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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火车站赤脚的等车大爷火了！他曾是亿万富翁，却说后半生只想作个博物馆的“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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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男人的照片火了！
简单朴素的绿T黑长裤、
光着脚、靠墙倚坐，
手边放着两瓶几块钱的饮料……
车站里似乎从来不缺这副装扮等车的人
为什么偏偏这个人火了？
原因只有一个——
他叫樊建川
樊建川何许人也？
四川知名人物
曾是资产数十亿的富商
还曾多次入选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
辞职捡破烂的副市长捡出80亿捐给国家
倾尽亿万家产留住民族记忆
……
建川身上有着太多的“光环”
但与此同时，
质疑和争议也与他形影不离
照片拍摄当天，樊建川正在重庆火车站候车。忙完重庆建川博物馆事宜后，正准备出发返回成都。日前，我们走近他倾尽半生心血打造的建川博物馆……
在馆长樊建川看来，博物馆里不应该只有春花秋月、才子佳人，还应该收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让历史的“像素”更加清晰，让民族的“警钟”永远长鸣。
从安仁镇大新路转进建川博物馆，第一眼就能看见那个伫立在入口中央的“侵华日军碉堡残骸”，一名威武的战士塑像伫立在上，他将手里的步枪高举过头顶，指向天空……
建川博物馆聚落入口处的碉堡。 资料图片
这是樊建川拥有的一千余万件藏品中，体积最大的一件抗战文物：高5米，直径5米，壁厚约26厘米，重达数十吨。
碉堡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我把这个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安仁。”
他特意将这座来之不易的碉堡残骸放置在入口处，除了视觉冲击，还有更深一层的寓意：
“侵略者的碉堡被打烂了，我把当年的碉堡变成了一个‘盆景’，残破的碉堡上长出绿树、鲜花，象征中日之间今后的和平。”
这座碉堡身后占地500亩的地方，就是樊建川十多年来“耕耘”的土地——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
在这个公园式的博物馆聚落中，抗战、红色年代、民俗、地震四个系列共29座场馆的每一座，甚至每座场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如同一个个微小的像素，构成了一幅巨幅历史画卷。
一个老兵的抗战情结
2000年7月，樊建川听闻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上面列着日军113个驻华部队的名称番号，是日军侵华的铁证。
拍卖目录刚一公布，樊建川就听说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去，又听说有海外商人凑足资金准备“豪夺”，还听说一名神秘买家放出大话，势在必得。樊建川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他们抗衡，于是希望找到卖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卖主开个价，然后撤拍。
可是卖主在哪儿呢？
樊建川赶到北京，又辗转到天津，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朋友和“线人”，几经波折。
或许是天意吧，我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用我的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他愿意撤拍。而我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人的手中。
”樊建川回忆。
樊建川说，自己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是缘于自己的抗战情结。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樊建川自己也有11年的军龄，“对战争有着天生的关注”。
在“侵华日军罪行馆”的展柜里摆放着一件珍贵的抗战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闻》报，上面用很小的篇幅报道了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消息。
1937年9月，侵华日机轰炸上海时的炸弹碎片。 雷册渊 摄
而这张报纸是樊建川20年前在日本找到的。
当时，樊建川在国内的拍卖市场中几次失手后了解到，是日本的收藏家在和他争夺这些文物。他就想：
你能到中国来买东西，我也能到日本去买。用抗战时的话来说：你可以扫荡，我也可以反扫荡。”
樊建川在日本当地逛街时发现，文物店铺和地摊上有大量日本“二战”时期的画报、杂志，其中有不少内容与中国相关。他便取消了其他行程，专门收集这批东西。
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超过30万张。装进集装箱拉回来，一次基本上就把市面上的全部买走了。”而那张珍贵的报纸就是他在一个留学生的带领下，在一家书店的阁楼上翻了3个小时翻到的。
收藏“癖”成就的“草根”博物馆
在收藏和建馆成为樊建川的一种“责任”前，这仅仅是他的一个习惯，或者说，一种“癖好”。
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人，总是容易形成搜集、收藏物品的习惯，樊建川也不例外。工作后有了工资，他到废品收购站去找；到父亲或岳父的老战友家拜访时，就管人家要；有时还在机关宿舍的垃圾堆里捡……那时能捡到的东西相当有限，一个月捡到一件都会很兴奋，把玩半天。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兴起。“有了市场，一下就变了。十几年辛辛苦苦搜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不久后，樊建川也从宜宾市常务副市长的任上辞职下海，办起了房地产企业，搞收藏更有了“底气”。
樊建川花费数年时间集齐的二战时期的日本陆军肩章。 雷册渊 摄
几十年下来，每一个城市都有他的联络站。比如在上海，樊建川有一群古玩商人或文物收藏者朋友，大家定期见面，他会告诉他们自己最近需要的东西。
“我不是一件一件地找，是一批一批地找。比如2005年，我们收到的集装箱有300个，从全国各地来的，平均一天一个，每天都有车到成都火车站去拉。”樊建川回忆。
樊建川的收藏与别人不同。当时，古玩市场兴起，近现代文物“不入流”。樊建川却觉得，比起字画古董，近现代的这些“火爆爆”的东西更能让他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我感到每件文物都在跟我说话：哗———把你推到天上，哗———把你拉到地下，高度紧张。”
许多文物都给樊建川带来了意外的发现。
一次，樊建川得到了一把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扇子，上面写着“忠烈”二字。
此人是谁？
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吗？
樊建川查遍了1945年蒋介石核准的日本战犯名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战犯名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都没有找到杉山元的名字。
樊建川在建川博物馆的国防兵器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但樊建川总觉得扇子上刺目的“忠烈”二字在跟他“说话”。他开始了新一轮的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侵华罪证。
但是，即使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樊建川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建成一个博物馆，因为在他心里博物馆是“神圣、高不可攀的”。直到几次展览的举办以及业内交流，樊建川的藏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关注，不少收藏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每个博物馆都在代表我说话”
据说，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馆细看上一遍，得在安仁住3天。
若非亲自来过，否则很难想象，这个距离成都数十公里之外的小镇居然有如此之众的收藏。
倘若来看过一遍，也就明白了大概——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似乎什么都能被樊建川收入囊中。
就拿“5•12”汶川大地震馆来说，第一支到映秀的冲锋舟、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站在废墟上讲话的话筒、“敢死队”出发前喝壮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
甚至地震后被埋36天救出的“猪坚强”也被他找来，圈养在门前的空地上，有专人喂养和打扫猪圈，游客少的时候还要放它出来散步遛弯儿。
樊建川说，
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布展，观众能看清是其一，能思考是其二。野生，山寨。”
走进建川博物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受：建筑造型、展陈风格、展品内容和年代都迥然相异的20多个展馆，却带给人一种隐隐约约的“相似感”。这种相似感来源于它们共同的主人———樊建川。
日军侵华罪行馆正门。 雷册渊 摄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几乎每个场馆的展陈设计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态度和风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厅场景、小到展品摆放中一一显现。比如，战俘馆的地面是钢板，代表钢铁意志；川军馆的地面用的是当时四川人家里最常见的石板，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百万川军战士的流血牺牲。
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
樊建川说。
日军侵华罪行馆，他请来了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来设计，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建筑大师面前，樊建川没抛开自己的执拗，他在矶崎新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几点改动：
“最开始正门很大，我觉得不行，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进去，用1931顶日军钢盔象征日军侵华时的来势汹汹；
以前的大门变成了出口，台阶上雕塑着日军的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离开，象征抗战胜利；
最开始的设计是白色的，我坚决不同意，白色太纯洁了，后来改成了灰色；这个馆的尺寸本来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
这些改动，樊建川都取得了矶崎新的同意。
在这座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里，要把20余个展馆仔细看完，据说需要3天。尽管不能一一阅尽它的馆藏，有一处却是参观者必去的——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日军侵华罪行馆后门。 雷册渊 摄
在这个广场上，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两百多位抗战将士的塑像静静地站立着：赵一曼、高志航、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
这些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站在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地方；
还有一批人，站在当年他们全力守卫的地方：毛泽东站在延安，邓小平站在华北，陈赓、林彪、罗荣桓，还有一批国民党将领……
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当年的硝烟里，思绪万千，不由热血沸腾。
对话丨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作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在您看来，“民营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他们主要的资金支持来源于国家，而我们首先要养活自己，考虑更多的是市场化，必须依靠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来“做生意”；
第二，我们做的是对历史的拾遗补缺，这部分是政府还顾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而社会有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的需求，我们就来做；
第三，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着眼点不一样。同样是讲战争，国有博物馆可能从战略战术、敌我形势、国际环境来讲，而我们则讲人情、讲形象，更关心战争中那些具体的个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跳脱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是否也正因为如此，更容易打上您个人的烙印？
樊建川：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博物馆是我一手创办的，必定有许多我的想法，可事实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和意见，只是由我来把它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表述，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必须保持正确、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再尽可能多维度地呈现当时的历史，让历史的“像素”更加清晰。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雷册渊 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建川博物馆的展陈非常“直白”，甚至是“直楞楞”地告诉大家，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东西是什么。
樊建川：有的人把博物馆做得很玄乎，我不赞成。博物馆听起来是阳春白雪，但事实上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
我一直在想，建川博物馆一定要让一个即使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能看懂，让观众不用讲解员、不用手机，只通过文物、文字和图片就能把这事儿看明白，就能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说，“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是强调博物馆的本质。
我觉得现在一些博物馆“做偏了”，大量声光电效果的介入，甚至还有VR、AR，把博物馆做成了游戏厅、演艺场。我不是说不能用这些现代化的呈现手段，而是说它们不应该喧宾夺主，毕竟别人来博物馆不是来看场景和多媒体的，更大的篇幅、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让文物说话上，这是我们的原则。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做得很失败，但我们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能够沉浸进去、静下心来的人，所以我们有意识地把它做得纯粹一点。
樊建川在老兵手印广场。
这个广场是他征集了4000多枚抗战老兵手印建成的。他说，正是这些当年挥舞着大刀长矛、掷手榴弹、埋地雷的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力挽狂澜，这些功勋卓著的手应该留下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好像什么都能被您收入囊中，一个暖水壶、一张报纸、甚至地震废墟里的一件婚纱……您挑选藏品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首先是量，一般我都是批量收集，然后再根据展陈内容在当中慢慢挑。
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
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能够反映社会变迁的，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四川绵竹有一个年画村，那里的年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百姓们在自家屋子的墙上画了很多年画。“5•12”地震时，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废墟马上就要清理，推土机一推就没了，我们就去捡了很多画着年画的墙体碎片回来。在别人看来这是废墟，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的情感是非常饱满的，是有温度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曾说，“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建川博物馆抗日系列一级文物之一的《“八·一三”日记》。 雷册渊 摄
“敲响警钟”和“牺牲”是指什么？
樊建川：世界上对博物馆的主流理解是“收藏财富、传承文化”。但是，博物馆不应该只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东西，还应该收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博物馆就是收藏民族记忆，这些记忆就是“警钟”。
比如我一直想做一个“汉奸馆”，困难很大，可我还是想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当以后万一再有入侵者时，才不会有那些无耻的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去与侵略者合作。中国人应该更加团结，这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
不屈战俘馆。 雷册渊 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很多人认为博物馆是公益事业，投入大，效益却并不乐观。而有报道称，建川博物馆已经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是如何实现的？
樊建川：我做博物馆没打算赚钱。建川博物馆投资了30亿元，就算每年盈余2000万元，也不算赚钱，30亿如果存银行，每年都不止这点利息了。现在我们就是能把自己的队伍养活，还有一点结余，也都拿来买藏品了。
博物馆要生存下去，光靠理想没有实干是不行的。如果只靠门票赚钱，60块钱一张门票，20多个馆，平均一个馆就收两三块钱，水电费都不够，怎么办？除了博物馆，我们还有纪念品、酒店、餐厅在支持，还提供会议、咨询、培训、策划、道具出租等服务，现在还做成了博物馆提供商，把博物馆当成一个产业来做。
川军抗战馆。 雷册渊 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社会上对您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些非议和质疑？
樊建川：有非议有质疑是很正常的。我刚开始搞建川博物馆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会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来做博物馆，都说我是打着幌子买地做房地产，或者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馆。十多年过去了，怎么样？你们来看看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十年前，您和妻子就决定“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您会担心将来捐出去后，建川博物馆不再按照您的思路建设和发展么？
樊建川：一点儿都不担心，由政府接管不是很好嘛！至于你说的问题，我们在公证的时候附了一个条件，就是说不能动我们已经建好、展好的东西。
有人问，建川博物馆会不会以后就不发展了？
我说，不发展就对了嘛。我也不期望它发展。就像武侯祠凝固在三国，都江堰凝固在汉代以前，杜甫草堂凝固在唐代，建川博物馆就应该凝固在20世纪，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记者手记：“草莽”樊建川
落笔成文前，“草莽”一词跃入脑海。正如他自己的评价：
我和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野生，山寨。
“下过乡，当过兵，任过教，当过官”的樊建川，现在对自己最多的称呼是“馆奴”，这也是媒体报道时最喜欢加在他名字前的前缀。在樊建川看来，这两个字对他的形容再贴切不过：
现在有‘房奴’、有‘车奴’，而我是‘馆奴’，给博物馆当奴隶，我一辈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
樊建川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樊建川不厌其烦地向第一次来访的人们解释着这两个字的意思。就像做博物馆他甘之如饴一样，能为自己想到这个略显悲壮又带着一丝英雄主义色彩的称谓，樊建川很得意。
几天前，一则《亿万富翁火车站候车：光脚靠墙席地而坐》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中传开。照片中的他背靠墙壁、席地而坐，旁边地上还放着两瓶饮料。有人说他“接地气”，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劳，有人则质疑他在“作秀”、“博眼球”……
樊建川随后发微博解释，席地而坐是自己当知青和当兵多年养成的习惯。微博一经发出，点赞数瞬间突破了5万。
图片来自樊建川微博
其实，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了，每隔一段时间，他的故事就会被人翻出，在各个公号和社交媒体上“炒”一阵。而面对媒体，樊建川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
当兵时，他因为学雷锋和搞宣传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标兵；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他曾经是宣传队的负责人；从政后，官至宜宾常务副市长，他更加深谙与媒体打交道的“玄妙”。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间隙保持着每天数十条的发布量，拥有近150万的粉丝。他点开手机给记者看：“我的微博现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涨1000多个粉丝。平均每条阅读量在30万左右，多的有上千万。”在樊建川看来，这是建川博物馆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广告”。
他有着军人的执守，也有着商人的圆滑。
樊建川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字画。 雷册渊 摄
就像他解释自己辞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觉得当时公务员收入太低了；三是觉得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四是我当常务副市长，风闻说要让我当市长，我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就决心辞职下海。”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热血不够，要生存必须在商言商，正式开馆的当天晚上就开大会专门给员工讲营销。
就像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博物馆聚落”，只是想搞个“博物馆超市”，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普通人都能随时享受的文化形态，每个馆花几块钱就能看，价廉物美……
正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让樊建川最终成为了他自称的“馆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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