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柯蔚南：新型客家、旧型客家与早期南方高地汉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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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蔚南：新型客家、旧型客家与早期南方高地汉语（上）

柯蔚南 著  刘镇发译

在上个世纪，客家语言研究领域是颇为稳重而单一的。大多数汉语语言学学家都同意“客家”这个术语，标志着一个方言区的一般特征。但到了今天，客家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一贯看法。虽然熟悉这些变化的人只是少数专家。本文的目的是介绍这些新进展，特别是关于历史和比较语音学的部分。

第一部分：背景资料

广东嘉应州的客家方言，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所熟知的，尤其是瑞士巴色教会的人员。他们汇编了这些语言的词典和其他语文资料。他们的词典编纂的杰作，有MacIver 1926年编的客家词典（Branner, 2000；庄、黄，2014），而其早期的1905年版本早由高本汉多年来，在他的一些中国历史音韵学作品中经常引用(e.g. 1915-1926; 1954)。[1]

嘉应州就是今天的梅州，包含被称作梅县的行政区。来自该地区的大量移民使其语言成为散布各地，密不可分的方言变体，其分布在中国由台湾到四川，在国外则从婆罗洲到曼谷。事实上，这些移植的语言品种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彼此之间相互听懂，也与其历史原型梅县客语类似，增强了客家方言家方言高度统一和同质的看法。

因此，现代方言手册通常将今天的梅县话，作为客家方言的标准和标志性典范。而这种语言的结构可以告知客家话的一般印象，特别是客家音韵的构造。在本文中，我们称这些“梅县谱系”的客家话为“主流客家话”。

通过许多在20世纪70-80年代方言学家的工作，实现了识别客家方言客观标准的精确和完善化。例如，Hashimoto（1973）、丁邦新（1982），黄雪贞（1988; 1989），Norman（1989）等。罗杰瑞在其1989年的文章“什么是客家方言”中。提出了以下用于识别这种方言的方法（1989年：340）：“为了确定一个方言是否客家，人们应该检查具有通音（鼻音或侧音）首字母的上声调词。如果方言真的是客家，那么这些词将分为两组，一组在阴平类别，另一组在阴上类别；一个音调或另一个音调的发生率将在词汇上确定...”

重要的是要理解“发生率”和“词汇决定”的意思。“发生率”基本上表示“发生”，即是否发生所需的音调配置。“词汇确定”表示所讨论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是两个相关音调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属于天赋和任意的音节。也就是说，它们不能通过任何外部标准来确定，例如在切QYSQYS中的特定初始，最终或音调类的成员资格等。实际上，它们是不可预测的并且是单词的固有成分。它们发生在哪里，并无其他概括可以解释。现在，为了在方言分类中使用这个选择标准的原则，自然必须有一个属于QYS低调域上声音节，两个现代方言类别的列表，即阴平和阴上。事实上，罗杰瑞为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断定清单（Norman, 第340-341页）。

同样重要地要注意的是，他将断定标准限制为次浊声母音节，并且事实上排除全浊音节。最后必须留意到，具体的方言不需要包含罗杰瑞列表中的所有断定音节，才被认定是客家话。[2]其原因在于，具体方言中的这种音节的清单，可以通过来自其他方言或官话的借贷而被侵蚀。那么，人们所寻找的是在测定方言的大量案例中与测试库存达成一致，即一种“临界数量”的案例。[3]掌握这种水平的断定精准度后，就有可能确定一种具有相当大可能性，但当然不是绝对符合预期的客家方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新的客家调查数据开始涌现。这包括对个别方言的大量研究，以及专门的方言专著（Sagart, 1993）和两本主要的概要性巨著，《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张，1992）和《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刘纶鑫，1999）。在这些作品中报导的一些方言，并且按照上述标准被充分证实为客家话者，与主流客家的方言有很大差别，因而展示出客家话这个家族在音韵上比原先想象的更多样化。这些新发现的方言许多都是在江西省（或福建的毗邻地区）。学者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地区的人都缺乏侨民的传统。或从梅县地区迁移出来的口述历史记忆。他们没有与主流客家在文化上或种族上相关的自我认同，而只是将自己视为来自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今天这种类型的方言有时被专家称为本地客家话，因此我们将其称为“本地客家”，将它们与主流客家区别开来。[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客家研究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发展。1983年，易家乐(S. Egerod)发表了一篇关于广东北部南雄方言的简短而重要的报告。这种类型的语言在那时通常仍然被称为地方土话（local patois），并且被视为与中国主要方言群体在分类上未有定论。易家乐关于南雄的初步结论是，它基本上与闽或闽相关。2001年，沙加尔(L. Sagart)在一篇名为“南雄和客家”的开创性论文中，发表了新的、来源于他自己实地调查的南雄数据。在那份报告中，他对易家乐关于这种方言可能为闽方言归属的理论提出了异议。首先，他注意到南雄方言中各种重要的“非闽”特征。然后，他继续指出方言中的各种客家式词汇项目；最后，他观察到尽管南雄的表层音韵结构，在各方面与客家表面不同，但它在更深层次上与相应的客家特征有系统的相似之处，包括与上述一些客观的客观断定标准的微妙对比。换句话说，南雄不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客家方言，而是以独特和亲密的方式与客家话有关。因此，两者所出现对应关系不能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南雄是汉语方言的事实。因此，沙加尔的观点是，南雄和客家是密切相关的姐妹分支，源自一种常见的近源语言。

沙加尔关于南雄方言的结论，对于客家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不仅因其特别关注这种方言，而是因为它们对被梁肇庭（Leong, 1997/2013）称为“客家核心地带”或在其附近地区分类学上未分类的方言，在未来的研究方面有更广泛的指示。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些含义：

1. 即使与客家语言区域接近或毗邻的非分类方言，缺乏典型的客家式语音轮廓并且未能显示出公认的客观特征，但仍应受到关注，以确定其是否具有与客家一般的系统对应音韵，特别是具有上述断定特征。换句话说，应该确定它是否拥有与客家方言的“隐蔽”语音联系。

2. 如果事实上发现了这种系统性的联系，那么必须考虑所讨论的方言，是客家群体的平行或姊妹的可能性，即它们是从近似的共同来源发展而来的。

3. 我们不需要或者要求我们发现可能的系统对应，与沙加尔为南雄发现的那些相同。实际上，这也不大可能。我们关注的是，是否存在任何直接平行和相似。这是因为如果可以识别这样的姐妹方言，它们可能已经从推定的共同来源彼此独立地演化。现在我们应客观地检查这种类型的所有可能性。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到现在，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和湖南东南部方言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今天这项工作继续迅速发展，产生了稳定增加的新田野数据，并采用了类似于上述南雄研究中开发的方法，以确定新的客家相关土话品种。

在其对南雄和客家方言的讨论中，沙加尔指出在客家话中，传统的QYS全浊系列的塞音和塞擦音（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在汉语早期阶段为浊音）清化为送气。在南雄，同一系列清化为不送气。因此如果我们根据沙加尔，来假设它们都来自一个较早期的共同来源，来比较南雄和客家话，那么我们必须假设该来源有一个“第三系列”。非单纯清音或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此第三系列无论其实际的语音实况如何，都应直接与qQYS全浊系列相对应。沙加尔同时指出，南雄在属于QYS阳上调一些字的发音特点，暗示他推测的祖源语言确曾存在过阳上调，而此声调曾经是早期共同早期方言的一部分，尽管这个声调没有以独立声调的形式，存在于现代形式的客家。这点非常有意思，因为随后在广东北部和赣南发现的土话品种，其中一些方言具有完整无缺的阳上调，如沙加尔的南雄的情况，有间接证据指向这声调曾经存在（例如庄初升，2004，2012；张倩，2014A，2014B）。[5] 或者类似的比较发现，证实有整个全浊塞音和塞擦音系列，存在于假设的早期的源语言（如，郭必之，2005；庄初升，2004，2007，2008；张倩，2014a）。即在共同汉语方言阳上调，至少在某些音节类存在，即使在现代形式的客家不存在这样的独立声调。

这些类型的发现清楚地表明，所讨论的土话品种要嘛保留实际古老的客家前特征，要嘛为这些特征的早期存在提供间接证据（如全浊初始类型的情况）。在一些客家专家中，最近引起了对这种古老方言类型的命名，即“老客家话”。而且，作为对此用词的补充，迄今为止习惯用语“客家”（包括主流和本地）则称为“新客家话”。

我们建议的英语词汇分别是Paleo-Hakka（旧型客家话）和Neo-Hakka（新型客家话）。我们在这里避免使用“Old（古/老）”这个词，因为在英语中“古/老”作为语言名称的限定符，指的是最古老的书面或文本证明形式的语言，例如，古英语，古挪威语，古高地德语，旧型客家方言是现代口语而不是古代方言。我们使用“neo-”与“paleo”相配，因为与希腊语前缀“paleo”相关的英语用词也应该是希腊语“neo-”。总而言之，以前我们只谈过“客家”，我们现在应该把汉语方言学家称呼的客家话为“新型客家话”，而无可争辩地跟客家相关的土话品种，则使用“旧型客家话”这个称谓。

这里必须解决的客家研究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少数民族畬（旧称輋）话方言在汉语方言的分类。畬话是一种客家话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参见Norman, 1986），但这种观点尚未被普遍接受（例如，游文良, 2002）。最近，中西裕树（Nakanishi, 2010）证明了畬话与客家话有着共同的创新。中西将畬话与更广泛的客家方言家族（即新型客家，Neo-Hakka）结合起来。然而，他更发现畬话方言拥有独特的共享创新，这些创新在新型客家中找不到。这表明它们跟“传统的”新型客家群体，在分类定义上有整体上的不同。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重建的共同或原始畬话（邓晓玲,[2013]；Coblin, 手稿2）与共同新型客家话比较(Coblin, 手稿1、手稿2)，很明显后者不可能是前者的祖先。原因是共同畬话拥有现今新型客家方言中所缺乏的语音特征，而其更无法从共同新型客家语[6]中预测出来。这说明我们现在称呼的畬话和新型客家，应该被视为一个较早的近端共同祖先所生的，两个非常相似的女儿。中西将这个共同实体，视为他新提出的共同客家话。我们的观点是，目前所称的畬话和新型客家话，来自一个较早的共同客家-畬话原始语。我们与中西的立场差异，主要是命名而非实质。共同客家-畬话，中西可能会称共同客家或原始客家话，这对他来说必须分成两个分散且有凝聚力的分支，其名称为畬话和（也许是）“非畬话”。这些“非畬话”将直接对应于我们现在称为新型客家话的语言。但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与中西均应将这些语言的研究视为比较问题。也就是说，中西在畬话方言确定的独特创新，应该首先相互比较来找出一个共同畬话。而新型客家话（或“非畬话”）方言必须以相似的方式进行相互比较。然后可以将两个重建的分支系统，相互比较以得到两者的共同祖先。我们赋予该祖先的名称最终是个人偏好的问题，从方言系统发生学和比较语言本身的角度来看，这是次要的。在本文中，我们将称之为共同客家话-畬话。

“畬”一词源于汉人的他称。99％的畬族人在自我介绍中使用的最常见的自称，是[san1haʔ7]或[san1haʔ7ŋin2]的一些变体，相当于现代标准中文山客或山客人，简单地说是“山区的陌生人或外人”的意思。[7]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人的语言。

其余1％官方指定的畬族人口，自称名为[ho33 nte42]（中文：活聂），意为“山人”。他们讲一种苗语语言，住在广州以东山区的九个村庄里。我们选择在这里称他们为活聂。中国政府的政策认为活聂种族上是畬族，虽然两者均没有任何本土传统文化，让这种联系合理化。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互相支持这种联系，或者声称他们是基于1956-58年的民族普查结果。但是，相关文献中没有给出该实体产生的，任何严格民族志报告的准确参考；而我们至今仍未看到这些声称畬族与活聂相关的种族论述。换句话说，在撰写本文时，关于山客/活聂的真实证据的文字记载也付之厥如。虽然偶尔有反对声音，但官方立场在中国很少受到质疑（例如，见雷先根，2007：40-41和邓晓华，2005:144；刘婷玉，p.c.）。在中国以外，对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甚少。（比较，Niederer 1998：163-169，Ratliff：2010：3，Jerry Norman，ap. Coblin 2013：230-233;，特别是Nakanishi and Kwok 2009)。我们自己的观点是，这些关系在民族学和语言学上都很难得到证实，应该持怀疑态度。如果确实存在直接的活聂/山客文化联系，那么它仍然需要在中肯和令人信服的情况下得到证实。

II. 历史模式

在第一部分我们鉴定了新型客家、畬话及旧型客家是语言学上相关的实体，新型客家和畬话被认为非常接近，而旧型客家话则相对疏远。所有这些实体都与沙加尔的假设一致，来自一个较早期的祖语，而我们目前没有给它正式名称。新型客家和畬话都是有效的系统发展类群，由通过独特共享创新相连接的方言组成，因此构成了更高分类群下的节点，我们称之为客家-畬话。另一方面，旧型客家方言必须被视为一个副系群的个别分支，而不是一个有效的分类群。换句话说，就目前所知，没有单一的共同创新所描绘的单一的旧型客家分类群。

为了将上述假设提升到更具体的水平，我们需要一个历史框架。也就是说，一个人口统计和迁移历史模型，将我们迄今为止抽象的类型学表述，与所接收的文本内容相协调。要在此详细开发这个框架，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将利用先前提出的框架，准备了两篇文章，即柯蔚南2015；手稿1。[8]在准备这些作品的相关部分时所参考的许多来源中，有三个特别有用，即葛剑雄等（1993, 1997）和梁肇庭（Leong, 1997; 2013）。我们现在将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勾画出我们的发展模型的预示版本。任何这样的历史模型当然都是假设的，可能会被修改，甚至完全被否定。但是，如果要将语言数据和历史证据，合并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语言历史图景，那么这种类型的假设是必要的。

2.1 初始时期

华南地区的大规模汉人渗入，可能始于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公元前259年 - 公元前210年）发起的五军50万人远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一支10万人的力量，他们从赣江流域向上移动到最南端，占据了现代的赣州和南康所在的交叉支流山谷的区域。从那里他们夺取了横浦通道的控制权，并越过了该范围以南的区域。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在占领现在的江西、福建及广东和某些毗邻地区，并且在山区内部驻军。我们称之为“南部高地”。这些前哨不仅由常规的军衔部队，而且还有军事农业殖民者（屯兵）。在随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公元前202-公元220），一个非常相似的驻军系统得以维持。此外，赣江流域和南部高地，也被平民移民以缓慢但稳定的速度开发。这些新来的中国农民普遍喜欢在盆地肥沃的平原上定居，我们称之为“中南部低地”。后来，由于这些地区最好的土地已被占用，新移民进一步向上游进入南部高地。人口历史学家认为，参与这些运动的中国移民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那些到达高地的人仍然在那里构成了一个汉人的多数，超过了已经居住在该地区的原住民。

各种证据表明，新来的汉族高地人与土著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和平相处（李默，1993）。然后谁组成了这个土著人口呢？首先，很明显它们在文化和语言上都是非汉族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中国的资料来源中，会使用越和蛮等术语来表示他们，这些术语是因为汉人视他们为非我族类而使用的。其次，从我们对它们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是多样的，由汉人认为不同的群体，而不是单一的语言或种族实体组成。第三，他们据说包括部落或扩展的氏族群体，而不是汉人中的中央统治，高度结构化的政体。第四，他们至少部分是迁徙而不是在中国模式上固定不动。而且，最后他们依靠混合的轮歇耕种和狩猎和采集，而不是中国式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家。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南部高地的“原住民(Indigenes)”。

公元316年西晋朝代的沦陷，引发了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称的“永嘉之乱”。这场动荡对人口和语言产生的后果持续了大约150年，并且显著影响了长江以南的东部地区。然而，它们对中部或江西地区的影响似乎很小，因为这里的迁徙只影响了最北端，沿着长江南岸的边缘；而实际涉及的移民人数相对较少。在南部大部分地区发生的事情，似乎只是长期、稳定、涓滴的渗透，延续到最佳可耕种的平原地区，并且从那里到又有可能继续进入高地。

我们认为，在我们迄今处理的时期内，高地汉人和土著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总的来说是友好的。这种推断源于后来的畬族人的后续语言和文化特征，他们被认为是土著的后裔（李默1993，以及1987年施联朱收集的许多类似研究，以及佚名2007，第一卷）。[9]这里设想的共生的本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记得，进入高地的汉人移民在到达那里时，不是“真正的”高地人，而是移民的低地人，习惯于耕种肥沃且易于灌溉的平原，并在那里种植低地栽培品种的农民。南部高地与这些人熟悉的地方截然不同。这些新土地森林茂密，气候比平地更干燥，更凉爽。

此外，高地的土壤与移民以前耕种的土壤根本不同。另一方面，高地是土著的主场。他们在高地森林清除方面拥有多年的经验，并且对土壤类型、最佳种植时间，以及在高地地区茁壮成长的栽培品种具有高度了解。土著的监护对这些新邻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对于他们来说，高地汉人带了他们从北方的土地带来了比迄今已知的，比土著更高水平的文化，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那么，每一方都可以从另一方面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大量土著从他们自己的非汉语言，转变为高地汉人所说的汉语形式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样的语言呢？当然，它必须是某种“中古前”的汉语，正如大多数在相关时期，移居长江以南的文盲农民所说的一般。一开始时它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连续体，从赣南盆地向南延伸到南部高地。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它几乎肯定具有与华东发现的，即现今南部的江苏浙江和福建的旧方言不同的特征。它与西部湘江流域的西部汉语类型有何关系，这是一个更成问题的问题。无论如何，在目前的工作中，我们暂时称之为“早期中南汉语(Early South Central Chinese, ESCC)”。在这个早期阶段，它从北到南的多样性是一个有趣但令人困惑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地理和地形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北部低地或平原品种，和一个南部高地类型，即我们的早期南部高地语言。低地品种后来大部分灭绝，并通过连续的北方移民浪潮取代，详情如下所述。高地类型表现较佳。从第一个秦时期的军事农业殖民者到六朝和六朝时代，相继后来和语音更发展的语言类型，必定已经到达高地，并被聚集到那里正在发展的语言熔炉中。但是，除非我们实际上能够找到更好的区分和分级的明确证据，实际上可能性极低的话，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南方高地人民的早期形式视为单一实体。那么，这将是南方高地汉人和六世时期的土著居民所说的汉语。

2.2 中古时期

从唐（618-907）的后半期开始，一直延伸到宋朝（960-1279），中国人口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巨大的事件，这些事件一方面永远改变了赣江流域的人口结构。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南部高地的社会和民族构成。

第一次剧变是一次大规模的南部迁徙浪潮，始于安史之乱（755-763）。这次灾难导致中国北方人南迁的大规模人口混乱，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在葛剑雄等人确定的迁移流中，我们在这里需要直接关注的，是一个广泛的东南流动的难民，穿越下游的长江流入南部的江苏、浙江北部和安徽南部。当时许多移民留在这些地方，但许多其他人继续向西进入鄱阳平原，然后他们要嘛在那里的不同地方定居，要嘛在赣江以南更远的地方进入吉州（即现代的吉安）区域，以及继续走到流域的南端。这条主要河流的一部分也是较小的一条，直接从长江中央江淮地区穿过长江流入平原，当他们向南推进时便加入主流的移民。这些进入江西的行动被认为是相当沉重的，必然会对该地区的人口构成产生重大影响（葛建雄等，1993：247-248, 251-2）；1997年，第一卷III， 291-300）。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由于下游流域的最佳地区被占领，相当数量的移民将更进一步进入南部高地。

第二次的大型南部移民浪潮，始于1126年北宋朝（960-1127）亡于女真族（金）入侵者，引发了“靖康之难”，并显著影响了江西和邻近地区。这些事件导致大规模人口迁移出中国北方，从初始入侵时开始，并在随后的南宋时期持续，在女真人入侵期间和之后，都有大量的北方人迁移到江西（葛建雄等，1993：297- 299; 1997年，第四卷，第222-229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安史之乱时期广泛的人口流动的再现，并再次将新的北方移民投入南部高地。

安史和靖康之乱的迁徙浪潮，导致了赣江盆地的早期人口被淹没，使北方早期中南地区的移民的语言，几乎完全取代了低地早期中南汉语，侵蚀后汇聚成一种新的方言类型。在我们看来，这些事件是我们称之为“共同赣语”的主要起源，是演变为现代赣方言的祖语（Coblin, 2015）。[10]来自北方的同样移民浪潮，最终导致南部高地前所未有的人口增加和压力，现在我们必须考量其社会和语言效应。

事实上，谢重光（2007：120-127）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我们据此得出以下总结。在九世纪中期，即在安史迁徙时期的后半期，中国历史开始报告越来越多“野蛮人”（即夷僚，后来称僚或者蛮僚，稍后还有山僚和峒僚）的叛乱和抢掠。这些都是当时对非汉人的传统术语，而谢更引用了进一步的证据，例如反叛领导人的姓氏，表明有关群体部分地，或者甚至大部分是我们可以鉴定为畬族祖先的人，即现代畬人的祖先。

除了“野蛮人”的叛乱之外，历史还报导了由简称为“山寇”的人所造成的掠夺，这种表达通常仅适用于汉人，或者至少是高度汉化的反叛分子。高地的军事情况显然相当复杂。有时，两种反叛类型分别攻击被政府视为守法（即纳税）公民或政府机构。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要嘛互相争斗，要嘛反过来联合起来攻击他们认为是共同敌人的其他人群。

随后，从南宋时期（1127-1279）开始，历史资料证明了种族间冲突，和一般社会不和谐的另一次飙升（尤其见谢重光，2007：123及之后），并一直持续到元代初期（1271-1368）。这直接对应于靖康迁徙的时期。有趣的是，与福建南部的宋代有关扰动，则在历史上首次用“畬”这个词作非汉反叛分子的名称。

我们认为，理解上述事实的关键，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和对此的态度。对于畬族而言，他们是半迁徙的刀耕火种农民，土地使用方式是清理土地后将其耕种数年，然后再放弃回归自然。这当然最终会恢复肥沃和实用性。他们并无个人合法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或习惯概念，因此不可能将他们登记为土地所有者，并根据中国惯例对他们进行税收评估。

南方高地汉人在这些方面完全不同，因为它们最初来自长期稳定的农民社会。我们认为，当他们清理土地，准备种植土壤，并选择最适合他们新的高地田地的特殊高地作物时，他们从畬族祖先的监护中受益匪浅。但同时他们会与这些非汉人导师分道扬镳。对于高地人来说，一旦他们清理了一块土地，就会永久停留不走。由于他们在培育耕地和通过添加肥料来维持其生产力方面，拥有数千年的经验，因此他们田地产量纵然不可避免降低，也不会令他们感到担忧。他们很快就会多样化轮换他们的品种，来保持其田地的最大产量。因此，当他们在一片土地上定居时，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而不是别人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官方迟早会出现来登记土地，并开始以历史悠久的方式征税。

因此，纵使土著使用和占有的观念和汉人的截然相反，畬族祖先和高地汉人仍然能够和平共处，因为在唐前和唐初时期的高地人口密度低；据我们所知，它们的共生关系是稳固的。然而，由于安史和靖康迁移波，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涌入扰乱了这种均衡状态。汉人会把土地看作自己拥有的财产，对畬族在他们土地践踏或刀耕火种行为不能容忍，而最终导致了暴力。官方采取了维护汉人的立场，因为他们是纳税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是汉族的。当畬族人认为他们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受到侵犯继而反抗时，他们会被标签为“蛮族叛乱”而受到整顿。来自中原的低地汉人大量涌入，也会导致这些新移民与现有的中国南方高地汉人之间发生摩擦。原因是可耕地的竞争激烈导致，也由于新移民和南方高地汉人间，在语言文化上彼此不同而加剧。这可能导致摩擦，最终是两个汉人群体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但是，在文化和政治上与新来者更紧密联系的政府当局眼中，会偏袒新移民而把愤怒的早期高地汉人称为“山匪”。最后，由于畬族祖先“叛乱分子”和高地人“山匪”偶尔发现如果放下分歧，共同对付新移民对双方有利的话，他们便会把新移民视为共同的敌人。随着利益和敌意的减弱，联盟发生了变化和演变，导致传统历史资料中出现了“叛乱”和“山匪”的复杂情景。

2.3高原过渡期

南部高地竞争团体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持续到明朝（1368-1644）。在此期间，他们演变为华南地区各种晚期前现代和现代文化和语言结构。

从特定的汉语群体开始，梁肇庭（1997：34-35）指出，高地的敌对对抗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而政府直至1485年仍采取积极镇压暴力措施。但这并非全部如是。在元代和明代早期，即梁肇庭界定为“潜伏期”的期间，较早到来的南方高地汉人和较晚的迁来的汉人移民也进行了磨合。随着敌对行动平息，旧的怨恨首先被新兴的容忍所取代。最后，通过友好、通婚和积极的语言融合而消除。因此，梁肇庭提到的部分“潜伏期”，涉及操南部高地汉语、早期开发南方高地的汉人，与后来具有后来北方型语言形式的新移民融合。由此产生的共同语言有一个古老的底层，在其上覆盖了连续的后来的词汇层，这些词汇层与安史和靖康时期移民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特征。结果是所有高地的汉人都使用了一个层次上非常复杂的共同语。除语言外，还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融合。来自高地人的一些元素，是遗传自在他们出现在高地之前，最早的汉人定居者的生活中已经出现的。而其他的元素则是为了应对新的高地环境而产生的。许多研究，如在施联朱（1987）和佚名（2007：第一卷）[11]也有人提出：在这个早期阶段，肯定会有从畬族祖先借来的某些非汉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后来的、来自长江以北的晚唐和南宋时期移民，也带来不少文化特质。最后的结果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南方高地汉文化，其个性大致源于其独特的形成过程。

现在转去看畬族祖先。我们能够辨别出两个独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当时经济和社会压力的互补反应。一方面，与高地汉人一起时，许多畬族祖先转为内向，远离汉人。他们尽可能自己抱团，继续讲自己的早期南方高地汉语的古老形式，很少受到新迁来的汉族移民的语言影响，并尽可能与所有外来者保持距离。但是，在接触是必要或权宜之计的地方，他们坚持接触，在任何必要的程度上掌握南方高地人不断演变的汉语方言作为第二语言，并在必须与他们的汉人邻居沟通时使用这种语言。另一方面，在接触激烈的地方，他们比以前更加猛烈地反击，以致畬族与汉人之间的暴力变得更加激烈(Leong 1997: 35)。

总之，过渡期的特点在汉人的一面是“潜伏”，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汉文化类型，伴随着一种随之而来，新形式的多层次高地汉语语言。在畬族祖先一侧，则排斥和退出可避免的与汉人的接触，并继续使用自己的，相对保守的高地方言。这是一种在许多代人以前，以早期南部高地汉语的形式，替换了他们原来的非汉语语言。正是南部高地人口动态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引起了曾经是中国高地汉人和畬族祖先所说的古代南方汉语的基本分裂。

2.4 晚期迁移和散居

对这一时期的详细研究及其所包含的迁徙运动，实际上是梁肇庭（Leung, 1997）开创性著作“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种族”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多次提及这本书。由于我们对它的关注主要是它对方言发展的影响，我们将以简短而有限的方式讨论它。从汉人南方高地开始，大致上1530年已经标志着华南经济开始上升，直到明末清初的新下降周期（1644-1911）。在经济改善期间，南部高地汉人开始离开他们的家园，下去流入东部沿海和岭南地区的河流流域。他们希望在那里发现和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和资源。在向下移民到较低的地区时，他们倾向于停留在地形上更高的区域，而不太愿意去已经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在这些山麓地区，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在高地土地清理和耕作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其他同样获得的高地技能，如采矿、采石、伐木和采药。他们定居的土地，如果仍然是无主的，可以简单地占有；或者，如果已经有人拥有的话，从低地地主那里廉价出租，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耕地，不可能进行湿地种植而具有很小的经济价值。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高地汉人拥有独特的，在他们的南部高地家园已经发展了许多代的文化和语言。这一点立即被低地人注意到，他们称他们为“陌生人”或“外人”，即客家人、客人或客民。因此，严格地说，在这个时期才开始我们可以合法地谈论“客家文化”或“客家语言”。[12]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个时期，一个独特的“客家人”的概念只存在于低地人。没有证据表明，高地汉人移民这样认为自己。换句话说，使用梁肇庭的指导方针（1997：20），他们已被确定为拥有一个可识别的族群。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没有移民的高地人在前现代时代，从未被认为是“客家人”。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就像他们今天一样，只是本地人：“这个地方的原居民”。相反，现代语言学家和方言分类学家，通过比较方言学研究，选择称呼他们和他们的语言是“客家”而已。

当华南经济再次下降，并最终在1700年左右达到谷底时（参见Leong, 1997：42），为了竞争正在减少的资源，客家人与低地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客家人的高地农业和伐木活动造成的环境退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了下面平原的灾难性洪水和其他破坏。这些因素的结合最终引发了客家人和低地人之间的彻底暴力和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客家人中间发生了梁肇庭所谓的“种族动员”（1997：14）。换句话说，外部压力和种族冲突首先产生了种族意识，然后产生了民族团结。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全面的客家民族意识或种族出现了。从这一点开始，我们终于完全有理由在其现代意义和应用中使用“客家”一词。

如上所述，为了避开与中南部高地的汉人的冲突，畬族祖先退出与他们的对手的接触。然而，当被激怒时，他们大力抗拒。这些冲突造成的暴力程度严重震惊了明朝政府，并且在1500年代导致了越来越严厉和镇压的“平乱”运动，这种运动一直持续到1600年代（Leong, 1997：35）。最后，畬族抵抗被果断地粉碎，而反过来导致他们从高地大规模外流。这种人口分散是我们所说的“畬族散居”。我们认为，它标志着从南部高地的“畬族祖先”阶段，向现代或“今日畬族”阶段的过渡，其轨迹转移到其他地方并且仍然存在。散居者沿着两条相当不同的路线逃出高地。也许最大数量的畬族向东南移动到广东东北部。从这里，许多人向北移民到沿海的福建。然后一些继续前进到浙江南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远到北部和西北部。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汉族人之间进行了交流，但他们总是呆在在自己的村庄或小村子里，在那里他们成为汉人模式的定居农民。虽然他们仍然在社会上深居简出，但他们为了经济自由的目的离开他们的村庄，出售他们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并在他们的汉人邻居中当日工。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双语或多语言，他们说自己传统的汉语畬族方言和他们的汉族邻居的当地方言。另一组畬族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进，主要是将它们带到闽西。在那里，他们有时会继续与汉人分开居住，但有时也开始与他们混在一起，导致今天在该地区的种族混合极其复杂。其中一些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汉语畬方言和他们大部分的独立文化，所以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很难确定谁是“真正的畬族”而谁不是。[13]

在这发展的历史大纲中，我们对旧型客家方言说的很少。这是因为可靠的迁移历史证据很少。但是，以下材料可能会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根据庄初升（2004：8）的说法，粤北旧型客家话人口的历史传统大多声称，他们的祖先在两宋期间来自江西和湖南。这相当于靖康迁徙浪潮期间和之前的时期。在这个更广泛的群体中，李、庄（2009：373-376）对韶关的人口历史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处理。旧型客家话不仅包括口头传统，还包括族谱的摘录。他们对这种材料的分析，产生了类似于庄初升（2004）报导的一般结果。但是由于存在某些显著差异，这些作者对族谱的时间顺序，和区域细节的完全可靠性表示怀疑。具体来说，他们质疑所有移到韶关地区的移民是否扎宋代之前到达那里。他们也认为移民的地区起源可能比传统的移民更加多样化。这些要点中的第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内部证据表明，旧型客家方言的内部多样性太多，不会来自单一的迁移浪潮。相反，它们中的许多或大部分更可能代表离散的迁移事件，即从北部地区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移民潮。对于这些要点，我们仍需从历史音韵学，而非人口统计学历史中加入最终推论。也就是说，如上所述，将客家-畬话共性（包括新型客家和畬话）与旧型客家方言的数据进行比较，指出后者无论是音调还是辅音声母系统方面，语言阶段比任何一个都要古老。这一点必然意味着，旧型客家方言，无论其绝对的分期结果如何，都必须与客家话分开，并在古老的早期南部高地汉语音系仍然完好的时候离开南部高地。换句话说，这种移民多元化，无论在哪个发生阶段，都必须早于普通客家–畬话复合体的分解。但从绝对意义上说，这种情况发生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最后，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它不晚于宋代时期发生，但至少在此之前可能已经开始了。[14]而且应该注意的是，它不仅影响了粤北，而且还影响到了高地的北部和西部。

最后，在本节结束时，我们注意到南部高原历史上的客家移民时代和畬族是一个历史时期，它导致主流客家话和畬族方言群的结晶。另一方面，没有移民的南方高地人成为今天的本地客家方言的发言人。继梁肇庭（1997）之后，我们怀疑“客家”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晚的，主要是民族学的术语；严格来说，它所指的群体所操的口语，才是唯一应该被称为“客家话”的方言。理论上，我们应该避免在其他背景和场所使用“客家话”一词。但是，我们并非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因此，我们在这里不会尝试对方言命名法进行彻底修改。

III. 历史模型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在开发前一部分概述的历史模型的最终目标，是计划使用新型客家话，旧型客家话和畬话等名词，来进行现代方言的比较历史研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是，进行这种研究方法的最有效方法，是将经典的比较方法应用于现代数据。然而在此操作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且特别考虑在所讨论的方言中，广泛出现的词汇层次。我们在下面的第二部分中引用的示例，将反覆出现此问题。

首先，我们应注意到，主流的客家方言已经被奥康纳（O’Connor, 1976）比较研究过。他称其重构系统为“原始客家”。这项工作非常成功，是客家语言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由于它早于完全理解汉语方言中的分层的时期之前，它偶尔会通过交叉比较研究的方言中，不同词汇层的材料而误入歧途，而不是将这些层串联起来并将其内容串联起来比较。尽管如此，这对客家重建工作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和重要的贡献。

主流客家话当然只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新型客家话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是本地客家话。自从奥康纳的早期工作以来，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这两种类型的新数据，[15]很明显地我们现在需要对新型客家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事实上，这种类型的工作已成为我们未发表的手稿“共同的新客家：比较重建”（手稿1）的对象。我们称之为重建系统“共同新型客家话”，以区别于奥康纳的“原始客家话”。这个术语现在已经很成熟。与他的原始客家话不同的是，我们的共同新型客家话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只要数据允许我们识别材料中的多个层次。我们称之为“原始新型客家”材料中最古老或最早的可识别层。当跨越方言的并行示例中，证明了整个系统的多个发音（即异读）时，系统中的不同层班会出现。这将在下面的第二部分中进一步注意和逐步讨论。

在我们的历史模型中，我们提出新型客家话和畬话，曾是密切相关的共同实体的姐妹分支。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显然需要两个进一步的步骤。第一个是为为何畬方言重建一个共同或原始系统，第二个是将这个系统与共同的客家话进行比较，以达到更高阶的沟通客家-畬话系统。事实上，这项任务已经成为另一项未发表的著作，题为“重建共同的畬话和共同的客家–畬话”（Coblin, 手稿2）。

最后，我们应该将“共同客家-畬话”系统与“旧型客家话”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然后，这一步将产生一个古老的原始系统，该原始系统在各种旧型客家品种从中央高地方言共性出发之前就存在，其中最古老的层次可能主要对应于原始的早期中部高地汉语。事实上，我们目前的研究恰恰涉及这项工作，现在整个重建系统已经很有规模。

注释：

[1] 有趣的是，在高本汉著名的《中国音韵学研究，Phonologie Chinoise》（1915-1926）中，他使用的客家话资料，最初的来源不是MacIver的客家词典本身，而是稍早一点，今天同一作者鲜为人知的作品，即中英文的客家索引，H. A. Giles的词典和S. W. Williams的音节词典，上海，1904年。

[2]评估他标准的人总是不完全理解这个事实。

[3]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数量构成“临界质量”的问题在这里引入了主观性因素。不幸的是，这是现实世界对我们造成的不确定性。

[4]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赣南客家方言确实具有移民传统，并且似乎反映了后来从主流区域的回迁。这种类型的语言明显地通常称为广东话或其他类似的名称，而不是本地话。

[5] 应该指出，易家乐的南雄品种实际上确实保留了完整的阳上调类，不像沙加尔、庄初升和其他人报导的品种。

[6] 柯蔚南已经系统地证明了这一点（2号手稿，第6章，第6.3节）。

[7]当然，在特定领域还有其他的地名。例如，仅在广东，我们就会发现以下几个：山子、“登山者”、山地人、“山人”、住在山里面的人，以及“讲畬话的人”（Zēng1991：3）

[8] 目前，这两件作品中只有第一件正在印刷中。但是，第二个是作者以电子形式提供的。

[9] 在这方面，另见Leong 1997：G. William Skinner的介绍，以及第31-34页。

[10]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第二部分中再次注意到的那样，这些方言确实保留了少量残留的底层元素，形成低地早期中南部汉语，特别在是赣南地区。

[11] 见尤其是邓晓华 2005: 181-183. 也比较李默1993: 125-126.

[12] 见李默（1993：129）对这一点进行了出色的讨论。

[13]有关整个问题的详细处理，请现在参阅尤其是刘婷玉（2013）

[14]我们将在本文末尾的第三部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和更详细的观察。

[15]奥康纳自然对本地客家话一无所知，因为这些方言的数据在1970年代早期还没有现。

（未完待续，原载《南方语言学》16辑，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版）

本期编辑|田曼姝

本期审读|邓欢姣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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