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学 | 甘于恩：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汉语词汇——也谈《现代汉语辞典》的收词和释义

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汉语词汇

——也谈《现代汉语辞典》的收词和释义

甘于恩

我国比较权威的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自1978年12月正式出版至今，已经十年有余。《现汉》出版之时，经历了10年知识“饥渴”之后、急需精神食粮的人民大众，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辞书热，包括对《现汉》的偏爱，这是丝毫不奇怪的。但是，必须指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现汉》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有的还相当明显。不少文章对此也有所涉及。然而大多局限于批评《现汉》在注音、收词、释义等方面的纰漏，很少对《现汉》的指导思想和收词原则作出深刻的分析。本文试图就该词典两个比较明显的缺陷作些剖析，希望对正在修订中的《现汉》和正在编纂中的《现代汉语大词典》能有参考的价值。

一、收词上表现出浓厚的语言保守主义

所谓语言保守主义，就是在语言研究及使用方面，对于一些禁忌语、外来词及新兴的用法，一概采取回避、排斥的态度。体现在词典编纂上，就是对这些成分采取视而不见、见而不录的做法。《现汉》的框架搭就于左倾思潮流行的年代，在收词和释义上都不免带上那个时代浓烈的色彩，正式出版时虽删去不少“穿靴戴帽”的标志（如人为地区分所谓“积极词”和“消极词”），但词典出生时的“先天不足”，仍使它表现出浓厚的语言保守主义，对一些“不洁”词（或“淫秽”词）、詈词讳莫如深，弃而不录。难怪国外有的学者对此觉得难以理解，日本的高岛俊男先生批评说：“中国的词典对于有关性方面的词语怕得像洪水猛兽，全都敬而远之，……难道中国的词典上没有这一类词语，中国就没有下流的概念？”（《词典研究丛刊》8辑71页）

高岛先生举了“睡”字为例，指出中国的语文词典未列出这一词条的“性交”义项。其实在《现汉》中，类似的例子并不止于此。例如，表示生殖器官的“鸡巴”和“阳具”（男性生殖器）、“女阴”，表示性关系的“肏”和“入”（性交动作），表达粗俗情感的“他妈的”，表示婚姻状况的“旷夫”（成年已久而未有妻室的男子），表示不良习俗的“拉郎配”（强拉男子与女子结为夫妻），表示丑恶社会现象的“拉皮条”（为妓女拉客）、“偷汉”（妻子与他人通奸）、“嫖客”等，均未见收入。有的人也许认为收入这些词语会影响语言规范，破坏语言美。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陈原先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一书中有句话说得很中肯：“既是现实，就会出现反映这现实的相应的语言（语汇）。那是回避不了的。”（该书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首先，这里不存在规范的问题，所有这些词都同样为操汉语的人所使用、所理解，没有丝毫的歧义之处。其次，收入这些词语与提倡语言美并不矛盾，因为这些词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并不因词典不予收录而消失，而语言风气的净化，主要在于人们修养的提高（包括文学作品慎用或少用这类词语），词典编纂的主要目的实不在此。再次，这些词语不仅通行于口语中，而且书面文献中也时常可见，这就为词典书证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非主张对这类所谓的“不洁”词语有闻必录，而是希望做到只要是在标准语中通行的词语便收入词典（属于专科词语的则应有所选择、斟酌），即使是所谓的“不洁”词也好。曾有个笑话，说有位刚到中国的外国人把我们的“国骂”“他妈的”当成了问候语。静而思之，是否词典在这点上亦有失职呢？把这些仅归结于失收，恐说不过去。像“桃花运”指“男女关系方面的好运”，“绿帽子”指“妻子与他人通奸的状况”，“叫春”指“动物（如猫等）发情时以叫声引诱异性”，都是由来已久的。下面一例是笔者偶然见到的：

她变得忸怩起来，红着脸，“我这个月没来红，怕是有了。”（《芙蓉》1987年3期）

实际上，“红”代指“妇女的月经”，实在是不新鲜了，如通用的“撞红”、“见红”中都是用此义。可是这些词或义项在《现汉》皆不被收入，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即使是三十年代出版的《国语词典》也收入“鸡巴”、“肏”、“入”（音“日”）、“拉皮条”、“偷汉子”、“绿帽子”等词条，两相对比，难道不值得反思吗？美国词典学家伯根·伊文思曾说过：“一部词典只有广泛、精确地对当代的用法进行描写时，才算是好的。为了达到广博，必须包括，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和地区的交际。”（《论词典编纂目的》，见The Play of Language）看来，《现汉》想达到此一目标，首先要做的一点应是，破除现代迷信，拆除思想上的篱笆，走出自我设置的禁区。

关于外来词的失收，观念上的规定主义恐怕是造成这种情形的较主要因素。像英语的sex apeal、dark horse（或black horse），在50年代初期出版的《英华大词典》都已直接用意译词“性感”、“黑马”作了解释，而文学作品中这两个词更是常见使用，另外，通用的“嘉禾舞”（gavotte）指“一种类似小步舞的快速活泼的舞蹈”，“飞碟”（U.F.O. 的意译）或“幽浮”（U.F.O. 的音意兼译）指“未查明真相的飞行物”，这些词进入汉语已有了相当一段时期了，但都未被收入《现汉》。这无疑是一种失误。类似的例子不止于来自英语的外来词，像日语的“会社”原义指“公司”，汉语借来指“成员间信仰相同的小团体”，早在鲁迅所译的法国科幻小说《月界旅行》中就已用到，现在社会学中也较常用；还有体育界常用的“空手道”也来自日语，但《现汉》皆未列为词条。笔者对来自其他语种的外来词的收录情况不太了解，不敢妄加述评，但从英、日语借词的收录情况看，《现汉》的收词面似乎过于狭窄了。

相对说来，《现汉》对于本民族语言的新词新义的收录，也许问题更多一些，不少“年龄”不小的新词在《现汉》中皆查找不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现汉》的使用价值。这里举几个常用的新词及例证：

国宝  国家的宝物。例：眼看着把许多国宝运走了。（相声《为谁服务》，1964）

网点  商业系统中的服务网和服务点。例：增加花色品种  增设代销网点。（《红旗》1957年7期）

攻关  集中力量研究、攻克某一课题或项目。例：围绕生产关键，开展攻关表演赛，使钢铁生产蒸蒸日上。（人民日报1960年9月12日）

紧俏  （商品）紧缺而好销。例：特别是不少地区过去把注意力放在紧俏商品上，而不去积极组织小商品的进货。（大公报1964年9月24日）

上述词语并不是第一次使用的例证，不过可以肯定，这些词语的产生距《现汉》定稿时至少已有20年左右的时间。类似的词语还有很多，像“知青、中空、离休、边民、挑大梁”以及港台地区通用的“评估、涵盖”（这两个词也已进入大陆地区）等都是。新词产生了这么久，《现汉》却没有把它们收入，这不能不说是个疏忽。究其原因，大概可归结为三：一是对于新词新义的保守态度，使编者在已觉察到的新词新义面前，把它们当作不稳固、不规范的词语；二是没有建立完善的词库和语料库，书证选取的范围十分狭小；三是编纂方式较为落后，单靠几十个人的手工操作，面对浩瀚的词海，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错收漏收的现象便时有所见。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新词新义的收录上，编纂者应该有更加科学客观的态度和更加开放的收词原则。吕叔湘先生在这点上有个意见值得考虑，他说：“现在一般的倾向是偏于保守。要想到人们的生活在发展，在前进，专门词语、方言词语都在不断地涌进一般词汇。有些新词新义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还是要就此定居下来，也难于预测。在这些问题上，我个人的意见是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1984年1期）

二、某些释义流露了明显的陈旧观念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现汉》的某些释义（特别是专科词语的释义）流露了明显的陈旧观念，显得与当今现实格格不入。在《现汉》出版的当时，编纂者只能这么做，或者说，他们的观念不可能体现出解放与求实态度，他们最多只能对释义中议论过多、批判过多的现象作些纠正，这完全可以谅解。但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再不提出这些问题，就很不应该了。

《现汉》不少词条的释义在通行时代、适应范围、使用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宽严失当的毛病，或者失之过严，或者失之过宽，比较明显的倾向是释义时不必要地“穿靴戴帽续尾巴”。下面略举几例。

“帮会”《现汉》的解释是“旧社会民间秘密组织（如青帮、洪帮、哥老会等）的总称。”“旧社会”这一限定语乃多余，因为在台湾、香港等地，目前仍有帮会存在，如“竹联帮”之类。我们总不能把现在的港台社会称为“旧社会”吧。编者在撰写这一词条时，大概没考虑到使用汉语的港台等地的现实。因此，这里便出现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如果编者无视港台等地汉语通行区的社会及语言现实，那么所编的汉语词典的可靠性及周遍性是否得打折扣？或者至多只能称为《大陆现代汉语词典》。当然，港台地区有些用语与大陆确有不同，《现汉》不一定收录，因为这些词有许多还不通行。但对于港台等地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例目释义时不宜轻易加上“旧社会”、“旧时”等表示过去时间概念的字样。

另一典型的例子是“妓女”的释义，《现汉》解释为：“旧社会里被迫卖淫的女人。”同样存有问题。一是“妓女”并非过去存在的现象（旧社会里），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妓女，中国大陆同样有妓女卖身。二是妓女是否都系“被迫卖淫”也是个问题，就算多数妓女是因各种原因被迫误入歧路，也不能排除一部分妓女是由于好逸恶劳而走上此路的。陈庆祜先生在比较了《国语词典》和《现汉》“妓女”条的释义后认为：“毫无疑问，《现代汉语词典》（试）的解释比较正确，谈不上穿靴戴帽。”（《辞书研究》1980年1期）陈先生的这一评价至少是不够客观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汉》中越来越多的词条释义已显过时。比如《现汉》解释“彩票”为“奖券”，而在“奖券”条下写道：“旧时金融业为了骗钱而发售的一种带赌博性的证券，上面编着号码。”这一义项把彩票的适用年代、发行目的都写“清楚”了，殊不知却是画蛇添足。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彩票仍然盛行，我们如何用这一释义去指称它呢？再者，若说发行奖券是“为了骗钱”，那么又如何解释前不久为了发展体育而发行的“六运会体育基金奖券”及目前发行的“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呢？

杨祖希先生在谈到辞书的知识质量时认为词条“如果需要评价而且可以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并尽可能寓评价于材料之中。不需评价或评价有困难的，可以客观介绍，尽可能使用‘中性’字眼。”（《辞书论集》，知识出版社1987年12月版）这段话对于《现汉》这类词条的修订，是很切合的。像《现汉》把“破产”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时，法院根据本人债权人的申请，做出裁定……”，把“资本”释为“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生产资料和用来雇佣工人的货币”，把“嫖”释为“旧社会男子到妓院玩弄妓女”，都是在评价上出现了错误，带有主观的色彩，因而都需要修改。

以上就辞书领域中可能属于比较敏感的问题谈了些个人的初步意见，有些地方也许言之过重。欢迎读者提出批评与商榷。不过笔者的用意是明确的，热望辞书编者解放思想，编出有特色的、更适合当代社会的各类词典。读者、专家如能对此提出更多的高见，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作者：甘于恩，任职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原载香港《普通话》杂志1989年1期“论坛”，另载《辞书研究》1989年6期，题目为《谈谈<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和释义上的一些问题》）

本期编辑：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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