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 | 欧阳澜、汪树东：论吴仕民长篇小说《旧林故渊》的生态书写
乡村中国的生态变迁
——论吴仕民长篇小说《旧林故渊》的生态书写
欧阳澜，汪树东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吴仕民的《旧林故渊》是一部生态意识鲜明、人文情怀厚重、艺术韵味悠远的乡村生态长篇小说。它叙述了江南余东县围垦湖泊，后又大力发展高污染的现代工业，结果对湖泊及湖边乡村造成了灭顶式的生态破坏的故事。该小说对近五十来年乡村中国自然生态持续恶化过程做出了多角度、多侧面、淋漓尽致的描绘，也涉及传统村落现代转型的社会问题。为了寻找精神资源，吴仕民又别出心裁地展示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并塑造了一批乡村自然生态的守护者形象。该小说建立了复合型生态叙事，在乡村生态小说中具有较为重要的题材开拓意义和艺术创新性。
关键词：吴仕民；《旧林故渊》；乡村生态小说；生态叙事
随着地域性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人们的生态意识日益觉醒，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生态问题，展开各擅胜场的生态书写，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也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绩。别的暂且不表，单说建国后乡村自然生态的沧桑巨变就吸引了不少小说家的注意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宋学武的《干草》、阿成的《树王》等小说就对极左革命意识形态主宰下的毁灭乡村自然生态的历史暴行做了严峻的批判；到了20世纪90年代，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对采矿业造成乡村自然生态的致命灾难做了淋漓尽致的艺术描绘；而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怀念狼》、雪漠的《大漠祭》、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郭雪波的《大漠狼孩》、阿来的《空山》等小说，无不关注乡村自然生态的历史变迁和当前现状，为乡村自然生态的持续恶化忧心如焚，呼唤国人生态意识的觉醒，为当代中国乡村生态小说做出了卓越贡献。承接此股文脉的余绪，吴仕民先生又贡献了一部生态意识鲜明、人文情怀厚重、艺术韵味悠远的乡村生态长篇小说《旧林故渊》。该小说于2018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主要讲述了南方余东县政府1974年动员数万民工围垦天姑湖，造田二十余万亩，结果不但拦腰截断了湖边原本天人和谐的锦鲤村，而且使得天姑湖自然生态不可逆转地恶化，鱼类减少，旱涝不定，湖边锦鲤村村民的传统生存方式难以为继；更为可怕的是，大量工厂拔地而起，水污染、空气污染无处不在，湖边村民相继患病去世。由此，作者深刻反思乡村中国的发展历史，呼吁乡村中国的生态救赎，思考传统村落的重光之道，希冀生态文明之光能够引领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
乡村自然生态的持续恶化与社会文化变迁
《旧林故渊》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对近五十来年乡村中国自然生态持续恶化过程的多角度、多侧面、淋漓尽致的详细描绘。在吴仕民笔下，天姑湖畔那个既有丰赡动人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有沁人心脾的自然美景的锦鲤村就是乡村中国的象征。前现代阶段，锦鲤村人背山临湖，过着怡然自得的自在生活，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但到了现代化工程铺天盖地而来时，锦鲤村厄运难逃。锦鲤村面临的第一次厄运就是余东县委书记方纪龙决定围垦天姑湖，大堤恰好拦腰截断了锦鲤村，使得原本生龙活虎的完整渔村不幸破毁；为了修好鲤鱼滩段的围垦大堤，当地政府又决定炸开锦鲤村的鱼尾岭取石，结果村子被毁得面目全非。应该说，吴仕民笔下锦鲤村的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的历史厄运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典型性。从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大陆的自然生态破坏最严重的两个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运动时期和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两个历史阶段恰是极左革命路线横行的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完全不计代价的计划经济体系和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被一波波的政治运动高潮裹挟而去，很容易激化出席卷全国、摧毁自然生态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美国生态思想者阿尔•戈尔曾说：“现今世界上环境恶化最严重的例证是由政府造成或积极促成的一些灾难性事件。他们通常是在实践一种信念，认为戏剧性的重组物质世界会大大地促进世界进步。计划经济造成了最严重的环境灾难，这并非偶然，因为政府完全控制了管理者个人的所作所为。在切尔诺贝利、咸海、长江、罗马尼亚科普萨米卡的‘黑域’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其它许多灾难性实践证明，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的是那些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府。”[1]125如果我们冷静回顾一下大陆当代自然生态的变迁史，我们应该不会认为阿尔•戈尔的说法纯粹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举其大者言之，三门峡水电站导致的黄河、渭河流域的生态灾难，内蒙古草原大规模垦殖导致的沙化恶果，大兴安岭、西双版纳、海南岛原始森林大肆砍伐导致的生态恶化等等，都是20世纪50到70年代期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运作的典型生态事件。而《旧林故渊》中的修筑拦湖大坝围垦天姑湖，也是计划经济体制运作的结果。小小一个余东县，在没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支持的条件下，能够动员近十万民工修筑大堤，若脱离那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简直是天方夜谭。
更耐人寻味的是，《旧林故渊》写出了那个时代破坏乡村自然生态的意识形态根源。小说在《万众筑堤》一节写动员大会上县委书记方纪龙说修堤的重要意义，指出修堤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行动，是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河山的伟大举措，要发扬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伟大革命精神。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看来，大自然本性险恶，高扬主体性的现代人要征服改造大自然，让大自然服从人的意愿。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曾如此写道：“现在的农业劳动中的组织军事化，虽然并不是为了对人间的敌人，而是为了对自然界进行斗争，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斗争中，互相转换并不是一件难事。”[2]268毫无疑问，这也是《旧林故渊》中方纪龙的最大感想：“八九万人组成的劳动大军在同一个湖边，挑着担子奔跑，向大自然挑战，这劳动的场景甚是壮观，构成了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画面。从湖上吹来的风，刮得那一面面彩色的旗帜猎猎作响，平添了几分战斗的气息。这使方纪龙很兴奋，燃起了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豪情。”[3]59从战场上的斗争转化为人和大自然的斗争，这凸显出了那个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及其反生态本质。
我们可以看看吴仕民在小说中展示的锦鲤村、天姑湖自然生态受到破坏后的惨相。锦鲤村鱼尾岭被炸开取石后，“在滚滚的烟尘中，整座山瞬间被爆炸力铸成的巨刀重锤切开砸碎，大石裂成石块，石块化作碎石。烟尘散去，那本是绿色植被覆盖的山体一下子变得千疮百孔，就像一个英俊的男子，变成了歪鼻子、斜眼睛、满脸大麻子的丑八怪。”[3]87更不要说满山的树被伐，还有鸟儿也遭祸。天姑湖被围垦后，“长溪也在船上，他突然发现，自从有了围堤之后，天姑湖不仅湖面变小了，连浪也变小了，特别是还变丑了，过去湖岸边是青青的草，是浅浅的湾，湖波远去，整个湖显得漫无边际，一直到遥远的天边。无论是湖浪排空，还是水波不惊，都气韵生动，都是一副意境悠远、美得让人心惊的山水画。但现在，那横亘在湖岸的大堤，黑乎乎的，长长的，确如那堤的名字，像是一条沉重的锁链，这条锁链，锁住了湖水，锁住了视野，锁住了大湖的灵动与神韵。那本来激荡无羁的湖波浪花也变得不自由了，触碰到那大堤后便无法前进，改为沿着大堤滑行，飞溅出白白的带有杂物的泡沫，发出重重的似是喘息的声音，让人生出水残景衰的无限感慨。”[3]316当然，乡村自然生态被破坏，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视觉美学上的，更可怕的是乡村人的物质生活也深受其害。例如，鱼尾岭被炸后，发生了泥石流，幸好虞海田他们及时通知村民撤退，否则不知有多少人会葬身其中。天姑湖被围垦后，当地鱼产量直接变少，锦鲤村渔民的生活变得艰难。而且围垦天姑湖，还使得局部气候反常，旱涝无定，锦鲤村人不得不直面无端的气候灾害。自然生态系统环环相扣、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天姑湖被围垦，还使得锦鲤村的飞鸟都稀少了，原本鸢飞鱼跃、天人和谐的锦鲤村就这样被完全不顾自然生态规律的大型农业工程硬生生地破坏了。
当然除了那个时代宏大的农业工程破坏自然生态之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完全没有生态意识，不尊重自然生命，不尊重生态规律，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往往就对自然生命大开杀戒。修筑大堤时，大洋塘公社党委书记刘敬阳专门吃了被捕获的珍禽中华秋沙鸭。小说还曾写到为了给留守堤坝的工程队改善过年的伙食，乔新根带人狩猎大雁：“只是为时已晚，那乔新根像战场上的指挥员，有力地挥起右手又猛力落下，船上的排铳一起吐出了火舌。顿时，那些正在醒来的各种各样的水禽，死的死，伤的伤，纷纷倒在了它们熟悉又依恋的湖面上。一片片羽毛像大雪片似的在半空中飘飞了一阵后，又像秋风中的枯叶，跌落水面。本是背部朝上自由游动的水鸟，有的变成了腹部朝上并随浪摆动的尸体；有的则在水中挣扎、哀鸣了一阵后，很快便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水面上。有一只通体发白，体型很大的鸟腾空而起，但飞了不到三丈远便因伤重而像一坨土块一般重重跌落水中，溅起一团水花，浪里漂起一摊血迹，它那洁白如雪的羽毛随之被鲜血慢慢染红，它那优美的船形躯体变成了僵尸，任风浪颠荡、戏弄。它那长长的脖子弯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一只美丽的天鹅……”[3]102在乔新根他们的眼中，天鹅、大雁根本就没有内在价值，只有被人吃掉时，才实现了它们的工具价值。当吴仕民写出那些哀鸿悲鹜的惨状时，他的生态意识鲜明显豁，对其他自然生命的悲悯情怀令人感动。除了狩猎水禽之外，天姑湖的渔民为了增加捕捞量不仅使用细眼网、绝户网、迷魂阵，更有甚者，还使用电网、炸药捕鱼，无所不用其极。小说主人公之一大橹就曾用炸药捕鱼，一次还不慎炸死了江豚。《旧林故渊》还曾写到天姑湖附近村民种田，施用剧毒的“六六六”农药，稻田里的泥鳅、黄鳝全部被毒死了，但田里的虫子却越来越多。这种完全不顾自然生态规律的做法，造成的恶果令人发指，和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描绘的用DDT会导致春天没有鸟鸣、一片死寂的恐怖场景遥相呼应。
如果说20世纪50到70年代毁坏中国自然生态的根本原因是罔顾自然规律的左倾政治，那么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破坏生态的根本原因则是不顾环境代价、高速发展的国家经济。《旧林故渊》中，锦鲤村人为了筹措发展资金，首先想到的就是砍伐鱼尾岭上的樟树林。“被伐过的樟树林里，留下了十个树墩，留下了树的残枝败叶，留下了破碎的鸟蛋和小鸟的尸体，森林上空原来由树冠连成一片的绿色出现了好几处空洞，就好像一块崭新的绿色绸缎被过热的熨斗烫开了一个个窟窿。对树和鸟来说，则是一场巨大的劫难。”[3]301的确，像锦鲤村这样的村庄，没有人才、资金、技术的优势，也不可能得到特权政治的照拂，要发展经济，大肆掠夺自然资源几乎是唯一出路，而自然生态的崩坏、自然生命的罹难则是接踵而至的恶果。此外，围垦的湖田里修建成金波垦殖场，大量的工厂拔地而起，废气、废水、废物便肆意排放，直接污染了天姑湖、锦鲤村。小说写到天姑湖水被污染，锦鲤村民养鱼都没有办法，“水质变坏的直接原因是天姑湖里流进了工业废水。建起金波垦殖场之后，确如方纪龙当年预计的一样，垦殖场除了发展农业外，陆续建起了一批工厂，其中有纺织厂、印染厂、造纸厂、五金厂、化工厂等……但天下事，往往祸福相依，这些工厂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通过管道排入天姑湖和其他河沟、池塘。那大湖小塘，大沟小溪的水逐渐由清变浊，由浊变臭。”[3]372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都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生态代价，而这些代价往往又是由像锦鲤村这样的弱势乡村来承担的，从环境正义角度看，这就是亟待纠正的不平衡。
乡村自然生态持续恶化的后果相当严重。《旧林故渊》给我们展示了锦鲤村民在面对自然生态恶化时的生存窘境。且不说天姑湖被围垦后导致鱼类锐减，从而使得锦鲤村渔民延续千年的生计无法赓续；也不说鱼尾岭炸山取石、伐木毁林后导致泥石流摧毁民宅、村民流离失所，单说村民的身体健康就面临着自然生态恶化的致命威胁。例如江红英因为曾过多地接触化肥、农药就得了不育症，还有江炳鑫、虞海田等村民都得了肺癌。最终作者感叹道：“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曾因水而兴起并延续，因水而富饶并美丽的千年渔村，终因水的变坏变少而陷入绝境。这不知是老天有意安排，还是大自然对人的无情惩罚。大家在抱怨、叹息和留恋之后，便开始了新的生活之路。” [3]390所谓新的生活之路，对于像锦鲤村这样的乡村而言，又是多么艰难！如果不能恢复青山绿水，不能重建生态文明，唯一的出路就是村子的废弃，村民辗转他乡，就像张炜的《九月寓言》中那个被采矿业掏空地底结果发生地陷被毁的海边小村一样。
乡村自然生态的无力守护与生态人格的凸显
《旧林故渊》给我们呈现出的近五十年乡村中国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程，总体上看是持续恶化的过程，最为关键的是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下层百姓，都缺乏基本的生态意识，或者被战天斗地的国家意识形态裹挟而去，或者深陷于唯利是图的经济大潮，或者为了谋求最基本的物质生存就不得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破坏自然生态的力量始终居于社会的权力层面，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一言九鼎的决定性影响，例如余东县县委书记方纪龙、大洋塘公社党委书记刘敬阳等，还有就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福建商人林老板等人。他们手握决定乡村命运的金钱、权力，但是他们眼中又恰恰没有保护自然生态的基本意识，因此他们破坏自然生态时，根本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甚至也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出反思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生态意识在乡村中国还是极为稀罕的素质，对自然生态的守护还是相当无力的，边缘的，微不足道的。
不过，《旧林故渊》中，吴仕民别出心裁地展示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生态意识。传统中国以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为主体，无论是儒道释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层面的制度设计，抑或是民间生活的微观层面，大都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深知人与大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旧林故渊》整部小说的情节主要围绕着流传于锦鲤村的《五宝歌》展开，“宝船不能摸，摸了祸事多。宝山不能开，开了灾就来。宝石不能见，见了血光现。宝木不能动，动了天地崩。宝水不能变，变了苦无边。金木水火土，五宝不能少。”[3]22而《五宝歌》凝聚的其实就是锦鲤村民间的生态智慧：宝船不能摸，是指天姑湖水若因天灾或人祸减少，沉于湖中的唐代宝船被人看见的话，就会有祸事；宝山不能开，是指鱼尾岭不能肆意伐木取石，否则灾害难以避免；宝石不能见，是指沉于天姑湖底的陨石若出现，就意味着大旱之年，血光之灾就会出现；宝木不能动，是鱼尾岭上的樟树林不能砍伐，否则水土流失，生活无着；宝水不能变，是指天姑湖水不能被污染，否则民生难继。锦鲤村村民在前现代的农耕文明时期对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及大自然各种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缺乏严谨的逻辑的科学认识，但是在生活经验的长久积累中，他们也可以归纳出富有科学性的生态智慧。《五宝歌》就以民间谶语的形式规训村民的行为，告诫他们不能轻易违反大自然的生态规律。《旧林故渊》中锦鲤村的老一辈村民，以福茂、老凿子等为代表，就对《五宝歌》深信不疑，也以之警戒年轻一辈，怎奈在唯新是从的当代社会里，他们的权威被嘲讽，他们的话被当作耳边风。而在围湖垦田时锦鲤村村民还发现唐朝的石碑，上面记载着：“网不可过密，过密则游鱼绝矣；罗不可太宏，太宏则飞鸟危也。政令不可繁苛，繁则人犯多矣，苛则重刑者众矣。盖当宽刑省罚，以抚百姓而安天下……”[3]70这段碑文就体现了传统中国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生态意识，无论是捕鱼还是猎鸟，都讲究适度，绝对不能涸泽而渔，这和孔子所说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生态理念与行为是一致的。
至于《旧林故渊》中精神导师式的人物虞慕潜体现的则是传统中国士大夫所秉承的生态意识，是一种传统的生态人格。从名字即可看出，虞慕潜和陶渊明之间存在精神联系，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也是《旧林故渊》小说篇名的来源处。虞慕潜是当代版的陶渊明，他本是锦鲤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回到余东县城当高中语文老师，颇有名望，而且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造诣颇深，怎奈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发配回村当渔民。虞慕潜一度极为消沉，甚至产生过轻生念头，想沉湖自尽，但是天姑湖的自然之美挽救了他，“他第二次抱起了石头，又要纵身波涛的时候，却有飞鸟的‘啾啾’声从空中传来，似乎在呼朋引伴，又似在欢乐歌唱，那声音美妙动人，犹如乐曲。这鱼跃鸟唱使他不由自主地睁开了闭紧的眼睛，也中断了他正奔向黑暗的思绪。抬眼一看，但见轻雾渐次散去，旭日如硕大的火球，推开云层，从湖面喷薄而出，将那脆生生、绿茵茵的芦苇染成一片带着淡红的金黄，远处有风帆带着生命的张力追波逐浪，湖面上一派锦鲂跃鳞于天晓，水鸥翻飞于浪间的景象。家乡的山水如此醉人，大自然如此秀美，生活在这里的一切生命不是很适意吗？”[3]76无论是陶渊明，还是虞慕潜都是从大自然的鸢飞鱼跃、生机勃勃中体悟到无穷的生命活力，从而极大地缓解了现实社会带给他们的焦虑和压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人间社会是樊笼，大自然才能给予像陶渊明、虞慕潜这样的文人雅士以自由。因此，当天姑湖遭围垦、锦鲤村分崩离析，无论是锦鲤村的文化景观还是自然生态都遭到毁灭时，虞慕潜才会忧心如焚。最终也是他敦促大橹坚决立碑护树，不再砍伐鱼尾岭上的樟树林，并和虞长溪一起思考着锦鲤村的重光之道。
虞长溪也是《旧林故渊》中的灵魂性人物之一，他在虞慕潜的精神指引下也萌生了护生惜生、爱护自然的生态意识。虞长溪高中毕业时遇上文化大革命，不能上学，只能返回家乡当一个渔民。但是他天性敏感多思，亲近大自然，更兼虞慕潜的精神引导，他深深喜爱陶渊明诗歌，耳濡目染中能够感悟大自然的妙道。例如小说开篇就描绘了虞长溪钓罢鱼畅游天姑湖、追逐江豚的诗意一幕，展示了他的生命和大自然契合无违的一面。无奈虞长溪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对社会事务没有发言权，他所能做的只是在锦鲤村、天姑湖的自然生态受到摧残时竭尽绵薄之力去做一点守护工作。例如鱼尾岭被炸时，虞长期救助樟树林里的小鸟。他没有能力阻止森林被毁，但是救助两只小鸟却呈现了那个时代最为可贵的生态意识，显示了暗夜弥天之际总有人为受伤的大自然点燃一盏心灯。而当天姑湖边的渔民为了增加鱼产量，用越来越细小的网捕鱼时，虞长溪更是悲从中来，“长溪天天看到很多属于幼儿级的小鱼被网上来，在蹦跳了一阵后便直挺挺地一动不动，然后被送到集市上去，心生悲悯之情，这些鱼连长大的权利和机会都失去了，更是永远回不了自己的故渊了。” [3]138小鱼无罪，有罪的是过于贪婪的人，是法制疏漏、管理落后、观念陈旧的社会；而虞长溪对小鱼的悲悯，便是那个一塌糊涂的时代中的空谷足音，体现了生态意识的珍贵觉醒。此外，虞长溪对哥哥大橹用炸药误炸死江豚更是极为感伤、愤怒，“长溪二人把江豚母子仔细地用稻草包好，又用绳子捆紧，抬到樟树林边事先挖好的土坑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填土、踩实，像埋葬人类那样显得肃穆而庄重。”[3]143对待江豚像对待人类一样，显示了虞长溪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尊重其他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至于虞长溪最后到樟树林里去放飞八哥，还放走了虞长沙、水狐狸捕捉的野鸟、水禽，与曹植《野田黄雀行》中那个拔剑捎罗网、放飞野黄雀的少年同调，其惜生护生的生态意识明丽动人。可以说，虞长溪看待大自然已经完全超越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眼光，在他眼中，一草一木，一鸟一鱼都具有珍贵的内在价值，因此不滥砍滥伐、滥捕滥猎是人对待大自然最基本的生态伦理底线。所以，虞长溪后来和海狗到三线工厂去当工人时，他并没有从农民转为工人的惯常喜悦，当锯木工人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生态良知的拷问。正是出于对树和森林的怜惜，对大自然的尊重，虞长溪才不愿意继续在三线林场工作。当然，虞长溪这样的性格也注定了他在当时的乡村难以生存下去，他后来考上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到欧洲继续留学，对于家乡而言，他已经是一个自我流放的边缘人了。当他再次返乡时，故乡的自然生态早已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他寄希望于发展故乡的文化旅游业，终究也前途未卜。
与虞慕潜、虞长溪这样的乡村边缘人相比，虞海田、大橹两人对乡村自然生态的认识更耐人寻味。作为生产队长的虞海田和后来当村长的大橹都是很切实、很接地气的乡村人物，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考虑全生产队乃至全村人的生计问题，他们也都知道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性，都知道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生态道理，但他们为了村民的生计着想又不得不去破坏自然生态。因此《旧林故渊》中，性格最为丰富的就是虞海田、大橹父子两人。例如虞海田曾经反对截断锦鲤村修筑天姑湖围垦大堤，但是当方纪龙书记答应给他们村五百亩地后他就同意了围垦；他也反对炸毁鱼尾岭取石，但在县委的压力他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并为村子争取更多的利益；在锁波大堤修建后，天姑湖里的鱼变少了，大橹他们打到的鱼也变少了，就不得不用更小网眼的网来捕鱼，虞海田就坚决反对，说不能做让鱼虾断子绝孙的事情。
和虞海田相比，刚开始时大橹更为务实，完全无视保护自然生态的必要性，只想着如何就地取材、改善生活，例如他曾坚决用细眼网捕鱼，甚至用炸药炸鱼，还决定卖鱼尾岭上的树筹钱发展经济。但是最终他从故乡的生态恶化中觉醒了，毅然决然地坚定守护起故乡的自然生态，例如他和虞慕潜商议立碑护树，“我们村世世代代以水为生，但现在天姑湖不仅变小了，而且变脏了。过去是饿了能喝的鱼汤，渴了能饮的泉水，现在变成了有毒的药汤，甚至连澡都不能洗的脏水。水，是喂养我们长大的奶汁，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的命根子。水的变色变味，使我们正面临着从未碰到过的危难。现在有人提出，卖树求生。但这绝对不可行，这祖先留下的财富，几百年、上千年，都好好地生长着、留存着，到我们这一代卖了毁了，说明我们太无能了，辱没了祖宗，也对不起子孙。树已经卖过几次了，但只是像渴了时的一小杯水，能润润喉咙，湿湿嘴唇，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渴了还需打井，寻找江河。今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在祖先面前，立下重誓，订下铁规，从今以后这树绝不能再砍再挖。”[3]384这种生态觉醒自然是很难能可贵的，在血的教训中，像大橹这样的乡村人终于知道单纯靠掠夺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终究是饮鸩止渴，当自然生态恶化时，他们的家乡就沦陷了，他们也无处可逃。正是生态意识的觉醒，促使大橹敢于站出来和其他村里的人一起去找垦殖场乃至政府讨要公平，寻找环境正义。可以说，只有越来越多像大橹这样的乡村人觉醒过来，守护乡村生态才有希望。
当然，《旧林故渊》也给读者展示了国家政策转变有可能给乡村自然生态带去的巨大希望。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整个社会早已经意识到那种不计环境代价、盲目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无论是制度构建还是社会实践上都不断地推进生态文明。《旧林故渊》中体现这种国家意志的生态转变的就是周定山。周定山原来是余东县所在地委的行署专员，围垦天姑湖最终是由他拍板的，修建垦殖场大力发展高污染的工厂也多与他的决策有关，但当他升任省环境保护厅厅长后再到余东县考察，他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再看到这烟囱和烟雾，周厅长的感觉完全变了。那滚滚浓烟不但遮住了蓝天，抹脏了青山，污染了绿水，而且已经像毒气烈药，对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构成巨大的威胁。自己现在的任务是如何让烟囱不冒黑烟，排水管里不流黑水，留住青山，再造碧水。自己不同时间的心境和追求，同黑烟与绿地的反差一样大，这也许蕴含着一个哲学命题：一切追求、评判与结论，都会因具体的条件和环境的变换而产生变化，由此人的心境也会截然不同。”[3]410原本作为审美标准的工业化被视为落后、污染的象征，青山绿水再次成为像周厅长这样的政府高官的关注中心，这意味着时代的巨变。而且周厅长也从哲学角度来反思了近五十年来中国对待自然生态的态度，“水本来是干净的，把它污染了，现在又要耗费财力物力，要让水重新变得洁净，这是一个太沉重、太让人深思的话题。当年对大堤、垦殖场、新建公社的命名，取意为‘金锁链’，是为了锁住湖水，创造财富。到头来，却是锁住了湖水，更锁住了大自然的规律，以至成为人身上的一条沉沉的锁链，即使是金子打造的，终归还是锁链。人把天、水域弄脏了，污染了环境，更损害了人自己，最后都得由人自己付出代价。可见人对自然的每一次行动，向大自然的每一次索取，最后都要由人来承担后果。许多问题在哲学里早有了明确的设问和答案。”[3]411的确，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里，先哲们早就警告了现代人不要过于相信自己对于大自然的胜利，所谓的胜利往往造成的是比失败还可怕的恶果。
当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理解、接受，越来越多像大橹这样的乡村人能够从生态恶化的现实中觉醒过来坚定地维护乡村自然生态，更有像虞长溪这样的乡村精英能够在再次返回乡村给以精神、方向上的指引，再加上有周定山、郑齐善这样的生态意识已经觉醒的政府官员的鼎力推进，乡村中国的自然生态应该能够慢慢恢复，中国人的精神后院应该能够再次恢复生机，青山碧水当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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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书写的意义和局限
众所周知，乡村曾是孕育华夏文化的膏腴沃土，费孝通先生把传统中国称为乡土中国，足见乡村乃传统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随着近四十年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席卷整个中国，乡村中国的沦陷已经触目惊心，大量青壮年人口外迁导致乡村空心化，传统文化坍塌导致乡村精神支柱的崩溃，当然最可怕的乃是许多乡村成为自然资源掠夺的对象，成为高污染企业的转移处，成为城市的垃圾处理站，再加上乡村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本土的生产生活垃圾就难以处理，因此乡村自然生态面临着河流污染、湖泊萎缩、森林被伐、垃圾横行、野生动物锐减等的严重威胁。前现代阶段，也许局部乡村地区会出现自然生态的恶化，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出现不可控制、不可修复的生态恶化，大自然接近于永恒，因为前现代的科学技术毕竟比较薄弱。唐朝诗人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曾写道：“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人事多变，但自然永恒，而只要大自然生机仍在，乡土就不会沦丧。即使到了鲁迅笔下的浙东乡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乡村，自然生态仍是优美的，乡村还是作家心心念念的故乡。而20世纪50到70年代，虽然随着大规模的农业、工业工程推进，许多乡村已经出现了自然生态的大破坏，但当时的作家基本上都被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所鼓舞，缺乏生态意识，并不关注乡村的自然生态恶化，例如柳青的《创业史》写梁生宝互助组为了获得渡春荒的资金就到终南山去割竹子，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合作化运动消息传到偏僻的清溪乡就引起农民砍伐竹木。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有张炜、贾平凹、郭雪波、阿来、雪漠等作家比较关注乡村中国的自然生态变迁，但是像吴仕民的《旧林故渊》以如此宏阔的历史视野、鲜明的生态意识、明丽的饱满笔墨集中关注江南乡村近五十年自然生态变迁的，在当代生态文学史中还很罕见。因此，《旧林故渊》在此方面具有深远的题材开拓意义。
在展现乡村中国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同时，吴仕民也思考着乡村中国的重光之道，思考着像锦鲤村这样文化村落的现代保护问题。《旧林故渊》中，郑齐善在当天姑湖围垦大坝的技术员时，就曾考虑保护锦鲤村，“锦鲤村是极为难得的江南渔村，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像一只精美绝伦的瓷器或玉器，打破了、碰残了便永远无法复原，实在太可惜了，建议更改设计方案。”[3]39但是在方纪龙书记看来，一个古村子相对于二十万亩良田来说几乎不值一提。其实，对文化传统的毁坏和对乡村自然生态的毁坏具有高度同一性，背后都是反传统、反自然的改天换地的现代性理念。因此，最后虞慕潜、虞长溪、郑齐善都想着重建锦鲤村的文化传统，修复锦鲤村的自然生态。
在乡村中国的生态叙事中，吴仕民也饱含深情地表达了现代人的故乡情结。吴仕民原籍江西省余干县，他也像《旧林故渊》中的虞长溪一样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曾是国家民委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虽然身处政界但酷爱文学，近年来先后推出长篇小说《铁网铜钩》、《旧林故渊》，都是以他故乡鄱阳湖为原型。他在《旧林故渊》扉页题字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然而人的旧林故渊何在，又能否将灵与肉安放？”吴仕民少小离家，如今以小说创作的形式追寻着安顿灵肉的故乡，这表达的恰恰是丧失故乡的现代人最普遍的故乡情结。吴仕民的《旧林故渊》关注乡村中国的自然生态变迁，也是为现代人的乡村故乡招魂。
值得关注的还有，吴仕民的《旧林故渊》建立了较有艺术韵致的复合型生态叙事。他不仅把传统文化村落的现代保护和乡村自然生态的变迁结合在一起，也把乡村生态叙事和现代人的灵魂还乡叙事缝合一处。他能够把乡村自然变迁史和近五十来年中国社会发展史结合在一起，从而展示出较为复杂的生态叙事织体。在他笔下，锦鲤村的生态恶化过程和20世纪60、70年代左倾政治，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历程交织一处，小小一个村落的生态起伏反映了风云万种的时代巨流。当然，自然生态和个人命运的复合型叙事也是该小说的一大亮色。例如虞慕潜因为在天姑湖看到鸢飞鱼跃的自然景观，决定不因右派帽子自杀，虞长溪正是因为不愿捕鱼、砍树才最终考上大学远走高飞，大橹在天姑湖炸鱼炸残手臂，看到父母因为空气污染相继去世，最终幡然醒悟，决定立碑护树，甚至建议平堤还湖。这样就让生态叙事和个人命运叙事相扭结，获得了更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吴仕民的《旧林故渊》能够富有历史感地展示近五十年来乡村中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摆脱了当代生态小说中常见的二元对立模式。当代生态小说很容易陷入保护生态、破坏生态的善恶二元对立中，把自然生态问题简单化，也把人性理解、社会理解简单化。但是《旧林故渊》无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余东县围垦天姑湖，还是对80、90年代垦殖场大力发展污染工业，都没有简单地彻底否定，而能够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来理解这些最终证明是反生态的工程的历史合理性，也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来展望自然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
《旧林故渊》的全书结构和章节标题也颇有生态意味。全书共分为首、颈、肩、胸、腹、腿、足共七篇，标题分别为《湖与村》、《水与土》、《浪与鱼》、《水与沙》、《鸟与林》、《树与人》和《人与湖》。从标题即可看出，吴仕民特别关注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密切关系。吴仕民认识到身体是一个小自然，一个小的生态系统。这个小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大自然也是有机整体，水、土、鱼、鸟、林彼此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人的身心健康需要和谐繁荣的自然生态。这是对生态整体观最为艺术化的表达。
当然，作为乡村生态小说，吴仕民的《旧林故渊》依然存在一定的艺术局限，最关键的是没有把生态叙事、历史叙事很好地落实到心灵叙事中去，从而使得该小说更内在的艺术韵致尚不够灵动。换而言之，吴仕民考察乡村中国的近五十年的社会变迁、生态变迁时，更多的是从外部宏观角度入手的，因此写出了围垦天姑湖、修筑锁波大堤、锦鲤村分崩离析等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生态事件，但是这些事件造成的具体个人的心灵变化，在小说中虽然也有所涉及，但不够个性化、独特化，更缺乏在两难抉择中凸显的心灵深度和哲学深度。例如虞慕潜这样一个被错划为右派长达二十余年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被牺牲了的人，其心灵的跌宕起伏一定非常耐人寻味，他与大自然的关系一定非比寻常，但是该小说在这些方面关注不够。还有虞长溪、大橹与大自然之间的遭遇也多是外部的事件，而缺乏内在的心灵对话；后来当上县长的郑齐善和厅长的周定山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的，也缺乏适当的铺展，这样就限制了生态叙事的艺术魅力。
（该文已经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暨生态文学大系编纂（1978—2017）》（17BZW034）。
参考文献：
[1] [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M].陈嘉映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2] [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M].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吴仕民.旧林故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欧阳澜，女，文学博士，湖北第二师范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生态文学。
男，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生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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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张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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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审读 | 李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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