文化。潮学研究（第六辑），汕头大学出版社。
[⑤] 黄挺、陈占山2001：潮汕史（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⑥] 李如龙 2000：客家民系、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韶关大学学报增刊。
[⑦]胡希张等 1997：客家风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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