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北美华裔移民政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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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dfwchinatown.com)
华裔最早有记载的移民北美可以追溯到清末19世纪20年代。 从1820到1840年，华裔第一次成规模地移民北美大陆，人数达到4千余人。到了19世纪50年代， 美国西岸淘金热和修建铁路需要大量劳工， 而中国鸦片战争战败清廷衰落，之后又逢太平天国内乱，不少生活困苦的民众到北美寻求劳工机会，甚至签订类似卖身契的长期劳工合同，犹如卖猪仔似的来到美国打拼。到1860年，移居美国的华裔翻了近九倍，达到3万5千人。1868年美国和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增续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又称《蒲安臣条约》。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不少史学家认为此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基本对等的条约。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Anson Burlingame，蒲安臣。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纽约州。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浦安臣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开始投身政治。1853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1855年到1861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蒲安臣是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 1861年至1867年，被时任总统林肯任命为第十三任驻华公使，任期六年。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积极执行时任美国国务卿William Henry Seward （威廉-亨利-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友好合作政策，与清政府结下深厚友谊。
(Source: unc.edu)
在蒲安臣任期结束之时，清朝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出访各国礼节问题感到十分陌生和困惑。恭亲王奕䜣上了一道特别奏折，建议委任蒲安臣这个友好外籍人士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奕䜣的意见随即被采纳。1867年7月28日，蒲安臣带领清朝首个外交使团与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得到廉价的华工，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带领使团出访俄国，因肺炎在圣彼得堡突然逝世，终年50岁。
回顾华人移民北美的历史，《蒲安臣条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第五条款规定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此条约也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打开方便之门。移民北美的华人突破十万大关，大部分旅居加州。非常遗憾的是， 加州在19世纪70年代末发生经济危机，开始出现排华浪潮。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正式以法律形式禁止中国移民，华人移民美国完全停滞。华裔在北美进入最苦难的时期，华裔人口逐年下降，减少了40%。直到二战爆发，中华民国成为美国盟国，华裔人口才恢复增长。《排华法案》被1943年通过的《马格努森法案》取代， 但是后者只允许每年105名华人的移民限额，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并没有随之到来。到1950年，华裔移民只恢复到1890年的十万，而历史已经翻过了整整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移民大量增加， 到1960年，华裔人口翻了一倍，突破20万大关。特别是《1965年入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通过后，美国华裔人口每十年翻一倍。到1970达到40多万， 到1980年，突破八十万。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陆移民在北美成为主力，到1990年，华裔人口又翻了一倍，达到一百六十万。 根据2015年人口普查，华裔人口包括港台来的华裔，已经接近5百万。
华裔有着吃苦耐劳，遵纪守法的传统，并且聪慧上进，重视教育。虽然只占美国人口1%多一点的比例，但是在《排华法案》废除几十年后，在美华人已经精英辈出。政界比较突出的人士有邝友良，赵小兰，骆家辉，朱棣文，法官黄锦绍等 ；科技界有李政道，杨振宁，朱棣文等；体育界有关颖珊，张德培，Nathan Chen（陈巍）等；演艺界有李小龙等；商业界有黄馨祥等，还有科技创业奇才杨致远等。华人日益获得美国社会的尊敬，被称为模范少数族裔。
2013年11月9日达拉斯地区华人抗议“ABC辱华事件”游行
然而自民权运动和民权法案后，种族歧视的遗毒仍局部时有体现。1982年，美国出生的华人陈果仁被误认为是日本人，当街遭殴打致死。1999年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 被错误地指控为间谍。而真正引发美国华裔群体性维权活动的是2013年美国广播公司辱华事件。2013年10月16日，在美国政府因年度预算案获通过而即将重新“开张”之际，脱口秀主持人Jimmy Kimmel以“议员赌气就像小孩子”为主题，请来四个小朋友一起召开讨论国家大事的“儿童圆桌会议”。当吉米问道到“美国政府欠了中国1.3万亿美元该怎么办”时，一位小朋友称：“我们应该绕到地球那边去，把中国人都杀光！” 吉米笑着说：“把中国人杀光？这倒是个很有趣的主意。”此项言论引发公众尤其是华裔的不满，自播出后有1万5千网友在白宫“我们人民”请愿网页上留言表示愤怒和抗议。随后11月9日华裔在三十个城市同时举行游行抗议广播公司主持人辱华言论，并要求ABC电视台道歉。吉米秀事件是华裔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群体性政治活动。2014年末华裔警官Peter Liang（彼得·梁）因手枪意外走火，子弹在经过墙壁反弹后射入了黑人格里的胸部，导致格里死亡。2016年2月11日，梁警官被认定误杀和渎职两项罪名成立，将可能面临15年的监禁。华人社区普遍认为梁案之前也有白人警察误杀却被免于起诉，梁警官因为其种族和肤色成了缓和黑人社区对警察粗暴执法的愤怒的替罪羊。在美华人举行了声势更加浩大的游行抗议。这两次大规模标志性的反歧视事件中，大陆华裔移民逐渐成为政治性游行的主角，开始初涉美国政治。特别是加州作为历史上华裔政治的策源地，2014年爆发了反州议会SCA5立法活动，其衍生出来的教育资源分配和亚裔细分也成为近年来的热门时政话题。
2016年2月20日达拉斯地区华人挺梁游行
经历两次全国性示威游行，借助社交软件作为群体性交流工具，华裔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历来重视教育的华裔，认定近几年来甚嚣尘上的大学录取按肤色搞配额会危害限制华裔下一代的学习、就业的公平发展机会，同时每次为反歧视而维权的滞后被动感，深深刺痛华裔作为少数族裔的政治神经，在北美安逸生活中的华裔开始思考族裔参与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16年极具争议性的总统大选， 华裔首次大规模投入资金和人力，自发地、或者有组织、有目地的进行有效的宣传、助选活动。
历次标志性的政治活动，都催生各地维权组织的诞生。 这类组织普遍以社团，501C3社区公益形式存在于各地， 成为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并对维权和当地政治参与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由于自身组织性质的限制，此类组织无法公开参与政治，特别是无法直接了当地筹集政治资金、背书立法、行政、执法等公职候选人。美国政治主流运作和操盘，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是最直接的办法。 各族裔，甚至大公司，利益集团都有PAC，而华裔在这方面无疑是比较薄弱的。最早华裔为主的PAC组织是80-20，其组织主要目标是总统大选，其创始宗旨是集中80%的族裔力量，来影响大选。80-20连续多次背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而越来越多的华裔意识到，华裔政治必须从Local从本地政治搞起， 必须从最基本的学区，市政议员起步。立足于Local的政治性组织开始出现，比如活跃于南加州的橙县俱乐部，北加州的圣地亚哥亚裔平权基金会下设的PAC，德州的达拉斯华政会（DFWPAC），田纳西的AA4TN-PAC。另外伊利诺伊州的AAGC，和萤火虫PAC也正开始注册运转。各地PAC的具体实践思路也有差异，但都是非常积极有益的尝试，宗旨也都没有偏离提高华裔政治地位的大方向。比如有的PAC组织的目标和定位是在民权、歧视和平等三方面为华人争取利益，有的以支持现有政治人物为主，有的PAC积极推进自己族裔的政治代言人。其实大部分政府、立法和执法公职人员都是从Local基础政治起步，一步步往上走。比如从市议员，竞选州一级的议员，从州参众议员，迈向联邦一级的议员。行政方面从学区，市议员，竞选郡一级的专员书记，再竞选州一级行政官员。大陆新移民要想走政治之路，也只有从基础开始发展。在华裔人口不足以单独支撑胜选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培养出众的候选人，尽可能多的参与主流党政方面的基础工作，赢得主流选民的选票。地方性PAC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于集中组织力量，为华裔在所在的当地基础政治参与，提供重要的人力物力支撑，在社区可以沉淀积累必要的资源。符合社区利益的PAC，是整个族裔长期良性直接参与地方政治的必由之路。
2017年6月12日DFWPAC首次大会
积极参与政治，成为华裔移民历史的一部分，哪怕只是历史的一粒尘沙，也是晶莹剔透，值得回忆的人生记忆。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不光华裔自身，若能有如蒲安臣这样对华裔包容，友好，切实为华裔争取利益的美国政治家，也是保障和拓展华裔在北美生存发展空间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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