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陈颖文：从付马话亲属称谓词若干特征看其归属问题

《南方语言学》  第十四辑

从付马话亲属称谓词若干特征看其归属

陈颖文

一.概述

付马村，位于海南省西部的东方市四更镇，处昌化江下流的南岸。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全村常住人口为2016人。村里操一种传承已久的独特方言——付马话。操付马话者无一例外都是双语者，除了在内部使用付马话，他们还能用海南闽语、村话乃至黎语、苗语等与外界进行交流。

付马村中最大姓氏为文，据族谱记载其始祖来自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约于明朝中叶南迁至海南。付马人虽主体源自江西 ,但现其所操的语言已经与今天的吉安话（属赣语吉茶片）相去甚远，而且与今天的闽、粤、客等方言也不同。迁入海南后，付马话长期处于村话(哥隆话)的包围之中，又与海南闽语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比邻而居，深度接触，更使得付马话的词汇来源纷杂，特点不一。同时，讨论其归属问题还牵涉到对海南闽语、客语、赣语等方言特征的认识及原始客、赣语系统构拟的基础等重要问题，因此从亲属称谓入手不失为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在方言的词汇中，亲属称谓词是最具地域特色的词汇成员之一，它们也具有一定的类型特点。“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称呼，这种称呼总是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或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亲属称谓，指的是以自身为中心确定亲族成员与本人关系的名称，是基于血亲、姻亲基础上的亲属之间相互称谓的系统。在一种语言中，亲属称谓词属于使用频率很高、稳定性强的基本词汇, 可以较好地保留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特点，是语言变化与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时代变迁，虽然亲属称谓语有新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出一种语言的某些核心特点。

二.与几个方言亲属称谓词的初步统计

作为研究亲属关系的重要著述，《尔雅·释亲》中将亲属称谓分为四类:宗族、母党、妻党和婚姻[2]。现代汉语的亲属称谓则大体沿袭了古代的亲属称谓体系，可分为三类:父系称谓、母系称谓与夫妻系称谓。笔者跟随刘新中教授于2017年暑假前往海南东方调查，期间尽可能收集了付马话中所有亲属称谓词，并将其分为父系血亲（直系）、父系血亲（旁系）、母系血亲、夫系姻亲、妻系姻亲、其他称谓六类。

在对比研究时，笔者选择了梅县话、南昌话、海南话及村话，它们或多或少都与付马话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词源学或发生学关系。通过查找方言词典、收集相关语料，摘录其中相应的亲属称谓词，将付马话与四中方言、语言的亲属称谓词相比较，取其表意明显相近或相同者，统计其词条数量，整理表格如下:

表一 亲属称谓词近似数量的统计

在观察统计表的数据时，若只从整体接近度的百分比上看，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似乎杂乱无章，来源纷杂，同参与比照的每一种方言都有类似之处。但若将视线放在与各方言相似词条的种类上，便能看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与客、赣方言相似的部分，基本集中在父系亲属的直系称谓词这一类中；与村话相接近的部分，集中在父系亲属的旁系称谓、母系亲属称谓这两类中。而与海南闽语相接近的称谓词，则主要集中在父系直、旁系亲属称谓及母系亲属称谓这三类中。表格中看似纷乱的语言现象背后，其实隐藏了清晰的规律。下面我们将从内源、外源等方面讨论。

三．付马话亲属称谓词的内源层与外源层

语言中历史层次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在语言的接触中形成的，一个是在语言内部音变过程中因词汇扩散而形成的[8]。前者称作外源性层次，后者称作内源性层次。作为一门移民方言，付马话一方面保留了原住地的一些语言特征，一方面受迁入地影响，不少要素在后天发生了变化，因而才出现了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方言差异。这意味着付马话中许多词汇是异源的，既有从其祖始语中承传至今的、更为古老的内源性语言成分，又混杂有在后天的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中形成的、外源性的语言成分。

（一）付马话亲属称谓词的内源层:客家方言、赣方言

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中与梅县话、南昌话相似的部分，多数是父系血亲中的直系亲属。现将其与二者相似的部分整理如下:

表二 与梅县话、南昌话称谓词的对比

[1] “女哀”[ɔi44]，从女，哀声，是客家人造的形声字,主要在客家人当中使用。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哀,广韵乌开切,影咍开一平蟹。

观察上表可以发现，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中凡与梅县话相类似者，往往也与南昌话相类似，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叠。这种重叠绝非偶然。《赣方言概要》中，陈昌仪先生引游汝杰、周振鹤二先生观点指出:原始客赣语于宋元之际形成，今天的客、赣语均自原始客赣语分化而来。客语形成于元，赣语形成不晚于明[10]。从付马话的发展历程上看，付马人主体的族源地是江西庐陵，其南迁时间约为明中叶前后，可判断其最初的语言面貌应既接近于古客语，又接近于古赣语。这些与客、赣方言相类似的亲属称谓词，正是付马话自古客、赣语承传至今的词汇，是付马话亲属称谓系统中的最古部分。它们反映了付马话最初的语言面貌特点，代表了付马话亲属称谓系统的内源层次。

语言的在缓慢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这部分称谓词是付马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基本词汇，稳定性也较强，因此才得以在付马话的发展过程中保留并承传下来。

更值一提的是，与客、赣方言相似的称谓词中，很大一部分恰与传统中国亲属称谓“九族”中的词语相对应。“九族”的说法由来已久，《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11]九族，即以“自己”为基点，上有父、祖父、曾祖、高祖，下有子、孙、曾孙、玄孙。在漫长的父系社会历史中，“九族”及其所属的直系血亲，是整个亲属称谓系统中最核心的部分，代表了传统大家族中最重要、最有权威的若干亲属。这样的语言现象，反映了中华民族宗族制度的悠久历史与深远影响。在证明付马话的系属乃至付马人的族源时，这些保留了较多客赣语成分的直系血亲称谓词更是极有力的证据。

（二）付马话亲属称谓词的外源层

外源层次的亲属称谓词，是在后天的语言接触中产生的。付马话亲属称谓词系统包括了三大外源层：分别对应着海南闽语、村话及其他方言和语言。外源层的形成，与付马话复杂的历史渊源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本文主要叙述前两个外源层。

1.外源层之一:村话

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与村话相似的部分，主要集中于父系亲属的旁系血亲称谓与母系亲属称谓。在付马话形成的早期，这些称谓词应当有一个对应的汉语词。之所以在今天会出现汉语称谓词被少数民族语言词取代、替换的情况，可能与后代的语言习得对象有关。

从地理位置上看，付马村主要生活在付马村，被较近的村话区和稍微外层的海南闽语区所包围，无可避免的对外交流，使得付马村难以形成一个封闭的言语社群。在这种多语言长期并存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本村村民与外村村民通婚的情况。符昌忠（1997）在分析村话中为何男性亲属称谓多为汉语词，而女性称谓称谓词多为村话固有词时，认为其原因是在当操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女性初嫁入时，通常尚未熟练掌握夫方的语言。生儿育女后，她们的后代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首先接触的往往是这些操持家务的女性，而不是出外务工、务农的男性。通过这种方式，母系一方的语言得以融入原本汉语成分居多的父系一方语言中[7]。

这种解释用在付马话身上同样可通。由于子孙后代接触、习得的第一语言多为这些外族女性的母语，因此对于母系亲属及一些旁系亲属的称谓，往往会不自觉地以母亲的外族语言进行称呼。长而久之，这些源自外族语言（如村话）的称谓词就在付马话中得到了保留。现将词条整理如下:

表三 与村话相似的称谓词

[2] 星号表示音同或音近的字。

需要注意的是，付马话与村话相似的称谓词中，并不全是村话中的特有词。如“爹”、“伯爹”、“姩”等，都属于海南闽语的也有的称谓。这无疑与海南闽语的强势地位有关，自海南闽语中来的借词不仅存在于付马话中，同样存在于村话中。借词的存在是语言接触最直接的体现，虽借贷的次序已难以知晓，但依然能看出海南岛上各语言间的密切接触与深刻影响。

此外，村话外源层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称谓词的借用，更深入到了称谓词的称谓规则上。任何语言中，都存在一套专门针对同辈亲属排行的排序称呼方式，付马话也不例外。但其对父辈中男性亲属排辈的称呼方式却极富特色:

表四 付马话对父亲各兄弟的叫法

付马话的这一套亲属排辈序数词，与已知的南方汉语方言都有所不同，显然不是从汉语方言中承传或吸收来的。但对比村话就会发现，付马话显然吸收了村话中的排行序数称呼方式。村话中“对父辈（即伯父和叔父及其配偶）的称呼不分亲从，一般均称为父、母”[7]。而具体面称时，按兄弟排辈称呼如下:

表五 村话对父辈兄弟的称呼方式[7]

传统汉民族对于父辈的每一亲属，都对应有明确的专称。但付马话在称呼父辈亲属时，全盘吸收了村话中这一套带有浓烈少数民族特色、不分亲从的排辈称谓方式。在这套称谓方式下，传统“父亲”的意识被淡化，“父辈”的意识得到强化，在称呼父辈亲属时只注重其排辈，而未将其各自称谓明确专一化。单从这一套称谓上，既无亲出、从出亲属之别，也无法区分“伯”与“叔”的概念。这也反映了付马人南迁后，在村落、家庭结构上出现了变化，其社群体系已能够与村人对接，所以这一整套排辈称谓方式才能原封不动地被搬来使用。

此外，付马话中称呼排行最大者往往不以数字“一”或形容词“大”来修饰，而是以“隆*[loŋ44]”作为一个后缀，用来表示不同辈分中之最长者[7]。如呼大嫂/大伯母均为“娭*隆*[ɯi31loŋ44]”。“隆*[loŋ44]”在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中作为后缀用以区分词义，成为标记“排辈之首”的词缀。

这种用法与村话相类似，显然也是自村话吸收而来。村话中表示“老大”也往往不用数词，而是用[loŋ35]或其变体[loŋ33]加词头表示[7]。如“pʰɔ42loŋ35”（男性）老大、“bai13loŋ35”（女性）老大。

“地域上比邻而居、深度接触……语言就会长期共存，不仅词汇会互相大量借用，语音和语法结构类型上也会互相感染而趋同。”[13]从共时上看，语言接触不仅表现在外源层之于付马话上，还表现在外源层与外源层之间。从历时上看，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中的一部分已逐渐向其两大外源层相趋近，这种趋近绝不仅仅表现在词语的简单借用上，更存在着更深层的表现方式:即语法结构与称谓规则上的变异。

2.外源层之二：海南闽语

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与海南闽语相似的部分，在父系、母系亲属的称谓词中都有分布。现整理于下:

表六 与文城/文昌话相似的称谓词

[3] 付马话呼婶婶为某*[mou44]，“某*嫂”，即婶嫂

上述相似的词条中，有一些与客、赣语重合。即该称谓词既与客、赣语同，又与海南闽语相同，这部分重合的词汇主要集中于父系亲属直系称谓词中，是各南方方言中所共同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词。这一部分的词应划入内源层次，与后天语言接触的关系并不大。

另一些称谓词带有明显海南闽语的独有特征，多集中于父系亲属的旁系称谓词中。这一部分的词是后天在与海南闽语接触中而产生的，属于亲属称谓系统的外源性层次。

这与海南闽语在海南岛上的强势地位密不可分。作为强势方言，海南闽语在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长期占有优势，在方言接触中必然有许多词汇输入弱势方言，替换了弱势方言的一些固有词汇，亲属称谓词也不能例外。

此外在付马话中，一些亲属称谓词的词序与现代标准汉语恰好相反。如对于孙辈以下亲属的称谓词，一般的结构是[称谓+性别]。如“孙子”、“玄孙女”、“曾孙女”等；付马话中顺序颠倒为[性别+称谓]。在现代标准汉语中，对于不同排行的亲属，一般的结构是[排行+称谓]，如“三嫂”，“二伯”等；而在付马话中的顺序为[称谓+排行]。

这种义素义相同或具有同源关系,义素间顺序颠倒的词，在语言学上叫做同素逆序词。同素逆序词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如海南闽语、客家话都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亲属称谓词中出现同素逆序现象的方言却并不多见。

在亲属称谓词中存在同素逆序现象的，基本只见于海南闽语的文昌话中，而“文昌周围的海南闽语区和其他汉语方言在亲属称谓词上几乎没有正偏结构词语的现象”[12]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文昌片海南闽语受到了临高话的影响。在临高语中，当以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和词组充当名词的修饰成分时，往往被放在中心语的后面。而在数量词组充当名词的修饰成分时，数量词组基本上放在名词后面。

这为探究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中的同素逆序现象提供了思路。考虑到临高话与付马话地理距离较远，方言之间的直接接触与渗透可能性较小，很大可能是付马话受到了海南闽语的影响。作为付马话亲属称谓词的重要外源层之一，这种语言特点显然也影响到了付马话的表述方式。当数量词充当名词的修饰成分时，被置于中心语后，因此才会有“娭三”、“娭四”等的说法；名词充当中心语的修饰成分时，也被置于中心语后，因此才会有“儿孙”、“女孙”、“女息”的说法。

（三）亲属观念的性别因素

称谓词的作用是区别人的身份，一个亲属通常与一个称谓语清晰对应。但在付马话中，却出现了几个亲属混用一个称谓词的一词多称现象。如下:

表七 一词多称的亲属称谓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出现称谓词混用现象者，无一例外都是女性亲属。单从上表的混用情况来看，付马话在亲属观念上不重长幼序列，不分父系、母系，亲从关系也出现混同。但是否所有的亲属称谓都如此呢？答案是否定的。从付马话男性亲属的称谓词上看，大多都长幼、从表区分严明，内外对应齐整，既重父系、母系之分，也有血缘、婚姻之辨。付马话在亲属观念层面，以性别为界，存在着一条截然的分野。如此独特的现象，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于外源层的词汇借入。

付马人的主体源自江西，其族源中汉族的成分占很大比重。在语言文化上的表现，必然也是以汉语成分为主，奉行传统汉族主流亲属观念。但务必注意，并非所有今天被称为“付马人”者，其族源都是汉族。江西距海南逾两千公里，艰险的迁徙历程，使得最初南迁的队伍中应以青壮年男子为主，女性的数量远不及男性。南迁至海南后，为了繁衍生息，男性对外通婚便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付马人的族源中固然有汉族的成分，但肯定也混合有其他民族的成分。外族女性通过前文所述女性教习后代的方式，将自身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融渗入了付马话中，也将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亲属观念带入了付马话。

试以距付马村最近的哥隆人[1]为例。在村话中，凡与父母同辈的父系、母系亲属，依照年龄是否大于父母分为两类。对于年纪大于父母的这一类亲属，“称呼都一样，不分从表”[7]；对于年纪比父母小的这一类，则各自有不同的称呼。因此，村话中呼（比父母年纪大的）姑母、婶母、舅母为nɛn33。付马话与之完全一致，将大姑母、大舅母、大姨母均称作姩[nen35]。村话亲属称谓词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父辈亲属的称呼不分亲从，一般均称为父、母”[7]，因此村话中称母亲、伯母及婶母均为ʔɛi21或bai13，这也与付马话中称母亲和伯母均为“娭[ɯi31]”相类似。

这种相似出现在了付马话的女性亲属上，但男性亲属词上是否也是如此？我们看村话中，大于父母的姑父、姨夫、舅父不作区分，均称为bɛk33；同辈之间不分亲从表，从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间，都仅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相称[7]。而付马话中通过词头“堂”、“表”来严格区分亲兄弟与从、表兄弟，以称谓词的不同，对姑父、姨夫、舅父进行区分。

再看海南闽语中的情况:文昌话亲属称谓中，年龄大于父母的亲属不区分父系母系，因此将伯父与（比母亲年长的）舅父都称作“伯爹”，将父亲的姐夫（姑父）或母亲的姐夫（姨夫）都称作“母公”[14]。这显然也与付马话不同。

综上，以男女性别为分野，付马话在亲属观念上的差异泾渭分明。这种差异背后，所展示的恰是付马话内、外源层之间所发生的竞争。早期付马人以汉人为主体，汉语成分几乎占据了语言的全部，亲属观念上也以汉民族观念为主。随着南迁的进行与语言接触的深入，汉语成分在词汇上节节败退，残留部分构成了今天亲属称谓词的内源层。外来的语言成分在词汇的竞争上取胜，大量汉语称谓词被替换，形成了今天亲属称谓词的外源层。但在亲属观念层次的竞争中，外来语言却只能动摇女性亲属部分，将自己的一套亲属观念移植于女性亲属称谓词中。在男性亲属称谓词上，汉族注重长幼、区分从表、严辨内外的传统亲属观念，依然以文化心理的形式顽强地存留下来。付马话古老的迁出地的语言已不能在词汇上重现了，但依然在亲属观念上保有一席之地。在男性亲属称谓词背后的亲属观念上，我们还能找见它的踪影。

[4] 哥隆人即村人，主要居住在昌化江下游两岸的昌江、东方二县市境内。哥隆人的语言是哥隆话，又称村话。

四.结论

整体来看，付马话亲属称谓词与海南闽语的相似度最高，占调查样本的25.5%，比族源地客、赣语的相似度更高，这与付马话所处的地理条件是不可分的。付马村处在海南闽语及村话的包围之中，往来接触频繁。方言词汇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导致彼此间亲属称谓词的异质性较低。付马话与客、赣方言的一致性分别是22.4%和19.3%，它们之间相隔很远，不太可能是方言之间直接接触与渗透的结果，很大可能是因为付马话与客、赣方言之间存在着同源关系使然。

本文所选的亲属称谓词，是付马话词汇中的一小部分，但依然能够显示其语言特点:即不仅包含了历史发展的层次问题，更与后天的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密切相关[15]。付马话亲属称谓系统可分内源、外源两个层次。内源层从其祖语——客、赣方言发展而来，是整个亲属称谓系统的核心，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演变，我们依然能在今天的付马话中看到源自客赣方言的不少称谓词，词法特征上也有相似的地方。外源层形成于南迁至海南后，其来源包括海南闽语、哥隆话、其他语言和方言。

外源层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词汇的借用上，更深入到了语法规则上。内、外源层之间发生过激烈的竞争，其表现就是亲属观念上有很强的性别分野现象。

综观上述的语言事实与特点，我们认为，付马话是一个以古客赣为基础的混合型方言。付马话底层是古客赣方言，但南迁至海南岛后又受到强势方言海南闽语和村话的强烈冲击与渗透，习染、借用了相当多的其他语言和方言的成分，但始终保持了它自身的独立性：既不同于出发地方言，也不同于现居地的方言和语言。

付马话系属乃至付马人族源的问题涉及诸多方面，本文只是一次局部问题的尝试，有许多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略)

【原载《南方语言学》14辑，2018】

（陈颖文，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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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绮琪

审读：龙祉均

责编：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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