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胡明晓、张振兴：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综述【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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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晓，张振兴，公众号：语言战略研究胡明晓，张振兴：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综述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综述

胡明晓1，张振兴2

（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55；

2.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 要 本文选择若干重要研究论著，重点综述以粤方言为主要方言，以广州、香港、澳门、深圳为中心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研究概况；也涉及粤港澳大湾区境内客家方言和闽方言研究的大略情况，附论“普通话-粤方言-其他方言”的深圳语言生活模式。大湾区粤方言的一致性、包容性、开放性特征，引导大湾区语言研究出现了3个重要走向：一是重视普通话和粤方言的教学研究；二是重视粤方言的应用研究；三是重视粤方言文字的整理和使用。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综述；粤方言

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简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 万平方公里，2017 年末统计总人口约7000 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也是我国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1987、1988、1990）、《广东粤方言概要》（2002）等重要论著的研究，粤方言几乎覆盖整个大湾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珠三角九市，基本上都属于粤方言广府片。众所周知，粤方言是我国最重要的汉语方言之一，广府片是粤方言的核心区域。大湾区的惠州、中山、深圳、香港、澳门等地还分布着一定使用人口的客家方言，其中的惠州是粤方言与客家方言相连接的地方。香港、澳门以及中山市境内的一些地方也有人使用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除此之外，大湾区还零散分布着吴语、官话等其他方言。本文将选择若干重要研究论著，重点综述以粤方言为主要方言，以广州、香港、澳门、深圳为中心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研究概况，同时也涉及粤港澳大湾区境内客家方言和闽方言研究的大略情况。本文第二节讨论主要方言，即广州及周边城市、香港、澳门的粤方言研究；第三节讨论非主要方言，即客家方言和闽方言的研究。将深圳放在第三节，一是因为在深圳的本土方言中，客家方言占据优势；二是因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心城市，大量的移民使之形成了特别的语言模式。

二粤方言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研究以粤方言研究最具代表性。据张振兴等《中国分省区汉语方言文献目录（稿）》（2014）的不完全统计，粤方言的研究文献大约3000条，其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广府片方言的多达1200多条，数量非常可观。

（一）粤方言研究

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需要从广州市以及周边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这珠三角八城市的方言分布说起。珠三角八市日常生活通行粤方言，当然现在也广泛通行普通话。本节主要讨论广州话，也涉及周边的其他城市所通行的粤方言。广州话是粤方言区最有代表性的方言，当然也是大湾区最有代表性的方言，以至于一般人经常把广州话跟粤方言，甚至跟广东话混为一谈。

广州话的研究有百年的历史，大致以1950年和1980年为界分为3个阶段。

1950年以前，首先应该提到1892年陈澧所撰《广州音说》。这是最早的一篇讨论广州话语音特征的文章，比较确切地说明了广州语音与《切韵》音系的关系，可惜意深言短，不及详论。至于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来讨论广州话的著述，要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詹宪慈于1924年写成的《广州语本字》。全书按照事物分类共42卷1450条，每条均有释义、例证，有的还比较其他官话方言以证其为广州本字。该书还为后人留下大量当时的广州话口语资料，至今仍有重要价值。1940年以后，对广州话的研究更是渐入佳境。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初版，之后一再重版的黄锡凌《粤音韵汇》，这是第一部用国际音标记录和研究广州话的著作。全书正文包括检字索引凡例、粤方言韵目表、粤音韵汇检字、粤音韵汇凡例、粤音韵汇、广州标准音之研究等几部分内容。其中“广州标准音之研究”一章，详细介绍了广州话的语音系统，并深入讨论广州话语音的有关问题。该书记音准确，立论精当，对后来广州话以及其他粤方言的语音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其他如罗常培的《关于广州话入声的讨论》（1932），何禅山的《粤语指南（广州白话）》（1934），岑麒祥的《广州音系概述》（1946），赵元任的《中山方言》（1948），王力、钱淞生的《东莞方音》（1949），等等，都是这个时期讨论广州话及其周边方言的。还有一些论著，如岑麒祥的《粤语发音实验录》（1936）、赵元任的《粤语入门》（英文版，1947），虽然没有冠以“广州”之名，但实际内容也是讨论广州话的。

1950年以后至1980年以前，广州话的研究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并且专注于为推广普通话服务，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这里首先应该提到倪海曙的《北方音·江南音·广州音对照字汇》（1951），这是第一部把广州音与官话语音进行广泛比较的著作，可惜所选比较对象不定，错漏也多，没有达到预期的比较效果。不过，在这之后的广州话研究很快就与文化学习、推广普通话的实际应用联系上了。例如魏曾山的《广州话同音字表》（1953），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的《广州话常用词表》（1953），黄伯荣的《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7）、《广州话和普通话的语音比较》（1958），陈慧英、白宛如的《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较（附常用词、词组、短句对照）》（1958），等等。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王力的《广州话浅说》（1957），这是作者为普及粤方言知识而编写的通俗性方言著作。全书采用课文形式，重点介绍如何从广州话类推普通话，找出广州话与普通话的语音对照规律。其中讲解广州话时尽可能避开术语，做到通俗易懂，并罗列很多广州话实际口语语料，引发读者的学习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广州人或粤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也方便了非粤方言区的人学习广州话或其他粤方言。

1980年以后至今的将近40年时间里，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迎来了爆发式发展的历史时期。广州话的研究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一批有相当分量和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

论文方面如：朱德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1980），饶秉才、周无忌《广州话词汇特点研究（上、下）》（1981），白宛如《广州方言的ABB式主谓结构》（1981），李行德《广州话元音的音值及长短对立》（1985），张惠英《广州方言词考释（一）（二）》（1990），周小兵《广州话的语序》（1993）、《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1997），施其生《论广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1985）、《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1996）、《广州方言的“形+量”组合》（2009），刘叔新、刘艺《介音u是广州话的语言事实》（2000），麦耘《广州话以“佢”复指受事者的句式》（2003），彭小川《广州话是非问句研究》（2007）等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几乎涉及广州话研究的各个领域。

专著方面最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高华年所撰的《广州方言研究》（1980）和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集体编著的《广州方言研究》（1995）。这两种同名著作出版时间前后相隔15年，都对广州话做出了深刻的描写和研究，内容素材都非常丰富，但侧重点略有不同：高著更注重于表现广州话的整体特征，这些特征充分表现了广州话作为粤方言的权威方言的根本素质；李著更注重于广州话的细节分析，这些分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广州话音韵、语词和语法的总体特点。如果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广州话，最好是同时对照着阅读两部著作。属于同类性质的著作还有陈晓锦所著《东莞方言说略》（1993）。该书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东莞莞城的粤方言，同时研究了东莞清溪的客家话。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编著的《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和白宛如编著的《广州方言词典》（1998）是两种中型方言词典。这两种几乎同名的词典出版时间前后相隔18年，但有显著的差别：饶等所著词典采用“广州话拼音方案”注音，收词原则是基本上只收录广州方言词以及那些跟普通话字面相同而用法不同的词语，一般不收过于鄙俗的口语词语；白著词典是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之一，全书将近75万字，共收录广州话词语11000多条，用国际音标注音，释义、说明、用字等方面可能比饶等所著词典更为精细一些。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等3人还于1997年出版《广州话词典》，2009年出版《广州话俗语词典》。《广州话词典》可以看作《广州话方言词典》的异名本，只收录广州话中与普通话不同的词语6000多条。《广州话俗语词典》收录广州话口语常用的惯用语、成语、谚语和歇后语，还收录少量方言色彩浓厚的复合词。属于同类性质的词典还有詹伯慧、陈晓锦所编《东莞方言词典》（1997），这也是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之一，全书47万字，收词范围以及说明体例等方面跟白著《广州方言词典》大致相同。如果把《广州方言词典》和《东莞方言词典》对照着阅读，可以比较广州话和东莞话的异同。

除了以上所说重点研究和词典以外，还有一些重要著作应该被提到。例如，由詹伯慧主编，周无忌、李如龙、单周尧、陈海烈副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2002）。这部字典88万字，收录8781个单字，范围包括《现代汉语词典》的单字目和广州口语的记录用字。编著者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本着“从今从众”的原则，对每个字目的形音义做了慎重的处理，比较好地体现了现代广州话的字音实际应用。因此，该词典可以作为广州话或一般粤方言教学的参考。还有方小燕著《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2003）、彭小川著《广州话助词研究》（2010）。《广州方言句末语气词》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阐述对句子构成和句子性质的看法，认为句子是由语义成分和语气成分构成的，表述性是句子的本质；二是具体讨论句末语气助词的性质、归属和作用，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广州话各种语气下句末语气词的分布和意义。《广州话助词研究》分别讨论了广州话动态助词、结构助词和疑问语气助词。这是两部研究广州话语法的重要著作，如果把这两部著作跟郭张凯伦所著《广州话动词研究》（英文版，1971）放在一起，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广州话甚至一般粤方言的某些重要语法特征。

有一些虽未冠以“广州话”之名的重要论著，其实跟大湾区，尤其跟广州一带方言也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最重要者就是由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的大型调查报告《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该报告分为3810个字音对照，1401个词汇对照，31处粤、客方言综述等三卷本。31处方言中就包括今属于大湾区的广州、香港、澳门、佛山、中山、珠海、东莞、深圳、中山、番禺、南海、惠州等12个地点的粤方言，以及部分的客家方言。这部著作对于从整体的视角俯瞰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方言全貌，了解广州话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本书被认为是20世纪80～90年代粤方言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二）香港

讨论香港粤方言，必须联系广州话。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说：“同是粤语，香港粤语在社会生活中牢牢地占据着第一交际语言的地位，而广州粤语相对于共同语而言无论如何也只能算是强势的公共交际语言之一。”（2002：213）这段话说明，在社会的语言生活中，香港粤方言比起广州粤方言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该书同页又说：“就目前情况看，以‘交际是否非常困难’为标准，港澳地区粤语与广州粤语总的来说差别不算大。有些差异只表现在‘使用频率有所不同’上，有些差异则表现在‘使用者年龄层次’上，如一些香港人使用的外语借词，广州的中老年人可能听不懂，年轻人则能听懂一部分或接近全能听懂，而一些香港人现仍使用的‘旧词’，广州的老年人则可能比年轻人较能理解一些。”这段话可以理解为，粤港澳的粤方言具有极大的系统的一致性，其差别是不大的，主要表现在少数词汇和个别语法的使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少量语音应用分歧（例如古平声清音声母字，香港粤方言读高平变音的字比广州粤方言多）。大湾区的语言研究文献也印证了这个事实。广州地区甚至其他地区的粤方言研究成果，不少也取材于港澳粤方言，同时也适用于港澳粤方言，如上文说到的《广州话正音字典》等。香港粤方言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就直接冠以“广州话”甚至“粤方言”的字眼。例如邵慧君、甘于恩于201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粤语词汇讲义》一书，在讨论一般粤方言词汇问题时是不分穗港两地的，只在讨论粤方言词汇内部差别的时候，才讨论到广州和香港词汇的一些不同用法。

早期的香港粤方言研究，多见于国外学者的论著，例如日本学者中岛干起的《香港粤语の音韵体系：主母音を中心として》（1972）。20世纪70年代以后，香港当地和香港以外中国学者相继关注香港语言研究和语言生活，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论著。例如游顺钊《香港粤语的语助词》（1980），陆镜光《香港粤语里[uː]、[yː]的音位问题》（1983），包睿舜《香港粤语共时语音变化》（1986），张日昇《香港广州话英语音译借词的声调规律》（1986），朱永锴《香港粤语词语汇释》（1990），詹伯慧《对香港语言问题的几点思考》（1996），汤志祥《香港粤语里的英语词语》（1997），陆镜光、林加乐《香港粤语的词语缩略形式》（2000），张洪年《21世纪的香港粤语：一个新语音系统的形成》（2002），陈雄根、张锦少《香港词汇在粤语区使用情况研究》（2007），林建平、谢雪梅《香港粤音变异的考察》（2009），朱晓农、严至诚《入声唯闭韵尾的共时变异和历时演化》（2010），等等。这些论文研究并讨论了香港粤方言里的各个方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研究香港粤方言的一些专门性著作，则更为引人关注。

这里首先应该提到张洪年于1972年初版、2007年增订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一书。这是一部以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理论模式为基础的香港粤方言语法研究专著，但其中使用的语料有的也来自广州话或其他地区粤方言。本书增订版39万字，共10章。第一章详细描写了香港粤方言的语音系统，并简略进行了历史音韵的比较，作为全书的铺垫。其余各章分别讨论了句子成分、谓补结构、谓词词尾、助词、粤方言外来语、并列式、句子类型、词类等香港粤方言的语法事实。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本书着重于语法现象的应用分析，不太在意语法分类的系统性，因此本书出版以后在香港地区以及其他粤方言地区甚受欢迎。后来邓思颖教授2015年在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了《粤语语法讲义》一书。该书继承了《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的某些传统，特别注重语言事实的记录和描述，同时应用当代最新的语法理论，对香港粤语的词法和句法现象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其中对动词后缀、助词等专属词类的使用分析尤为精彩。

其次应该提到几部重要的香港粤方言词典：其一是吴开斌编纂的《香港话词典》（1997）。该词典按照1960年广东省教育厅公布的“广州话拼音方案”注音，收录香港粤方言词语4000多条，词条选择暗含与普通话的对比。例如普通话不用的词，跟普通话同形不同义的词，香港粤方言里常用的古语词，香港粤方言借入的外来词。不过，细读词典可以发现，这些选词标准难免多有疏漏，难以从一。其二是郑定欧编纂的《香港粤语词典》（1997）。该词典也以“广州话拼音方案”注音，收录香港粤方言词语8000多条，着重收录香港粤方言中与普通话不同的词语，举例和释义力求展现香港粤方言的特点。正文前附有详细的引论，包含香港的地理与人口、香港的语言与方言、香港粤方言的声韵调、词典常用字注释、香港粤方言音节表等各方面内容；正文后附有香港粤方言研究论著目录。所以本词典从内容和体例方面来说，比前述《香港话词典》略胜完备。另外，郑定欧在这部词典之前，还主编出版过一部介绍香港人文地理的《香港词典》（1996），应该对于编纂《香港粤语词典》是有帮助的。其三是黄港生编著的《普通话·粤音商务新词典》（1990），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该词典注音采用“兼收并蓄”的办法，使读者了解该字的粤读演变情况，注音符号则采用国际音标。其四是田小琳编著的《香港社区词词典》（2009），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是一本香港地区社区词即社会区域词的词典。该词典共收录2418条香港社区词，所据语料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中文书籍报刊，因此这部词典跟以上3部词典并不一样，具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另外还有张励妍、倪列怀、潘礼美编著《香港粤语大词典》（2018），以现有的主要粤方言词典所收词条为基础，吸收近年香港粤方言词汇研究的成果，增补近年出现的或重新流行的词语，为粤方言词典的新成果。

（三）澳门

澳门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堪称一座名副其实的“语言博物馆”。从语言种类来说，澳门有汉语，还有葡萄牙语、英语以及菲律宾语、泰语、越南语等其他语言；从汉语来说，除了汉语普通话以外，还有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吴方言等多种方言。此外，澳门还有所谓的土生土长的“克里奥尔语”，即土生葡人所说的“土语”。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01年人口普查》第153页，汉语使用人口比率为97%，其中广东话占88%，普通话占2%，福建话占4.4%，其他方言占3.1%，另外葡语使用人口占0.7%，英语占0.7%，菲律宾语0.8%，其他语言占0.8%（以上统计，普通话的人口只指原住居民，广东话只指广东粤方言，福建话也只指闽方言）。可见，在澳门的语言生活中，汉语的粤方言最为通行。澳门粤方言跟珠海、中山一带的粤方言非常接近，同属粤方言广府片，除了个别字音的音读差别，以及词语中有一些葡语、英语的借词以外，总体上跟大湾区其他区域的粤方言没有很大的差别。详细可以参见高然所著《中山方言志》（2018）。

跟广州、香港等大湾区主要城市相比，澳门的语言研究略显薄弱。专题研究澳门粤方言的论著几乎没有，多为综合性的论述语言政策方面的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如程祥徽、刘羡冰《澳门的三语流通与中文的健康发展》（1991），胡培周《葡萄牙语对澳门话的影响》（1991），黄翊《澳门言语社会在语际交流中的语码转换》（1999），郑定欧《澳门葡语中的粤语成分》（1999），温慧媛《澳门土生葡人广州话语音研究》（2001），吴伟雄《澳门土生粤语语音特点及其变异的原因》（2007），汤志祥《论“港澳词语”以及“澳门特有词语”》（2008），等等。而最重要的是黄翊所著《澳门语言研究》（2007）。黄著实际上是一部描写、研究与比较澳门语言生活历史和现状，兼顾口语使用和文字应用的社会语言学专著。其最重要价值在于整理和保存了一批极具重要性的澳门语言文字史实。这些史实以前是少为人知的。例如第二章讨论澳门早期的语言状况，整理出清代澳门中文档案里澳门词语385条，如“吧哋喱（葡语padre，神父）、白眼大仔（蕃人）”等；又整理出清代学者印光任、张汝霖于1751年终稿的《澳门记略》里的澳门词语395条，这些条目用汉字直音的方法标注出当时的葡语发音，如“半夜（猫亚内的）、库房（哥肥里）、老爷（蛮啲哩）”等。这些词语有的还见于今澳门粤方言口语，但很多说法已经消失了。另外第四章讨论澳门的通用口语，专门说到带有吴方言、官话方言、闽方言色彩的澳门粤方言，以及泰国人、菲律宾人所说的澳门粤方言，这些口语资料也很难得。

三客家方言、闽方言研究和深圳语言模式

本节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客家方言和闽方言研究，附论深圳的语言模式。大湾区内还有零散吴方言等其他的汉语方言，并无专门的调查研究，故从略不论。

（一）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是大湾区内除粤方言之外的最主要方言，主要分布在惠州市的惠东、惠阳地区，那里是广东省境内粤方言与客家方言交界的主要区域。很多学者对这一带的客家方言做过专门的研究，例如周日健《广东省惠阳客家话音系》（1987）、《广东省惠东客家方言的语缀》（1994），傅雨贤《惠州客家话吸收粤语成分探索》（1994），刘若云《惠州话词内屈折变化形式刍议》（2002），等等。客家方言也见于中山市的一些地方，可以参见何科根《广东中山翠亨客家话方言岛记略》（1998），甘甲才《中山客家话在粤方言影响下的变化及走向》（2000）、《从词汇特点体察中山客家话的流变》（2002）、《试论中山客家话发展现状及走势》（2003）、《中山客家话研究》（2003）等有关论著。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新界一带也有很多居民使用客家方言，同时使用少量其他方言。

香港新界包括沙田、北区、大埔、西贡、屯门、元朗、荃湾、葵青和离岛等九区，这一带方言的分布比较特殊。张双庆、庄初升所著《香港新界方言》（2003）一书，详细地记录描写了这个地区的方言分布和方言性质。据该书调查记录，新界九区包含631个村落，其中客家人村落341个，约占54%；“围头人”村落204个，约占32%；疍家人村落15个，福佬人村落4个，混合村落67个，分别只占2.4%、0.6%、11%（2003：10～17）。相对应的方言主要是客家方言和接近粤方言系统的“围头话”，还有原渔民所说的疍家话，以及少量的福佬话（闽方言系统）。不过，由于最近半个多世纪来香港经济的高度发展，粤方言以极快的速度覆盖新界地区各村落，“围头话”、疍家话、福佬话几近消失，原先流行较广的客家方言也已经处于濒危状态。该书附录所列4种方言9个地点2363个的“字音对照表”、2115条词汇和66个语法例句的“词汇和例句对照表”，为香港新界地区的客家方言保存了大量语料。庄初升、黄婷婷所著《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2014）一书，利用19世纪中叶以来巴色会传教士的客家方言文献资料，以客家方言课本《启蒙浅学》（1879）为依据，通过建立和使用小型的计算机语料库，从语音、词汇、语法和方言用字4个方面勾勒其语言面貌和书写特点，并结合田野调查的情况进行纵向比较研究，揭示其一百多年来发展演变的方向和规律。另外还有刘镇发所著《香港客粤方言比较研究》（2001）、《香港原居民客语：一个消失中的声音》（2004）。前者是论文集，着重讨论香港社会客家方言和粤方言的关系，以及两种方言的比较研究；后者是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香港的客家方言，即从社会语言生活的角度对香港客家方言的外部环境进行考察，阐述香港客家方言将逐步趋于濒危以致消亡的事实。这两部著作补足了上述《香港新界方言》论说中的某些不足。

澳门也有客家方言，口音跟广东中山、珠海一带的客家方言比较接近，据说现在使用人口已经不足300人，处于濒危状态。

（二）闽方言

大湾区境内还有闽方言，主要以方言岛的形式分布于中山市境内。早期对中山闽方言的调查研究主要有两部重要著作：一是易家乐（Soren Egerod）的《隆都方言》（The Lungtu Dialect）（1956），对中山隆都镇的闽方言岛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记录和描写；二是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的《中山县的一个闽东方言：南朗话——兼论粤语对其音韵和词汇的影响》（The Namlong Dialect, a Northeastern Min Outlier in Zhongshan Xian and the Influence of Cantonese on Its Lexicon and Phonology）（1982），描写和记录了中山南蓢镇的闽方言岛。这两部著作材料都颇为丰富，但分析比较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研究者对中山闽方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先后进行了详简不一的调查研究，相继发表了一批论著。例如：黄家教的《一个粤方言地区中的闽方言岛——中山隆都话》（1985），在易家乐之后，再度记录和描写隆都闽方言。张振兴的《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闽语》（1987），主要记录中山三乡的闽方言岛，着力于中山沙溪、南蓢、三乡等3处闽方言岛的比较，以及三乡闽方言与闽方言厦门话、福州话的比较，材料不多，但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高然《中山方言志》（2018）一书，里面以大量篇幅集中展现了隆都、南蓢、三乡等乡镇的闽方言比较材料，是对中山闽方言的最新、最详细的调查记录。其他如李新魁《中山的闽语》（1994），陈小枫《中山闽语语音概说》（1995）、《粤方言对隆都闽方言岛语音系统的影响》（2007）、《从中山闽方言岛看闽语在广东珠三角的流播》（2010），高然《中山闽语研究》（1999），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山闽方言各个方言岛进行了研究。

（三）关于深圳的语言模式

深圳，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出海口东部沿海地带，也就是珠江三角洲东缘。1979年3月，原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同年11月升格为省辖地级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据深圳市政府网站最新材料，深圳市总面积1997平方公里，城区常住人口为1035万人，是粤港澳大湾区除广州以外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

从语言分布和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深圳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从深圳语言生活模式的角度予以讨论。这个必须从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方言，即所谓本土方言说起。据汤志祥《深圳本土方言的地理分布特点》（2015），宝安县本来就是一个多方言的共存区，正好处于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的交界地区，客家方言与粤方言分布最为广泛。全县使用的本土方言包括：（1）属于粤方言的宝安“本地话”，包括“围头话”；（2）属于客家方言的“龙岗客语”；（3）属于粤客混合的“大鹏话”。又据《深圳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1985：553）统计资料，使用宝安粤方言的人口约11万，占当时宝安全县总人口的44%；而使用龙岗客话的人口约14万，占全县总人口的56%。《宝安县志》（1997：779）资料显示，使用大鹏话的人口根据1990年的统计有3万左右，约占全县总人口的9%。由于1985年统计时地方政府把大鹏话归入宝安粤方言，所以宝安粤方言的实际使用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35%。可见在深圳的本土方言中，客家方言占据一定的优势，而粤方言也具备相当可观的竞争能力。

深圳市从一个县级地区演变而成为一个人口超千万、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只用了短短的40年时间。这期间，深圳人口大量扩展，人们纷纷从广东乃至全国各地汇集而来。深圳周边尤其广州和香港都是粤方言占绝对优势的地区，从珠江三角洲地区聚集而来的深圳新居民在人数上也占有较大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粤方言在深圳语言社会当中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参与深圳建设的年轻人，开始在这座新型的移民城市繁衍生息，“深二代”（泛指深圳特区建设者的后代）伴随深圳特区发展而成长。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人际交往中首选普通话作为交际语言，进一步固化了普通话在语言生活中的使用群体和竞争优势，逐渐形成了一个“普通话-粤方言-其他方言”的深圳语言生活模式。这个模式的格局是“普粤为主，多语并存”，其特点是：（1）普通话是首要的社会交际共同语；（2）粤方言（广州话）是城市生活次要的社会交际通行语；（3）城市生活中同时流行着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方言；（4）原先的本土客家方言和“围头话”正逐渐变为弱势方言和濒危方言。深圳的语言生活状况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语言变迁的实例。

深圳的语言生活模式和语言格局，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就是“多语共存”和“双语双言”。在珠三角九市，实际上是指统一汉语概念下的“双语双言”共存：普通话、粤方言以及其他方言；在港澳地区实际指“多语双言”共存：香港基本法规定汉语和英语并列为官方语言，澳门基本法规定汉语和葡语、英语并列为官方语言。然而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官方的正式使用虽然在多数的情况下指汉语普通话，但是社会生活中粤方言的重要性却远远高于珠三角九市。所以，汉语与英语、葡语，汉语里的普通话、粤方言以及其他方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这一点符合多语多方言的普遍生存规律。我们看到，由于大湾区语言生活的基本历史事实，以及基本法律（国家语言文字法、香港和澳门特区的“基本法”）的实施，这种竞争现在是平等的、合理的，是得到有效保护的。因此，大湾区的语言生活也是和谐的。

四余论

从上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粤方言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主要的方言，此外还有客家话、闽方言以及其他方言。就语言生活实际来说，普通话在大湾区的语言生活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九市，普通话、粤方言和客、闽等其他方言和谐相处，在深圳的语言模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香港、澳门，汉语、英语、葡语或双语或三语共处，也十分和谐。在广大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粤方言和其他汉语方言一如既往，但普通话的地位明显上升。细究起来，大湾区语言生活的这种和谐情景，都跟其中最重要的语言——粤方言的内在气质有很大关系。粤方言具有3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其一，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大湾区的粤方言有很大的共性，上文说到的很多粤方言词典、字典、对照手册等材料，在大湾区范围内几乎可以通用。即使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也完全不影响各城市粤方言之间互相通话。这里从《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下卷再略摘几条对比广州、香港、澳门、东莞粤方言的音读和说法（见表1、表2）。

表1中比较的7个字在口语里都是可以单独成词的，表2中的4个词语也是口语常用词。广州、香港、澳门只是个别字音略有差异，在语言生活中这些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东莞差别略微明显，但基本上不会造成交际的困难。

其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首先表现为对大湾区境内非粤方言的包容性，例如不排斥境内的客家方言、闽方言等其他汉语方言，即使对于像中山境内的各个闽方言岛，粤方言可以覆盖但不“吞并”，而是相互吸收，相互影响，长期共存。其次表现为对双语中的英语英文、葡语葡文更是互相包容，甚至于融入日常的语言生活之中。这一点在香港、澳门的粤方言里表现尤为突出。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举了一些香港粤方言的例子：将英语show（表演、演出、展示）直接引进口语，写作“骚”，如“做骚、骚畀人睇”；口语里直接使用sales指售货员、推销员，但却用的是粤方言音读/seu55ʃi35/或/sel55ʃi35/；甚至将粤方言和英语夹杂成句子，说“全美暑假劲Hit太空特技猛片”（2002：213～218）。澳门粤方言更多地包容了葡语和葡文，口语里把葡语的音译借词直接融入粤方言，或者直接粤葡夹用。孙锡亮《澳门粤语中的葡语借词研究》（2014）一文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大妈地（tomate）几多钱斤呀？（番茄每斤多少钱？）｜亚女，快D叫声亚刁（tio）啦。（女儿，快些向叔叔问好。）｜要杯热cafe，少糖。

其三，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粤港澳大湾区处于我国南大门，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双重原因，粤方言在汉语诸方言中是最具有开放性的方言之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敞开大门，在早期就让英语、葡语等境外语言进入粤方言，造成了很多音译、意译等多种多样的外语词汇层次，构成大湾区粤方言甚至整个粤方言词语的重要特点。最常见的外语借词如：巴士（公共汽车，bus）、波（球，ball）、泊车（停车，park）、的士（出租车，taxi）、菲林（胶片，film）、唛（商标，mark）等，多达百多个。这些早期外语借词甚至北上进入其他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另一方面是通过海洋通道，大湾区的粤方言随着移民走向海外，几乎走向全球。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B16图，粤方言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一直远至南北美洲。以粤方言为母语或能说粤方言的人数在1100～1200万人之间，他们的祖居地大多是南海、番禺、港澳等今大湾区地区。这些流播海外的粤方言与所在地的语言和谐相处，既保留了祖居地粤方言早期的基本面貌，又适当地吸收了所在地语言的一些成分。

这种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引导大湾区语言研究出现了3个重要走向。

一是重视普通话和粤方言的教学研究。在这方面出版了大量适合粤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或适合非粤方言人士（包括外籍人士）学习粤方言的学话手册或教材。学习普通话的例如：黄伯荣《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7），李新魁、麦耘、林伦伦主编的《广州人学讲普通话》（1988），王理嘉《粤港人学习普通话读本》（1998），高然、陈佩瑜、张燕翔合编的《对粤港澳普通话教程》（1998），等等；学习粤方言的例如：关彩华《广州话指南》（1989），郑定欧主编的《今日粤语（上下册）》（1993、1994），陈佳荣等《香港会话手册》（1997），等等。在这方面还出现了一批普通话和粤方言对照的学习和教学材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曾子凡所编纂的所谓“对照三册”：《广州话·普通话对照口语词汇编》（1979）、《广州话·普通话对照常用手册》（1979）、《广州话·普通话口语词对译手册》（1982）。

二是重视粤方言的应用研究。这里所说的应用研究专指粤方言拼音化和正音化研究。首先是粤方言拼音化研究。就我们所知，至少有3套粤方言拼音方案：（1）“香港政府粤语拼音方案”，这套系统基本采用威妥玛拼音拼写中文（以粤方言为准）的方法，由香港政府内部从香港开埠以来沿用至今，主要用于拼写香港人名、地名和街名等。（2）“广州话拼音方案”，1960年由广东省教育厅公布。该方案定位于给汉字注音，还用于标准粤方言的拉丁化转写，即用作粤方言的拼音文字。20世纪80年代，饶秉才对此方案进行了大幅修改。现在所见的广州话拼音方案就是经饶秉才修订后的版本。部分在大湾区出版的粤方言字典词典或教材，很多是采用这个拼音方案的。（3）“香港语言学学会粤语拼音方案”，1993年制定。据说该方案反映了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信息技术的前瞻性。其次，学界特别关注于粤方言的正音研究。例如叶汉明、蒋英豪《粤语正读字表》（1985），詹伯慧《关于广州话审音问题的思考》（1990）、《谈广州话审音的宗旨和目标》（1991），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两种：一是周无忌、饶秉才编写的《广州话标准音字汇》（1988），共收录17300单字，每字加注国际音标的广州话读音，是迄今所见收字最多的广州话字典；二是詹伯慧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2002），已见上文。一般来说，方言读音可按方言语音演变规律自行处置，并无正音之需。但大湾区的粤方言有其语言应用上的特殊性，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字音进行适当处置，是有一定必要性的，是可行的。

三是重视粤方言文字的整理和使用。粤方言特别是大湾区的粤方言，语言入文的现象非常普遍，嘴里说得出来，就能在书面上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个现象远不是其他汉语方言所能相比的。大湾区的书报，尤其是香港、澳门的报纸上经常出现通篇或整版都是用粤方言写的文章。这就出现粤方言语文的“粤文”问题，港澳地区的学者经常称之为“两语三文”，即英语（葡语）、汉语和英文、中文与粤文。其实，所谓“粤文”就是中文在粤方言里的表达形式而已。其特点之一是所有音节都有文字，除了本字以外，别的方言用方框“□”（有音无字）表示的，粤方言也能写出字来。这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加“口”旁的“表音字”，例如“咗嗰嘅喺嘢嘚啲”等。其特点之二是一些常用字经常不写本字，而写习惯字，例如第二人称单数代词本字是“渠”，习惯写作“佢”；“站立”的本字是“徛”，习惯写作“企”；当助词用的“个”，习惯写作表音字“嗰”等。这就促使很多学者投入到粤方言文字使用的研究中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饶秉才主编的《广州音字典》（1983）以及上文所说的《广州话标准音字汇》，当中都收录了很多粤方言用字。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大湾区粤方言的一致性、包容性、开放性特征，生动地反映了大湾区人民团结一致，胸怀宽广，勇于创新的精神面貌。面对大湾区多元文化、多语并存的语言生态，研究本身不能主导语言本身的发展，但可以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语言生活。在此消彼长的语言生态中，开采国家语言的宝藏，维护语言生态的主体性与多样性，有效助力大湾区的繁荣与稳定，值得语言研究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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