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李菲：基于CNKI文献计量的客家方言研究趋势概说——以语音分析为主
基于CNKI文献计量的客家方言研究趋势概说
——以语音分析为主
李 菲
一、研究背景
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赣南、闽西及粤东北的连片地带，以粤东梅县方言为代表。客家方言研究始于嘉庆初年镇平（今蕉岭）人黄钊纂写的《石窟一征》，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客家方言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看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截止至今，客家方言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且以语音研究为多。对客家方言研究已有很多回顾性成果（周日健 1994；钟荣富 1998；刘纶鑫、田志军 2003；温昌衍 2006等），这里尝试从文献计量及统计学角度分析近30年来客家方言的相关研究数据和研究情况。二、统计与分析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是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的成果，简称“中国知网（CNKI）”，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之一。利用CNKI网络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对所收录“期刊”进行检索，指定“主题”作为检索字段，以“客家话”、“客家方言”或者“客方言”作为检索关键词，匹配模式设为“精确”；发表时间从1980到2017年1月；对“全部期刊”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截至2017年1月14日，“全部期刊”的检索结果分别为1372篇。剔除“期刊目录”“征稿通知”“会议通行”等非学术论文及重复或无明显关系的文献后，获得757篇有效题录，现以这757篇题录为来源数据，分别从文献数量、载文期刊、发文机构和核心作者四个维度分析其结构特征。限于检索方式及资源来源的局限，论文检出难免不周全，但已基本反映客家方言研究总体面貌为目的。（一）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客家方言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客家方言研究的发展情况。对客家方言论文数的年代分布统计可知，20世纪80年代共计论文57篇，20世纪90年代论文增至127篇，进入21世纪，论文数量多达573篇，分别占7.5%、16.8%、75.7%，呈直线增长趋势。将全部文献题录导入Excel并按时间序列排序，得到图1所示的文献年度分布图。
（图1 近30年客家方言文献年度分布图）
从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图可知，近30年来客家方言文献分别在1986年及2013年达到绝对峰值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在1993年后总论文数不再低于5篇，其中2013年度文献数量达到峰值为65篇，而后稍有下降趋势，但这里不排除近年期刊是否存在仍未上线的可能。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两个结论：一是客家方言研究论文正逐年增多，表明客家方言研究团队的壮大，且文献刊物也越来越重视客家方言研究论文。另客家方言研究性论文之所以呈现跨年代直线增长，主要还是得益于1993年起历届客家方言研讨会的召开，让客家方言研究得以重视，并为客家方言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二）载文期刊统计分析
将757条有效题录中的期刊信息导入Excel中统计其出现频次，共得到262个载文期刊，其中载文量排名前20名的期刊信息如下图所示：图2 1980-2017年客家方言载文期刊分布统计图（前20）
从图2可知，除语言学来源性刊物方言、语言研究、语文研究、现代语文、中国语文、学术研究及语言科学名列前茅以外，载文量在前20的期刊中有一半以上为高校综合学报，且高校综合学报对客家方言论文的收录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主要收录在客家人聚集地广东省、江西省及广西区高校。除学报外，其他综合性社科期刊未见刊登超过6篇的论文，这可能与社科期刊的定位有关。可见，客家方言研究性虽然拥有地域性的研究及发表优势，但语言的社会性并没有得到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三）发文机构及核心作者统计分析
因作者署名单位名称存在不一致等问题，并且不少单位署名在二级单位保留上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今在统计分析前对作者署名单位名称进行标准化处理，仅保留校一级别，原校级有更名的，统一处理为新单位名称；对于一篇文章多个作者处理为多个题录；对于一作者对应几个单位署名的情况，处理为几个单位，即：张三（A大学；B大学）处理为张三A大学；张三B大学两个题录。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机构发文数量统计结果如下图所示：图3 1980-2017年客家方言研究机构发文数量排名图（前20）
由图3可知，发文量最大的为嘉应学院（内含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暨南大学名列第二。从发文量前20的研究机构分布也可看出客家方言研究的地域性，研究机构以广东为主，研究人员亦以聚集在广东高校的师资力量为主。另，发文量排前20中有7个机构是具有语言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反应了教育水平与科研产出的高度关联性。将有效题录中的作者姓名导入Excel，将两位及以上作者分为两篇或以上篇幅题录处理，共获得504位作者，发表论文数量前五名的作者分别是温昌衍（43）、温美姬（21）、庄初升（21）、林清书（16）、严修鸿（16），括号内为发表论文数，论文产量名列前五的作者均来自广东省嘉应学院、中山大学（或韶关学院）、龙岩学院及汕头大学的学者，都在前发文量排前20的发文机构中，正好印证了发文机构的统计分析。三、客家方言研究的深入透视
从文献计量角度分析各年来CNKI收录的客家方言研究论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客家方言研究情况，要深入透视客家方言研究的热点及变化趋势，还应具体分析近30年来发表文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等。目前客家方言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深度，30多年来CNKI收录客家方言研究性文献汇集了国内外数百名客家方言研究者，讨论内容涵盖客家方言的来源、客家方言的分区分片、客家方言的归属、客家方言与文化等，但均不同程度涉及语言本体之语音、词汇、语法研究。然就语言本体研究而言，并不能将各类研究内容截然分开，即：有从语音角度探讨客家方言来源的，又有结合语音词汇特征为客家方言分区分片，有从语法角度为客家方言的归属提供佐证的。于是这里通过对757篇文章进行统计归类，得到如下研究框架：（一）客家方言语音的研究类型
第一是记录描写型，对方言语音研究而言，描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对国内外客家方言语音状况进行客观记录描写，并与中古音系或普通话音系比较，或结合文献资料，来描写客家方言语音的总体声韵调特征或某一片区域的声韵调特征，一般不作主观性深入研究。主要形式有：语音特点的描写、与中古音系的比对、声韵关系的配合、同音字汇的记录，以某某方言的音系、某某方言的语音特点，某某方言的记略为标志，如周日健的《广东省惠阳客家话音系》（方言，1987）比较了惠阳客家话音系与中古音的对应关系。有的综合比较了不同片区声韵调等的异同，如黄雪贞在《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方言，1987）中对国内客家话的语音、词汇的异同，为客家话分片提供依据。为提升音系描写说服力，不少文章在篇末还附上声韵配合表或是同音字汇，如陈晓锦的《广西容县客家方言岛调查记》（方言，1999）、练春招《粤西廉江石角客家方言音系》（方言，2002）、侯小英《广东龙川县佗城客家方言音系》（方言，2008）。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是中央研究院于1927年时倡导，为全国性地记录和保存汉语方言服务，国家对语言研究的重视使得大批学者加入方言田野调查行列。
就语音记录描写的目的而言，有的是单纯记录方言语音/音系情况的，如：邓玉荣《广西贺县（莲塘）客家话音系》（方言，1996），也有为分区分片服务的，如：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7），再者是讨论方言点归属问题的，如：陈荣华《江西石城话属客方言质疑》（中国语文，1997）、温昌衍《江西石城话属客家方言无疑》（江西社会科学，2003）、李冬香《粤北仁化县长江方言的归属》（语文研究，2000），或是为其他研究提供语音基础的，如：严修鸿《粤东北客家话的语气副词》（方言，2013）。
第二是语音比较型，通过进行方言之间语音比较不仅可以了解不同方言之间的异同，还可以通过方言差异来建立语音对应、推测语音发展线索，进而勾画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方言语音与《切韵》音系之间的比较只是告诉我们变化发生的起点和终点，对于中间过程是怎样的，单靠古今对照并不能得出答案，而不同方言间的比较则完全有可能还原出曾经发生过的音变的各个中间环节，为语言历史演变提供更加可靠的解释。进行方言的语音比较研究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及发展规律有着重要作用，林宝卿《闽西客话区语音的共同点和内部差异》（语言研究，1991）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从大量的语音材料出发，分析比较不同地区客家方言的类型及特征，并根据同一音类的不同表现研究客家方言语音的音变规律。
第三是专题研究型，随着大批方言比较研究成果的涌现，客家方言之间的语音比较正从简单的语音现象对应转向深入的语音特征揭示，主要表现为对某个方言点或方言片的特定语音特征进行专题研究，往往提升到理论阶段。如万波、庄初升的《客、赣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今读不送气塞音塞擦音的性质》（方言，2011）针对客、赣方言中古全浊声母有读送气与不送气之分做特征专题研究，分析透彻推导清晰，结论颇具理论性。再如张双庆、练春招《客家方言古去声字的演变考察》对声调特征做的专题研究，通过考察古去声的类别，认为客家方言的去声调经历了遗传与演化的过程并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总之，客家方言语音这三种研究类型在时间上大体形成了界限相对明晰的三个阶段：前期比较注重材料的收集记录和描写，直接受国外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中期开始着手对所记录材料的进一步比较分析，注重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后期常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问题并创造性地运用新的语言学方法论解决或解释实际问题，这个阶段已有不少对前期客家方言记录材料的创新和反思，这也是客家方言语音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二）客家方言语音的研究范围
客家方言语音的研究范围从地域上看，表现为从粤东、闽西、台湾向粤中、粤西、粤北、海南、江西、四川、湖南等地扩充的趋势。就某区域的选点范围来看，表现为从权威点、代表点到濒危点、特殊点的转变。前期较多研究方言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或方言代表点，如黄雪贞关于梅县方言的研究，或是县级方言点的比较研究，如黄雪贞《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方言，1987），缺少乡镇级别语音调查材料，后期尤其是方言地理学的引入，为强调语音特征的地理分布差异，要求调查布点尽可能密集，于是出现不少乡镇级别方言点的调查研究，同时，语言濒危及语言保护意识的不断驱动下，语言学家开始上山下乡寻觅濒危点、特殊点及方言岛，如宋伶俐,朴正俸《成都客家方言岛词汇使用现状调查——以“华阳凉水井客家话”为例》（暨南学报，2010），即便还没有展开深入研究，单是记录特殊语音情况也为语音研究提供重大帮助。就客家方言语音研究内容来看，也从面上的大规模研究逐渐转向点上的特征研究，从宏面描写转向微观诠释。（三）客家方言语音的研究方法
客家方言语音研究从传统的口耳之说到采用实验客观记录，如：朱晓农、李菲《梅州客方言的双向声调大链移——以演化比较法重建常观演化史一例》（语文研究，2016），其中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言又从以声学研究为主到生理、感动研究。从单纯检验语音音质到作为研究手段参与研究过程，如：严修鸿、黄良喜《结构所引起的辅音音变——论三个客家话软腭音龈腭化演变的不平衡》（语言科学，2008）。从受历史比较法主导，重描写轻解释到多学科理论方法共同参考，如地理语言学、演化语言学、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引入，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介入，不仅可以使我们在观察分析方言语音现象时有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多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能够加深了我们对方言语音发展变化的规律、机制和动因等的认识。（四）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总结以上内容，我们认为30年来客家方言的研究取得的成绩体现在：1.在研究类型上从单一的描写转向比较研究，又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专题讨论，可以说研究手段越来越深入。2.研究范围越来越细致，从大点着手到小点挖掘。3.研究方法从单一描写到多学科共同研究。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1.学者较多关注客家方言的音韵共性，忽略客家方言分布的地域特征。2.以描写性的分析和结合文献资料的古今对照为主，较少从语音对应推测语音发展线索，解释语音发展史。3.多以单纯的语音层面为观察点，从语音层面上考虑音变现象，以汉语独特的音节结构为基础的跨层面的研究仍显不足。4.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还不够。应重视理论与方法的结合，加强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研究。四、结论
从以上数据统计及分析可以看出，客家方言以语音研究为多，词汇、语法研究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核心期刊文章偏少，文献研究及收录地域性特征较强，而地域性刊物缺少核心刊物；研究内容缺乏较单一，缺乏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研究内容、方法及范围应更丰富多样及拓宽。本文是基于数据库CNKI的文献综述与评论，有一定的局限性，缺少专著及境外、学位论文等材料，所以全面的综述有待来日，只是通过本文，可以展示出客家方言尤其是客家方言语音研究的一些端倪。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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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朱晓农,李菲. 梅州客方言的双向声调大链移——以演化比较法重建常观演化史一例[J]. 语文研究,2016,(04):1-8.
【李菲，任教于广州体育学院】
（原载《南方语言学》第13辑，甘于恩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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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排版：施德淇
配图：甘于恩
本期审读：施德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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