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还是不移？——拾起散落的记忆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这句著名台词对应了世间无数的纠结，移民也不例外，因为，移民就是一个大大的纠结。
移民还是留下？很多人在自问，也在询问。已经移民的，正在移民的，以及计划移民的，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遥远的异国他乡会有我所期待的生活吗？可是，能够引起集体思考的问题，往往难以找到统一的答案。
加拿大，一个有着广袤国土和丰富资源的国家，良好的教育环境、先进的医疗条件和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之一。
当一个人，我们姑且称之为哈姆雷特，不必为孩子选择幼儿园和学校有任何烦恼，不必让孩子为考入理想的大学而苦战数年，在不用缴费的情况下接受医护人员的细心呵护，在节假日与家人徜徉在幽静的山林湖畔，在家中饮用最洁净的水，在户外呼吸最新鲜的空气，他会怎样回答上面的问题？
你或许会慨叹，哦，幸运的哈姆雷特！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哈姆雷特为获得这一切要舍弃从前的拥有，告别故乡和亲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生活，面对许多未知的疑难和困惑，你觉得他还会那么轻松吗？你觉得，他还值得你发出艳羡的慨叹吗？
同一个哈姆雷特，感受却是如此不同。这就是移民们的境况，也是准移民们头脑中反复衡量的前途。我就曾经是一名哈姆雷特，或许现在还是。
北大未名湖
时间倒回1991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我来到离燕园不远的中关园502号楼，北大法律系龚祥瑞教授的家。龚教授是法学界颇受敬重的前辈，师生们都尊称他为龚先生。龚先生让我协助他整理一些旧时文稿。我心里很高兴，为名家做事如同为名角配戏，总归是荣幸的。他让夫人沏了一壶新茶，我们两人在书房沙发上坐下，边饮边谈。
谈话间，龚先生话锋一转，说：“你前几天送给我看的那篇《湖边对话》写得不错，很有文人气质。说不定你将来能当作家。”说完笑了起来。龚先生是宁波人，普通话中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
龚祥瑞（前排中）与北大法律系师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李克强
我一愣，旋即想起几天前送给先生看的一篇文章，那是以两个年青人在未明湖畔对话的口吻写成的，内容是关于宪政与法治。我从未想过要当作家，可是先生的一句笑谈让我朦胧地意识到，写作并非作家的专利，而是人人可为的。
生活总是充满戏剧性。1992年8月，我告别燕园，进入新华社国际新闻部，成为一名新闻编辑。编辑虽然不是作家，但可以算是作家的远亲。
在新华社，我受到严格的新闻培训，感受到这家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与世界脉动紧密相连的工作节奏。工作之余，我常常为地方报纸和电台撰写国际专稿，一来可以练笔，二来可以赚些稿费。我和许多年轻编辑被老同志们戏称为“作家”，一位姓凌的老编辑开玩笑说，北京城里的作家们，除了王朔，就属你们勤奋了！那时候，王朔创作势头正猛，全国的年轻人都在读王朔。
可是，我们这样的“作家”却无法坐在家里，特别是在夏季，下班后喜欢泡在单位写稿子只不过是因为办公室里有空调，不必回到那小小的宿舍里，忍受炎热的折磨。成家后，房子一直令我十分头痛，那时候是评分分房，像我这样工作时间短的年轻人是很难看到希望的。因为房子问题，一些年轻编辑跳槽去了外企，与我们紧邻办公的水均益去了央视《东方时空》，在他们看来，既然分房无望，那还不如多赚点钱。
1996年秋，我被派往土耳其，成为新华社安卡拉分社一名常驻记者，驻外生活让我暂时忘却了房子的烦恼。那时，儿子已经出世，在山东老家由母亲照料。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所限，我们不可能像现在的年轻父母那样随时从手机上看到自己的孩子，写信通常要两个星期才能到国内，国际长途电话也是不能轻易打，因为费用太贵，只能在重要节日时给儿子打一个，从话筒里听听他那稚嫩的声音。因为这段经历，即使多年以后，每当我听到“驻外”这两个字，总不会情不自禁地把它和骨肉分离联系起来。
横跨亚欧大陆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
回国后，我调入参考新闻编辑部工作，那是邵云环烈士生前工作的部门，具体工作是在《参考消息》做编辑。
从安卡拉回到北京，反差是明显的，原来宽敞的公寓套间还原成一间小小的宿舍，而这却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住处。黄亭子是新华社的主宿舍区，占地很大，北面是著名的京西宾馆，很多国家大事在那里决定；东北面是高耸的央视大楼，夜夜轻歌曼舞；西面是宽阔的空军大院，打江山的老将军们住在宽敞的独栋小院里。在这些显赫机构的反衬下，我那方位于14号楼顶层且西晒的小小天地显得局促无比——那是一间仅仅6平米的小屋。
2000年，我们一家搬到石景山鲁谷小区，总算有了自己的住房，儿子也可以骑着小脚踏车在院子里跑了。可是我却有了倦意。新华社的庞大绝非一般新闻机构可比，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每个螺丝钉都被整个机器带动着运转，而机器却毫不在意每个螺丝钉的存在。坦率地说，这个庞大的机器是缺少人文关怀的。
搬入鲁谷小区前，新加坡《海峡时报》到北京招聘记者，我与他们取得联系，面谈后他们决定录用我，并准备为我办理赴新工签。可是妻子犹豫了，因为我们毕竟刚刚有了自己的家。或许是受到这件事的启迪，学理工出身的妻子开始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
两年后，我被派往坦桑尼亚，担任达累斯萨拉姆分社首席记者。在东非，我见识了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野生动物世界，如果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那么从塞伦盖蒂和马塞马拉回来的人，恐怕很难再对城市里的动物园产生兴趣了。除了分社的日常报道，我还参加了非洲总分社的许多大型报道活动，东西南北非跑了十几个国家。虽然工作并不繁忙，可是，与妻子和儿子的分离让我在非洲的日子充满了思念和焦虑。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象群
2004年夏天，我提前结束任期回到北京。一年后，移民签证下来。哈姆雷特的问题实实在在摆到面前。权衡再三，我们终于下定决心。处理完各种事宜，一家人飞跃太平洋，来到陌生的加拿大。在圣诞彩灯的闪烁中，我们像所有新移民一样，开始了异国他乡的生活。
多伦多城市一景
移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七年后当我遍尝了移民的酸甜苦辣后，我的长篇小说《移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尝试去解读这些问题，也想跟读者们一起探讨。
促使我写作《移民》的最主要动因是想给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和听到的加拿大华人移民生活做一点文字记录。虽然多伦多只是一个点，但是，只要把这座城市里的移民生活写出来，即使不甚全面，至少可以让读者看到这个群体的大致轮廓。有朋友问我，《移民》里有你的影子吗？我回答说，有。也有朋友问我，《移民》写的是你吗？我回答说，那怎么可能？
我所关注的移民大多是近二十年间出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技术移民，在踏出国门时已届中年，舍弃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辛苦和劳累已经不算什么，有的人甚至付出了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我想，这样一群人的经历和感受，不应该只挂在他们自己的嘴边，只萦绕在他们自己的心底，而应该被文字记录下来，告诉别人，也告诉他们的后人。
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每当经历欢愉或痛苦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依然会冒出那句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我知道，对第一代移民来说，他们的心中或许永远会有一个哈姆雷特。只是，这个哈姆雷特不再是离乡时飞机引擎轰鸣中闪出的那个哈姆雷特，随着日子的一点点雕琢，他的样子在逐渐地改变，每改变一次，那句台词的答案便会更清晰一点。
在北京时，每年秋天去香山赏红叶时，我和妻子都会顺带去一下山脚下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里面的设施并不奢华，相反有几分朴素，但是布置得很有情调。喝一杯香浓的卡布奇诺，翻阅一两本前卫时尚的铜版纸杂志，偶然一瞥窗外的山色，你会感觉生活是如此美好。猛然间，你也会觉得，这咖啡馆的名字或许是一位哲人起的，颇有几分道理：时光，确实是可以雕刻的。
生活是所有人的老师，它教会我们很多，对远离故土的移民来说，它更教会我们以更加坚韧的态度去奋斗，珍惜当前拥有的，同时去争取那些未来可能属于我们的。
移民是一个旅程，一个不知要把人带向何处的旅程。故乡渐行渐远，梦中的家园又在哪里？我无法给出答案，但我知道，无论他们是否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或者，在别人眼里他们的奋斗是否值得，有一点是几乎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那些踏上移民旅程的人，包括他们的孩子们，无疑都是生活的勇者。
或许，幸福本来就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执着无悔的寻找吧。
带着这种寻找，我在2016年一个炎热的夏季午后申请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加拿大的那些事儿。初衷是想建立一个平台，跟更多的朋友分享小说《移民》，感受我们这代移民的各种酸甜苦辣。随着小说的连载，我也惊奇地发现，面对着曾经陌生现在却成为粉丝的朋友们，提起的笔再难放下，每每有生活的感悟，都愿意跟或是远在天边，或是近在街角的你们述说一番。世界太大，我们还来不及见面，就让这个小小的二维码成为连接你我的一片小天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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