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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主席说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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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愿让记者拍照
辛勤的摄影师和记者们，为毛主席的活动留下许多珍贵的镜头和报道。但据我所见，毛主席是一个不愿随意照相的人。除了他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进行的党务、国务和外事活动，必须由摄影师和记者拍摄记载下来外，他平时的工作照、生活照是不多的，公开发表的则更少。这与他的谨慎和务实作风是分不开的。
在毛主席那里，我先后结识了新华社、新影等单位的徐肖冰、侯波、舒世俊、孟庆彪、吕厚民、陈娟美、钱嗣杰、杜修贤等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工作。现在留给后人的大量历史文献纪录片和照片资料，正是他们和他们之前的摄影师老前辈们付出的艰苦劳动的结晶。
侯波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她对主席比较熟悉，胆子也是比较大的。主席在专列上是不愿照相的，但侯波有时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抓拍。有一幅毛主席正临窗凝神观望田野庄稼生长状况的照片，我记得就是侯波突然进入毛主席的车厢“咔嚓、咔嚓”连拍了几张，待主席察觉，她已收场了。
吕厚民比较谦恭。记得有一次主席在杭州，正在办公室桌子上用毛笔写东西，吕厚民想拍照又怕干扰主席工作，他让我先去征得主席同意，拍一张办公照，主席就是不同意。于是我就给主席讲起了“大道理”。我说，人家新华社记者、摄影师跟随主席出差，是组织上派遣的，对人家来说这是工作，您老是不让人家拍照，人家回去就没有完成任务，要受批评的。他老人家听我这么一说，心肠软了，同意只拍一张。我高兴地连忙把吕厚民请进来拍了两张。拍完后，吕厚民说：“谢谢主席，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呀！”主席抬头笑笑，没有说什么。后来这张工作照公开发表了。
1962年在武汉，毛主席与武汉市市长谢滋群等及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1959年底至1960年间，毛主席先后住在杭州和广州，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文和注释。
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毛主席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从1959年12月10日起，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毛主席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毛主席发表谈话后，其他同志也有插话。读书一般从下午4时左右起到9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2时、5时、6时开始读，到7时、7时半、10时结束。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毛主席要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6时读至10时，读了22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毛主席和读书小组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
毛主席读《政治泾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请。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毛主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他读书时，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他读教科书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怎样做。他读书时提出的许多观点，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理论价值，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
1960年1月4日晚，毛主席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1月7日至17日，他主持了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海会议结束后，1月18日，毛主席回到杭州。1月27日，毛主席到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全部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在广州期间，毛主席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笫四卷全部正文。
从2月27日到3月6日，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主要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主席亲自动手做编辑工作，而是在別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主席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主席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精彩之处，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他特有的文风。3月8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主席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5月24日至6月2日，毛主席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毛选》第四卷于1960年9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作为建国前毛主席最重要著作的结集，全部完成。
每逢毛主席读书或审稿的时候，摄影师总想拍几个镜头，但是主席一看见他们进来总是摆摆手，不让拍照，他们只好退出来。后来，舒世俊等人想了一个主意，让我替他们拿着照明灯第一个先进去，然后他们再跟着进来。他们向我解释说，在随主席出差的工作人员中，我的年龄是比较小的一个，又是机要人员，在摄影方面是个外行。如果我拿着照明灯进去，主席看见一定会感到奇怪和好笑。主席一笑，气氛就不一样了，就可能不会再拒绝拍照了。
计谋已定，就开始行动。我按他（她）们几个摄影师的导演，拿着一个照明灯大模大样闯了进去，地下拖着长长的电线。果然不出所料，主席抬头看到我的样子，止不住笑了。随后低下头又同“夫子”们研究书去了。摄影师舒世俊等人，抓紧时机，分秒必争，打开摄影机“哗哗”地响了一阵又一阵，待主席抬起头来看看他们时，意思是：“可以了吧。”舒世俊等人已达到目的，说了声“撤”，大家赶快收了场退了出来。
大家满意地笑了起来，说：“不错，总算让照了。”我也为摄影师们的收获感到特别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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