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陈曼君：海峡两岸地理语言学的名称和定义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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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最近二三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地理语言学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众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兴起于西方、在日本等国有较大发展的现代地理语言学，如今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不断有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发展状况进行回顾和总结。但是关于汉语地理语言学何时发芽生根、发展状况如何，海峡两岸学术界却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以贺登崧、石汝杰等学者为代表，认为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始于贺登崧，即始于20世纪40年代，之后到20世纪末都没能发展起来。（贺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礼译 2003：作者日译本序第6页；石汝杰2003）

第二种观点以曹志耘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不应该把贺登崧的研究与中国地理语言学等同起来。贺登崧的研究或许可看作是早期的地理语言学或狭义的地理语言学，它只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一部分”。“高本汉在汉语方言基础上所进行的历史比较研究，以及赵元任为鼻祖的中国学者所进行的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研究，不管完善与否，都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曹志耘2006）

第三种观点以李恕豪、张振兴等学者为代表，认为汉语地理语言学与西汉扬雄的《方言》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可以将《方言》看成是汉语地理语言学最早的著作，或者至少将之看成是汉语地理语言学的早期萌芽。（李恕豪2003:30，张振兴2013:46）

第四种观点以洪惟仁等学者为代表，认为汉语地理语言学起步很晚，汉代扬雄《方言》不能算为地理方言学；“高本汉所关心的只是汉字音的历史比较研究，不是真正的方言研究，更不能说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在回顾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历程时，洪惟仁除了介绍贺登崧等外国学者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外，就是从赵元任等学者20世纪40年代末问世的方言调查报告里所制作的语言地图开始追溯起的。（洪惟仁2019:67-68）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分歧，主要是因为海峡两岸学者对地理语言学的理解和界定存在种种差异。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显然是按照贺登崧的研究模式及其对方言地理学的解读来理解和界定汉语地理语言学。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对地理语言学的认识来自贺登崧的方言地理学理论，给地理语言学下定义时则根据汉语的实际略作变通，但是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理解和界定往往又突破所下定义的界限。这种做法影响力最大，因而比较普遍。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外延的理解很宽泛或者比较宽泛，但是给地理语言学下定义或者阐述地理语言学的任务时又分别直接采纳传统的观点或者间接采纳贺登崧（2003）的观点。持第四种观点的学者没有按照贺登崧（2003）的观点来理解和界定地理语言学。

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学者不仅对地理语言学概念众说纷纭，而且对地理语言学学科名称的使用也存在着纷争。多数人对并存的多个名称不加区分，随意使用，这将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该学科的科学性。可以说，名称是否得当，定义是否准确，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和繁荣，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汉语学界在地理语言学的名称和定义方面存在的问题，亟待进行深入有效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二、关于海峡两岸地理语言学学科的名称

（一）大陆地理语言学学科名称的使用

在西方学科体系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地域语言学–语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这几个术语的含义非常接近，甚至可以互相换用。在英语文献里，表1显示，“linguistic geography”最为常用，其次为“geographical linguistics”；而在汉语文献里，“方言学”一枝独秀，其他术语均很少使用。（曹志耘2006）

表1  2004年以前与地理语言学有关的术语名称及其使用频率

在大陆学科体系中，“方言学”的含义与“地理语言学”、“语言地理学”和“方言地理学”等术语名称的含义迥然有别，将方言地理学列为方言学的一个小类早已成为方言学界的共识。詹伯慧、张振兴（2017:105）给“方言学”所下的下列定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方言学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根据其研究的任务和方法又分成不同的门类：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方言地理学、社会方言学。各个门类之间常有互相的牵连甚至依赖，尤其是描写方言学常为其他门类所需要，所以，从整个方言学领域来说，各门类之间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不过在汉语学界，“地理语言学(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 也叫语言地理学( Linguistic Geography)”“地理语言学，又称作方言地理学( dialect geography) 、语言地理学( linguistic geography) ”之类说法相当流行，“地理语言学”、“语言地理学”和“方言地理学”等名称的混用十分普遍。

在表1中，使用频率由高到低的中文术语依次是“语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地域语言学”。其中，“语言地理学”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术语，“方言地理学”和“地理语言学”的使用频率大抵相当，“地域语言学”极为罕见。为了便于对比，我们于2021年8月12日以篇名和不带“中英文扩展”附加项的形式对2004年以前和2004年以来这些中文术语名称在中国知网的使用情况进行搜索，同时排除非大陆学者和重复的数据，获取了表2的数据。

表2  2004年以后中国地理语言学术语名称的使用频率

排序	中文术语	中国知网出现次数（2004年1月1日以后）
1	地理语言学	72
2	方言地理学	31
3	语言地理学	17
4	地域语言学	0
5	地缘语言学	0

与表1相比，表2显示2004年以来中国地理语言学术语名称的使用情况发生较大的变化。“地理语言学”的使用频率已经跃升为首位，大大高于“方言地理学”的使用频率了，“语言地理学”的使用频率降至第三位，“地域语言学”更是不曾出现。而“地缘语言学”则从未为大陆的学术界所接纳。表2虽然只是中国知网上的数据，不能涵盖所有的数据，但是它可以窥见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发展动向。

（二）台湾地理语言学学科名称的使用

在我国台湾，与地理语言学有关的术语有“语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方言地理学”、“地理方言学”等，这些名称也往往混用。尽管如此，台湾语言学界还是出现以李仲民和洪惟仁为首的学者主张将它们加以区分。

李仲民着重区分“语言地理学”和“地理语言学”这两个术语。他（2009、2012等）一以贯之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地理语言学”与“语言地理学”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地理语言学”是属于语言学的范畴；而“语言地理学”则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

洪惟仁则对“语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方言地理学、地理方言学”等名称的差别进行过论述。不过，他对这些名称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阐述还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广义的“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也可以称为“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往往不分。但是从语种的视角或语言变体的视角来看就可以狭义地把语言地理学分为：“语言地理学”和“地理语言学”两种相对的分科。……“语言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方言，如果“语言地理学”只限于方言，可以别称为“方言地理学”（dialecto-geography）；“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如果只限于方言，也可以称为“地理方言学”（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语言或方言的定义不明，因此“语言地理学”和“方言地理学”往往很难一刀切……（洪惟仁2010）

“地理语言学”（或称为“语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也可以分为“地理语言学”与“语言地理学”两个分科……地理语言学（geolinguistics）……下位分科：地理方言学（geodialectology）……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下位分科：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洪惟仁2016）

地理语言学……下位分科：地理方言学（geodialectology）……语言地理学……下位分科：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地理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两个分科广义地合称为“地理语言学”（geolinguistics/linguistic geography）。（洪惟仁2019：62-63）

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个时期，在Chamber and Trudgill（1998）的影响下，洪惟仁都主张把地理语言学分为地理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两个分科，但是不同时期他对地理语言学的称呼和理解是有差异的。从2010年到2016年，他始终都有把“语言地理学”和“地理语言学”混为一体的倾向，只是2010年时他以“语言地理学”为主，到了2016年他则以“地理语言学”为主。进入2019年，他已不再将两者混为一谈，而是一概将两者统称为地理语言学了。对于“地理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这两个名称，洪惟仁（2010）一开始认为很难跟“地理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一刀切，后来他（2016，2019）将这两个名称分别视为“地理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的下位分科。这些无疑是他研究不断深化、观点不断修正的结果。

上述显示，在如何处理地理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之间的关系上，李仲民和洪惟仁两位学者的观点有根本性的差异。

（三）关于海峡两岸地理语言学学科的名称

作为语言学和地理学交叉学科的产物，究竟该叫什么名称呢？

我们认为，这一交叉学科既然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利用地理学、语言学的方法来解决单靠语言学方法无法解决的语言学问题，这自然属于语言学范畴。不论是“语言地理学”还是“方言地理学”，都属于地理学的范畴。正如李仲民（2012）所说的那样：语言地理学“研究目的在地理，而不在语言”。也正如陈桥驿（1988）所说的那样：“方言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方言地理学和其他系统地理学一样，它是一门地理科学。”如果将这一交叉学科称为“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或者下分地理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两个分科，都不甚科学，而应当将之称为“地理语言学”。

那么有没有必要让“地理语言学”与“地理方言学”这两种名称混用或者由“地理语言学”再分出“地理方言学”这一下位分科名称呢？我们以为，都没有必要。“地理方言学”是“地理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该与“地理语言学”混用，另外分立出来也实属繁琐。事实上，从上述两岸语言学界关于地理语言学学科术语的使用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地理语言学”术语已经脱颖而出，在使用上完全占上风，这也预示着人们已经渐渐由感性层面回归到理性层面了。今后，“地理语言学”当为地理语言学学科术语名称的不二选择。

三、关于海峡两岸地理语言学的定义

（一）大陆学者给地理语言学下的定义

20世纪初中期，林语堂、岑麒祥、刘复等留法语言学家就已经非常关注刚刚兴起的西方地理语言学理论并将之引入国内，但都未能赋予该学科以明确的定义。以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20世纪20至40年代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研究实践，并自觉地将地理语言学方法应用到其中，但也都很少给地理语言学下定义。

较早给地理语言学下定义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语言学名词解释》（1960）：

方言地理学也叫语言地理学。它通过有计划的调查，用绘制方言地图的方法研究某些语言现象（语音、词汇和语法）在各地人民口语里相同或互异的分布情况，或者说方言现象的地理分布情况，也就是某些语言特点在各地演变或发展的现状和动态。……方言地理学同方言地图的绘制和解释是分不开的。（项梦冰、曹 晖，2013：17）

后来，汉语方言学著作和汉语辞书等为地理语言学下的定义，跟上述定义大同小异。如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2003：30）下这样的定义：

方言地理学是方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一种语言的不同形式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方言地理学从调查活的语言入手，根据调查所得到的材料，确定和划分大大小小的方言区，最后绘制方言地图。

上述定义代表着传统的观点，可以说是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后2003年之前的中国地理语言学沿着赵元任等前辈开辟的道路继续行走的大致状况：注重从描写的角度用绘制方言地图的方法来研究、展示不同地域之间的方言差异，或者是通过方言差异在方言地图上划出不同的方言区。2003年之前的这段时期，石汝杰（2003）认为：“对于中国的方言学者来说，什么是方言地理学，好像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自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日译本（1994）和中译本（2003）问世以来，贺登崧的地理语言学理论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中华大地，对中国方言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们更多的是认同和接纳贺登崧（2003:1）对语言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所做的描述：

（1）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以及语言片断（syntagm），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记录下其发音。

（2）每个调查项目制作成一张地图。这时，对语言资料不作任何修改，以实际记录到的形式表示出来。

（3）把词及其所指对象联系起来，也就是要研究词汇中所反映出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

（4）对地图进行解释。对于语言学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这是要以上述3项工作为前提的。

贺登崧（2003：167）不仅描述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还进一步强调：“如果画出的地图……光是罗列语言特征的分布情况，而不加以历史的解释，并不是语言地理学。”

曹志耘（2006）在此基础上为地理语言学下这样的定义：

地理语言学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后来，他（2010）进一步把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简要概括为“调查、画图、解释”。

现在有许多学者十分认同贺登崧和曹志耘的上述观点，认为唯有“调查、画图、解释”三者具备，方可算作地理语言学。

不过，对于贺登崧（2003）的观点，项梦冰、曹晖（2013:20）不以为然道：“这话似乎过于绝对了一些。被方言学家们经常引用的一些方言地图集并不一定都包含解释，但是其方言地理学的性质大概没有人会否认。”项、曹两位先生（2013:18，20）虽无意给地理语言学下定义，但指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什么是汉语方言地理学，并强调缺少方言地图的各类研究，即使蕴含了地理分布的观念，也不应归入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范围：

（1）以方言地图为其最终表现形式的地域方言调查研究；

（2）以方言地图为基础所进行的各项综合研究。”

张振兴（2013:46）没有给地理语言学下具体的定义，不过也明确阐明自己的见解：“有语言地图的语言类作品不一定就是地理语言学著作。没有语言地图的语言类作品不一定就不是地理语言学著作。”他（2013:44）同时指出：“地理语言学有两个最主要的任务。一个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提供相关语言信息的地理地域分布状态；另一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语言信息地理地域分布状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甘于恩（2016）基于“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这一地理语言学前沿研究也谈了自己对地理语言学学科的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理语言学是当代方言学采用全新方法后的内涵展现和新视角研究的学科。

可以说，21世纪以前，大陆学者对地理语言学的探索主要是立足于国情立足于传统进行的，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较大的不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2003）的问世和学者们的不断探索，情况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都在地理语言学定义的探索上得到大体的反映。

（二）台湾学者给地理语言学下的定义

“地理语言学在台湾并不是一个新兴而令人陌生的学科……然而当我们翻阅这些资料，我们却可以发现许多资料往往对地理语言学的定义模糊不清；更有些人以为，只要在方言研究上附上方言地图，便属于地理语言学了。”（李仲民2009）为此，李仲民两度讨论过地理语言学的定义。他（2009）颇为认同贺登崧（2003）和曹志耘（2006）的观点，并强调：“地理语言学决不是止于语言地图的绘制，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为什会这样分布、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异以及语言变化过程的机制是什么。要确实掌握的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主体是‘语言’，而不是‘地理’。”

后来，李仲民（2012）受到真田信治等学者的影响给地理语言学下了较为详细的定义：

地理语言学：研究词的地理分布，来探索词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一门学科。研究目的在把方言变体在地理上的分布展示成语言地图，进行方言分区并对此语言分布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在共时语言学的研究上，则是对一种语言（方言）在地理上分布的区域划出分界线，并对此语言（方言）为什么如此分布、它历史上的消长为何提出合理的解释。在历时的研究上，则是运用各不同分布的情形，分析出何者为此区语言的古老形式。运用地理、种族、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等与语言的关系来解释语言分布现象和语言变体产生的原因。所以此学科的研究目的在语言，而不在地理。”

洪惟仁也多次探讨过地理语言学的定义，他的观点与李仲民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洪惟仁（2013）认为：“语言地图的绘制是语言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之一。不过，这不是说一定要绘制地图才算是语言地理学研究，只能说地图绘制是呈现语言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最好手段：也不是说语言地图画出来了，语言地理学的研究就算大功告成了。”由于洪惟仁始终认为地理语言学学科应该分为地理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两个分科，因此他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这两个分科的定义上。他（2010）先是给它们下这样的定义：

“语言地理学”是站在地理学的立场，把语言看成是分立的（discrete）的存在，研究语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并对语言的分布状态提出解释。同理“方言地理学”必须把方言看成是分立（discrete）的存在，研究方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并对方言的分布状态提出解释。

“地理语言学”是站在语言学的立场，研究不同语言的形式变异在地理上的分布，并提出解释。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变异，最重要的是分析语言的类型，因此“地理语言学”研究的焦点在语法类型、词法类型、音韵类型或语音类型。典型的著作是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地理方言学”是站在方言学的立场，以同一语言的方言变体在空间上的分布为主题，并为其所以如此分布提出解释。其前提必须是先确定所处理的变体属于同一个语言的方言，而非不同的语言。

后来，他（2016，2019:62-63）对上述两个分科的定义进行提炼和概括：

地理语言学：考究语言变体（variants）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变体的互动关系的学科谓之“地理语言学”（geolinguistics）。下位分科：地理方言学（geodialectology），研究领域限制在方言变体（dialect variants）。

语言地理学：考究语种（linguistic varieties，即语言或方言）在空间上的分布及语种的互动关系的学科谓之“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geography of language）。下位分科：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研究领域限制在方言变种的分布。

与此同时，洪惟仁（2016、2019：63）还探讨台湾新兴的地理语言学——社会地理语言学，同样将之分为社会地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地理学两个分科，并给它们分别下定义：

社会地理语言学：将社会语言学的元素（如语言的年龄变异或其他变因的社会变异）融入地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地理语言学”（social geolinguistics or socio-geolinguistics）。下位分科：社会地理方言学（social ge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or socio-geolinguistic dialectology）。研究目的：了解语言社会变异及空间变异的渐层性分布（gradual distribution）,表面时间比较（apparent time comparison）或进一步进行真实时间比较（real time comparison），见证语言形式演变的过程。

社会语言地理学：将社会语言学的元素（如语言使用等）融入语言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属于“社会语言地理学”（social language geography）。下位分科：社会方言地理学（social dialect geography）。研究目的：了解语种在社会变项和空间上的渐层性分布（gradual distribution）,语言接触产生语种分类上及语种地盘的变化，构建语种分布史。

在海峡两岸中，洪惟仁对地理语言学定义的探讨不仅与众不同，而且还延伸到社会地理语言学上，进一步扩大了地理语言学的内涵和外延。

从台湾语言学界比较流行的说法到李仲民的观点再到洪惟仁的观点，大体代表了台湾学者对地理语言学的不同解读和界定，也是台湾学者地理语言学实践经验的总结。

（三）关于海峡两岸地理语言学的定义

由于时代环境、学术背景、研究旨趣、个人认知、切入视角等方面的差异，两岸学者对地理语言学所下的定义存在着分歧，较为突出的是围绕这么几个问题展开的：

1. 是否一定要有语言地图的绘制才算是地理语言学研究？

2. 不含解释的语言地图绘制算不算地理语言学的范畴？

3. 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如何看待海峡两岸学者关于地理语言学定义的分歧呢？我们以为，地理语言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有一个不断发展、日趋成熟、走向完善的过程。它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就拿研究目标来说，日本地理语言学是基于设定全国通用的标准语言这一目标而产生的。随着调查研究的细化和深化，柳田国男（1930）、东条操（1954）分别提出了“方言周圈论”和“方言区划论”。（大西拓一郎2011）柳田国男的研究目标是通过了解方言的分布重新构拟中央地区的历史。东条操的研究目标是通过记载各地方言，查出日语当中存在多少种方言，在地图上标明它们分布的范围，阐明方言间的系统关系。后来，柴田武（1969）又提出依据方言分布来研究语言的历史。（大西拓一郎2011）大西拓一郎（2011）则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将目的只限定在语言史上，鉴于地理空间当中充斥着大量地理信息，如果总试图从方言的分布中获得语言历史的信息，那研究的目的就过于专注了。……语言地理学并不是集中于某个特定目的上的研究领域，其更宽泛的目的是通过语言和地理空间的关系，去思考人类的存在形态。”每一个基于地理语言学学科发展的目标都是不同阶段的产物。再拿研究对象来说，最初是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变体，后来延伸到不同国家的语言变体，再后来延伸到一个洲的语言变体，甚至延伸到世界的语言变体。

作为世界地理语言学组成部分的汉语地理语言学，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西方地理语言学未诞生之前，中国学者并没有“地理语言学”的概念，直到西方出现地理语言学并逐渐流传开来以后才有了这样的概念，因此汉语地理语言学必然带上西方的印记。事实上，汉语地理语言学和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汉语方言学有传统汉语方言学和现代汉语方言学之分，汉语地理语言学也应该有传统汉语地理语言学和现代汉语地理语言学之分。我们认为，有没有地图的绘制是其分水岭。传统汉语地理语言学着眼于文字的描述，发端于西汉扬雄的《方言》；现代汉语地理语言学善于借助地图来展示，始于20世纪上半叶。汉语地理语言学虽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它始终都融入地理学视角和语言学视角并将二者融为一体来解决语言学问题。

上述关于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分歧是学者们所站的角度、预设的前提和涉及的对象不同的产物。学者们认为地理语言学不一定非得有语言地图的绘制，这是站在传统地理语言学的角度而言的；认为语言地图的绘制是地理语言学的必要内容，这是站在现代地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的。综观世界地理语言学，有描写性地理语言学和解释性地理语言学之分。学者们认为“调查、画图、解释”三者具备，方可算作地理语言学范畴，显然是站在解释地理语言学的视角而言的；有的学者认为只要呈现语言信息的地理分布、带有语言地图的研究便算是地理语言学范畴，这是站在描写地理语言学来看的。至于关于地理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分歧，无疑是学者们研究角度的差异造成的。而研究角度的差异既有时代因素在起作用，也有个人因素在起作用。一般来说，学者的研究视野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但也有学者因因循守旧而落伍，因此不同时期的研究视角有差异，同一时期的研究视角也会有差异。

由于海峡两岸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界定莫衷一是，目前还很难看到有学者能给地理语言学下一个比较科学而又令人满意的定义，因此项梦冰、曹晖（2013）在谈到给地理语言学下定义时非常谨慎：“目前所能下的定义一定是比较抽象空洞的，并无太大意义；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丰富内涵应该由今后的实践活动一步步确定，当这门学科的发展日趋成熟时定义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这固然说得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地对地理语言学的定义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不能给予相对科学又富有前瞻性的界定和解读，便可能使地理语言学陷入概念模糊不清、学科盲目发展的境地。

我们认为要给中国地理语言学下一个相对科学又富有前瞻性的定义，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不要忽视地理语言学的动态发展，不能以今日较高的研究标准否定往日较低的研究标准；二、对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洪惟仁（2010）概括为语种分布或变体分布、宏观取景或微观取景、表层标示或类型标示、平面展现与立体展现、共时研究或历时研究、描写性分析或解释性分析六个视角六个分科，我们不可能每个研究都包罗万象，能选取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固然是好，但是即使只选取其中的一个角度进行研究，也不能否定其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价值；三、应密切关注中国地理语言学发展新动向；四、中国现代地理语言学的发展与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应胸怀世界地理语言学的发展格局来给地理语言学下定义，因为如果固守着中国境内已有的研究定势来下定义，必然会束缚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发展；五、语言学和地理学都有非常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作为两者的交叉学科——地理语言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下定义时还要考虑到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据此，我们可以尝试地给地理语言学下这样的一个定义：

地理语言学是运用语言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学与地理学等学科相互融合的角度去主要呈现语言现象地理分布状况，进而结合非语言因素研究语言形成、分化、接触和发展演变过程、原因及规律等的一门学科。

该学科的研究目标、任务、方法、对象和内容等随着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当前正进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全新时代，语言数据信息化、地理信息平台搭建等方面正成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热点。

四、结语

本文全面梳理海峡两岸地理语言学术语名称的使用情况及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针对该学科产生的初衷和发展趋势，提出“地理语言学”应该是该学科术语名称的不二选择的看法。

关于地理语言学的定义，海峡两岸语言学界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这些定义几乎都是两岸学者对各自所在时期地理语言学实践情况的理解和概括。21世纪之前两岸的地理语言学实践基本上都是描写性地理语言学实践。因而两岸学者所下的定义或者所持的观念都是围绕描写性地理语言学进行的。21世纪以后大陆多数学者和台湾部分学者深受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理论的影响，给地理语言学所下的定义离不开“调查、画图、解释”三步骤。本文就如何给中国地理语言学下一个相对科学又富有前瞻性的定义提出几点思考，并据此尝试性地给地理语言学下定义。

参考文献

[1]曹志耘，2002.老枝新芽: 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J].语言教学与研究，（3）：1-6.

[2]曹志耘，2006.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方言学报（1）：171-184。

[3]陈桥驿，1988.中国古代的方言地理学《方言》与《水经注》在方言地理学上的成就[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45-62.

[4]大西拓一郎，2011.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J].语言教学与研究（5）：1-10.

[5]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现代语言学词典[M].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甘于恩，2016.基于GIS的岭南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C]//从北方到南方——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7]贺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礼译，2003.汉语方言地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8]李恕豪，2003.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

[9]李仲民，2009.战后台湾闽南语地理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J].台湾语文研究（4）：101-147.

[10]李仲民，2012.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方法浅论[M]//甘于恩.南方语言学:第4辑.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11]洪惟仁，2010.语言地理学概论[R].台北：中研院语言研究所7月15日学术演讲稿，网址：

max.book118.com/html/2017/0527/109594804.shtm。

[12]洪惟仁，2013.洪水论与语言地理分布发展类型[J].北方语言论丛（0）.

[13]洪惟仁，2016.台湾的社会地理语言学及其理论[J].台湾语文研究（1）：115-168.

[14]洪惟仁，2019.台湾社会语言地理学研究——第一分册：台湾语言的分类与分区理论与方法[M].台北：前卫出版社。

[15]石汝杰，2003.贺登裕和汉语方言地理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6）：72-76.

[16]项梦冰，曹 晖，2013.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7]詹伯慧，张振兴，2017.汉语方言学大词典[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8]张振兴，2013.《方言》与中国地理语言学[C]//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曼君，任教于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原载《南方语言学》第19辑，本刊略有删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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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曲：吴宗宪《没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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