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徐英：从罗田方言语法特征看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的关系[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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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关于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方言的关系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触及，但至今未有定论。如张伟然（1999）考证，在明清时期迁入鄂东北的移民家族中，江西籍移民占到88%，而鄂东南只有80%左右或略多，这两个地区移民迁入的时间分布基本上一致，主要都发生在明代。但这两个区域后来的方言发展轨迹则大相径庭，鄂东南形成自具特色的赣语，而鄂东北则继承了原来的江淮官话。作者对此迷惑不解，认为曾被江西移民覆盖的鄂东北江淮官话，应与赣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确定江淮官话黄孝片的主要依据是：（1）此地区方言声调为6个，平声、去声各分阴阳，上声、入声各成一类；（2 ）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仄声字今多为同部位的送气清音；（3）“书虚”、“卷篆”同音，即山、遇两摄合口三等知、章组字与见系字合流。但是，这3条作为分区条件的依据并不是这一区域语言的区别性特征，我们在与江淮官话黄孝片相邻的赣方言区及江淮官话其它分区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语言现象。这说明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在语音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岳磊（2010）考察鄂东北江淮官话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征，认为这些特征与赣语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并也说明了鄂东在历史上曾覆盖过赣语。作者特别指出，罗田方言保留了泥来洪音混，细音不混的赣方言的特征。前人的研究为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之间的紧密关系做了较好的注脚，但在二者语法特征的比较上略显匮乏，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罗田方言，属江淮官话黄孝片，保留了许多赣方言的遗迹。本文首先比较罗田方言与赣语的某些语法特征，探寻其内在的紧密关系，然后从人口迁徙和往来方面的关系，解释方言现状形成的原因。

一、罗田方言与赣方言语法特征比较

在语言的三要素中，语音和词汇变化最快、最显著，语法最稳固。从语法构造中体现出的某些显著特点，对于确定方言间的亲疏关系能够发挥的作用，无疑是不亚于语音和词汇方面。具体而言，罗田方言与赣方言语法特征的相似性、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特殊时态助词1. “倒”“倒”在罗田方言中念[.tau]，相当于普通话时态助词“着”，它用在动词后，表示达到的目的或状态。如“V-冇-V倒？”询问动作行为是否达到某种目的或者状态。如：（1）他看冇看倒？— 他看见没有看见？或他看没有看好？（2）你吃冇吃倒？— 你吃没有吃进去？或你吃没有吃饱？例（1）-（2）是询问动作行为是否达到某种目的或者状态，至于在什么情况下询问达到某种目的，什么情况下达某种状态，就要结合具体语境而定：如果询问他路上是否遇到了某个人，“他看冇看倒？”就是问是否达到目的或者结果，等于问“他看见没有看见”；如果电影放映完毕了，“他看冇看倒？”就是询问是否达到某种状态，等于问“他看没有看好”，“好”这一状态是指能把电影剧情弄得一清二楚。南昌话中“倒”也可以用在动词后，表示状态的持续，如[1]：（1）门是开倒个。（2）筒倒双手徛立得边上。李蓝（1998）认为“倒”直接来源于去声“到达”的“到”，“就现有材料看，这种用法可能是源于赣语，明清两代的江西、湖广移民将其带到了西南地区”[2]。由此看见“倒”这种时态助词的用法在赣语中也是普遍存在。2.“着”“着”在“V-冇-（V）着？”格式表示先行的时态助词，整个句式询问是否完成了这个动作或者状态，有点反问的意味，言外之意是等完成了这个动作或达到了这个状态再接着发生别的事情或动作。比如说“做冇（做）着”意思是等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再进行另外的事情，表达的是“做了吗？如果做了再谈其他的事情。”高福生曾经深入比较过南昌话与《金瓶梅》的句尾“着”的用法，他认为：带有句尾“着”的句子，其动作总是首先施行的。而句尾“着”则可认为是动作“先行体”的标记。《金瓶梅》中句尾“着”却与词尾“了”常常同现，这与赣方言相同。句尾“着”的先行义与词尾“了”的实现义是一致的[3]。罗田方言的先行体标记“着”与赣方言同是唐代以来句末语气词“着”的遗留用法，而普通话中保留了持续意义的“着”，表示先行义的句末语气词“着”消失了。（二）被动句1.“把”字被动句在罗田方言中，“把”字是常用的被动标记之一，如：（1）你良心把狗吃了。（2）我山上的树把人砍光了。同样，在赣语中，“把”字也是常用被动标记，如：（1）衣服把雨打湿了。（南昌方言·赣语昌都片）（魏刚强、陈昌仪1998:90）（2）把钉子挂烂咧。（萍乡·赣语吉茶片）（李荣综合本2002:1676）（3）把渠猜到哩。（吉水·赣语吉茶片）（李如龙等1992:444）（4）衣服把贼偷了。（铅山·赣语鹰弋片）（曹志耘2008）（5）一筒碗把渠搭个差不多的了。（大冶·赣语大通片）（汪国胜2000）（6）树叶儿把到风吹落了。（蒲圻·赣语大通片）（詹伯慧、李元授1987）（7）王二把得别个打了。（通山·赣语大通片）（范新干2006）（8）碗把你打破了。（阳新·赣语大通片）（陈晓云2007）（9）哥哥把妹妹打了，妹妹笑了。（安徽怀宁、太湖·赣语怀岳片）（安微方言志1997:280）“把”字作为被动标记，不但覆盖了江西赣语区，也辐射到了湖北的赣语大通片以及安徽赣语怀岳片等地，这说明“把”字被动句在赣语中具有显著性标志。 2.“等”字被动句 在罗田方言中，“等”字是被动标记之一，如：（1）你做坏事莫等老师晓得了，晓得了就麻烦了。（2）我硬是等你气死了。（3）一碗粥等他搞泼了。同样，在赣语中，“等”字也是常用被动标记，如：（1）碗等我搭(摔)破了。（南昌方言·熊正辉1995:170）（2）猪肠和猪心肺莫等老张搞去哆。（彭泽方言·何亮2005）（3）日记里的秘密等别个发现哒。（汉寿方言·何忠东，李崇兴2004）（4）我去年在渠大门口等狗咬了一口。（泰和方言·李如龙、张双庆1997：250）（5）衣服等贼偷走了。（江西瑞昌、湖口、德安、星子、景德镇、万年、余江、抚州、南昌县、峡江、新余、萍乡、芦溪、安福、井冈山，见曹志耘2008）（6）这件事千万莫等渠晓得了。（阳新方言·陈晓云2007）根据笔者所查阅资料，我们将“等”字被动句的地理分布图绘制如下：

图1  “等”字被动句方言地理分布图

根据上图1，我们可以看出：用“等”作为被动标记的方言区域主要集中在赣语区，以此可以推出“等”作被动标记是赣语区的一大特征。除了赣语区外，还分布在受赣语影响比较大的江淮官话黄孝片，如黄梅、九江；与赣语密切联系的客家话（江西上犹社溪、福建武平武动）、吴语（浙江京华、江西上饶县）、湘语（岳阳县、湘阴）。湖北沔阳话属于西南官话，但就其特殊的人口来源和地理位置来看，使用“等”作为被动标记似乎也可以得到解释：湖北沔阳在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独立行政区域，据沔阳县志记载，沔阳也是曾经江西移民的重要接纳地，受江西语言文化影响很深；从地理位置来看，沔阳府东南所临的州县基本是赣语区，虽然划属西南官话区，但不可避免要受到赣语影响，而“等”作被动标记是赣语区的一大特征。  赣语很多区域，“等”字已经语法化为被动标记，且成为了众多地区，如彭泽、汉寿、南昌唯一或者是主要被动标记词。罗田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其祖上大部分来自江西移民，因人口的迁徙，语言接触引发语法复制，用“等”作为被动标记词，引出施事成分。3.“驮”字被动句在罗田方言中，“驮”字是被动标记之一，如：（1）你出的馊主义，回去驮我老头子一顿臭呾骂了。（2）我细时候小时候可怜得很，光驮我大儿娘打驮我大儿呾。 “驮”字作为被动标记词在其它方言中难寻，但是在江西南昌、东乡、宜黄、黎川等地方言中“驮”已经发展成为很成熟的被动标记词。如：（1）冒跑几远就驮人家挘到了抓到了。（魏刚强、陈昌仪《南昌话音档》）（2）什哩事驮渠晓得了，就跟上了广播样。（刘经纶《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在南昌方言里，“驮”的遭受意味强烈，还可以跟某些动词组合形成固定结构，如：驮册被骗，驮提被捉弄，驮眯被戏弄，驮削挨打、驮打挨打，驮表扬受表扬。罗田方言与之相似，“驮”的遭受意味也强烈，也可以跟某些动词组合形成固定结构，如：驮呾，驮骂，驮削，驮打，驮表扬，驮嚼被说，驮说，驮[luo45liɛn53]批评，驮吵、驮官司吃官司。

罗田方言、南昌方言等地“驮”表示“被动”义应该是从表示“挨，遭受”义演变而来，因为“挨，遭受”义在这两种方言中反复使用，出现频度高，就容易语法化为为被动标记词。罗田方言“把”字被动句、“尽”字被动句、“等”字被动句、“驮”字被动句四合共存，其中有三种被动标记在赣方言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特征。（三）双宾语句双宾语句式是一种特殊的句型，一般而言，双宾语句指的是一个动词后面带两个名词性的成分，其中一个是直接宾语，表示物，另一个是间接宾语，表示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直接宾语记作“O直”，间接宾语记作“O间”，因此我们可以把双宾语句表示为：S+V+O间+O直（Ⅰ式），S+V+ O直+ O间（Ⅱ式）。罗田方言双宾句有两种语序，一种是句式Ⅰ，一种是句式Ⅱ，如：（1）除去开支，你今年落我几多钱除去了开支，你今年赚了我几多钱？（2）你把点东西我你给我一点东西。罗田方言的各类动词构成双宾语句有以下特点：一是“把送”类动词双宾语句是典型的“给予”类双宾语句，经常使用的句式Ⅱ，也可以变换成句式Ⅰ，变换后意义不变；二是“抢扯”类动词双宾语句是“取得”类双宾语句代表，一般使用的句式Ⅰ，这类双宾语句也可以变换成句式Ⅱ，但转变为句式Ⅱ后，句式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三是“租借”类动词双宾语句是“予夺不明”类双宾语句，两种句式都可以使用，可以互相转换，转换后句式意义却有变；四是“其它”类（包括“叙称”类、“差欠”类、“泼洒”类、“花用”类、“制作”类、“放置”类、“急吓”类）动词双宾句，不能随意变动两个宾语的位置，转换语序后，意思就表达不清。罗田方言双宾语句的这种句式特点在赣方言中也有所体现，如：泰和方言，赣语：“给予”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可以用句式Ⅰ，也可以用句式Ⅱ；“取得”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只能用句式Ⅰ，可以移位，但句意改变。（戴耀晶，见李如龙1997：240-241）。大冶方言，赣语：其“给予”义双宾语句以句式Ⅱ为常，两个宾语可以移位，移位一样不改句意；“取得”义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以句式Ⅰ为常，两个宾语可以移位，移位后意义有变；其他类的“叙说”类、“泼洒”类、“差欠”类、“称叫”类、“学帮”类动词等所构成的双宾语句只有一种语序，那就是句式Ⅰ式，抄写类只容许句式Ⅱ，不能移位。（汪国胜2000）赤壁方言，赣语：“给予”义双宾语句以句式Ⅱ为常，两个宾语可以移位，移位一样不改句意；“取得”义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以句式Ⅰ为常，两个宾语可以改变移位，移位后意义有变；其他类中“该欠”类、“叙称”类、“花用”类、“喷洒”类等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只有一种语序，那就是句式Ⅰ式，“制作”类、“放置”类等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使用句式Ⅱ。（陈莉琴2009）嘉鱼方言，赣语：“给予”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以句式Ⅱ为常；“取得”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以句式Ⅰ为常；“言说”、“称呼”类等以句式Ⅰ为常；制作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以句式Ⅱ为常。（谢文芳2010）从上例可以看出，罗田方言与赣方言的双宾语句句式特点相同，即“给予”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以句式Ⅱ为常；“取得”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句以句式Ⅰ为常。不难看出，今罗田方言继承了赣方言语法的诸多特征，理应已与赣方言结上了亲密关系。

[1] 魏刚强，陈昌仪：《南昌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80页。

[2] 李蓝：《贵州大方话中的“到”和“起”》，《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

[3] 高福生：《<金瓶梅>里的句尾“着”》，《语言文字论稿》，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

二、罗田的人口迁徙与江西移民的联系

（一）两宋时期的人口迁徙与往来据方志学家王葆心考证及有关文献资料记载，今天的罗田人多是由江西人迁来的，江西人迁往罗田大致是宋绍兴三年（1133）至宋干九年（1173），其原因一来是种茶，贩茶，二来是逃荒度日。宋朝初年，罗田盛产茶叶，朝廷于罗田石桥镇（今石桥铺）设置茶场，制造贡茶。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公元1061年，仅石桥铺茶场生产贡茶55万斤，可见当时罗田产茶之盛。但到了绍兴元年（1131），因叛军李成所部窜至罗田，烧杀掳掠，再加之土豪张昂趁机作乱，滥杀无辜，原来住在罗田的土著人所存无几，县城及村庄俱废，十室九空，茶山荒芜，无人采种。绍兴三年（1133）三月，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兼治江安抚司公事的孙佑，经奏请朝廷，以江西人迁入圻黄一带荒芜之地。自此以后，大批江西人进入罗田，从事种茶贩茶生产活动，在罗田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是有据可考的江西人首次大批迁居罗田。宋干道四年（1168）至干道九年（1173），江西隆昌（今南昌）一带水旱灾情严重，饥民倾家外出逃荒。朝廷遂委派大理寺主薄薜季宣来淮西，会同郡县官员办理赈济灾民事务，并于归州（今新州县）以东设置二十二个“官庄”，用以安置江西灾民。罗田原已有江西人定居，灾民便“逐熟投主”，多愿到罗田落户。故来罗田的灾民较他县多许多。干道八年（1172）后，薛季宣移官齐安郡（今黄冈县以北），留江南转运使幕僚张唐卿在罗田县城（今魁山下的旧县城）继续完成安置灾民及开荒垦田工作。安置任务落实后，张唐卿与罗田县令沈景阳同登县城外的雪崖山，寻幽觅胜，并摩崖刻石，其字迹至今犹可辩认。笔者徐氏家谱也记载：我祖省十公于宋理宗（1205年-1264年）时由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迁蕲（今浠水县），行省十伯仁游学湖广蕲水而居。（二）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徙与往来明代洪武大移民涉及当时的黄州府（治今黄冈市）、德安府和武昌府，在元代及洪武年间迁入此地的氏族中，江西移民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他们的比例高达87%左右。如果我们把宋代和元代（非元末）的江西人也考虑其中，则江西籍人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还将大大增加。[1]除了南宋时期的两次大规模迁入外，另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明初的洪武大移民，在明朝初期洪武年间，主要是受兵灾荼毒，湖北曾是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喻氏宗谱》卷一载：“徐寿辉之乱，楚地榛莽千里，虚无人迹。洪武初，诏豫章各大姓从黄占籍。”同治《汉川县志》：“（元末）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大明初立，为巩固政权，朝廷在政治上采取一项重要措施。从洪武三年起，以垦荒为由，江西饶州、江州等大户被赶往江北，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移民，谓之“洪武赶散”。经过这两次大规模迁移，罗田县的江西人据说基本上达到了八成，这也是为什么罗田人都到江西寻祖的最根本原因。因此，虽然罗田方言属于江淮方言，但还留了许多赣方言的遗迹。“人口的迁徙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2]新的覆盖式移民语言逐渐与罗田原住民的语言发生同化，使得罗田方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赣语结上了亲密关系。综上，今鄂东罗田县的居民,与江西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述罗田方言与赣方言存在许多语法共性,更有直接的人口迁徙的因素。

[1] 萧红，徐英：《试论江汉流域方言格局的历史演变与移民因素》，《长江学术》2013年第1期。

[2]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结论

上文首先讨论罗田方言与赣方言语法的密切关系，然后从人口迁徙方面，考察了罗田县与江西人民在历史上的密切联系。通过对这种关系的把握，我们就能够追寻到语言关系背后的社会因素。从罗田人口移民特点来看，多是来自江西地区，移民流向基本是一边倒：从江西移往罗田。这一特点与两地的方言特征正相吻合。人口流动的历史为语言特点的流播作出了最好的注脚[1]。现有的赣方言语法研究资料十分匮乏，缺乏充足的比较项，笔者也不满意移民资料的详细程度,但并不怀疑现有的研究成果。但就目前已有的研究项目来看，罗田方言语法与赣方言关系密切，罗田方言与赣方言具有较多的相同语法规则。而罗田方言作为江淮官话黄孝片的典型代表，我们也不难推测：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方言之间有亲密关系。

[1] 邢向东：《秦晋两省黄河沿岸方言的关系及其形成原因》，《中国语文》，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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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英，武汉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 | 语言地理编辑 | 郑晓丽 许妍纯审读 | 李林欣责任编辑 | 老林甘投稿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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