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送 | 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重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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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重版序

——张洪年

新版《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书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

二十世纪是中国语言学新旧交融的时代。许多学者把传统和西学结合，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语言进行深入探讨，在声韵或语法方面，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方言学方面，六十年代岀版的《汉语方言概要》是一部重要的综论,迄今还是必备的参考书。其中讨论粤语一章，对粤方言音韵、词汇，及语法皆有精简的描述。但是对粤语作全面性的研究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1972年同年发表两部粤语专著，一部是余霭芹用英文撰述的Studies in Yue Dialects:Phonology of Cantonese，剑桥大学出版，一部是我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两书分别对粤语语音和语法进行系统性的分析论述。自此之后，粤语研究渐成风气，讨论文章，如雨后春笋，专书论著纷纷面世。八十年代开始，港粤澳三地轮流主办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九十年代美国成立Canto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海内外各大学研究院也陆续设立粤语语言学课程，培养专门人才。最近香港大学和广州暨南大学建立粤方言研究网站，提供研究目录索引及重要著述提要。这些活动在在都显示粤语研究方兴未艾。研究的人越多，材料搜集越丰富，分析层面拓阔，钻研的深度前所未有。粤方言研究上的发现和发明，对我们了解汉语和一般语言发展的过程和背后的动力，一定会有很重要的启发。

八十年代以来，粤方言研究既然有如许的进展，那么为什么还要在二十一世纪再来重版1972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这部书是我196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究所时所写的硕士论文，离今已经快四十年。无论是书中所描写的实际语言，或是研究所根据的理论模式，都和今天有所不同。当时我采用的是赵元任先生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的语法架构，也就是所谓描写语言学架构。从今日语言学角度来看，描述只注重表层的现象，分析只限于把观察到的各种语言现象加以分门别类而已。对现象背后的运行规律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索。就观察现象而言，也未必能处处洞察入微。很多有意思的语法表现，只略略带过而已。不过在当时能以一人之力，对粤语语法体系作出比较全面的研究，突出粤语的语法性能特点，虽然不无瑕疵，但这一份努力，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尝试。八十年代以后，专书讨论粤语语法的有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 究)(1981)，Stephen Matthews 和Virginia Yip 的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1994) ，李新魁、黄家敎、施其生、麦耘、陈定方的《广州方言研究》(1995)，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2002) 等。大体而言，从七十年代开始，每十年就有一两部全面性的语法专著，研究粤语。虽然各书重点详略不同，但描述大概，大差不离。此外还有一些以个别课题为主的专题研究，像梁仲森的助词研究，邓思颖的双宾语研究，张洪年的量词研究，邹嘉彦的外来语研究，李行德的儿童习得研究等等，都另辟蹊径，别有收获。我们把不同年代发表的语法著作排列对比，一来可以看到对同一个课题的不同观察和分析，二来也可以认识到在不同理论架构下处理语料的 得失。这正是所谓前修未密、后岀转精的治学发展过程。《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是这一系列粤语语法论著中比较早的著作，今日重刊，正可供研究粤语语法史的学者参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重版《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语 言研究价值。书中材料来自六十年代的口语，是当时真实语言的记录。时过世移，语言发生不少变化，很多当日常用的词型句式，今日已不复闻。譬如形容词加强修饰程度可以利用重叠并变调(如“红*红”，第一字读高升声调)，动词表完成可以利用高升变调(如“食咗饭”读成“食*饭”)，正反问句可以省略后一个动词语的宾语 (如“食唔食饭?”说成“食饭唔食?”)。这种种新旧说法正帮助语言 可以在短短数十年间发生迅速的变化。我们今日翻看书中的例句，也许会有过时的感觉。正因如此，这些语言材料可供研究历史语法的学者使用。书中例句皆附有罗马拼音，也可看出当日语音和今日发音的异同。今日所谓的懒音现象，当年不多见；当年阴平分化，今日已几乎荡然无存。历史音韵变迁痕迹，这本语法书也可提供一些线索。

张洪年教授出席中国东南方言国际研讨会，2008年12月，第二排右6为张先生，此图片为翻拍

我1967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随周法高先生习中国语言学。周先生自己不谙粤语，但他深明粤语研究的重要性。他在1966年就职讲演中就提到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应该重视广东方言的研究。他悉心指导学生选择粤语课题，作深入的探讨。我1968年选定粤语语法的题目，先搜集材料，再按赵元任先生的语法模式进行分析讨论。1969年春提交论文。其后我赴美进修，论文付印，我并不在港。其间蒙多位学长代誊写校对，铭感心中。这次重版，我并没有在内容方面作任何大更动。这本语法既是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就应 当让它保留一定的时代性。我在1971年原序中说“书中许多说法, 现在看来，也许觉得有商榷的余地。”三十年后再读，更觉粗疏。还望读者有以谅我。记得论文答辩时，校外委员柳存仁敎授认为文字颇有沙石。所以趁重版机会，把全书文字略作芟芜修裁。初版有不少讹误，注音更多舛漏。这次重版，承姚玉敏同学在赶写博士论文期间，费时多月，细心校閲，至为感激。《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绝版多年，其间也有不少有心人要求重版，但一直未能事成。这次是李行德敎授向中文大学出版社提出，承蒙社长陆国乐敎授鼎力支持，在此一并多谢。

《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原书共分六章。1972年出版时封面内页却说全书计分九章。为什么会少了三章？我的硕士论文本只六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六章。1969年夏天，论文通过后不久，周先生嘱我再继续研究，于是仍然按照赵先生模式，另外补写三章，题目是 ⑴ 并列式，兼语式，连谓式，⑵句子的类型，和⑶词类。而词类部分更再分两章，所以应该是一共四章。出版时本来是要把原来的论文和后来补写的一起付梓。后来因为篇幅种种原因，只印行论文部分。后写的四章，我一直保留至今。这四章材料多而分析少，可供参考。这次重印，全书十章，一并发表。最后四章是罗纪颖同学打字输入电脑，再由姚玉敏同学逐字校对，并提岀若干修订。倘若没有姚玉敏的大力帮忙，这四章定稿面世，还怕遥遥无期。付印期间，又得到邱宝怡同学再一次校稿，出版社陈丽安小姐和谢伟强先生细心校对，一并多谢。

2004年香港科技大学举行书海留名活动，我把《香港粤语语法的硏究》献给周法高先生。我当时的英文献辞是这样写的:

The bookmark-me program at HKUST gives me a chance to pay tribute to my professor and mentor from some thirty years ago. Professor Chou Fa-kao was a world-renowned linguist who came to Hong Kong in the 1960s and helped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Cantonese. In those early years, this was a field relatively unexplored. It was largely due to his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guidance that I took my first step into the field and began my career as a student of the Cantonese language. In retrospect, it was perhaps because of that passion for language and Cantonese that I finally decided to return to Hong Kong, where it all began. And, so,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dedicate to the late Professor Chou my first book,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antonese grammar.

今日语法重版，我还是把书献给周先生。

二零零七年四月张洪年记于香港中文大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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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张洪年

排版 | 林虹池

本期审读 | 林虹池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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