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潘佳：立足田野，眼观四方——戴庆厦先生访谈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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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60多年来致力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著述宏富。虽届耄耋之年，近年仍主持出版了多种著作，其中《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全面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国情现状，具有里程碑意义。年过八旬，依然醉心田野调查，不断探索新问题。
有幸拜访了戴先生，请他讲述从事学术研究60多年来的道路与心得，解答“语言关系”“双语教育”“跨境语言”“濒危语言”“语言认识”等方面的理论问题。特此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
走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之路
您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请您介绍一下是如何与之结缘的？
1956年6月我大学毕业。正好遇上了国家要开展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好机会。我本来是留校读研究生的，但学校决定让我们先下去参加一段语言调查，然后回校再读研究生。谁知1956年的“反右”，把研究生班给取消了，这样我就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工作了四年，有幸参加了这次由国家组织领导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全过程。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关键的四年，使我初步懂得了怎样对待事业，怎样去做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二
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1956年的全国少数民族语大调查，是世界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您亲身见证了建国以来的民族语文工作，请您讲述一下1956年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这次大调查的成绩主要有：大致获得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基本信息，为编写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地图提供了资料；为壮、布依、黎、侗、苗、彝、哈尼、傈僳、佤、纳西等10个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为傣、拉祜等民族改进了原有文字；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语文人才。而且在语言研究上还揭示了许多过去从未被认识的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律，如松紧元音、长短元音、弱化音节、使动范畴、自主范畴等，以及语言接触、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中的各种奇特现象。这些成果对丰富语言学理论都有重要的价值。而且这次大调查还为我国的语言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田野调查经验，其中包括怎样编写调查大纲、怎样选择发音合作人、怎样审音辨音、怎样归纳音位系统、怎样记录词汇、怎样记录语法等。这次大调查在国内外都未曾有过，是世界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还有哪几次？
潘佳
戴庆厦
之后几年，局部的、短期的语言调查也有过。如1960年对独龙语、怒语的调查；1976年对喜马拉雅南麓诸语言的调查；1979年对西藏阿里藏语的调查；80年代对阿昌语、基诺语、浪速语、波拉语的调查等。这些调查是对50年代大调查的进一步补充。
进入新时期后，我国的语言调查有了新的发展。2006年6月起，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启动，该校师生联合外校专家做了21个语言国情个案调查，其中包括基诺语、布依语、蒙古语、达斡尔语、傣语、拉祜语、哈尼语、克木语、彝语、喀卓语等21个个案点的调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21部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的丛书；而且还编写出版了鄂温克语、基诺语、矮寨苗语、墨江哈尼语卡多话、遮放载瓦语、居都仡佬语、赵庄白语、梁河阿昌语、维吾尔语、元江苦聪话、景颇语、燕齐壮语等参考语法。同时还进行了泰国、老挝、哈萨克斯坦、缅甸、蒙古等国的跨境语言研究。这一大项目的研究大大扩展和深化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它也将写入中国语言学史册。
三
率先研究“双语教育”和“跨境语言”
“一个语言工作者必须帮助少数民族解决他们的语言文字问题。”
您在80年代就开始了“双语教育”和“跨境语言”的研究，可谓开学界先河，您当时如何想到这两个研究方向的？其重要价值是什么？
潘佳
戴庆厦
我原来是做语言本体研究的，但在语言研究过程中广泛接触了少数民族语言生活，认识到一个语言工作者必须帮助少数民族解决他们的语言文字问题，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也写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以及双语教育的论文。如：我写了三论《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言繁荣发展的时期》（1980、1988、1997），发表了《构建我国多民族语言和谐的几个问题》（2008）、《中国的语言国情及民族语文政策》（2009）等论文。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双语问题日益突出，双语研究提上了日程。1984年我与马学良先生在《民族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4）的论文，论述了双语的概念、双语的类型及其形成，以及社会主义时期双语的发展等问题。这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一篇论述双语问题的论文。此后，我陆续发表了《我国双语研究的现状及展望》（1989）、《中国国情与双语教育》（1996）、《论双语学》（1997）、《系统论与双语教育》（2000）、《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的现状及对策》（2007）、《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问题》（2008）、《科学推进双语建设的几个认识问题》（2014）、《由单语向双语的历史转变》（2014）等论文，而且还做了系列的双语研究个案，如《新蒙乡双语调查报告》（1988）、《怒江州双语现象及其发展》（1990）、《新疆伊宁市双语场的层次分析》（1994）、《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民族教育之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双语文教学体制启示》（1997）、《论第二语言教学难点》（2002）、《阿昌族双语转型的成因及其特点》（2004）等。通过双语研究，我深深地体会到双语是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一件大事，其复杂性和长期性值得我们去认识。
跨境语言研究，我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的。因为我研究的语言景颇语、哈尼语等都是跨境语言，感到要要认识这些语言，还要认识它的跨境特点。1993年，我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多语种的跨境语言研究专著《跨境语言研究》，其中涉及了傣、壮、布依、苗、瑶、傈僳、景颇、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跨境语言。但跨境语言受到更多的重视、并提到语言学分支高度来研究，我是从2006年开始的。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将跨境语言列入了重点建设内容。2011年，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也将跨境语言研究列入重点招标项目，中央民族大学申报的“中国跨境语言现状调查研究”重大项目一举中标。从2006年至2014年，我们共出版了《泰国万伟乡阿卡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2009）、《泰国阿卡语研究》（2009）、《泰国清莱拉祜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2010）、《老挝琅南塔省克木族及其语言》（2012）、《泰国优勉（瑶）族及其语言》（2013）、《东干语调查研究》（2013）等11种跨境语言系列研究专著。通过跨境语言研究，我深深体会到跨境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它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新内容。
潘佳
戴庆厦
母语是指本族的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第一语言。母语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与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民族关系中，一般都认为对母语的尊重，就是对民族的尊重；对母语的歧视或不尊重，就是对民族的歧视或不尊重。所以在古今历史中，因对母语的歧视和不尊重引发的民族矛盾或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因此，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必须强调对母语的尊重。联合国规定“世界母语日”，就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的。我国宪法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也体现了对各民族使用母语权力的尊重。
兼用语是指一个民族使用本族语言外还使用他族的一种或几种语言，与母语是相对的，二者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兼用语的性质与母语不同，它是由于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民族的一种自觉的语言行为，它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兼用语具有任意性，一个民族可以兼用这个语言，也可以兼用那个语言，可以兼用一种语言，也可以兼用多种语言。在一个国家的政策法令中，一般不会规定某个民族要不要兼用别的语言。所以母语和兼用语在政策上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不要等同对待。
但是要特别指出的是，兼用语中有一种是国家的国语或通用语，这种兼用语与一般的兼用语不同。国语或通用语，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所有民族都要学习的语言。国家的政策法令总会制定各种措施促进各民族学习使用国语或通用语。因为只有共同使用国家的国语或通用语才能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才能保证各民族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和沟通。
如何科学地对待、处理母语和兼用语的关系，是语言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母语和兼用语之间，既存在竞争又存在互补，处理不好容易发生语言矛盾，或使一方削弱另一方。理想的母语和兼用语的模式，是能够做到“两全其美”，即母语既要保存、使用得好，兼用语也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多年来就存在着如何处理好母语和通用语关系的问题，也发生过因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而出现社会不稳定的情况。
四
科学对待中国语言关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体系
“要科学地对待语言竞争和语言互补的关系，有意识地引导它向语言和谐的方向发展。”“当前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很不够，远远落后于濒危语言热的程度。”
您在研究中国的语言关系时指出，语言竞争和语言互补不同于语言同化和语言兼并，请您具体谈一下。
潘佳
戴庆厦
这些年，我们在观察、分析中国语言的关系时，提出了语言竞争和语言互补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要做好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就要科学地对待语言竞争和语言互补的关系，有意识地引导它向语言和谐的方向发展。
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里，由于多语言、多方言的存在，不同语言之间必然会存在竞争关系，即强势语言挤压弱势语言，弱势语言出现语言功能衰退，或被强势语言所同化。这是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还有语言互补的一面，即不同语言在同一个社会里，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各尽其能。我们在调查中国的语言关系时，都能看到这样的事实。如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在家庭内、村寨内使用比较多，而在学校、机关、集市里多使用国家通用语——汉语。
问题是怎样处理好语言竞争和语言互补的关系。不同语言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弱势语言被兼并。二者关系若处理得好，就会抑制语言矛盾程度的发展，增强语言互补性，使不同语言朝着语言和谐的方向发展；若处理不好，让语言竞争无限度地膨胀，就会加剧语言矛盾，造成语言冲突，会使得一些弱势语言被同化、被兼并。实现我国各民族的语言和谐是完全有可能的，主要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政策，而且在多民族的语言环境里面，不论现在和过去，民族和谐是主流，不和谐因素总是支流，只要我们能够抑制不和谐因素的任意发展，就会扩大和谐因素。
您在讨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濒危问题时指出，要区别“衰退”和“濒危”，语言濒危与否与使用人口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决定语言生命力的因素有哪些？
潘佳
戴庆厦
濒危语言问题是上世纪由国外先提出的，后来才传到我们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外一些濒危语言抢救组织对抢救濒危语言的呼吁、提出的一些确定濒危语言标准、抢救濒危语言的方法等，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但是，我总认为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忽视有些语言出现濒危、衰变固然不对；夸大语言濒危也是有害的，不仅会造成人心惶惶，导致难以对症下药，还会带来政策上的偏差。中国不能一味按照国外理论来界定中国的濒危语言，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体系。
我认为要从四个方面构建中国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体系：第一、必须认识到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会延续使用。虽然有些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或分布在杂居区的语言，在青少年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下降，但大部分地区的人仍会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第二，我国小语种的生命力并不脆弱。调查数据显示，即便是使用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其使用功能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基本稳定，而且预计至少在今后几代人中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第三，我国的濒危语言是长期形成的，并非随着近期经济的快速发展才出现的。如满语的衰亡经历了300年左右的时间。土家族转用汉语，在隋唐就已开始。第四，必须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近期出现的使用功能变化，大多不是语言濒危，而是程度不同的语言衰变。濒危语言不可挽救，而衰变语言则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包括政策辅助等，改变其衰变途径。近20年来，濒危语言问题已广泛地得到我国语言学家的重视，成为当代语言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我国语言学界对语言濒危的严重性有了共识；对语言濒危与传统文化、语言多样性保护的关系认识日益深入；以记录保存濒危语言资料为主旨的课题在不同层面和范围先后开展。这表明，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已与国际接轨，实际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它已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包括研究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学者都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实际工作之中。
对衡量濒危语言，我曾经提出以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共同核定的综合指标体系。核心指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丧失母语的人口数量比例，如果80%以上都已转用第二语言，并呈增长趋势，其母语可能是濒危语言；第二，母语使用者年龄段分布比例，如果只有老年人懂得，青少年已失传，表明已有濒危先兆；第三，母语能力高低，如果对母语只能听懂，没有说的能力或者说的能力很低，说明这个语言的功能已严重衰退，正走向濒危。参考指标起补充印证作用，包括母语的使用范围、对母语的语言态度以及与语言使用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
从总体上来说，当前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很不够，对语言濒危功能状态和结构状态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濒危语言热的程度，这个落差需要努力缩小。同时，希望学界同仁今后加强濒危语言的理论研究，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濒危语言理论、方法。我认为，应该将濒危语言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加强培养有濒危语言调查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的人才。提升对濒危语言情况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对策的研究等水平。这样才可能更有效果。
五
语言认识：工具论、文化论、感情轮、资源论、政治论······
“我们对语言价值的认识都只能是一个一个地认识到位，不可能一次就认识清楚。今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认识。”
您曾提到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从工具论到文化论，到感情论，再到资源论，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演变的过程，各个时期不同理论视角对我国的语言研究有什么影响？
潘佳
戴庆厦
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经济、文化建设成为主要任务，当时对语言价值的认识主要强调“工具价值”，认为要使用各民族语言来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在当时这个认识是对的，因为它抓住了主要矛盾。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经济建设的大发展，语言的“经济价值”突出了，于是产生了“语言资源论”的认识，即认为要把语言当成资源来认识，尽力开发语言的资源，使它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对的，是认识上的一次新的升华。
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语言的使用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新特点、新情况。如：少数民族中有许多人离开偏僻的山村外出求学、打工，语言使用发生了变化，母语使用的机会少了，而通用语使用的机会增加了；由于族际婚姻的增加，家庭中的语言用语也发生了变化；在杂居地区，小语种语言的使用受到挤压，甚至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语言转用现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就思考自己语言未来的前途，有的甚至担心本族语言会不会被同化，语言的感情意识比过去增强了，于是“语言感情论”成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认为语言感情在处理语言使用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事实正是如此，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把语言功能的升降当成是民族问题，而当语言功能发生剧烈变化时，就会把语言使用和民族地位联系在一起。总之，我们要重视语言感情对语言使用、语言观念的制约作用。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突显的。因为大家在观察民族语的作用时发现语言负载着大量的民族文化，有其特殊的作用，从这一个角度强调民族语言保护、使用的价值。这个观点我认为也是对的，有其积极的价值。
人们虽然天天在使用语言，却弄不明白语言究竟有什么价值。语言博大精深，其价值并未被完全发掘出来。至今提出的工具论、文化论、感情论、资源论，都是人们认识不断进步的结果，他们虽然各有片面性，但是对语言的认识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对语言价值的认识都只能是一个一个地认识到位，不可能一次就认识清楚。今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形势较为复杂的时期，党中央将维护国家安全提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观。近来，语言与国家安全关系的问题逐渐升温，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潘佳
戴庆厦
语言是工具，是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必然与国家安全有密切的关系。过去的60多年里，语言影响国家安全的例子不断有过，如境外有的敌对势力利用语言问题攻击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甚至进行分裂我们国家的活动；有的通过边境语言的相通散布攻击性言论等等。这些年，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语言除了上述的工具论、文化论、感情论、资源论外，还具有“政治论”。政治论是指语言往往会被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借口。
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国民族中有20多个民族是跨境民族，他们与境外的语言互通，共同使用一种负载着相同的历史文化、民族感情的语言。所以两地跨境的语言如果处理得好，就有利于边疆的安全和巩固。制定我国的民族语政策时，应当对跨境语言有所考虑，出台一些有利于跨境语言和谐的特殊政策、措施。
六
回顾治学：要有正确的语言观，要确认语言事实是第一性的。
“我常常说：我是‘田野派’，我的学生们也都说他们是‘田野派’。”
您在很多文章中强调，要有正确的语言观、语言认识，才能做好后续的研究工作，那么语言观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哪里？
潘佳
戴庆厦
是的。做语言工作必须要有正确的语言观。我认为正确的语言观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必须坚定不移地确认不同语言或不同方言（不分使用人口多少，不分使用范围大小）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都有其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所以必须平等对待，而不能有任何的偏见。这是语言观中的一个核心观点。二、多民族国家的不同语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竞争和互补。要正确对待竞争和互补的关系，引导不同语言向语言和谐的方向发展。三、人类对自己语言的认识是很不够的，特别对现代化进程中语言的变化认识不够，所以应该用辩证的观点不断研究语言的作用及其演变，使国家的语文政策能够与客观实际更加贴切。为此，要多做语言田野调查，深入了解群众的语言实际。四、要处理好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关系，确认语言事实是第一性的，语言理论是第二性的，切忌盲目搬用国外的理论来对待中国的语言事实。
潘佳
戴庆厦
我最深刻的体会有两点：一是做语言研究必须摆好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关系。要确认语言事实是第一性的，要在自己的毕生经历中花大部分时间去做语言事实的描写、分析，获得最真实的、有深度的感性知识。理论思考是必要的，但它是第二性的，不能离开语言事实的基础。不要空谈理论，或拿已有的理论来贴金、装门面。二是要重视田野调查，因为只有做田野调查才能获得真知，才能有真本领。我都让我的博士生跟我去做田野调查，他们回来后无论在人生观上或是在学术观点上都有了大的变化。经过田野调查，与少数民族直接接触，建立了群众感情，认识了社会，知道自己将来怎样去服务社会。经过田野调查，他们获得了调查研究语言的真本领，知道什么叫做语言。我常常说，我是“田野派”，我的学生们也都说他们也是“田野派”，田野调查其乐无穷，他们回来后都根据自己的调查成果出版了专著和论文，更坚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我认为，中国语言学要发展，必须大力开展语言田野调查，获取新鲜的、真实的、有价值的语料，这才能对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语料基础，否则提出的认识只能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沙滩上。
（原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2015年1-2期）
本期编辑丨章策
责任编辑丨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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