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董国华：八十年来的汉字谐声与古音学研究述评及研究方法探索
八十年来的汉字谐声与古音学研究述评及研究方法探索
董国华
1. 引言： 八十年来的古音学研究概观
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原则上都包括三部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古音学研究也不例外，既是对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又是对古音学史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传统古音学进行探索的就有张世禄先生的《中国古音学》（1930）、《中国音韵学史》（1938）和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1936)。对古音学家的研究有董同龢先生在《清华周刊》（1934年第2期）上发表的《段玉裁的古音学》。另外，赵元任先生翻译了高本汉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取名为《高本汉的谐声说》，刊登于《国学论丛》（1927年第1卷），这是现代音韵学第一篇探讨谐声理论的文献。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古音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古音学史研究有两大类，一是语言学史著作；一是音韵学通论著作。前者主要有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1981）与《清代古音学》（1992）、濮之珍先生《中国语言学史》（1987）、何九盈先生《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和李开先生《汉语语言研究史》（1993），等等。其中王力先生《清代古音学》一书，对自顾炎武至黄侃共16位古音学家的成就做了述评，是关于清代古音学最全面的研究。后者主要有赵振铎先生《音韵学纲要》（1990）和李葆嘉先生《当代中国音韵学》（1998）。这两部书均对上古声母的研究情况有详细介绍，较有特色的是关注了除钱大昕、章炳麟和曾运乾之外的其他学者[1]。
关于宋代古音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吴棫身上。周祖谟先生《吴棫的古韵学》[2]一文对吴棫的古音研究做了简要的评述。李思敬先生《论吴棫在古音学史上的光辉地位》（1983）一文认为“举全面发明古音学研究方法之功而归之于吴械是毫不过分的。”[3] 而赖江基《吴棫所分古韵考》（1986）及《吴棫的古音观》（1989）提出了大相径庭的看法，认为吴棫“无论是处理材料的观点和方法，还是所分的古韵和所定字的古音都是不科学的。”[4] 近几年来，张民权在吴棫的古音学研究上成果显著，出版了《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2005）一书，其中关于吴械及《诗补音》的研究，辑佚、发掘了许多重要材料，考证了吴棫为安徽怀宁人，对宋代古音学及语音史、方言史的研究大有裨益[5]。此外，对朱熹“叶音说”的研究，较有特色的是陈鸿儒《<诗集传>叶音与朱熹古韵》（2000）一文根据“叶音”情况，考证出朱熹古韵十三部接近江永十三部，优于顾炎武十部，并在《<诗集传>叶音辩》（2000）一文中提出“朱熹心里不但有古音、古韵的概念，而且认识到古今语音的不同。”“朱熹的叶音就是朱熹心目中的古音”[6] 的观点。
关于明代古音学的研究，刘青松《明代古音学论要》（1998）系统地考察了明代陈第、杨慎、赵宦光、徐光启、方以智、杨贞一、王夫之等学者的古音学思想、研究方法及成果，对明代古音学作了全面系统的述评。学界对陈第的研究最多，除音韵学通论性著作外，一些专篇文章对陈第古音学作了深入研究。李恕豪《陈第古音研究探索》（1985）对陈第的古音学思想、研究方法以及古声调观作了系统述评。邵荣芬先生《陈第对古韵的分部和构拟音值的假定》（1988，上、下）归纳出陈第心目中的古韵分部，对陈第的古音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作了很好的评述。王耀东《陈第考证古音之方法》（2009）归纳陈第《毛诗古音考》中考证古音的方法七类，详加叙述和分析。
关于清代古音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少数几个著名学者身上。张民权《顾炎武古音学考论》（1997）对顾炎武的古音学思想、成就及局限做了全面系统又细致深入的评述，并在他的新著《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2002，上下册）一书第二编“清代古音学的开创与古本音理论的建立”中作了更为详尽的研究，更有许多重要的发见。关于段玉裁的研究最多，全面研究主要有：钱曾怡《段玉裁研究古音的贡献》（1985）、李恕豪《论段玉裁的古音研究》（1987）、李文《段玉裁古音研究考论》（1997）等。其中李文论述最为全面且深入，创见颇多。另外，朱承平《段玉裁的古声类观》（1986）收集整理散见于《说文解字注》中的材料，探讨段氏关于古声类的研究，认为认为“段氏在古声类的研究上是颇有创见的，并非‘多于古韵之功深，而于声少所发明’。”[1] 关于江永，有李行杰《江永音韵学思想初探》一文，指出了江氏较顾氏进步在于：“1)进步的语音史观和较先进的方法；2)用等韵分析古音又证以诗韵；3)用方音说古音。”[2] 关于戴震，李开先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撰写了《戴震语文学研究》一书，其中用较大篇幅述评了戴震的古音学成就。
关于现代古音学的研究，重要的著作主要有何九盈先生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995）和杨剑桥先生的《汉语现代音韵学》（1996）。何书系统论述了高本汉、李方桂、陆志韦、董同龢等学者关于上古声韵系统的构拟，并且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古音学史上两次大辩论进行详细的评述。杨书检讨了于省吾、史存直、黄绮等学者对清儒古韵分部的质疑，肯定了清儒古韵分部的成就。在对现代古音学家的研究中，关于高本汉及其著作的研究较多，不遑赘举[3]。陈新雄《曾运乾之古音学》（2000）较有特色，他认为曾氏古韵分部承于黄侃，并且“声母方面，虽喻三古归匣、喻四古归定为其独见，实亦由于古声十九纽而来。”[4] 另有杨先明、宋亚云的《评李方桂先生的上古声母系统研究》（2010）。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古音学史的研究，尤其近三十年以来，做出了很大成绩，刊表了许多有分量的专著和有发见的文章，其中对清代古音学的研究和关于历代古音学大家的研究最为充分，成果卓著；而对于其他时代古音学的研究还做得不够，关于“古音学小家”的研究还很薄弱，一些述评仍是“老生常谈”，对某些历史结论的辩证还很欠缺。从这个层面上说，刘青松《明代古音学论要》（1998）和张民权《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2002），将关注目光投向易被忽视和未曾触及的细微和晦暗之处，其钩沉辑佚、发明掘见之功值得称赞和效法。
正如谐声与古音研究步履于上古音研究一样，谐声与古音学研究，也是古音学研究的箕裘之绍，承于古音学研究之后逐步发展。然而，对于某一学科及其历史的研究的深入程度，是与该学科自身发展阶段、理论水平和成熟程度密切相关的。谐声研究关涉到上古音音系性质、古文字造字、构形及演变、通假与谐声原则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学科交叉之处往往是研究最薄弱的地方。长期以来，谐声与古音研究，仅仅在上古韵部的划分和声母的参证方面取得了共识，在音值拟定、声类划分和声调研究等方面所做的还很不够，尤其在上古声母研究中还存有很多很多问题和争议。所以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谐声与古音学研究的论著并不易见，对历代古音学家的谐声思想，以及用谐声材料研究古音的理论及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还很空缺，尤其是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谐声与古音学史的通论性著作。
2. 汉字谐声古音学的研究概况及其评价
关于汉字谐声与古音研究的文章主要有（仅介绍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以年代先后排序，下同）：赵诚先生《上古谐声和音系》通过对商周甲骨文中一些假借字的考查，论证了古代的谐声字与谐声关系并非产生于同一个音系, 并认为某些不同音系之间的假借、谐声大多数却可以通用,少数的不通用的正好反映不同音系的特点。[1] 冯蒸先生《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一文详细介绍了审音派如何建立谐声系统中的声母规则及如何运用审音法解释和解决特殊谐声问题，对比补正考古派公认的七项声母考据成果[2]，肯定了谐声字及审音法在上古声母研究中的价值。刘钊先生《谈古文字资料在古汉语研究中的重要性》谈到古文字可以揭示形声字的声旁或纠正对形声字偏旁的错误分析并可为古韵分部提供证据。[3] 张亚蓉《谐声字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价值》认为：“谐声字所反映的音韵关系的主流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关系,那些异常的谐声关系未必不是古音的曲折反映,……谐声关系完全可以当作内部语音基本一致的语音史料来使用。”[4] 曹祝兵《二十一世纪以来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的新进展》从声类与声母、韵类与韵母、声韵调综合研究和上古方音研究四个大类分别介绍了何九盈、李开、董琨、汪启明、陈鸿等22位学者的文章，总结了10年来学界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上古音的成果、创新和不足。[5]
关于谐声与古音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主要有：马旺生《谐声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3）在把《说文解字》中所有的谐声字注出中古音的基础上，在前人利用谐声来研究上古音的背景下，精选出具有代表性语音差异的谐声组，分声母、韵母两部分列出，声母方面按主谐字的唇、舌、齿、牙、喉音的顺序列出，韵母方面则按主谐字在《诗》韵中的分部排列。贺福凌《上古音谐声研究：谐声谱、谐声理论和古韵再分部的讨论》（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简要回顾了上古音和谐声研究的历史，搜罗比较了众多谐声谱，提出依据谐声进行古韵再分部，提倡暂时放弃对系统性的追求，加强上古音和谐声字的地域和历史层次研究，并以考证单字音的方式验证研究结果。陈鸿《战国文字谐声系统与古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对《战国文字编》所收的见于《说文解字》的谐声字进行研究。对谐声进行新的定义。采用“离析参照系”的方法，以周秦语音推战国语音，还运用概率统计法中的几遇数公式来排除偶然性。在分析研究谐声现象的基础上进行语音梳理，对于研究战国语音具有较大的实践性意义。叶玉英《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6) 将语音和文字以时空为线索结合起来进行历史和动态的探索。文中“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学证据”专题，利用古文字资料证明了大多数中古精母字在上古的多种来源；“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考”专题认为作为华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秦音中以母与影母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一特点可能源自商代语音。张亚蓉的《<说文解字>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以《说文解字》中的谐声字为主要材料，分析原始谐声系列，并分析每个系列的谐声字的中古音韵地位，用概率公式计算各声类、韵类、调类发生谐声关系的几率，并以此推断它们间的疏密关系，探讨上古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张新艳《<说文>谐声源流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以大徐本《说文解字》为研究对象，建立谐声系统电子数据库，制作谐声信息查询软件，从谐声字形体演变、声符来源、历史积累和同一谐声系列各谐声字之间的亲疏关系等方面综合探索《说文解字》谐声系统的动态变化。
利用谐声关系对上古声母及上古复辅音声母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的硕、博学位论文主要有：柏文结《对照系声母源流的再认识》(广西大学硕士论文，1997)；王珊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张亚蓉《<说文解字>谐声字的音韵关系及上古声母的讨论》(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5)；庞光华《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等等。可以看到，由于研究目的、方法和材料自身的特点，学界古音学家对谐声材料的关注与认识程度也低于对韵脚材料的关注和认识程度，对谐声字的充分利用相对晚于对押韵字的充分利用。学界目前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谐声与古音学史的通论性著作。
3. 余论：“谐声古音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
上古音研究最主要的材料简言之即《诗经》用韵和《说文》谐声，由于研究目的、方法和材料自身的特点，一直以来，古音学家对谐声材料的关注与认识程度也低于对韵脚材料的关注和认识程度，对谐声字的充分利用相对晚于对押韵字的充分利用。汉字谐声系统具有共时和历时的异质性，谐声系列的层次和结构及其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极其复杂，谐声字间的音韵关系虽然以“相谐”为主流特征，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谐声关系从代表中古音的《切韵》音系看并不“相谐”，尤其是声母相差较大。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学界采用上古谐声材料中反映的谐声关系来进行的上古音研究，仅仅在上古韵部的划分和声母的参证方面取得了共识，在音值拟定、声类划分和声调研究上所做的还很不够，尤其在上古声母研究中还存有很多很多问题和争议。
对上古语音的正确认识必须建立在对谐声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谐声材料,发挥它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价值。同时，我们应该对谐声字所出现的一些不平衡的特殊现象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因为不仅谐声字所反应的主流现象是有规律可寻的,而且这些规律以及例外都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谐声字所反映的音韵关系的主流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关系,那些异常的谐声关系未必不是古音的曲折反映。在研究中，注意汉字在表音上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因素,诸如误读、俗读和训读等；注意汉语声韵调互相影响而使它们在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可能造成的各种复杂变化类型,补正前人关于谐声认识的错误和不足之处，等等。我们的研究就会走的更远。基于这样的情况，归纳总结历代学者采用谐声材料研究古音的成果，梳理谐声与古音学研究的历史演进，评介各家谐声与古音学思想、理论和方法之优劣及得失。具有很大的价值。
上古音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汉语语音史的源头与流变，解释历史文献中各种复杂难解的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现象，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的一些特殊音变。因此，上古汉语音系的研究对于汉语史、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文字学、训诂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汉语词汇学和语法学等学科也有很大的帮助。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云：“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1] 国学大师黄侃《量守庐论学札记》云：“治学之道，发见一，推明二，改善三，钩沉四，扶微五，暗合六。”我们蒐集众说，考辨源流，衡较是非，评议得失，希冀通过本文的研究能起到“扶微、改善、推明”的微末之力，明辨谐声与古音学的源流和历史演进、并为汉语音韵学、文字学、汉语语音史等学科，总结和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略）
（原载《南方语言学》第16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年第一版，作者董国华，任教于广东海洋大学）
本期编辑：尹晓慧
本期审读：吴雯欣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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