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让人念念不忘的“合肥四姐妹”到底比普通女子强在哪里？
作家叶圣陶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这句夸赞的话，是送给民国初年教育家张武龄的四个女儿的，她们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因张武龄祖籍安徽合肥，所以，张家四女就被人称为“合肥四姐妹”，在民国时期就大名鼎鼎，甚至到今天，也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
合肥四姐妹：上左为三女张兆和，上右为小女张充和，下左为二女张允和，下右为长女张元和
四姐妹很出名，可是提起她们的丈夫，那就更是大名鼎鼎。长女张元和的丈夫是有着“上海滩第一小生”美誉的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女张允和的丈夫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张兆和的丈夫是著名作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小女张充和的丈夫是德裔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傅汉思。
张家的这四位女婿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都是一等一的大家。有人说，张武龄的四个女儿嫁的都是最有文化的男人，而且中西兼顾，此言不虚。
张家四女被称为合肥四姐妹，可她们却是在园林满城的美丽苏州长大的。
叶圣陶所说的“九如巷”，是苏州一条不大的弄堂，从十梓街拐进五卅路，左手第一条巷子就是九如巷。巷长161米，宽4米，谈不上幽静，有人经过这里，甚至不会留意到它。可是，知道九如巷的人很多，有人来苏州还特地前来参观，就因为这巷子里曾经住过张家，曾经走出过合肥四姐妹。
九如巷3号院内的老井，水质很好，现在仍可饮用。据说，四姐妹中的张充和最喜欢喝这口井里的水。
合肥四姐妹是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成年以后又分别嫁给了艺术界、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名人，这使得她们终身笼罩在光环之中。这世界从来就是这样，关注名人，也关注名人身边的人。张家四女就是这样吸引了众多的关注目光。
如果用观察普通人的眼光来衡量，合肥四姐妹的确非常出色，但是，以她们后来的名气来做一个返回式观察，就会发现，她们的名气实际上要超过她们的才华。这并非否定她们的才华，而是说，如果从职业生涯考量，凭她们自己，大概是不会赢得现在这样的名气。
因为出身富家，张家四女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人们称她们是民国淑女。
1931年，24岁的张元和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1951年与光华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后去北京，入读燕京大学研究院。1939年4月在上海与顾传玠结婚。在张元和的履历中，除了从1966年至197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担任过四年秘书外，并没再从事其它工作。1972年移居美国。
张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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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元和，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她和顾传玠的婚恋。
由于父亲早年的有意培养，张家姐妹对昆曲都非常熟悉，张元和更是对这门戏曲艺术特别喜爱，演技也相当出色。所以，才有后来她在“大世界“追着看顾传玠的戏，以及“下嫁”给这位昆曲名伶。张元和晚年整理过一些昆曲资料，但是，因为并没有专门的演出环境，因此，她的参演基本上是一种票友性质。
二女张允和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光华附中担任历史课老师，1952年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历史教材编辑。
张允和
不久，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张允和因出身问题受到冲击，被逼迫写交代材料，参加批判会。她借故治疗牙病回到上海，后因假期超过规定而丢了工作，从此再也没踏入职业圈。她称自己是“家庭妇女”。
张允和去世于2002年，1952年时她43岁，也就是说，在生命的后50年里，她并没有工作。张允和后半生最多被人提起的是，她在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活动，在红学家俞平伯因年事已高辞去主任委员后，改由张允和担任，后来由张允和的学生、书法家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名担任负责人。
北京昆曲研习社是一个群众文化社团，归北京市文化局管，业务范围包括昆曲研究、学术交流、专业培训、传授技艺等，因此，其演出也是部分昆曲爱好者的自发行为。
与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相比，张兆和可以说是真正的职业女性。1932年，张兆和从中国公学大学部外语系毕业后，进入一家中学担任教师，几年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9年就读于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二部，解放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二附中担任教师，后调任《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湖畔》等。
沈从文夫人张兆和
小女张充和1934年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活跃于文坛，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抗战爆发后任职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从事古典音乐和昆曲曲谱研究。抗战胜利后，书法功底深厚的她回到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同时传授昆曲。1948年与美国人傅汉思结婚，1949年1月赴美定居，在加州大学图书馆工作。
张充和
合肥四姐妹均为知识女性，有极好的家教和修养，这样的姐妹不要说在当时的中国凤毛麟角，即便放在今天，也足以令所有父母感到自豪。但是，她们之所以为后人津津乐道，除了她们自己的才华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两个外在原因：家庭和婚姻。
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后取名冀牖）出身于名门王族，祖父张树声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淮军二号人物，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贵州巡抚和广西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晚年出任直隶总督，为清朝九个封疆大吏之首。
直隶总督这个职位大家一定不陌生，李鸿章、荣禄、端方、袁世凯都出任过此职，这是个什么官职呢？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但掌管的地方要更大些。简言之，属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张家门第之高可想而知。
到了张武龄这一辈，他对做官没什么兴趣，但是家境依然极好，坐拥良田万顷，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据说，每年归到他名下的就有十万担租。
怀抱孩子的张武龄
张武龄是世家子弟，妻子陆英是扬州大户人家，父亲为盐官陆静溪，家住冬荣园，当地人称之为陆公馆。陆英的母亲十分疼她，为女儿准备嫁妆陆陆续续用了十年。据说，陆家的嫁妆从水路运到合肥后，吹吹打打，热闹非常，“送嫁妆的队伍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足足排了十条街”。
四姐妹中，最大的张元和出生于1907年，最小的张充和出生于1914年，这是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大变革时代。动荡的年代里，普通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可是，因为家境殷实，张家四女从小就生活在富裕舒适的环境中。
张元和是长女，深受祖母喜爱，从小由专门的奶妈照看，吃奶一直吃到五岁。在普通人家的孩子只能在街上撒尿和泥玩的年代里，张元和就有满满一屋子玩具。
与三个姐姐不同，张充和从小就过继给没有后代的叔祖母李识修，李识修是李鸿章的亲侄女。张充和从小就跟李识修背唐诗，学吹箫，读私塾时，李识修请来考古学家朱谟钦，教她古文和书法。朱谟钦是清末民初绘画、书法大师吴昌硕的弟子，功力颇深，张充和的书法功底就是跟着他打下的。16岁时，张充和回到苏州，父亲请来沈传芷、张传芳等名师，教她昆曲，又请有“江南笛王”之称的李荣忻教她笛子。
大学时代的张充和
张武龄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丝毫没有一般官家子弟的坏毛病，烟酒不沾，从不赌博，只好诗书。他思想开明，痴心于平民教育，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听从蔡元培“先到上海办学”的建议，以及为女儿求学着想，1917年，张武龄举家迁居到苏州九如巷。
到了苏州，孩子们在亭台楼榭间找到乐趣，张武龄也找到了施展兴学抱负的宝地，他不要捐款，独自出资，先后创办了男校平林中学和女校乐益女中。张武龄还亲自为学校创作了校歌：
乐土是吴中，
开化早，文明隆。
泰伯虞仲，
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
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
愿吾同校，
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乐益女中以新理念办学，是完全的新式学校。学校位于明末张士诚皇宫的废墟上，当时叫皇废基，校园占地20余亩，校园内里有花园、凉亭，西式教学楼，宽阔的操场，学校还购置了理化仪器、钢琴、图书、运动器械等教学设备。女学生一律剪短发，学校定期举办运动会，组织话剧演出。
为了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张武龄请来很多名师，其中就有诗人柳亚子、后来两度出任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匡亚明。教绘画的是叶天底，他功底扎实，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弟子。教国文的是张闻天，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张允和晚年就曾专门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就叫《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乐益女中开风气之先，合肥四姐妹就是这样在健康、活泼的校园中，在名家导师的指导下吸收新思想，学习新知识。
苏州乐益女中校舍旧照
解放初期，张允和在上海光华附中教历史，教材用的是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张允和对这部教材很是不满，于是写了两万多字的批评文章，寄给上海《人民教育》杂志。不想，《人民教育》杂志把文章转寄给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结果，文章到了叶圣陶手中。叶圣陶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看了文章，当即决定调张允和来北京工作，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历史教材编辑。
人世间最难得的是人脉资源，而对于合肥四姐妹来说，丰厚的人脉资源就在手边。
将张允和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叶圣陶，是著名作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建国初期曾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在张允和就读于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时，叶圣陶是该校的国文教员。
叶圣陶对张武龄非常敬重，晚年时，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还对自己的“老东家”仍念念不忘，还嘱咐长子叶至善搜集材料，以便自己给张武龄写一篇详尽的传记文章，以表达对张武龄致力于民国平民教育的敬仰。后来，叶至善还专门为此给张允和写过信。
叶圣陶
合肥四姐妹出身名门，嫁的也都是最有文化的丈夫。
合肥四姐妹中最先嫁人的是张允和，丈夫是周有光。周有光是江苏常州人，祖上为经营棉纺、当铺的大户人家，家产丰厚。在太平军攻打常州城时，其曾祖父独自供给守城清军经费，城破后投水自尽，周家从此衰落。
十岁时，周有光随家人迁居苏州。因为妹妹周俊人是张允和在乐益女中的同学，周有光与张允和相识。据周有光回忆，张允和与他在苏州、上海交往时，虽然很熟络，但还是普通朋友。
周有光
1932年1月，日军炮击吴淞口，“一·二八”事变爆发，为安全起见，张允和离开上海，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一学期，那时周有光恰巧在孟宪承创办的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就在这段时间，张允和与周有光恋爱了。1933年4月，两人在上海结婚。
周有光在大学时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与张允和结婚后，夫妻二人同赴日本留学，1935年放弃在日本的学业回到上海。周有光任教于光华大学，同时在上海银行有兼职。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家迁往重庆，周有光在国民政府经济部任职。抗战胜利后，周有光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和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授。
1948年4月，周有光与张允和在意大利庞贝古城
因为周有光曾经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著作，1954年，他被邀请担任国家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次年在北京参加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汉字改革课程。周有光倡议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投票，确认了这一国际标准。
由于周有光对中国文字改革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学术界称他为“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
张允和与周有光婚后一起生活了近70年，两人感情甚笃，可以用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来形容。只要在一起，两人必定每天碰两次杯，上午是红茶，下午是咖啡，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了几十年。尽管张允和后半生没有工作，但是周有光依然对妻子敬重有加，称她为“大家闺秀”。张允和也始终深爱着周有光，其情之深，尽在她晚年所写的散文《温柔的防浪石堤》中。
晚年的周有光与张允和
紧接着张允和嫁人的是四姐妹中排行老三的张兆和，她的丈夫在中国更是广为人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从文。
青年沈从文
张兆和是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结识沈从文的，那时，沈从文是学校的教员。与张允和与周有光的自然恋爱不同，张兆和完全是被沈从文的情书攻势拿下的。
张兆和学业优异，连体育成绩也很好，并且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很受学校男生的追捧。张兆和总能收到很多情书，她不同意，却也不恼，甚至编成号码，让好友代为保存。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早年在军队里当过文书，后来写小说，二十年代蜚声文坛，与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齐名。1928年，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邀请沈从文到校任教。沈从文虽然文笔了得，但本身并无学历，更没有教学经验，第一次上课，面对下面的学生竟然口吃起来，成为学校的笑谈。
据张允和回忆，张兆和曾经专门跟她讲过，沈从文在课堂上紧张得说不出来话时的窘相，觉得这个湖南人很好笑。
不想，沈从文也和许多男生一样，看上了这个张家二小姐，区别是他的身份不同，是老师看上了学生。于是，沈从文开始给张兆和写情书，第一封信的第一句话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
张兆和起初对沈从文没什么感觉，在她眼里，沈从文不过是个会写白话小说的人罢了。可沈从文不死心，继续写，而张兆和却不回复。
有一次，张兆和实在忍不住了，就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张兆和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胡适笑道：“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兆和红着脸说：“不要讲！”胡适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不料，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
尽管张兆和态度坚决，但沈从文依然不放弃。1932年夏，张兆和大学毕业后回到苏州，当时已在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任教的沈从文来苏州探望，带着好友巴金建议他购买的礼物——一大包文学名著，敲开了九如巷3号张家的大门。
由于张允和的热心劝导，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开始松动，默认了沈从文的求爱。自此，沈从文把二姐张允和视为自己的月老。回到青岛后，他迫不及待地给张允和写了一封信，其中就有那句很多人都熟知的，探听未来岳丈口风的话：“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武龄思想很开明，婚事由儿女做主。1933年9月，张兆和与沈从文在北平结婚，新居位于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
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一生著述甚丰，脍炙人口的小说《边城》开创了牧歌式写作的先河，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巅峰，被誉为乡土文学大师。解放后，由于政治原因，沈从文放弃文学写作，转行研究文物，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考古学著作，其成就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
沈从文当初为能娶到张兆和而感到兴奋，更为能成为名门张家的三女婿而欣喜，只是当时的他想不到，多年以后，人们提起张兆和时，更多地是称她为“沈从文夫人”。
尽管后来因为女诗人高青子的出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感情出现过波折，不过，两人的晚年还是很幸福的，尤其是沈从文当年写给张兆和的那句话，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怦然心动：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晚年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张家姐妹中，大姐张元和是第三个嫁人的，她的丈夫是昆曲名家顾传玠。
顾传玠是苏州人，11岁即跟昆曲名家沈月泉工小生。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顾传玠已是红遍上海滩的昆曲第一小生，在黄金荣经营的“大世界”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那时，张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有空常和同学去看戏，对顾传玠在台上的扮相和演技留下深刻印象，她曾说：“翩翩绝世，书中人未必过之。”
顾传玠（右）剧照
不过，在上海，张元和仅仅是欣赏顾传玠的戏，两人并不认识，也无接触。后来顾传玠因剧团内部问题，退出舞台，去东吴大学附中读书，结识了张元和的弟弟张宗和、张寅和。一天，顾传玠去张家，恰好那时张元和刚辞去海霞女中的教职，从海门回到苏州，正在家中学戏，两人这才相识。
1936年夏，两人在昆山的一次义演中同台演出，感情渐渐拉近。1938年冬，张元和决定与顾传玠订婚，未来得及征询父亲意见，张武龄已在家乡合肥去世。1939年4月21日，张元和与顾传玠在上海大西洋餐厅结婚。
张元和是大家小姐，顾传玠虽然已经离开梨园，但毕竟早年是舞台名伶，在世人眼中依然是“戏子”，所以，当时的沪上报纸尽是“张家大小姐下嫁顾传玠”的报道。不过，张元和与顾传玠十分恩爱，丝毫不在意外面的议论。
张元和与顾传玠
婚后，顾传玠炒过股票，但没赚到钱。因为老家合肥有祖产，张元和总有些固定收入，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顾传玠到美国考察过卷烟业，还做过一些药材生意。抗战结束后，顾传玠到南通海门考察农场，打算养蚕、养奶牛。可是，随着内战爆发，局势越来越不稳定。解放前夕，顾传玠决定全家迁往台湾，张元和虽不愿意，但还是随丈夫去了台湾，在台中市定居下来。
在台湾，顾传玠办过蘑菇农场，自产过啤酒，虽然不再登台，但也利用一些机会传授昆曲技艺。张元和曾想让顾传玠示范昆曲小生身段，由她记录下来，然而当时顾传玠已经体力不济，所以没有答应。后来张元和一直为此事感到遗憾。
1965年1月6日，顾传玠因病在台湾去世。七年后，张元和移居美国。尽管顾传玠已过世，可是，不管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她是合肥四姐妹中的老大，张家大小姐，昆曲名角顾传玠的夫人。
合肥四姐妹中最小的是张充和，可是因为她从小跟随叔祖母李识修长大，与三个姐姐相比，国学基础反而最扎实。提起她，就不能不提到民国诗人卞之琳和他的那首哲理性短诗《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短诗作于1935年10月，据传是写给张充和的。
那年，卞之琳25岁，刚从北大英文系毕业，而他苦恋的对象张充和年方21岁，是北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闻一多曾特别赞赏卞之琳是年轻诗人中少有的不写情诗的，可是，自从结识了张家四小姐后，卞之琳的创作风格却发生了变化，也写起了情诗，并且先后到苏州和重庆去探望张充和。
诗人卞之琳
然而，张充和心中的白马王子显然不是卞之琳，1948年11月19日，她与在北大教书的美国学者傅汉思结婚。由于时局紧张，在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催促下，1948年12月17日，傅汉思与张充和乘飞机离开北平。1949年1月，他们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
傅汉思与张充和结婚照
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西班牙硕士学位和罗曼语博士学位，精通多种语言。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
战争结束后，应胡适邀请，傅汉思来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结识了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那时，在北大教授书法与昆曲的张充和就住在三姐夫沈从文家，傅汉思经常去沈家，便结识了张充和，两人很快陷入热恋。
后来，傅汉思改学汉学，他的中文名字是张充和给起的。回到美国后，傅汉思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1961年起担任耶鲁大学东亚语系主任，为美国著名汉学家。
傅汉思不仅学术精湛，生活中与张充和十分恩爱，几十年没有任何改变。有人曾说，张家小女一生研习国学，最后却嫁了个洋人，可惜了。可是，了解傅汉思的人都说，张充和幸福了一生，傅汉思是她的最佳人生伴侣。
张充和与傅汉思在美国
在偏重应试教育的今天，人们谈起素质教育时，常常显露出临渊羡鱼般的无奈。回望合肥四姐妹的成长之路，可以清晰看到，她们在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在开明父亲的引导下，充分展示各自的个性，发挥自身的潜力，身心得到全面的开掘和发展。良好的素质教育，令她们受到最好的知识和文化熏陶，举止优雅，知书达礼，气质如兰，成为世人眼中的大家闺秀，这才有了合肥四姐妹的美谈，一直流传到现在。
不过，一切事物都是有条件的，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在敬佩张家四女的人品，赞赏她们的学识，羡慕她们的爱情，慨叹她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时，应该也必须承认，在人生的大地上，合肥四姐妹是由一粒粒饱满的花种开始的，她们有肥沃的土壤，有清流的灌溉，结出美丽的花朵虽非必然，但却在情理之中、自然之内、逻辑之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她们，也成为不了她们。
合肥四姐妹
应该说，合肥四姐妹之所以能在民国时期名噪一时，到后来依然经常被人提起，在民间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们出身于名门望族。
张家四女出生于清末民初，长女张元和出生于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那一年，东南数省灾情严重，连续出现抢米风潮；小女张充和出生于1914年，即民国三年，那一年，山东乐陵、山西盂县、安徽定远、奉天安东、直隶临榆等地农民不堪税赋重负起事；二女张允和、三女张兆和先后出生于1909年、1910年，这是大清行将就木的年代，两年里，湖南长沙、湖北武穴先后发生抢米事件，江苏、浙江大雨成灾，东北水灾造成的难民达十五万人之多。而四女的求学年代，大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社会纷乱，民众苦不堪言。
1926年，在北京街头等待救济的乞丐和流浪儿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在那个动荡疾苦的年代，很难想象四姐妹能够从小接受那么好的教育。
为让四个女儿学习昆曲，张武龄请江南名师亲自上门辅导，须知，昆曲在当时是有钱人的艺术，让四个女儿学习昆曲，其费用远超过今天给四个子女请钢琴家教。在苏州完成中学学业后，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先后到上海读大学，最小的张充和后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即使在今天，这也绝非容易做到，更何况在那个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普通人家男孩都上不起学的年代。
因为出身名门，合肥四姐妹在求学的时候身边总是有众多的追求者。她们有最大的选择空间，如果愿意选择有钱人家，她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嫁入豪门。可是，四姐妹绝不是今天没见过钱的物质女，她们看不上只会炫耀的纨绔子弟，而是选择了人品端正、研究学问、醉心艺术的人，这毫无疑问是受到热衷教育、喜好诗书的父亲张武龄的影响。
四姐妹中，除了大姐张元和选择了昆曲名伶，其他三姐妹都选择了做学问的人。这四个女婿，任何一个在艺术史、文化史、学术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张武龄地下有知，定会为四个心爱的女儿感到骄傲。
中年三连襟（左起）：周有光，沈从文，顾传玠
晚年三连襟（左起）：周有光，傅汉思，沈从文
门第意味着资源，就像流过农田旁边的水，这就是荫及子孙。
张闻天曾经在乐益女中教书，是张允和的老师。1959年夏，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张闻天受到毛泽东批判，被归类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60年，郁闷之中的张闻天回到苏州，来到自己当年曾经执教过的乐益女中原址，在这里，他曾与侯绍裘、叶天底一起成立了苏州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望着熟悉的环境，张闻天想起当年自己按照组织指示，离开乐益女中秘密前往苏联前，张武龄曾送给自己十块大洋，感慨地对身边人说，张老先生当年的恩情千斤之重啊！
张闻天
张闻天的感慨，叶圣陶一定也有，就像当年他因为一篇文章，将张允和从上海调到北京一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那么，胡适呢？
众所周知，胡适是沈从文的好友，对沈从文的才华赞赏有加。当初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立刻就想到沈从文，尽管沈从文并无学历，胡适还是让他站到了讲台上，成为张兆和的老师，顺带着引出一段师生恋。与支持张兆和接受沈从文的爱情相比，胡适对张充和进入北大读书的鼎力相助更让人印象深刻。
1933年9月，19岁的张充和来到北平，参加三姐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就在这时，传出北大次年夏季招生的消息。大家都劝张充和考北大，因为北大名师荟萃，是求学的最佳选择。
1934年，张充和来到北平，参加了数学、国文、史地和英语的考试，后三门考得很好，作文《我的中学生活》更是拿了满分，可是，数学得了零分。因为其余三门分数高，总分居然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可是，北大招生有规定：任何一科为零分，都不得录取。
位于沙滩北街（现五四大街）的北大红楼旧照
胡适当时是北大文学院院长，看了张兆和的作文，当即就说：“这个学生我要了！”他找到校招生办，招生人员据理力争，说按规定不能录取张充和。胡适很生气，和对方拍桌子瞪眼地争执起来，甚至闹到校务委员会。
幸好胡适面子大，加上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张充和父亲张武龄的好友，最后，张充和如愿以偿进入北大。后人开玩笑说，胡适够朋友，帮了好友沈从文的小姨子。不过，张充和与北大结缘，最终促成了她与傅汉思的美好姻缘，这恐怕是胡适所没有料到的。
在现实生活中，出于不同目的，有人强化门第，有人淡化门第，但是，门第就像每户人家的门，是实实在在的，不仅在人生的大转折中看得到它，即便是在不起眼的小地方，也会不时闪现出它的影子。
张家姐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办过一个家庭内部刊物《水》，发表散文、诗歌、随笔等作品，俨然是一个家庭内部通讯。后来因为姐妹各自成家，天各一方，这本刊物就停刊了。1996年，在已经87岁高龄的张允和建议下，这本停刊多年的家庭刊物复刊了。张允和负责接受投稿，进行编辑，打印好后亲自邮寄，成为张家人互通信息、增进亲情的极好媒介。
后来，刊物订阅扩大了，沈从文的挚友、老作家巴金也成为《水》的订户。后来，巴金搬家，还特意打电话告诉张允和：地址有变，请将《水》邮寄到新地址。
巴金
合肥四姐妹的故事流传了将近一个世纪，她们的确是非常优秀的女子，品德贤淑，知书达礼。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里只想说，她们的名字直到今天还经常被人提起，她们的故事经常被写成文章、编辑成书，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来自于她们自己，更来自于她们的家庭，成长环境，以及后来的人生道路。
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呢？我会说：我们祖上与李鸿章没有任何关系，你的高祖也没有做过直隶总督；如果你想学钢琴，我可以给你报个学费便宜一点的学校，但就是普通老师，不是名师；如果你有志向，可以报考北大，但是我不认识北大校长，你一定要超过分数线；你可以写微博，但不要指望在你的微博账号变换之后，莫言会打电话向你索要新账号；你可以喜欢汪峰的歌，也可以在家学唱汪峰的歌，但是，汪峰不可能在某个中午，出现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我没有地，也没有房子给你，但可以帮你垫付一部分首付，余下的还要你自己去一点点偿还……
如果还要再说点励志的话，那就是：孩子，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奋斗的；奋斗了，未必有收获，但是不奋斗，就一定没有希望。当你感到贫瘠的时候，心中一定要怀有希望。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句照亮灵魂的经典台词：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2003年2月16日，张兆和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2003年9月27日，张元和在美国去世，享年96岁；2015年6月18日，张充和在美国纽黑文去世，享年101岁。至此，风起于民国的“合肥四姐妹“成为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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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记者，现定居加拿大
著有长篇小说《移民》（新华出版社）
公众号：精致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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