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机关刊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直指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尤应引起警惕。
▶重“痕”轻“绩”的检查考核。一些地方习惯于把留痕视为工作本身、将材料当作工作成果，“做得好不如说得好”，于是在遣词造句上用心多、在干实事上用劲少；有的地方凡考核、验收、督查必看台账，各条线都要求报数据、报指标，“表哥”“表姐”“不在田间地头忙工作，却在加班加点填表格做台账”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地方评比、达标活动过多过滥，基层应接不暇，有的还要费心制作精美画册手册展板，检查过后便弃之一边。这种重“痕”轻“绩”使得一些地方的工作陷入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怪圈，整天忙忙然却忙而无功、忙而无效，越忙越迷茫。▶不切实际的创新推广。有的地方组织党员干部到外地学习先进经验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凑了个热闹、捡了点皮毛，回来之后生搬硬套，最终造成水土不服；有的为了创新而创新，拍脑袋出点子，不够条件硬是推广，给基层定下不切实际的数字指标，结果不了了之；还有的创新换汤不换药、新瓶装老酒，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只满足于引起上级领导注意，热衷于在概念上做文章、搞包装、玩文字游戏。▶化简为繁的层层设限。有的地方在工作审批中设置不必要的层层关卡，看似为了规范工作，实则为了彰显权威、推卸责任。有的将简单事情复杂化，能口头说清的非要写成文件，芝麻小的事都要上会，议而不决、拖拖拉拉；有的不愿负责，把问题和矛盾都推给上级，层层请示；还有的对待群众办事索要各类证明，让办事者跑断腿、磨破嘴。这种动辄“再研究研究”“再请示请示”的久拖不决，既降低了工作效率，也消解掉责任，寒了干部群众的心。▶逐级加码的推动工作。有的地方贯彻上级要求不是从有效落实出发，而是习惯性、想当然地增负加码。比如开展某项活动，如果省里要求的是“六个一”，市里就变成“十个一”，区县自选动作又加码到十多个，似乎数字越多工作越有力；有的地方上级部门可能只要一个数字，为显示重视，一些干部向下布置任务时层层加码，不仅多要数据，还逐级增加了总结、调研、剖析、台账等——“本来只要一根线，最后织出了一件衣”，给基层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量和负担。此外，刷票拉票的评比推选、精心编排的经典调研、装模作样的集体加班、翻来覆去的文稿推演等，都可算得上是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内卷”是一种陀螺式的死循环，无论是个体，还是某个组织、行业，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会如同车入泥潭，难以自拔。仔细体味，公权力中的“内卷”现象弥漫着一股熟悉的味道，究其实质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从公权力运行中的种种“内卷”现象进行分析，背后既有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干部自身的原因；既有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运行机制的原因。比如，部分基层干部“政绩观”偏差与“权力观”跑偏。“政绩观”偏差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只要急功近利的“显绩”而不要泽被后人的“潜绩”；止于不出事的“政绩”，不追求干成事的“政绩”；追求劳民伤财的“假绩”，不要造福群众的“真绩”。“权力观”关系到干部行使权力的方式、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等问题。“权力观”跑偏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将制度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应得的，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基层治理中任性妄为；一些领导干部“有权不用”，成了敲钟和尚，得过且过，“为官不为”。“政绩观”与“权力观”一旦出现问题，必将造成基层治理偏离正常的轨道。比如，“信息不对称”与“权责不对等”。基层上下级“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两种情况：“下情不能上达”导致基层领导干部不能掌握真实情况；“上情不能下达”导致基层一线人员不能了解政策意图。基层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导致上下级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造成基层治理中的权力运行紊乱，致使基层治理中出现问题概率增大，必然给基层治理造成困局。基层治理中出现诸多问题的另一个根源是基层广泛存在的“权责不对等”情况。“权责不对等”主要表现为“责大权小”问题，俗称“小马拉大车”。“权责不对等”导致基层陷入权责困境，致使基层干部想作为但实际上却“无法作为”。
再如，“激励不足”与“约束不力”。基层干部“激励不足”主要体现为职务晋升激励困难、物质激励手段缺乏、考核评比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基层干部“约束不力”主要体现为“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力、群众监督不了”，干部监督盲区较多，监督有时流于形式等问题。“激励不足”与“约束不力”容易导致一些干部心态出问题，“职业倦怠”“精神抑郁”“价值冲突”等心理问题频发。干部干事的积极性、主动性低，干部“不敢为、不想为、不愿为”，必然导致基层治理中出现“慢作为”问题。公权力姓公，其运用事关公共政策的制定、社会资源的分配等重大问题，影响的是国家前进的步伐、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任由那些“简单问题复杂化”“没有意义的精益求精”“被动应付工作”等“内卷”现象在公权力运行过程中扩散开来，危害更大。《人民论坛》推出最新策划特别指出，这些看似“小”的基层“小事”若不能得到尽快解决，就会导致“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不仅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干不了事，让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搁置，而且导致大量的体制空转和资源空耗，引发极高的治理成本，严重危害党的执政根基。那么，如何跳出“内卷”死胡同，打破死循环？第一，坚持强化“理想信念”与“斗争精神”，推动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与“权力观”，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定，基层治理就会积极健康地开展；反之，干部理想信念模糊、动摇、丧失，基层治理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良好的精神品格是干部政治素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斗争精神是一名好干部的党性体现。保持了“斗争精神”，干部就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能弄清楚权力是什么、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要怎么用等问题，进而在治理中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理想信念”与“斗争精神”相辅相成，为“政绩观”与“权力观”提供了“精神航标”，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第二，持续推动“职能整合”与“流程优化”，实现基层组织运行的法治化与科学化，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组织支撑”。在基层治理中，需要以“放管服”为抓手，持续优化和整合政府职能，不断深化机构改革，进而提升治理效能；需要不断完善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各种事情能够依法办理，减少规则冲突，避免部门“打架”；需要推动基层治理的“流程再造”，实现治理制度与治理技术的协同演进，不断推进基层治理创新。通过“职能整合”与“流程优化”，实现基层治理由“碎片化”向“系统化”转变，由“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变，推动基层运行“制度之治”与“技术之治”有机融合，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组织支撑”。
第三，不断完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推动各级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动力源泉”。当前要围绕正向激励、反向约束、容错纠错三个重点，全力推动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在正向激励方面，要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提供多样化职业发展路径，为优秀的基层干部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提高基层干部的物质待遇，改善工作生活条件，提升其工作满意度。在反向约束方面，“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管理要全面、标准要严格、环节要衔接、措施要配套、责任要分明。”在容错纠错方面，要着力解决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的问题，“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推动干部以“实干指数”换来广大群众的“满意指数”，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最后，要通过顶层设计的根本性制度改革，减少行政管理的权力层级，加强公共权力的民主化运行，赋予基层政府更多权能，加大对基层组织的民主监督和民主评议，巩固基层组织的自治化力量，开放社会舆论和社会组织的监督渠道，使基层治理尽快走上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轨道。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新三农
你若喜欢，别忘了点个在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