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高僧大德也曾为保卫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2017-08-05 妙音故事集锦

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90年沧桑砥砺，90年辉煌功勋。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南昌起义枪声到秋收暴动火种，从井冈罗霄山脉到延安宝塔山峰，从14年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浴血奋战，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

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我国的人民军队一直在第一阵线英勇无畏。其实，在枪林弹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中国许多寺院的爱国僧人也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激昂的抗战壮歌。

“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意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跌坐竟忘归。”这是著名歌词作家田汉热情赞扬南岳佛教僧人积极投身抗战救国的一首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佛教僧人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自不能置身事外。尤其是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从此开始，无数的佛教僧人奋起抗战，保国护教。在长达14年的抗战期间，中国无数心怀一腔爱国热情的佛教僧人对护国卫教工作，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或在前方，或在后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佛教僧人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抗日救国的大无畏精神，可谓是“救国不让人”，足堪当之无愧！

这里撷取抗战期间中国十大佛教高僧积极投身抗战救国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以纪念那些为中国抗战贡献力量和生命的佛教僧人。

振臂疾呼：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太虚法师：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太虚法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他引史为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非常坚定。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太虚法师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同年七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欢送会中，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琇、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日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在日本谣言蛊惑下，缅甸关闭了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七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通过太虚法师的出访，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敌方阴谋，滇缅公路重新开通。

金刚无畏：圆瑛大师

圆瑛大师毕生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行为是最使人钦佩的大德懿行。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

保国护教：弘一大师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弘一法师内避，弘一法师则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他那种保国护教，凛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听者为之动容。

上马杀敌，下马念佛：巨赞法师

巨赞法师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抗日高僧。抗战爆发后，巨赞法师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应邀去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经田汉介绍结识叶剑英。在叶的鼓励下，1939年秋天，于圣化寺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任协会宣传股长。是唯一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的法师。周恩来曾亲笔为巨赞法师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念佛。

倓虚法师

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殉国后，他的头颅被运往长春。日本关东军最后决定将赵尚志的头颅焚烧灭迹。就在准备焚烧时，般若寺住持倓虚法师及时赶到。由于当时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多次去般若寺拜见，所以，经过倓虚法师的智慧周旋，终于将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保护了下来，掩埋在般若寺内。

虚云法师

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0年，广州沦陷，至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之用。

印光大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印光大师痛心疾首。1937年的一天，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找印光大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印光大师当即拒绝。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

九世班禅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九世班禅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早在抗战前夕，他就曾数次捐赠政府及军委会战马数百匹。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

十三世达赖喇嘛

1931年，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的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南京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大师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奋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

诺那·呼图克图

名扬一时的西藏诺那·呼图克图（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其时正在内地）在抗日救亡中也有突出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诺那·呼图克图立即通电全国，表示自己的满腔悲愤，要求政府出兵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