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立宪法议

梁启超（1873-1929）

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其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如彼俄罗斯者。虽有虎狼之威于一时，而其国中实杌陧而不可终日也。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三种政体旧译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义不合，故更定今名。）

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

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继袭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我中国学者，骤闻君权有限之义，多有色然而惊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国之尊无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隶属者也。只闻君能限臣民，岂闻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几于叛逆乎？不知君权有限云者，非臣民限之，而宪法限之也。且中国固亦有此义矣，王者之立也，郊天而荐之，其崩也，称天而谥之。非以天为限乎，言必称先王，行必法祖宗，非以祖为限乎。然则古来之圣师哲王，未有不以君权有限，为至当不易之理者。即历代君主，苟非残悍如秦政隋炀，亦断无敢以君权无限自居者，乃数千年来，虽有其意而未举其实者何也？则以无宪法故也，以天为限，而天不言，以祖宗为限，而祖宗之法，不过因袭前代旧规，未尝采天下之公理，因国民之所欲，而勒为至善无弊之大典。是故中国之君权，非无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也。今也内有爱民如子，励精图治之圣君。外有文明先导可师可法之友国，于以定百世可知之成宪，立万年不拔之远猷。其在斯时乎，其在斯时乎。各国宪法，既明君与官之权限，而又必明民之权限者何也？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使天下古今之君主，其仁慈睿智，皆如我今上皇帝，则求助于民可也，不求助于民亦可也。虽然，以禹汤之圣，而不能保子孙无桀纣，以高光之明，而不能保子孙无桓灵，此实千古之通轨，不足为讳者矣。使不幸而有如桀纣者出，滥用大权，恣其暴戾，以蹂躏宪法，将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灵者出，旁落大权，奸雄窃取，以蹂躏宪法，又将何以待之？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不特此也。即使代代之君主，圣皆如汤禹，明皆如高光，然一国之大，非能一人独治之也，必假手于官吏，官吏又非区区少数之人已也，乃至千万焉亿兆焉，天下上圣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难而从恶易，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乃中国未尝无法以限官吏，亦未尝不设人以监官吏之守法，而卒无效者何也？则所以监之者非其道也，惧州县之不守法也，而设道府以监之，道府不守法，又将若何？惧道府之不守法也，而设督抚以监之，督抚不守法又将若何？所谓法者既不尽可行，而监之之人，又未必贤于其所监者，掣肘则有万能，救弊则无一效。监者愈多，而治体愈乱，有法如无法，法乃穷。是故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盖由利害关切于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为专制之国言之耳。若夫立宪之国，则一治而不能复乱，专制之国，遇令辟则治，遇中主则衰，遇暴君即乱，即不遇暴君，而中主与中主相续，因循废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致乱，是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历观中国数千年致乱之道，有乱之自君者，如嫡庶争立、母后擅权、暴君无道等是也。有乱之自臣者，如权相篡弑、藩镇跋扈等是也。有乱之自民者，或为暴政所迫，或为分饥馑所驱，要之皆朝廷先乱然后民乱也。若立宪之国，则无虑是，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佥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馆阁颂扬通语，动曰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若立宪政体真可谓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矣，即如今日英、美、德、日诸国，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国中必无内乱之忧也。然则谋国者亦何惮而不采此政体乎？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于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而谓言民权者必与彼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属，则今日之美国，犹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压制其民，则今日之法国，犹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兴民权。不观英国乎？英国者，世界中民权最盛之国也，而民之爱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畴昔之待美属者待其民，则英之为美续久矣。不观日本乎?日本者，亚洲民权滥觞之国也，而民之敬其皇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国路易第十四之待其民，则日本之为法续久矣，一得一失，一荣一瘁，为君者宜何择焉，爱其君者宜何择焉？

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敌，譬犹以卵投石，以蜉撼树，徒见其不知量耳。昔距今百年以前，欧洲各国，除英国外，皆专制也。压之既极，法国大革命，忽焉爆裂，声震天地，怒涛遂波及全欧，民间求立宪者，各国皆然，俄、普、奥三国之帝，结同盟以制其民，有内乱则互相援助，而奥相梅特涅，以阴鸷狡悍之才，执欧洲大陆牛耳四十年，日以压民权为事，卒不能敌，身败名裂，距今五十年，顷而全欧皆立宪矣。尚余一土耳其，则各国目之为病夫，日思豆剖而瓜分之者也，尚余一俄罗斯，虽国威赫赫于外，然其帝王之遇刺者三世矣，至今犹鉏麑满地，寝息不安，为君之难，一至于此，容何乐耶？故百年以来，地球各国之转变，凡有四别，其一，君主顺时势而立宪法者，则其君安荣，其国宁息，如普、奥、日本等国是也。其二，君主不肯立宪，民迫而自立，遂变为民主立宪者，如法国及南美洲诸国是也。其三，民思立宪，君主不许，而民间又无力革命，乃日以谋刺君相为事者，如俄罗斯是也。其四，则君民皆不知立宪之美，举国昏蒙，百政废弛，遂为他族夷而灭之者，如印度、安南诸国是也。四者之中，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不待智者而决矣。如彼普、奥之君相，初以为立宪之有大害于己也，故出死力以争之，及既立宪之后，始知非惟无害，又大利焉，应爽然失笑，悔前者之自寻烦恼矣。然犹胜于法国之路易第十六，欲悔而无及也，今西方之嬗代，既已定矣，其风潮遂环卷而及于东土，日本得风气之先，趋善若渴，元气一立，遂以称强。中国彼昏日醉，陵夷衰微，情见势绌，至今而极矣。日本之役一棒之，胶旅之警一喝之，团匪之祸一拶之，识者已知国家元气为须臾不可缓，盖今日实中国立宪之时机已到矣，当局者虽欲阻之，乌从而阻之，顷当局者既知兴学育才之为务矣。学校中多一少年，即国民中多一立宪党。何也？彼其人苟有爱国心而略知西人富强所由来者，未有不以此事为第一义也。故中国究竟必与地球文明国同归于立宪，无可疑也。特今日而立之，则国民之蒙福更早，而诸先辈尸其功，今日而沮之，则国家之进步稍迟，而后起者为其难，如斯而已。苟真有爱君爱国心者，不可不熟察鄙言也。

问者曰：然则中国今日遂可行立宪政体乎？曰：是不能，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问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论之何也？曰：行之在十年以后，则定之当在十年以前，夫一国犹一身也，人之初就学也，必先定吾将来欲执何业，然后一切学识，一切材料，皆储之为此业之用。故医士必于未行医之前数年而自定为医，商人必于未经商之前数年而自定为商。此事之至浅者也，惟国亦然。必先定吾国将来采用何种政体，然后凡百之布置，凡百之预备，皆从此而生焉，苟不尔尔，则如航海而无南针，缝衣而无量尺，乱流而渡，不知所向，弥缝补苴，不成片段，未有能济者也。故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而不容稍缓者也。

既定立宪矣，则其立之之次第当如何？曰：宪法者万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故当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详审慎，而务止于至善。日本之实行宪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颁布宪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创宪法也，在明治五年。当其草创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之同异，斟酌其得失，既归而后开局以制作之。盖其慎之又慎豫之又豫也如此，今中国而欲行之，则吾以为其办理次第当如下。

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辩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本篇乃论宪法之当速立，及其如何办法，至各国宪法之异同得失，及中国宪法之当如何，余亦略有管见，但今兹论之，尚非其时，愿以异日。

文章出处：《清议报》1901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