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编的老人们（1）：李俊民

予生也晚，1986年甫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时值该社庆祝建社三十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1956年11月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为前身，其历史还可追溯至前两年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1958年6月，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也并入中华上编。“文革”开始，出版业务陷于停顿，“中华上编”不复存在，原人马多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的十年间，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古籍整理和文史普及读物，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古籍出版社，为1978年恢复古籍出版业务并易名独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出版人才和出版品牌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中华上编存在时间较长，业内也泛称这一时期为“中华上编”，本文也沿用这一泛称。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时，社内还有相当多的中华上编时期的老同志，经常听他们谈起那时期人才荟萃的盛况；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中华上编时期的书稿和档案，对那时期的人和事也多有留意。如今，老成多已凋谢，许多人事的记载和评价也有龃龉之处。因披阅旧籍，摭拾旧闻，成此小文，以彰前贤业绩，这也是我们后来者的责任。

一、李俊民

说起中华上编，首先要说的就是其创办人和灵魂人物李俊民(1905-1993)。

李俊民，学名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人都尊称他为俊老。他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

俊老是老革命。他1923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下工作。1927年5月任中共武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南通等地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江泽民同志的父亲江上青是他当时的战友。1936年，俊老与于在春、顾民元及江上青、江树峰兄弟等合办《写作与阅读》月刊，该刊物以语文教学改革为主题，宣传进步思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俊老在苏北先后担任“联抗”部队副司令、紫石县县长、苏中第四军分区宣传部部长、苏中第九军分区副专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苏北行政公署文教处长、苏北行政公署文化局局长、江苏省文化局局长等职，1953年10月到上海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从此开始了三十多年的出版工作生涯。

俊老是老作家。大革命失败后，他在老师郁达夫的鼓励下，开始文艺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跋涉的人们》，集中四篇小说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生活，被鲁迅赞为“优秀之作”（《我们要批评家》，《二心集》）。同时，他还从事学术研究。1930年出版的《李白研究》，是他以唯物史观从事古代作家研究的较早探索。1930年9月，他参加北方“左联”（当时参加北方“左联”的还有后来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的罗竹风等），任秘书长。此后，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写作不辍。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年,他应邀为上海的《儿童时代》杂志写了一篇历史小说《杜甫回家》,想不到这篇小说“文革”中被文痞姚文元之流污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小说写杜甫“怀念出奔的唐明皇”,被恶意歪曲为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俊老也因此饱受迫害。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俊民文集》50多万字，收录了保存下来的他创作的小说、散文、诗词和论著等，可以看到他在创作和研究方面的功力和劳绩。

俊老是老出版人。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编辑过共青团刊物《湖北青年》等。抗战前后，他在南通主编《新通报》、参与编辑出版《写作与阅读》月刊等。调到上海后，开始倾全力于出版工作。他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工作不久,就遇到了新中国文坛第一场大风波反胡风运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1952年6月1日由郭沫若等创办的群益出版社、印度尼西亚归侨俞鸿模创办的海燕书店等联合组成的,是新中国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由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华东文化局常务副局长刘雪苇兼任社长, 年仅32岁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作家梅林任副总编辑。王元化于1954年底调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任文学处处长,时任文委书记是名作家夏衍。新文艺出版社新任副社长是蒯斯曛,他曾经担任过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秘书处主任,做过粟裕的外文秘书,以后继李俊民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 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后任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不少编辑与胡风有过往来,对胡风及其同人的文学观点和创作比较肯定,出版过胡风及其同人的作品。因此, 新文艺出版社被称为胡风集团的“主要阵地”,在1955年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被点名的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就有王元化、罗洛、张中晓等。已调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副局长的新文艺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刘雪苇、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彭柏山也因与胡风有过联系而被打成“胡风分子”,饱受迫害。受牵连的还有梅林、俞鸿模等人,也都受到不公正的审查。王元化后被开除党籍,一度得了精神病。俞鸿模审查期间自杀未遂, “文革”中终于不堪迫害自杀身亡。李俊民在执行上级指示开展新文艺出版社的反胡风运动时,也本着公道,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些受牵连的编辑,如著名翻译家吴岩(孙家晋)等,为当事人所称道。　

1954年，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上海没有一家专业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俊老在新文艺出版社里成立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1956年11月,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他任社长兼总编辑。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除了原先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编辑钱伯城、王勉等外, 俊老还调来了老出版家汪原放、刘哲民和胡道静等,以及受到“胡风案”牵连的梅林、俞鸿模、何满子等人,他还动员了自己的老友时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历史科主任刘拜山、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于在春加盟。编辑部虽然只有十几位编辑,但都是才学之士,一时人才济济, 俊老“常戏称他主张‘人材内阁’,私下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何满子《悼胡道静并琐忆往事》,《新民晚报》2003年12月22日)。

1958年6月，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原上海市出版局所属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所属的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当时年近七十的金兆梓先生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任主任, 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任副主任。中华书局与中华上编在业务上有联系，在选题上有分工，在人事和经济方面各自独立，中华上编的选题以古典文学为主。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国内有中华书局、中华上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三家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古典文学部从事这项工作，故又有“两家半”之说。1958年9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并入中华上编，舒新城为主任, 金兆梓、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任副主任, 李俊民任总编辑。次年3月, 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独立, 中华上编仍由金兆梓任主任, 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任副主任，李俊民任总编辑，陈向平和戚铭渠两人也于1961年7月任副总编辑，直至1966年12月。金兆梓1964年因患脑血栓症离职休养。俊老和陈向平、戚铭渠还是中共中华上编分党组成员，其中俊老是书记，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华上编领导团队的“三驾马车”。同时，俊老还担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副主任，具体负责《辞海》的修订工作。

在 “文革”中, 李俊民是上海最早被抛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组进驻“中华上编”；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亲临“中华上编”为批判“加温”；姚文元将《杜甫回家》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6月10日，当时尚在台上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在全市干部大会点名批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一贯对党进行恶毒攻击，放出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毒草”。6 月25 日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以通栏标题发表长篇批判文章《李俊民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26日，继续发表“工农兵群众”对李俊民的批判文章。7月，陈向平、戚铭渠与李俊民一起，被斥为“中华上编”的“三家村”。8月25日，“中华上编”标牌被红卫兵砸烂，改名为“解放出版社”。次年,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等被“隔离审查”。李俊民在“隔离审查”八个月后被放出,随后就与出版社同仁去上海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上海重新启动《辞海》修订工作。俊老由干校调回，参加《辞海》修订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恢复出版局与各出版社建制,并撤销原市委对李俊民的处分决定。俊老重又焕发精神。1978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俊老任社长兼总编辑。他与老搭档戚铭渠一起，首先用最快速度重版原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的优秀图书，接着制订了上海古籍出版社选题的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在规划中把本社“以古典文学为主”的选题方向明确地扩大为“以古典文、史、哲为主”，并提出了普及与提高并举、古籍整理与研究著作并举、铅印与影印并举等方针，使古籍出版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同时，一方面努力找回“文革”中被遣散的老编辑，如何满子、王勉（鲲西）等；一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人员，这些招聘来的编辑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相当一段时期的业务骨干。1980年，他当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1984年10月，他改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名誉社长，仍关心着出版社的发展。 1986年11月1日，82岁的俊老还出席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庆聚餐，向全社员工表达了对出版社的美好祝愿。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俊老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他待人真诚，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不计名利。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并入中华上编时，俊老起初被安排为主任，但他认为舒新城先生是前辈，又是民主人士，就主动承让，由舒新城先生任主任，但他还负责具体工作。他有风骨。“文革”前，他曾拒绝顶头上司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要他为其山东同乡的历史作证的要求，而遭到张春桥的忌恨。“文革”爆发，他被列为上海第一批打倒的对象之一，受到残酷的折磨。但他始终保持对党和国家的信念。“文革”一结束，他顾不得个人的创伤，立即投入到恢复古籍出版的工作中去。

作为一个出版人，俊老抓出版重在出书出人。他常说：“出版社的职责在于出书，出好书，而其关键在于出人，没有人就没有书，关于人的问题，从古籍出版的角度上看，首先是出版社的编辑。”在他的主持下，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古籍整理和文史普及读物，如《中华活叶文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等，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提供了古典文学的滋养。他在用人方面更是不拘一格，广纳人才。中华上编的编辑队伍阵容（包括外聘人员）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强大的，其中有著名的文史学者瞿兑之、刘哲民、吕贞白、于在春、刘拜山、胡道静、金性尧、何满子、陈奇猷、富寿荪等；后来享誉学界的朱金城、钱伯城等先生，当年还是三十出头的青年编辑。所以“文革”时“造反派”攻击中华上编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恰从反面证明了中华上编出版物的影响之大和出版人才之多。

何满子曾充满感情地回忆俊老对他的关照和知遇之恩。1956年，俊老得知他因胡风案被捕释放，就要求把他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在这里，他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享有一定的优待与信任。俊老的真诚相待、大胆放手的领导作风、对新旧文学的内行与把握，都令他折服。“俊老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领导风度，使编辑部同仁精神振奋，干得有声有色”（《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第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文革”结束后，俊老甫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就把被赶回农村十二年的何满子召回，给他落实了政策，使何满子生命中的最后三十年成为他一生中编辑、研究和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其实，在中华上编，得到俊老关照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有何满子一人。

（本文摘自《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摘录仅限研究学习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