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丨邢福义：《邢福义学术论著选》自序
邢福义先生因病于2023年2月6日在武汉逝世。邢先生1935年5月生于海南乐东县，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家，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课题首席专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汉语学报》主编。
邢福义先生致力于汉语语法的研究，提出许多重要的学术理论，是我们景仰的语言学家。他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善于发掘新人，乐于扶助后学。邢先生多次来访广州，是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好朋友。我们为邢先生的离去感到万分不舍与悲痛！邢先生的高风亮节永垂后世！
桂子山不高。
然而，桂子山有适合桂树生长的土壤。
我从天涯海角来。我的家乡，海南岛南端的黄流村，就在“天涯海角”附近的数十里。19 岁那年，我带着一张旧凉席和三斤薄棉被，来到华中师范大学，上了桂子山。21 岁留校当助教，至今年过 67，一直是个“恋山”的桂子山人。
大概是 1960 年前后，学校的一位校领导给全校的青年教师作报告，爱深情切，心长语重，话锋犹如锐利的刀子：“你们整天蹦蹦跳跳，进进出出，坐不下来，钻不进去，你们能成器吗?”他的话，剧烈地敲击了我的心灵。尽管这话后来成了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鼓吹白专道路、把青年引入歧途的罪状，但是，我相信，当时许多人听进去了，许多棵树就是在这样的严厉关爱中发枝长叶的。"文革”前，我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出论文多篇，这跟师辈所施加的“压力”大有关系。我常想，古人这句话就是对："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揭去“文革”一页，学术回春，天晴气朗。华中师范大学连续几任的领导中，不乏营造学术氛围的智者能人。仅就语言学而言，这门在发达国家早已居于领先地位而我国却一直被挤在偏僻角落里的科学，校领导们充分看到了它在学科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给予了长时间而又强有力的支持。华中师大创办起语言学系，建立起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把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建设成了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把汉语言文字学科建设成了国家级重点学科，所有这些，便是从一个小侧面展现出来的桂子山活力。我相信，桂子山有浓浓的“山气”。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一部“学术论著选”，列入“桂岳书系”。我由衷感谢学校领导和出版社总编对我学术生涯的重视。这部论著选里，收进文章51篇，分五组排列。第一组8篇，重在讨论理论和方法;第二组13篇，主要讨论词类和词;第三组13篇，主要讨论小句和结构;第四组13篇，主要讨论复句和句群;第五组4篇，主要讨论教学和学风。各组文章，实际上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小句中枢”理论和“两个三角”方法。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和学生合写的，有一篇文章是跟学生讨论问题的。这三篇文章全都发表在《中国语文》上面。教师和学生，应该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合写文章也好，辩论问题也好，都有利于教学相长，有利于培养人才。以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为标志，从《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中国语文》1957年第8期)，到《“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我的学术生涯已经跨越了45个年头。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部论著选只能收入已发表文章的一部分。质量上，有的稍稍好一点，有的可能次一些，不过，总的说来，自己是做过努力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我在书文里表达过不少看法，但有关的文字，绝大部分都不见于这部论著选所收的文章。这里，简单地复述几点意思。
第一，提倡学派意识。——经过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汉语语言学沿着“创业一拓新一发展”的轨道一直在不断推进，总体上已经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可是，繁荣不等于成熟。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成熟与不成熟的突出标志，应该是学术流派是否已经形成。而学术流派的形成，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开辟了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地，有自己的“特区”；其二，提出了标帜性的理论，有自己成套的研究方法；其三，显示了鲜明的治学特点，有上传下承并且日益壮大的穿越不同时期的学者队伍。审视现状，差距甚大，因而特别需要提倡学派意识的发展。若干年之后，一旦出现了多种风格的多个流派，我们的汉语语言学就起码靠近了成熟。
第二，加强理论建树。——缺乏理论的学科，不是坚挺的学科。我们的汉语语言学，缺少形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弱点明显。多年来，学者们不断引进国外理论，促进了学科面貌的不断更新，这个工作今后还须大力加强。然而，不能满足于引进和介绍国外理论，停留在“国外理论+汉语例子”上面。理论的建树，是学者们针对所研究的对象，深入地进行独立性思考、开拓性思考和群体性思考的结晶；所建树的理论，应该带有鲜明个性，烙上自我印记，反映一派学者的思想体系、研究特点和总体成就。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的沃土之上。“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这是一种定位。
第三，深化事实发掘。——没有对事实的清楚了解，理论的创建便成为空中楼阁。然而，仅就语法研究而言，我们对汉语的许多事实至今仍然认识朦胧。目前，研究工作正面临着来自理论和应用两大方面的严峻挑战，而任何进展都脱离不了事实的发掘，并且回避不了事实的检验。深化事实的发掘，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有多方面的含义。包括：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可以认为，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根基;也可以认为，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本身，就是汉语语法研究。
第四，跟上时代步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与融合，是21世纪科学发展的总体走向。汉语语言学跟信息处理应用研究密切相关，汉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了解和考虑现代化的需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为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作出义不容辞的贡献。为此，应该强调“两个意识”和“两个沟通”。所谓“两个意识”，一个是世界意识，一个是现代意识；所谓“两个沟通”，一个是自然语言研究内部的沟通，一个是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研究的沟通。在总体思路上，一定要努力于进行学科的更新或改造，改变传统汉语研究的纯人文状况，重视汉语研究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同信息处理的联姻，使之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实践研究工作的论实结合。
第五，认准一个目标。——我国的汉语语法研究，始终指向汉语语法事实的客观规律性，这是可贵的传统。语言有共性，不研究语言的共性，无法建立能够全面解释全人类语言的普通语言学;然而，语言又有特性，语言共性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各种语言的特性具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不能满足于了解和使用别人已经建立的理论和框架。要真正做到跟国际接轨，语言共性和汉语特性的研究都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必须处理好。揭示汉语语法的客观规律，建立起符合汉语面貌的反映自己风格和成就的汉语语法学，这是我们应该认准的目标。否则，汉语故乡的汉语语法学，就会永远处于不能跟别人平等对话的附庸地位。
第六，寄希望于将来。——“后来居上”，这是真理性的发展观。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学派性风格的形成，学科理论的建树，语言事实的全面发掘，适应时代要求的学科更新，真正符合汉语面貌的汉语语言学的铸就，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阶段，有赖于一辈辈学者前赴后继地发扬愚公移山的接力精神。愚公不是孤胆英雄，他把自己当成“众”字中的一个“人”依靠的是具有动态推移性和连锁递进性的永远团结奋战的团队。一个人力量单薄，谁也别想包打天下。重要理论的否定之否定，推进再推进，进而得到承传和发扬光大，最后“蔚然成风”，这要寄希望于将来，寄希望于后来者：学生，学生的学生，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作为“桂岳书系”中一部论著选的序言，我之所以一开始就从桂子山写起，是为了说明，我是在桂子山的山气和人气中成长起来的，我的所有书文，包括这部论著选，都是桂子山熏染出来的产物。桂子山是一块令人留恋的热土。我想起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徐杰博士。徐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跟我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深造，接着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他的新著《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前言中他这么写道:"自978 年初迄今的二十多个春秋里，我曾先后在三个国家的五所大学长时间地学习和工作过。如果有人问我，最值得留恋的是哪一所大学，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华师’。……那里有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的……语言学学术环境和桂子山语言学团队……成功地建成了我国又一个重要的语言学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中心。是的，桂子山不高，桂花香很淡。然而，当漫山遍野的银桂和金桂一齐放香的时候，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之下，谁个会不心旷神怡?谁个能说桂子山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的骄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明年金秋，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友们将从四面八方，从海内海外，聚集到桂子山，隆重举行百年校庆的活动。我觉得，一千多年前刘禹锡的美妙诗句，似乎就是为了激励桂子山人而写作：
莫羡三春桃与李，
桂花成实向秋荣。
邢福义
2002年金秋于桂子山
（《邢福义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本期编辑 | 潘静如
本期审读 | 余燕妮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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