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读过的那些散文，读懂时，我已人到中年
秋天是回忆的季节。夜晚，泡一杯清茶，坐在灯下，脑海里常常不自觉回想起从前读过的文章。在当年的语文课本上，学过不少名家散文，有些段落还背诵过。
那时的记忆真是好，一大段文字，摇头晃头不多时，便可以背得很熟。可是毕竟是孩子，背过了，考完了，也就过去了。就像从路旁荆棘中摘下的酸枣，吃过了，甜过了，回家了。
曾经熟悉的文字，仿佛夹在岁月日记中的书签，变作淡黄的叶子，在空中飘舞，一直飘进中年的秋天。
偶尔也会拿起书，重读那些文章，就好像见到久未谋面的友人，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那些仍存于模糊记忆中的词语，每每催动着我，让我进去与它叙旧，聊些体己话，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走进它们。
离去时是少年，归来时又怎能还是少年！我明白。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
读茅盾的《白杨礼赞》时，我刚上初中，教室窗外不远处就是蔚蓝的海，可我住的地方就有几棵白杨树。房子是民国军阀刘珍年开办的平民医院。坐在宽大的窗前，姥姥靠在针线笸箩旁缝衣服，我就常常望着楼前高大的白杨树发呆。
夏天知了叫的时候，偶尔有“游街”的车通过，从白杨树的叶子间，可以看到那些站立在车上的人背后插着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名，如果打着红叉，那就是死刑了。偶尔也会有敲锣打鼓的，那些绿色解放牌卡车上站着的，是胸前佩戴红花的下乡男女知青，车身上总少不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大字标语。
等到深秋，发黄的叶子落满一地，便是寻宝的时候。那时候，男孩子常玩一种游戏，用叶梗彼此割扯，谁的断了，就算输了。粗壮的叶梗不易断，因此便是宝贝。那时，我觉得这是白杨树唯一的用途。
可是老师不这么认为，他端着课本，在黑板前踱着步，一会说白杨树是“树中的伟丈夫”，一会说白杨树“象征了北方的农民”，于是我也跟随老师的激情，仿佛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欣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好多年过去了，升华过的情感归于平静。民众依旧是民众，白杨依旧是白杨，楠木依旧是楠木。一切的一切，关键都不在于你如何去美化它，而在于它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当年的杨树早已不见了。前年回国去探寻旧居，原来白杨树站立的地方，新建了一排高档海鲜酒楼、咖啡馆，那夹杂着洋文的华丽装饰恰好让人联想到贵族化的楠木。
在从前的语文课本中，杨朔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海市》，都先后出现在不同时期的教材中。尤其是《荔枝蜜》，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勾出了多少孩子肚子里的馋虫，荔枝本就是甜的，还偏要加个蜜字！
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几天。四周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看来我是等不及在从化温泉吃鲜荔枝了。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
那时候，生活在北方的人是见不到荔枝的。见文章把荔枝写得如此甜美，读的时候觉得口水就在嘴角。心想，这个杨朔，真是有福气！不光能洗温泉澡，还有荔枝蜜吃。幸亏没让你吃到鲜荔枝，否则还不美死你！
课文下通常有作者简介，看到生卒年月，只知道杨朔已经不在人世，只活了55岁，又觉得怪对不住他，唉，还没吃上鲜荔枝呢！那时，只以为他是死在某个病房里，多年后才知道，他是自杀的，那年是1968年。
杨朔
翻译家资中筠回忆说，杨朔并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是被“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作协造反派人为列为批斗对象的。一天，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心血来潮，用粉笔在墙上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而此时正好有军代表进驻。杨朔心事重，他觉得这是军代表对他的定性，就要求和军代表对话。可军代表没理会。夜里，绝望中的杨朔吞服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梁摇一摇头说：“从来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小时候经常可以见到蜜蜂，也见到过死去的蜜蜂，那蜷缩的小小的身体真的像一个辛勤劳作到最后一刻的劳模。那时就会觉得杨朔说得在理：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杨朔也是悄然去世的。和他同在隔离室的一个姚姓隔离对象起夜，发现邻床的杨朔好像不对劲，就去推他，发现他一动不动。于是，管理人员急忙把杨朔送到医院。8月3日，军代表在大会上宣布，杨朔已“自绝于人民”。
杨朔很正统，一生都在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祖国，他的散文《茶花赋》、《雪浪花》像《荔枝蜜》一样，以满腔的热忱讴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以景入情、主题先行的“杨朔模式”，后来为一些文学评论家所诟病。
然而，杨朔是真诚的，用资中筠的话说，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运动开始后，他曾检讨自己用稿费买房子的事，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买房子呢？这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1975年，杨朔生前所在单位为他举行了骨灰重新安放仪式，实际上，骨灰盒里并没有骨灰，只有杨朔戴过的一副花镜和用过的一支钢笔。
杨朔在《荔枝蜜》结尾说，那夜，自己在梦中“变成了一只小蜜蜂”，面对他的早逝，人们有理由相信，杨朔更是在现实中变成了一只小蜜蜂。只是荔枝蜜是甜的，而杨朔的命运是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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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秋天，或者秋游的时候，总会想起从前学过的峻青的散文《秋色赋》，因为写的正是我的故乡胶东半岛，所以更平添了一份亲切感。
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陌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
在海边生活过的人，都会对作者的这般描述心有感触，因为秋天的海确实与别的季节不一样。不过，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像我这样从小长在胶东，生活在海边的孩子，并没有意识到作者对生活观察之细，反倒是觉得他对那些水果的描写正符合了家乡的富庶。
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得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
事实上，峻青回到故乡是在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即便是在富裕的胶东，生活也还是艰苦的。上大学时重读《秋色赋》，觉得作家的笔淡化了当初的困难，饿死人的事都发生了，哪里还有这样的秋色？当初在课堂上学课文时的那种喜悦顿时少了许多。
如今，我也人到中年，再读《秋色赋》，心里才似乎真正理解了峻青：天灾人祸，作者并不是不知道，可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实在不便多说。让一个普通人，去承担他肩负不起的道义，是不近人情的要求，也算不上什么美德。生活还要继续，在情况稍稍好转的节点，鼓舞士气，让人们看到希望，要远比其它重要。
国庆节的晚上，我和威海市的人民一起欢度了国庆之夜。尽管这里是地处偏僻的东海之滨的一座小城，然而，我们的节日仍然过得那么热闹、隆重。从清早起，四乡八舍的人们就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城中心的广场上，来到了清洁的马路上。他们有从大海里渔罢归来的渔夫，有从深山果林里赶来的农民，有机关的干部，也有工厂的工人和学校里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是满面春风地流露着愉快的神色。
几天来，我不断地漫步山野，巡行田间。眼前那绚丽缤纷的大好秋色，真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经历过世事变迁，人们常常会懂得，口中所说，笔下所写，其中的好往往要超越现实中的模样，那是一种寄托。我相信，《秋色赋》中那绚烂的、丰收的秋色，是他在美丽的胶东所见，但更是作家留在秋天里的一个美好的梦，他希望这个梦能照耀故乡的亲人，照耀所有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们。
一个人向往一个地方，常常是和人相联系的，就像我们思念故乡，是因为想念故乡的亲人。我对绍兴总怀着一种向往，遗憾的是至今我也没有去过，向往那里是因为鲁迅。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色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童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怀念，正当童年时，人们是感觉不到它的，而当开始感觉到它时，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却早已远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于1926年，那年鲁迅45岁。
学课文时，思维总是随着老师走的，于是便不喜欢三味书屋，联想到自己这间教室，就不禁和鲁迅同病相怜，顿时觉得四十五分钟的课时格外漫长。
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听了老师的讲解，我就觉得这个封建的老先生很无情，因为他的之乎者也，鲁迅再也看不到菜畦、石井栏和皂荚树，也没有了黄蜂和叫天子的陪伴，更远离了那长着木莲和何首乌的泥墙根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老师的讲解不过是那个年代对文章的政治附会。其实，鲁迅并没有把三味书屋写得那么不堪，在那里，他同样找到了另一番乐趣。鲁迅不怨恨先生，也没有去声讨谁，他只是在怀念自己消逝的童年。是时间，而不是三味书屋，更不是什么封建制度，让童年的欢乐远去了。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从三味书屋走向别的什么去处，一切莫不如此。
除了时间，另一个让人留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鲁迅的好友、翻译家曹靖华在《小米的回忆》中，写了故乡豫西的小米、重庆的小米，以及“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在课堂上，老师说，文章的中心思想在最后一段：“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永远鼓舞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并说，作者笔锋转折得非常好，将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写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在新长征中继续发扬这种乐观的革命精神，云云。
重读《小米的回忆》，其中的政治标签已不能让我有任何感觉，真正触动我的只有其中的一段。
一九三三年，我回国后，在该年底，利用寒假，专程由京赴沪，去探望阔别已久，怀念殷切的鲁迅先生……我去时，还特别带了整整一口袋小米。
当时鲁迅先生一看见这整口袋小米时，惊奇地问道：“小米，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米呢？”
“我从《两地书》知道的。那上边写着，有一次，你从北京回上海，动身前就买了小米。”
鲁迅先生一听，就向身旁站的广平同志肩上拍了一下，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初并不在意这样的细节。小米，哪里买不到呢？况且也值不了太多钱。现在想来，这无疑是少年的轻狂。
一个朋友，能从你的文章中注意到你爱吃的东西，并且从千里之外带来，这的确是感人的情谊。这看似没有多贵重的礼物，却是难得的关怀。在人生的路上走久了，都会或深或浅地体味到，获得别人的关心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关心你。
1936年10月16日下午，鲁迅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作了序。次日，鲁迅致信曹靖华，这是鲁迅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书信。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在上海病逝。
联想到曹靖华的小米和鲁迅最后的序和书信，我想，相比起那些空洞的政治口号，这才是真正的“小米的回忆”吧。
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记者，现定居加拿大
著有长篇小说《移民》（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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