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甘于恩：广东省语言资源及保护策略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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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语言资源及保护策略的若干思考

甘于恩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语言资源保护暨协同研创中心）

摘要：广东省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生活呈现多样化态势。近些年来，语言资源调研和保护取得诸多成果，但同样尚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本讲座内容包括：（1）广东省的基本语情；（2）语言资源保护的基本策略；（3）语言资源保护的若干措施；（4）思考与建议。

一、广东省的基本语情

广东省不单是经济大省，而且是语言资源大省，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号称有粤、闽、客三大方言，粤北地区还分布着一群归属未明的粤北土话，除此之外，省内还零星分布着军话、旧时正话、吉兆土话和西南官话等小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则有瑶语、壮语和畲语。因此，语言资源保护的任务十分繁重，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语言资源的调查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关系到先辈的文化遗产能否妥善传承的重大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保护语言资源，首先必须对语情有清晰的了解，即需要对语言资源的家底进行数据调查，才能制订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有关部门如果对语情心中无底，则如同瞎子摸象，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因应策略与措施。这对语言资源保护是不利的。

语情不仅指语言（方言）的基本数据，如语言种类、语言分布情况、使用人口等，还指在科学分类、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些符合客观情况的认知。根据现有材料，我们总结广东省的基本语情有以下几点：

（一）大方言影响面广，扩张力强，国际影响大

  广东省的三大方言，即粤、闽、客方言，属于扩张型的方言，与内陆的“聚合型方言”特点不同，这三种方言随着广府、福佬、客家民系的迁徙，呈现极其活跃的移动、接触和变异状态。粤方言主要在两广分布，但又是港澳地区的官方用语，是一种权势很高的汉语方言，广泛通行于东南亚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闽、客方言虽然国际影响力略逊于粤语，然而在国内的分布却远远广于粤语，体现出极强的扩张力，而在东南亚一带，闽、客方言的影响度丝毫不亚于粤语。

（二）少数民族语言极度濒危

   广东虽曾为百越之地，不过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越来越窄，使用人口越来越少，这固然与经济现实密切相关（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语言使用断层），但语言政策亦是影响的因子之一。如果不及时进行语言政策干预，及时在少数民族区域实行确实有效的双语政策，培养少数民族语文人才，积极推动少数民族的语言复兴，那么，南粤这个曾经是最有地域语言色彩的区域，再过几十年以后，仅存的几个少数民族语言（目前汉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将永远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这绝非耸人听闻。

（三）小方言多数无人问津，需要开展调研

   目前广东省方言调查的情况是，大方言、有影响的方言（如县域方言）、濒危方言有较多学者予以关注，并开展调查。乡村方言保留了早期汉语的诸多特点，变化速度较慢，是古汉语的活化石，需要组织人力开展全面的调研。有人认为小方言可以任其自生自灭，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每种方言都是该处民众的独特记忆，承载了珍贵的文化信息，任何一种方言的灭绝，都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因此，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看，我们对广东现有方言的了解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需要再花大力气补充，只有我们这方面的“功课”做好了，才谈得上撰写完整意义上的《广东汉语方言概要》（或其他概要性著作）。

（四）语言生活研究处于薄弱状态，影响语言政策的制订

   语言生活是语言资源的动态化表现，我们除了要了解语言资源静态的一面（即基本语言特征），还需要研究语言生活，研究语言是如何应用的，它们在应用过程中有何特点，民众对于语言运用有何要求，有关方面可以在语言服务方面做哪些工作。对于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广东省甚至落后于其他省区，如广西出版了《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广西贺州市贺街镇语言生活调查研究、广西贺州市鹅塘镇语言生活调查研究、广西贺州市八步镇语言生活调查研究等），还建立了语言博物馆，这些都要建立在对语言生活精细调查的基础上。广东的语言生活非常活跃，方言影响大，但语言生活的调研甚缺，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语言政策的制订。这一短板一定要补上。

   广东语言学者受岭南文化影响较大，其优点是务实低调，长于田野调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甚多，语感强，但不足也很明显，即多数不太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不善于在理论上进行创新。这是广东学人今后需要改进的。

二、语言资源保护的基本策略

   目前中国对于语言资源的保护，民间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虽然有汪涵等知名人士的介入，倡导调查湖南地区方言的“響应”计划，但未能改变全国的总体格局），基本态势还是自上而下，主力还是学者。可是对于一些重要的语言，对于一些濒临灭绝的语言（如吉兆土话），依靠这种方式来保护，可能无助于事。

   语言资源保护的策略可以包括以下几点：

    （一）有关主管部门要就语言资源保护提出具有战略性的近、中、远期规划

有关主管部门要在咨询、依靠语言学者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战略性的近、中、远期规划。目前的基本情况是，教育部门基本上按照中国语言资源中心的布置开展工作，缺乏主动性和长远规划，广东省语言资源复杂多样，光靠上级的引导和支持还远远不够。语委应负起引领全省语言资源保护的重任，督促下级的教育部门在语保工作起带头、促进作用。从现实情况看，语保项目是各显神通，通过教育部门协助来完成的，几乎很少。近期规划、中期规划和远期规划对于广东语言资源的保护非常必要，可以让有关方面和专业人士知晓哪些工作为当务之急，哪些事务为今后需要谋划，分清轻重缓急。必要时可以召开全省的语言资源研讨会或座谈会，制订这方面的规划，改变目前随意而为的局面。

（二）要改变目前自上而下的基本态势，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流态势，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保护和抢救语言资源 

改变目前以政府主导为主的格局，引导社会力量介入语言资源保护，毕竟政府+学者模式所能做的，比起语言的汪洋大海，还是很小的一部分。要提倡3个“并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学术保护与社会保护并行，语言研究与语言应用并行。广东中山三乡有个尚古文化保育机构，属于民间自发性的组织，致力于三乡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做了一些方言课堂推广计划，如地方童谣进幼儿园和小学，地方俗语的调查记录，得到文化部门的肯定和支持。全省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力量如果能够加以整合，将会在语言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三）要善于利用新媒体，拓展语言资源保护的广度和深度    媒体的影响力巨大。学者传统善于治学，但如何面对、如何利用媒体，则需要“补课”。媒体在语言资源保护上有三大作用：一是宣传的作用，以往通常将语言当作交际工具，但对语言作为资源的属性认识还不足够，地方媒体宣传语保工程的力度还不够，如何引导媒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有关方面和学者应该加以注意；二是传播信息的作用，其中又分传播方言普及信息和方言专业信息，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方言普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像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卫视频道推出的“谁语争锋”节目，首创“节目主持人+地方台主持人+参赛团队+嘉宾”的模式，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抢题+问答），推送广东三大方言的常识，受到普遍欢迎。《南方都市报》则开辟“粤语吧”粤语专栏，《羊城晚报》在“都市圈”栏目讨论粤语地位，在“花地”刊载介绍粤语俗语的文字。这些都大大增进了社会对地方文化（包括方言）的认知。在方言专业信息的传播上，媒体表现稍弱，只有《中国社会科学报》偶尔会发表相关论文和消息；三是技术支援的作用。方言一般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要记录和传承，必须运用现代手段，需要对有声语言数据进行采录，这里面便涉及许多技术问题。例如可以利用新媒体进行方言的调查与核实，也可以利用某些新形态（如微信公众号）传播方言文化的知识和信息。（四）从使用人群入手，根本上改善语言资源“断流”的现象

    语言资源保护，最重要的还是语言的使用，语言使用的人越多，说明这种语言的活力越强，反之亦然。如果一种语言无人使用，那就算记录、保存得再完善，也无济于事；如果一种语言使用的人越来越多，那说明语言之河无“断流”之虞，即使一时的调查研究有缺陷，也可以慢慢弥补，通过努力来完善。所以，不要轻易地指责某些业余的语保人士工作不到位（即使是目前的语保工程，也尚有改善和提升的空间），而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做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尽力地扩大语言资源保护的队伍。

    使用人群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区分，可以从职业、身份来区分，也可以从年龄、性别来区分。窗口行业的从业人员是方言使用的主力军，媒体从业人员则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学生则是方言使用的生力军及后备力量。从这几个人群入手，才是解决语言资源“断流”的根本之道。这就涉及一些政策性的事项。


   三、语言资源保护的若干措施   了解了广东语言资源的语情，明确了语言资源保护的基本策略，还需要采取若干具体措施，使得这些策略能够落到实处。我们觉得以下几点必须提出：（一）语言资源保护的“四化”    语言保护不单只是保存，而是要让语言可以更好地生存和成长，而要达到此一目的，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①固化：固化即定格，就是将语言客观地记录下来，记录也有程度的差别。比如我们做广东省地理信息系统的语言调查时，便采用A、B、C三级词表记录词汇。    现时所做的“语保”，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语言基础数据的“保存”。    固化还有一种形式是运用博物馆的载体，形象地展示语言的方方面面。我国第一家语言博物馆位于广西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分语言分布及说明展示区、电子音像展示区、与语言相关实物及研究成果展示区、音像摄录与互动区等板块。    ②数据化：数据化就是对语言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包括标注、同一化、入库、进入平台，便于研究和绘图，以及日后的语言应用。    ③活化：活化就是提升语言的活力，具体而言便是提升后代的母语能力和学习者的使用能力，拓展语言的使用范围。如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与广州图书馆合办“公益粤语”（主要针对外来人员）、广州有些幼儿园开展粤语童谣的教学、上海地区的乡土教材进校园以及台湾闽客语的培训及等级评定。

    ④现代化：就是全面地提升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转换角色认知。传统认为语言（或方言）只是一种交际工具，故交际性（交际能力）不强的方言往往被赋予“无用”的特性。但从现代化的观念视之，则语言具有诸多特性，包括交际、服务、社会安全（国防、反恐、刑侦），以及文化传承等，有的社会已有共识，有的则不为人知。

（二）语言资源保护的几个切入点    A．从主管部门入手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要有切实而全面的理解，对五六十年代强调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要有正确的评价。在当时方言分歧严重、语言规范不足的情况下，强调推普是适应社会需求的。虽然没有提出‘消灭方言’的口号，但是视方言为异类、是规范对象的观点，确实是存在过的，有些做法显得过激和偏颇，以致客观上加速了方言的萎缩。例如广播电视都由普通话一通天下，在普通话教学、测试上，掌握的标准失之过严。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做法已经有所改进，例如地方广播电视已经容纳了方言，不过关于尊重历史、保留方言在各种传媒的活动空间，还需要用政策加以认定。”（李如龙2009）

    语言资源保护的主导单位，是教育部及下属机构，同时又是“推普”的负责单位，从以前强调全民推普，到现在推动语言资源保护，这面临着角色转换的问题。对于某些人而言，还存在观念更新的问题。社会上存在着将普通话与方言对立起来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于“推普”和语言资源保护都是不利的，要理顺“推普”和保护语言资源的关系。尤其在政策上，要做一些调整。如强化母语意识，加强语言资源意识的灌输，放宽传媒语码的限制（各大方言都应有新闻播报）。

    B．从学校教育入手    编写乡土教材，提供大区方言的选修课，打造宽松、人性化的校园语言环境，在高中阶段鼓励学生进行与本地语言文字生活相关的研究活动。方言进入中小学、幼儿园领域，在上海、江浙、湖北宜昌，都有不同程度的举措（李佳2014）。但在广东，这项工作反而举步维艰，目前只有畲语乡土教材，瑶语、壮语皆从缺，而粤语、客家话、闽语由于带有方言的身份，进入学校课堂更是困难。这固然有客观的因素（如编写人手紧缺），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教育主管部门不够重视。前面说过，学生是方言运用和传承的生力军，如果无法解决生力军的问题，方言“断流”将迫在眉睫。

   C．从传媒语言入手

    传媒从业人员在语言资源保护和传承方面起着很重要的示范和标杆作用。就粤语而言，便涉及语音的规范问题（即正音）、语义运用的准确问题，还有方言字幕的书写问题，这些都不可掉以轻心。目前粤语播音乱象丛生，其实就是粤语规范化工作没有做好而导致。因此，如何提高粤语播音的水平，改善粤语用字存在的问题，要从方言培训入手，提升粤语播音人员的素质，加强其他从业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经验较为欠缺，好在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传媒语言的规范化同样要正视方言问题，暨南大学语言资源保护暨协同研创中心正与有关部门协商，准备创建中国大陆首家“粤语水平测试中心”，拟定一批规范，推动粤语培训的标准化和社会化。

   D．从家庭语言入手   要从家庭语言入手，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社会上也要给方言生存提供宽松的环境，改变使用方言是“低人一等”的认知。著名学者詹伯慧教授就提倡“父母在家应跟孩子讲方言”（黄河方2016），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家庭语言都无方言的地位，地方文化的生存将会是怎样一种窘境。    司罗红（2016）认为：“应鼓励家庭成员说方言，形成‘儿童在家说方言，在校说普通话’的语言培养模式。这首先需要家长具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需要家长认识到传承方言与保护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基本正确，但语言培养模式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学校只能说普通话，家庭只能说方言，而是要根据需要来决定语码的使用，要允许在课余时间使用方言，这对普通话在校园的主导地位不会形成冲击。    影响家庭语码使用的因素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教育政策、家长（不限于父母）态度以及下一代个人态度。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的后果就是，方言“普通话化”日益明显，方言在社会的传播失去基础，方言文化失去根基，最终导致新一代失去母语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负面影响。

   年轻一代方言能力减弱，以上海、厦门这类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最为突出，目前有关教育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似乎还不明显。

（三）重视平台建设和队伍建设在语言资源保护中的作用   平台建设在语保事业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没有平台，便形不成规模效应，尤其是语保是全新的事业，技术要求高，靠个人单打独斗往往无法应对。在语言资源观的引领下，各地陆续成立了相关机构平台，如教育部成立“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教育部与南京大学共建“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与中国传媒大学共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有声媒体中心”，与厦门大学共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陕西师大成立了“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两个机构，暨南大学成立了“语言资源保护暨协同研创中心”等，极大推动了我国语言资源的调研、保护和开发利用。

    有了一个好的机构平台，还必须建设一支有较高学术素养、能吃苦耐劳、团结奋进的团队，并辅以健全的制度建设。此外，相应的刊物平台和会议平台也需要着力打造。

    （四）语言资源保护与语言应用    李现乐（2010）指出：“语言资源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保护语言资源的目的之一是开发和利用语言资源,而开发和利用语言资源产生语言经济。语言经济是与语言相关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语言经济的发展需要语言资源观指导下的语言经济研究和语言经济规划,其中包括语言资源调查研究和针对语言经济活动的普查与评估工作；同时,也包括社会语言服务和汉语国际传播方面的语言经济研究。”    广东语言资源丰富，语言应用的前景非常广阔。例如，粤语在华南地区和海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粤语培训需求旺盛，其间的市场潜力便相当可观。以粤语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粤语电影、粤语电视剧、粤语动漫、粤语歌曲等）在海内外颇有市场，这就牵涉到如何恰当地运用粤语的问题，包括粤语翻译、粤语配音、粤语文字标注等。在语言康复方面，粤语失语症的治疗必须有粤语研究成果的介入。在通讯方面，方言语音输入法还不成熟，方言与文字的自动转换更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利用方言研究成果，协助刑侦学、国家安全等领域开展工作，也是语言应用的重要课题。





四、思考与建议广东省的语言资源调查研究和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未来的工作，我有以下几点思考：（1）全面开展语情调查，了解和掌握语言资源的“家当”，为科学的语言决策服务。以往我们在做研究时，往往过于关注语言本体，语言资源的情况只是做粗浅的调查，对于语言使用人口、语言的细致分布、方言的内部差异、家庭语言的使用情况、当地百姓的语言态度、语言的相互影响、本地媒体的语言文字使用、校园语言使用等，知之甚少，这种情形需要改变；广东有些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像李莉亚、黄年丰（2017）、赵越（2014）、刘慧（2020）等人都写了一些挺不错的调查报告；（2）既要关注权威、强势方言，又要注意调查弱势、边界方言；既要研究城市方言，也要注意城镇方言、乡村方言，以往我们较偏向前者而忽视后者；（3）传统的方言调查，为我们留下不少好经验，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也存在不可验证的不足，新时期的方言研究，应该也可能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那就是倾向于更精细、多维度研究，既要纸笔的调查，更要有音频、视频的记录；（4）调查研究要和保护传承相结合，想要达到这一点，学者必须充分发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语言保护工程，广大人民群众才是语言使用和传承的主体，目前的语保工程，只是一个开端，完成语保项目，并不意味着语保工作的结束；（5）语言资源保护不能只依靠某个个人或某个机构，方言中心在全省乃至周边省区设立30多个科研工作站，充分调动工作站所在高校的科研力量，进行协同调研，资源共享，创建语言资源数据库平台，为后续研究和衍生产品服务；（6）了解社会的语言需求，大力推动语言培训，提升语言应用水准，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催生成熟的语言产品。
    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甘于恩 2018：岭南语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一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发言，湖南长沙。

甘于恩2020 A：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020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商务印书馆。

甘于恩 2020 B：闽南方言资源保护的几点看法。闽南方言资源保护与应用论坛大会发言（2020.10.23-24，集美大学）。

甘于恩、陈李茂 2017：广东语言资源保护：策略与措施。学术研究，第3期。

黄年丰2017：珠海市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南方语言学，第12辑。

李莉亚、黄年丰2017：广东省经济特区居民语言态度调查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李如龙 2009：濒危方言漫议。南方语言学，创刊号。

李现乐 2010：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经济问题，第9期。

刘慧、黎顺苗2020：粤东地区居民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司罗红2016：方言传承的纽带在家庭。《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赵  越 2014：雷州半岛客家方言概貌。 南方语言学，第7辑。

精彩回顾

本期编辑：陈娟娟

本期审读：陈雅婷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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