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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曾昭聪（1969.2-），湖南洞口县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监事长。从事汉语词源学、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辞书学与古籍整理研究，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出版专著《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黄侃〈通俗编笺识〉研究》，古籍整理著作有《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土风录》《谈徵》等十余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其中重大项目1项）及省部级项目多项。
1、训诂学被称为“冷门绝学”，您如何看待训诂学的学科特点和作用？
训诂学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的语言进行解释的学科，似乎远离当今社会与生活，称之为“冷门绝学”也未尝不可。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门类，训诂学注重揭示古今语言的联系，显示了这一学科恒久的生命力。例如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现代汉语词汇，往往“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但其实绝大多数现代汉语词语可以溯源到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词语的来源解释清楚了，使用起来当然更准确。我曾应邀在广州电视台做过一次训诂学的普及节目，介绍陆宗达、王宁、宋永培三位先生所著《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这本书，训诂学初学者可以了解一下。http://hcs.gztv.com/application/fcinformation/mobile/#/ArticleDetail/281151/undefined 当然，为现代汉语词语溯源只是训诂学的工作之一，训诂学里面有许多古代语言现象的个案需要我们去解释，许多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需要我们去总结归纳，这是我们作为训诂学者的重要工作。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我们今天研究训诂学，一般要将训诂学跟相关学科或方向结合起来，例如文献学、辞书学、词汇史、方言学、语义学等，这样做更能将训诂学发扬光大。
2、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谈谈从事训诂研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我于1993年考入贵州大学，师从王锳先生。王先生是近代汉语研究名家,给我们开设了“训诂学”和“近代汉语研究”课程，我的毕业论文题目选定为《〈清平山堂话本〉词汇研究》。1996年考入杭州大学（毕业时已是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师从黄金贵先生。黄先生注重研究同义词与文化词语，其文化词语研究中重视词源的探求，在黄先生的建议下，我的毕业论文题目选定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词源研究本来相距较远，但求学经历让我有了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想法。我在后来关于明清方言俗词辞书研究的书稿中，比较注意对明清方言俗语进行探源，尤其在近代汉语同源词与异形词方面思考较多。当然这一点其实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后修订版改为《概要》）中已经强调过：在近代汉语词语考释中要注意“探求语源”。只是我资质钝鲁，通过较长时间的研习才渐渐有所领会，并且发现探源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训诂研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呢？我觉得跟训诂研究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都很重要，但不同的训诂研究选题需要重视的相关知识不一样。像我原来研究形声字声符示源，文字学、音韵学等相关知识就特别重要；近十多年来研究明清方言俗语辞书，发现方言学、词汇学等相关知识特别重要；我在点校古籍和查阅古籍资料时，又深刻体会到文献学的功底特别重要。
3、您有关训诂学的代表性论文、著作有哪些？主要观点、主要贡献是什么？
我有关训诂学的研究，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汉语词源学研究，相关著作有《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二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相关著作有《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黄侃〈通俗编笺识〉研究》等；三是辞书学与古籍整理研究，曾参编《辞源》第三版、审阅《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相关著作有《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副主编）与古籍点校之作《清平山堂话本》《土风录》《谈徵》等。如果要说贡献，我觉得训诂学界名家辈出，不要说乾嘉学者和现代语言学史上的训诂名家以及当今老一辈训诂学家，高山仰止，无法企及，就是只比我年长十岁左右的训诂名家，如方一新先生（我在杭州求学时方老师曾为我们开课），依然是我仰视的对象，更何况比我年轻的七零后、八零后，乃至九零后，一个个流光溢彩，我之所畏也，怎么敢说贡献呢？我2017年拿到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汉语词源学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那也是学界同好共同支持的结果。但既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之命，所以还是厚颜说三点本应该有而未必有的“贡献”（实为努力的方向），仅供训诂学方向研究生参考：第一，重视学术史的研究。研究训诂学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把前人的相关研究了解清楚。在词源学研究方面，关于词源学史的研究，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研究”，想为断代学术史研究尽一份微薄之力。王宁先生曾经说：“现在有些训诂学史、文字学史、音韵学史，很少亲自去阅读每个时期的学术著作，最多也只是大致看一看那些名著，而不去考察当时的多数学者都在想什么、说什么。在叙述到历史脉络的时候，也往往目不斜视，只关注一条人们经常说的‘主线’，对周边的环境很少涉及。这种根据二手材料和一两部名著写学术史的做法，容易产生两个弊病：一个是人云亦云，把一两个人的一己之见当成定论，在阐发他们的一些精辟见解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把他们的一些偏见继承下来、流传开去；另一个是抹杀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把一个时期的学术状况简单化。”（王宁《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序》）我认为写学术史必须要有具体详实的材料，不能光是自己的观点。没有材料支持的观点都是值得怀疑的，仅靠少数几条习见的材料就发表评论的做法也是比较危险的。该项目的终期成果《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以材料为主，出发点正在于此，该书不作脱离材料的阐发，而是在材料之后进行相应的评论。《黄侃〈通俗编笺识〉研究》以黄侃对《通俗编》所作笺识为研究对象，在逐条疏证的基础上总结黄侃在汉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成绩，大体也属于学术史的研究。第二，强调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传统训诂强调个案研究，也有一些理论阐述。当代学者中，在训诂学理论阐释方面，王宁先生是代表。具体到汉语词源学理论研究方面，任继昉先生《汉语语源学》、殷寄明先生《语源学概论》等起点很高。我近年来在学习前贤时彦成果的基础上，对汉语词源学的理论研究有所思考，写了一些文章，例如《建设中国特色汉语词源学》一文，强调重视汉语汉字的基本特点，立足于中国传统训诂学研究，吸收西方的词源学研究理论，进行具有中国特色、汉语特色的汉语词源学的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这是汉语词源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是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更有深刻的时代意义。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从微观角度来说，因有感于已有的词源研究注重上古汉语单音词词源探讨，我写了《论现代汉语复合词词源阐释的原则与方法》《论当代语文辞书中文化词语释义的原则与方法》《黄侃〈通俗编笺识〉与俗语词探源》《汉语俗语词词源研究的方法》等文章，对复合词、文化词语、俗语词的词源研究都做了一些思考。第三，强调训诂研究与古籍整理相结合。训诂是以古籍为基础的，今天的学人，读古书的能力和所读古书的范围跟前人无法相比，在进行训诂工作的同时进行一些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可以相得益彰。我所点校的古籍，都属于近代汉语语料，其中两种是明清俗语辞书，以后有机会还将继续明清俗语辞书方面的古籍整理工作。做明清俗语辞书的整理工作，跟我所从事的明清方言俗语辞书训诂研究这些课题关系密切。除了古籍点校之作外，我还写了几篇文献学方面的论文，如《古籍修补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以文学古籍版〈清平山堂话本〉影印本对古籍的改动为例》《长泽规矩也〈明清俗语辞书集成〉解题补正》《〈亲属记〉版本内容考异》等，都是在训诂研究的同时进行古籍整理研究有所发现而写的。
4、在从事训诂学研究的道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哪几位？对您影响最大的著作有哪些？
在我所从事的训诂学研究的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锳先生、黄金贵先生和王宁先生。王锳先生是我进入训诂学研究领域的引路人。王先生在语言研究、辞书研究、文献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均有重要建树。王先生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著作如《诗词曲语辞例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宋元明市语汇释》等著作，我都曾从头到尾反复读过。王先生2015年往生之后，我曾经写了一篇《王锳先生学术成就述略》（《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春之卷），总结王先生的道德文章。例如，王先生的《语文丛稿·后记》说到书名“丛稿”的“丛”，“它不仅是‘丛聚’的意思，更主要是‘丛脞’和‘丛杂’”，并自比为“小钉”与“瓦碟”。但事实上，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都能感觉出这本书的份量。《语文丛稿》的第一篇是《缅怀吕老》，文中王先生怀忆了吕老叔湘先生作为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的大家风范，其中说到，“后来当我碰到一些比我更年轻的同志需要帮助时，我宁愿放下手边的工作，也要及时将送来的书稿或文章读完，并尽可能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这就是受到吕老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我受业于王先生，对此深有体会。我的硕士论文，先生曾多处修改误字。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洞口高沙方言中的三分指示代词及其他》（《邵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也是在课堂上听先生讲近代汉语时受启发而写并得到先生的指导的（可惜当时没收到用稿通知和杂志，十多年后才在知网上发现已经发表）。先生的《语文丛稿》中的几篇书评与书序，充满了先生对后学的谆谆教诲与深切关怀。王先生“历有年所，功力深厚，尤其在古白话词汇方面，是当今少数专家学者之一”（吕老语），为人谦虚谨慎，甘于平淡和寂寞，道德文章，一代楷模。我的博士导师黄金贵先生长期专注于同义词、文化词语研究，所出版的《古代文化词语集类辨考》全书达120万字，每一组文化词语辨释都可以说是一篇文化史兼训诂研究的论文，在学界影响很大,此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则是同义词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最为突出的是强调并深刻阐述了同义词是按一个义位（词义）系统横向聚合的词群。只有在坚持“一义相同”的同义词观的指导下，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其他一系列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从这两部专著来看，古汉语文化词语、同义词研究，既要继承和发展传统训诂学已经取得的成绩，更要进行大量的辨释实践，在此基础上方可建立起真正科学的同义词理论和文化语言学，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宝库增添一份新的财富。此外，2016年由黄先生主编，全国各高校二十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纂而成的《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出版，这是古代汉语同义词典与古代文化词语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体上具有全面性与系统性，方法上倡导语言与文化的互证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黄先生指定我任该书副主编，我因修订校改之需而多次通读该书，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古代汉语文化同义词典的学术意义》。王宁先生曾经强调语言与文化的互证研究：“解释一个专有名称，必须名、实同步考察，源、流一并弄清，所以，这一课题涉及多方面的领域，是一个词源学、训诂学、文化学甚至科技史等学科的交叉课题。”（王宁《刘兴均〈周礼名物词研究〉序》，巴蜀书社2001）通过《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的编纂，我觉得文化词语的训诂研究仍然是训诂学的发展方向之一。王宁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其学术思想可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发展，二是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证，三是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四是学术研究的普及、提高与应用，五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学风建设。（详见曾昭聪《王宁学术思想述略》，《暨南学报》2009年第2期）我从王先生关于训诂学、词源学的阐述中学到了很多。关于训诂学的发展。王先生注重训诂的理论研究，她与陆宗达先生合著的《训诂方法论》一书，“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第一部从理论上系统阐述训诂方法的专著。……以阐释为切入点，着力整理训诂术语，探求训诂原理，旨在为训诂理论体系探索路子，奠定基础。……书中运用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展示的研究方向，深得学界赞同，产生了很大了影响，使这部书成为在训诂理论建设中‘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李国英《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王先生关于训诂学理论建设的进一步思考，以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试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旧质的终结》一文为开端而集中表现于《训诂学原理》一书中。《训诂学原理》反映了王先生在三个方面新的思考：一是对确立训诂学在当代学科地位的思考，二是关于词和词义内部结构分析的思考，三是关于建立训诂学的术语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思考。关于训诂学在当代学科中的地位，王先生认为，在语言学领域里，训诂学应当与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衔接但又不能等同，同时，“以应用为主的实用训诂学，在理论建设逐步完善以后，体系上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王宁《训诂学原理·自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关于汉语词源学的发展。最近二十多年来，汉语词源学的研究日趋热门，但要将研究深入下去的难度也很大。词源学本来是传统训诂学中的一个分支，吕叔湘先生认为传统训诂学至少可以分成四个部分：词典学、语义学、语源学、语法学（王宁《试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旧质的终结》，《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王先生指出，“汉语词源学是一门以探求汉语词的原初造词理据和音义状态为目的的学科。词源研究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中十分古老的课题……但是，词源的探求远涉史前语言的状态，近及汉语、汉字的形音义，加上词源意义的潜在特点和汉字多不直接表音的局限，使它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支撑，因而具有相当的难度，成为训诂学的尖端课题之一。”虽然如此，“它在当代发展为独立学科已成为必然。”（王宁《汉语词源学将在二十一世纪有巨大发展》，《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王先生不但指导弟子黄易青、孟蓬生分别撰写了《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关系研究》和《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汉语词源理论研究的论文，如《浅论传统字源学》、《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等。在《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王先生对“当代汉语词源研究的两个学术渊源”、“汉语词源研究中的音义关系问题”、“汉语词源问题的历史时代特征”和“关于汉语词源辞典的编写”进行了宏观性的探讨（《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对汉语词源的深入与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您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有过哪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是如何面对成功与挫折的？
我自1993年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在王锳先生的带领下，开始步入训诂学研究领域。选择汉语史专业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大学期间读了大量的元杂剧和明清传奇，这些属于近代汉语阶段的文献典籍的潜移默化对我选择汉语史专业毫无疑问是有一个暗中的引导作用的，在我后来从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时，以前阅读这些语料的语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要谈治学的经验还真无从谈起，这是因为是我的治学离“成功”二字还远得很，我看训诂学界的同行，每一位都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如果要引领入门者，则下面两点似可注意：一是甘于平淡，持之以恒，敢于付出。人生在世，诱惑很多。俗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在现在这样一个不停地考核的浮躁年代，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但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坚守内心的平静。郭在贻先生所推崇的“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也一直是我所追求的境界。我曾经有几年兼行政工作，为了把白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曾连续几个月的时间我凌晨三点钟起来做自己的专业，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能坚持下去，当我意识到学问和行政不能兼顾的时候,果断辞掉了行政工作，按时作息。古人说“有涵养方成学问，无间断便是工夫”，我深以为然。持之以恒，即使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长期积累下去，付出的努力总会慢慢体现出来的。二是既要打好基础，也要广泛涉猎。除了训诂学本身的基础之外，跟训诂相关的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词汇史、方言学、文献学，乃至中国史、考古学等学科或方向的基础知识，都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此外我对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知识也很有兴趣，曾通读弗雷泽《金枝》，在训诂工作中时不时会联系民俗学进行阐释，也时常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及文化类著作，这样研究视野会宽很多，研究工作也不那么枯躁。至于失败的教训，那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讨，一是方言音韵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在进行“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和“明清民国方言辞书及其所录方言词研究”这两个课题的研究时，意识到俗语词、方言词研究需要从同源词与异形词角度进行研究，但因方言音韵知识的不足，时有捉襟见肘之感；二是从事佛典文献词汇研究时，虽然也做了一些词语释义考源的工作以及佛典词汇系统性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因为不懂梵文，感觉很难深入下去；三是国内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掌握得太少，在训诂理论研究上要想有突破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当然自己也想在这些方面继续提高，但难度显而易见，希望训诂学的后浪们能趁年轻打好基础，将来必定大有用武之地。如何面对成功与挫折？我本来没多少成功之处，有时略有小小的收获也平淡视之，倒是面对挫折已经有了抗体。现在梳理一下，面对挫折我有三种化解方法：第一，训诂学前辈的激励。先师王锳先生早期研究时资料缺乏，由其同学蒋绍愚先生借出资料，逐一邮寄给王先生，王先生读后再寄回。《郭在贻文集》刚出版时，我翻阅其中的友朋书札，看到取得巨大成绩的前辈们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辛，非常感慨。与王先生、郭先生等学术前辈相比较，觉得自己碰到的问题简直就不算事儿。训诂问题解决不了，论文发不了，这时候一方面要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如果暂时不能解决就先放一放（但也经常一放就不再理会）。另外，研究训诂不可能不读佛典，读多了多少会受一些影响。面对挫折，有时不妨“佛系”处之。第二，阅读。阅读的书不一定是专业书籍，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在其中，也可以用来作为调节情绪和心态的工作，以前读古典文学作品较多，近几年读了《南渡北归》《亭长小武》等当代优秀作品，感觉我们在“冷门绝学”中耕耘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三，古籍点校。古籍点校跟训诂工作密切相关，但用脑方式不一样。点校时经常会碰到问题，只要文献资料足够多，辅以文字训诂知识，总是能解决的。这样日积月累，一本古籍慢慢地就点校完了，也会有一定的成就感。
6、您是如何处理好科研、教学以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关系的？
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当然是“教学相长”，有些训诂问题是学生在课堂上提出或是在学生论文发现，自己一下子也不能解释，这就促进自己再去学习；有时候是自己有所发现，上课一讲才觉察到观点或论证尚不妥当，也促使自己进一步思考。教学科研跟日常生活的关系，我基本上保持在一个平衡点上。训诂研究这样的科研工作必须十分执着才能有所收获，但“执着”再往前一步就是“贪恋”，不能因为工作把正常的生活耽误了，毕竟生活才是人生的重点，更何况我的“来自星星的孩子”需要随时陪护，因而力求破除贪嗔痴，虽达不到戒定慧的境界，但至少能保持平和之心。除了必需的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以及必要的锻炼和娱乐之外，我一般就是把时间花在教学科研上面了，但天赋有限，只能尽人事，知天命。
7、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我们怎样继承传统训诂学的优良学风，又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新文科建设的需要，不断开拓创新？
传统的训诂研究是以阅读纸质文献为工作方式的，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面临一个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一方面要继承传统训诂学的优良学风，求真务实，保持质朴之心，学习前辈的勤奋与方法，正如王宁先生在《我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中谈及“小学”研究时所说：“一进入这个学科的门，从打基本功起，就得不断地读书。或从第一手材料里找到解读疑难字词的证据，或从第一手材料里归纳总结语言文字的规律。这个掌握第一手材料的过程，无论如何不能跳跃，也不能减少。这门学科和急功近利、风头主义的浮躁风气，永远是格格不入的。能守着这个专业坚持到底的人，应该既是养成了踏踏实实治学态度和读书习惯的老实人，又是对民族文化有真正的感情，富有高度责任感，从而能用一颗火热的心为之献身的智勇者。”（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训诂学是一块寂寞的学术园地，需要用“一念一生”的勇气来耕耘。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开拓之心，多角度多方法进行研究。当前的训诂研究，电子书和语料库以及各种网络资源都需要充分利用，不同学科的参照资料也都更容易获取。但是，训诂研究工作需要强调训诂基础和文献功底，比如我们经常查阅四库全书电子版，如何准确地找出需要的语料、如何准确断句，这是一个考验学人是否有足够耐心和甄别能力的工作;各种语料库处处藏雷,如果不仔细核对原书,错误就在所难免,所以再便利的工具也要与传统的训诂能力相结合。此外前面说到的跟训诂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和方向的基础知识等，都是需要学习的。正如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一诗所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训诂学是一门旧学新知交融的学科，在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今时代，需要真正热爱它的人以敢于担当之大无畏精神，坚守这一块文化阵地。本期编辑丨吴玉瑞
本期审读丨王艳
责任编辑丨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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