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回忆田聪明同志的文章，是当年工作在他身边的同志写的，读后感触颇深。文章记叙了一件看似不起眼，却又发人深思的小事：
八十年代中期，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田聪明到北京出差，在返回呼和浩特之前，在内蒙驻京办偶遇内蒙宾馆理发师傅老梁。田聪明听说老梁也要乘当天的89次列车返回，就让他随送自己的车一起去北京站。
上车后，坐在软卧车厢的田聪明告诉身边同志，请他和列车长通融一下，看能不能找个下铺给老梁，因为老梁年岁大了，这次又是到北京看病，身体不好，上铺不方便。结果，列车长给老梁找了一个硬卧下铺。
到了呼和浩特下车后，田聪明让身边同志去后面车厢，把老梁叫上，说可以搭来接自己的车一起走，这样他就不必坐公交车了。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作者讲述得十分平静，可是读了让人十分感慨。
田聪明同志是高级领导，老梁是一个普通理发员，一个国家干部，一个普通工人，能有多少交集？不外乎是认识，在北京偶遇而已，依常人的理解，打个招呼就行了。有人甚至会想，不打招呼又怎样？一个副省级干部和你一个理发员有何相干？因此，点点头就过去，这似乎才是正解。
可是，当时的情况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老梁坐着为田聪明送行的车去了北京站，在列车上被安排到下铺，到达呼和浩特后，又坐着田聪明的专车回了家。一个偶遇，一段从北京到内蒙的旅程，却承载着这样一段暖心的故事，让人想到这样两个曾经久违的名词：公仆，人民。
需要指出的是，那是1985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干群关系比较好，官员中虽也有搞特殊化的，但是大部分领导还是能够以身作则，干群关系也比较融洽。
后来，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甚至腐化堕落等现象逐渐出现在干部队伍中，有的地方还十分严重。
近日播出的四集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就揭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以及党在十八大以来在正本清源、从严治党、自我净化、自我提高方面所做的努力，通过发生在王珉、黄兴国、王三运、苏树林、卢恩光、武长顺、虞海燕等一批党政高官身上的案例，告诉人们干部队伍腐败的严重性，以及党对腐败零容忍的坚定决心。
同是党政高官，有人贪腐，有人清廉，很多人总以“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可是却忘记了另一句话：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很多时候，不是环境改变了人们，而是人们屈从了环境，在这个物质和精神诱惑无处不在的世界上，保持一颗不随波逐流的淡定之心，与其说不易，不如说难得。
田聪明同志多年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在内蒙古自治区担任了四年党委副书记后，1988年12月，中央调田聪明去西藏自治区担任党委副书记，协助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工作；1990年12月，出任广电部副部 42 35851 42 15262 0 0 4446 0 0:00:08 0:00:03 0:00:05 4445；1998年3月，出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2000年6月，出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
田聪明
田聪明给新华社人的印象很好，他是陕西人，有西北人特有的质朴。记得在一次大会上，新上任不久的他在讲话中说，各级领导干部在涉及职工利益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秉公办事，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我觉得田聪明讲得很诚恳，他不能保证每一个干部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相信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期望。
2001年，我在《参考消息》报社工作，在一编室担任编辑。除夕，轮到我担任责编。我正在校对印厂刚传过来的版样，办公室的门开了，部主任和几个人簇拥着田聪明走进来。我赶忙起身，想到今天是除夕，就知道了大概。部主任介绍说，这是一版编辑，枫叶君（此处为代入——编者注）。田聪明“哦”了一声：枫叶君，过年值班辛苦啊！然后向我伸出手来，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
我记得很清楚，他重复了我的名字。其实他不必这样，我想，他这样做或许是他的习惯。卡耐基人际关系心理学告诉我们，叫出别人的名字，是拉近和对话人距离的最佳方式。我想，田聪明这样做，是想让大家知道，他尊重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那天晚上，田聪明一定跑过很多地方，新闻大厦，报刊大楼，各哨位执勤武警，甚至包括总社大院外的印厂，值夜班的人有不少，都要跑到的话，那一晚上够他忙的。
新华社有个传统，领导一律不称呼职务，前面加个“老”字就行了，比如，田聪明到社里后，大家都叫他老田，当时的总编辑南振中，大家都叫他老南。编辑和记者们都很习惯，虽然田聪明、南振中都是部级干部，大家谁也没有觉得别扭，领导听着顺耳，群众喊着亲切。
除了田聪明、南振中，新华社人还记得一个老郭，前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同志。
郭超人
我进入新华社工作的那一年，社里的当家人还是老社长穆青，不过留下的印象是，仅仅听了他一段讲话，然后新入社的一批新人与他在报刊大楼前的台阶上合了一张影后，社长就变成了郭超人。从1992年11月一直到2000年6月，郭超人一直担任新华社社长。
郭超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他积极要求去艰苦地区工作，被分配至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记者，前后长达十四年。
在西藏，他目睹过西藏百万农奴埋葬农奴制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参加过我国登山健儿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的壮举，写下了《血泪的控诉》、《拉萨的春雷》、《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西藏十年》等有十分影响的新闻作品。
在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期间，他不顾生命安危，深入到弹雨纷飞的前沿采访，以一个战地记者的勇敢和责任心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正义之声。
郭超人与妻子王朝兰在西藏
刚参加工作时，我分配在国际新闻部。因为在要闻编辑室工作，有段时间要很早上班。每天清晨，大半工作结束后，我们就会端着饭碗去餐厅吃早餐，这个时候，大部分工作人员还没有到社里。但是，每次从新闻大厦出来，往餐厅走去时，总会在半路上遇见郭超人。他个子高，有1米8以上，走路很稳健。那时我们都是年轻人，贪睡，就想，社长干嘛这么早起来？在家多睡会儿多好啊！
郭超人的家就在总社后面一个僻静的角落，走着去新闻大厦也就几分钟。可是每天清晨，我们都能在路上或者大厦入口处见到他。可见，他每天早早到办公室工作是多年不变的习惯。
郭超人的秘书卢仲云曾在《新闻战线》2000年第8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老郭，我们想念您》的文章，回顾了在郭超人身边工作过的日子。文章说，作为一名高级干部，郭超人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以律己，对家人、亲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严格要求。
到北京前，郭超人先后在新华社陕西分社和四川分社担任记者和分社领导，他从西安调往成都时，把儿子留在西安；从成都调往北京时，又把女儿留在成都。多年来，他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系为儿女调换过工作，为家人和亲友谋过私利，孩子们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后来都事业有成。
1982年，担任新华社四川分社副社长的郭超人（站立者）在与记者们交流采访心得
有一年春节，社里按照习惯，除夕在餐厅二楼吃年夜饭，主要是招待社里不能回外地老家过年的单身编辑和记者。我和几个编辑去晚了，在门口遇上社团委书记，他有点着急地指着里面说：“赶紧的！到一号桌那儿，别的桌都坐满了，就社领导那桌空着呢，大家都不愿去，让领导们自己坐一桌，多尴尬啊，快去！”
我一看，好几十桌，就西北角那一号桌坐着几个社领导。说实话，我们也不想去领导那桌，都是年轻人，本来吃年夜饭就图个热闹，和领导一个桌，吃着不痛快，话也不好乱讲……可是没办法，别的桌也没那么多地方了，结果我们几个只好去了一号桌，与社领导们坐在一起。
我记得，一号桌上坐着郭超人、总编辑南振中、社党委副书记刘昆。开始大家很拘谨，郭超人招呼大家随便吃，还和刘昆说，年轻人就应该多吃，我现在是有这病那病，我像他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能吃得很。我记得郭超人就是抽烟，喝茶，菜基本没动几下。开始大家都绷着，后来也是饿了，美味当前，领导又让大家多吃，也顾不了那么多，放开了吃。
1998年，我从土耳其分社常驻回来，因为住房紧张，搞得很苦恼。去和房管处交涉，不是找不到人，就是对方踢皮球，那时房管处在一个军转干部处长的管理下，十分官僚。无奈之下，我提笔给郭超人写了一封信。我当时心情很愤怒，落笔极快，我写新闻稿从未有过这样的速度，我只记得，当时把心里的气恼全部写出来了。在新华社正门前的邮筒中，我把信寄出去了。
写信是稳妥的，一个公务繁忙的领导，不可能有时间去处理一个很具体的生活问题。
几天后，总社副秘书长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办公室找她。她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刚从挂职副市长的济南回来。她跟我说，郭超人社长收到了我的信，让她来具体处理。我把我的问题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当时我是有委屈的，在国外工作很紧张，现在回到国内，又有了孩子，住房上遇到困难，可后勤的人又不给解决，那心情可想而知。我当时想到了老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但话不便这样讲，可我想，这实际困难总该有人理解吧。她说，你放心，回去等消息吧。
很快，房子问题解决了，比过去宽敞，而且是新房。现在回想起来，那封信中有很多话很尖锐，甚至毫不客气，这样的词句出现在一个下级对部级领导的信中，现在看来很是欠妥，当时我还很年轻，不会想得那么周全。因为这件事，我很感激郭超人社长，他认真读了我的信，帮我解决了问题。
在上面那篇讲述田聪明往事的文章中，作者回忆道，自己的父亲也是老八路高干，在文革中接受批判时，那些他过去关心过的普通群众总是暗地里多方照顾他。父亲后来对他说，这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平原的村子里，堡垒户们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中保护自己一样。
作者接着反问道：但今天，如果有了动乱，又有了敌人，要抓我们的官员的时候，有几个百姓愿意保护那些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腐败官员呢？
“我是70年代入党的党员，我的党龄已几十年了。我知道，今天共产党有问题，她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内的一批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然而，我也知道共产党有希望，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今天我的这篇微信文章可以在老百姓中畅通无阻地被广泛传播，而不被禁止。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就是共产党的希望，这也是中国的希望。”
作者的这段话，发人深省，更令人鼓舞。
前些年，面对严重的党员干部腐败问题，很多人忧心忡忡，有些群众甚至非常失望。可是，我们还能有希望，就是因为看到，在我们的周围，在各个岗位上，还有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着的干部，还有像田聪明、郭超人这样心里装着群众，清正廉洁的党的高级干部。
郭超人同志已经故去整整17年了，我很怀念他。
位于北京万安公墓的郭超人与王朝兰之墓
编者注：郭超人与妻子王朝兰的半侧面像雕刻在墓碑上方，在碑的正中央，则是两只紧握的手。这是雕塑家蔡志松为再现郭超人和王朝兰年轻时携手攀登珠峰的情景而设计制作的。
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记者，现定居加拿大
著有长篇小说《移民》（新华出版社）
公众号：精致小号（ID: lovejz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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