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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定结婚年龄降到18岁?面对人口问题,我们只有一个感觉:尴尬!

2018-03-18 枫叶君 精致小号

玩了一辈子鹰,到头来让鹰啄了眼,这是悲剧。我们几十年来一直想玩转人口,到现在才发现,是人口把我们给玩了,这叫悲哀。


春晚三十五年,常见剧情大反转的小品,可是,再大的反转,都没有人口和生育这个国家级小品来得凶猛。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张国刚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将我国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由“男不得早于22岁,女不得早于20岁”下调至18周岁,以优化人口结构,解决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问题,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专家儒雅,建议生猛。不到急眼的程度,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从七十年代末的电影《甜蜜的事业》到九十年代初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从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到全面放开二胎,这个转身几乎是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张国刚委员提出了几个理由:1、法律上规定年龄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义为“成人”;2、从医学上来说,女性最佳生育年龄为23岁到29岁,一对夫妻如果要生两个孩子,女性最好在30岁之前生育二孩;3、从国际上看,大多数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都在18岁或18岁以下。


张委员举例说,就在前不久,为生育率不振而苦恼的日本,通过法案将男女结婚年龄由之前的男18岁、女16岁,统一为18岁。


理由本身都对,可在实际中却是另一回事。一个18岁的中国人通常在干什么?在准备高考,基本上可以用焦头烂额来描述。有几个人会想到结婚?


最佳生育年龄听上去很美好,可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要么在大学读书,要么刚走向社会,还在为工作和住房苦恼,特别是在大城市打拼的人,一个孩子都让她们难以应对,想让她们尽快完成两个孩子的定额,是不是不太现实?



推出新东西时,我们总会向国际看齐,可是国际上的很多东西在中国并行不通,日本还拍成人片呢,你在中国行吗?还是搞点有中国特色的比较现实。


在《甜蜜的事业》中,田大妈东奔西跑,就是为了让唐二婶做绝育手术,而现在,拼命凸显最佳生育年龄的重要意义,两会中的代表们和委员们纷纷出谋划策,“延长女职工生育产假”、“对二胎家庭实施税收减免政策”、“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等等建议,不外就是让育龄女性早生二孩。


毫无疑问,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可是,我们是不是太不考虑女性自身的感受了?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是摸着人头过河。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从《甜蜜的事业》和《超生游击队》,到放开二胎和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则明摆着告诉我们,一切政策都是临时政策


大大的街头广告画中,一对夫妇高举着一个孩子的画面还记忆犹新,这个孩子刚长大后就被告知,你的主要任务是尽快生出两个,尽管当初你是作为没有兄弟姐妹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的确比较讽刺,当初国家不准孩子的父母多生,现在却鼓励他们的孩子多生,这种突兀的转变,比左派忽然变身右派还要尴尬。


在当今住房、教育和医疗支出急剧增长的情况下,结婚和生儿育女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岂是一两条法规的改变就能很快改变的?二胎已经全面放开,可是很多育龄夫妻却不考虑要二孩,理由只有一个:养不起


如果法定结婚年龄真的降低到18岁,年轻人未必会提早结婚,但是父母催婚的力度却几乎肯定会提高一到两挡。到那时,公园里的相亲广场相信会更加热闹。



在我读高中时,班上很多同学已经18岁,但在那个经常能够听到《甜蜜的事业》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年代里,学校对男生女生之间的交往总是保持高度警觉,一旦发现谁和谁多说几句话,老师就会找相关人谈话。那个时候,17、18岁的一对男生女生去看电影逛公园,叫早恋。


如今,已到中年的他们,如果知道有人正提议18岁的人就可以领结婚证,他们会不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或许,他们会想到崔健的那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晚婚晚育,这样的标语过去见过太多,有些或许还在县城的墙上,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是不是显得有些尴尬?自己贴出去的标语,自己撕下来时,脸上会不会发烧?


也许有些人会很“辩证地”说:当初狠抓计划生育是对的,现在全面放开二胎也是对的。果真如此,那就没辙了,这就像让一个法官判定自己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那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发达地区的城市青年,特别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未必能起多大作用。相反,在那些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这样的规定却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18、19岁媳妇,让她们过早地进入婚姻生活,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


如今的育龄女性,几乎都是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她们出生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的年代,现在自己也在执行这个“光荣的使命”,很多人只要一个孩子,有的甚至不要孩子。不仅如此,年轻人的初婚年龄也在逐年推迟。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2012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9.5岁,到2015年升至32.4岁,到了2017年,更升至34.2岁,其中女性为34.3岁,超过男性的34.1岁。


在晚婚晚育年代出生的人,如今也开始自觉地晚婚晚育,这在过去值得表彰的行为,却让因老龄化重负而忧心忡忡的国家坐不住了,这到底是能生孩子的人出错了,还是政府的人口政策,乃至其它政策出了问题?


在结婚意味着一套房子而不是一张床的年代,在教育日益产业化的今天,在一场大病就可以把一个中产家庭打回赤贫的当前,生育二孩,对于普通人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中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时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20.5%的家庭有生育二孩的意愿;53.3%的家庭不想生育二孩;26.2%的家庭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由于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家庭表示“不敢生、不愿生”。


我们过去总说,不要把女性视为生育机器。可是,无论是在计划生育年代,还是鼓励生育二孩的今天,我们的种种做法都似乎违背了初心。


现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而且十分紧迫。


除了已实行的全面放开二胎,以及热议中的“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延长女职工生育产假”、“对二胎家庭实施税收减免政策”、“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等等建议,如果能在住房问题上做点文章,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可是,房地产商们肯吗?这又是一个问题。他们只会吃肉,别说割肉,吐骨头都不是他们的习惯。


所以,出台政策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台的政策出了问题,怎么办?不切实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就想扭转晚婚的趋势,甚至想让健康活泼的二孩满地跑,那显然过于乐观了。


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资深编辑,驻外记者,所著长篇小说《移民》在精致小号(ID: lovejzxh)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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