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编的老人们（2）：陈向平

二、陈向平

在李俊民之下，中华上编的领导团队中具体负责出版业务的是陈向平（1909-1974）。

陈向平也是老革命、老出版人。他原名陈增善，上海宝山人。年轻时追求进步,在宝山师范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和部分同学一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抗战初期，去浙南山区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受党的委托，打进了国民党主办的《东南日报》社（金华版），主编《笔垒》副刊，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宣传阵地，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揭露黑暗，当时在浙东、皖南、赣东、闽北、闽南一带产生了很大影响。《笔垒》的主要撰稿人有著名报人陈虞孙、蒋文杰、作家贺宜、陈友琴等。《东南日报》迁福建南平出版时期，他曾在《笔垒》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孔二小姐”在香港沦陷时带狗坐飞机去重庆的杂文，曾轰动了东南半壁。他在工作中奋不顾身，多次成功地对付了国民党特务的恫吓、盘查和围攻，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春天在雪里》，其中的100余篇散文，大部分是他主编《笔垒》副刊五年间（1940年2月1日-1945年9月）写的。他的这些文章充满激情。如写于1940年5月1日的《把青春付与战场》：“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大半是用青年的手和血写成的。……只要是不自暴自弃，不自私自利的人，谁都应该怀抱着一份到老不灰的雄心，将一部未完成的近代史，继续写下去，直到把日寇驱往东洋大海，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建立于东亚大陆之上。这是置在今日中国每个青年面前真实无私的真理。春天过去了，以后是炎炎夏日当头。年青的朋友们，你爱惜青春吗？那末请你把青春付与战场。”再如写于1942年2月15日的《春天在雪里》：“中国这一棵体大根深，饱经忧患的参天老树，……到最近一百年来，全然过着从风霜雪雹中挣扎死生的日子。如今他凭着自己无限的生命力，即将度过冬天：为冰雪所封锁着干枝的表皮下，正在萌着幼芽，坚硬如铁的土层深处，正在生长着无数根须，到东风一动，冰雪解时，又将抽枝拓叶，重新开始一个绿阴遮日的盛年了。如今春天快要到来。春天在雪里。”

陈向平在主编《笔垒》副刊时，除了团结一批进步文人(其中不少成了日后他从事出版时的作者)外,还发现培养了一些青年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后以金庸名世的查良镛。当时查良镛才十七岁,是衢州中学的高二学生。陈向平从来稿中发现了查良镛写的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文中写道：“是王国维先生说过罢：‘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地撇开一切理智考虑的结果。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像我们不能希望用六十度的水来发动蒸汽机一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要以微温的情感、淡漠的意志来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梦想。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这篇文章观点犀利而充满活力，陈向平欣赏之余有点儿担心撰文者的处境，便将署名改为“查理”，将文章放在《笔垒》第发表。这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久，陈向平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去寻访“查理”。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以后, 陈向平又编发了查良镛的几篇文章。1943年夏，查良镛考进了重庆的政治大学,仍保持着与陈向平的书信联系。1946年夏，查良镛因家境败落无法继续求学，欲去杭州谋职，写信给陈向平要求介绍工作。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兵分两路，一路在上海作为总社，由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一路回到发源地杭州，成立分社继续出版。陈向平看了查良镛的来信后，热心地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查良镛。这番推荐，使查良镛顺利踏进了报界的大门，从而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报人。当年，查良镛进入《东南日报》做译稿记者，工作是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编写国际新闻稿。一年后，他离开杭州赴上海做《时与潮》杂志译文编辑，也是陈向平举荐的。不久后，查良镛考取了全国闻名的《大公报》，获新闻记者一职。次年，《大公报》在香港设分社，查良镛遂被派前往。晚年，金庸回忆当年在《东南日报》的岁月，情真意切地说：“1940年代我在陈向平主持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发表过散文。陈向平是一个有胆识的人，坚持真理，人家要杀掉他，他也不怕，给过我很多启发。因而我在香港办报纸是拼了命来做的，是作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我办报不能说成功，只觉得自己一生的运气还不错。可以说，当年遇到陈向平先生是我的运气，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人……”可以说，陈向平是金庸办报、从事写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以上内容见《金庸与陈向平的忘年交》,《名人传记》2013年第7期)

 抗战胜利后，陈向平回到了上海，以《东南日报》副刊主编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1948年，他又冒着极大危险，承担了策动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争取了多架国民党飞机起义，飞向解放区。

解放后，陈向平先任《新闻日报》党支部书记，主编副刊《新园地》，旋调任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室主任、市文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6年，调任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1957年7月，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副总编辑。他对古典文学非常热爱。自言早年“对晋人狂放不羁的清谈，对宋代明心见性的理学，对晚明诸家的山林逃世文学，颇能领略其意境，而有过一度偏好”（《下山记》）。他的那些散文中，文史掌故俯拾即是，充分体现出他深厚的文史素养。因此，他对古典文学典籍的整理出版相当投入，曾负责整理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汤显祖集》、《聊斋志异会评会校会注本》，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的不少品种，并参与了《辞海》的编纂工作。例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白居易》一书，就是由他的老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友琴撰写的。1959年7月，陈向平赴广州期间拜访陈寅恪先生，赠新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线装本一书，并联系陈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的交稿事宜。他不仅重视老专家、老学者的著作，对青年学者也热情支持。《宋代散文选注》一书是他约陈友琴选注的，陈友琴将这一选题交给了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年轻同事王水照承担。王先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陈向平当时在中华上编热情接待他的情形。《宋代散文选注》成了王先生的处女作，奠定了其宋代散文研究大家的基石。

陈向平是一个富有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干部，喜欢与编辑交朋友。何满子曾回忆道：“（1957年）四五月间，上面派来了新社长陈向平。俊老专管‘新文艺’去了。陈来后既抓业务，也抓运动。开始他对我很客气，说他喜欢读我的书啦，喜欢交知识分子朋友啦，为党爱护人才啦。”（《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第95页）钱伯城也说过陈向平的一则轶事：在六十年代出版社的一次晚会上，陈向平以新上任的上海市出版局局长马飞海的名字为上联，请同事对，大家一时对不出，他就自己对了下联，用的是在座的同事人名 “刘（上海方言谐言牛）拜山”，引发了一阵笑声。（《1961—1962年：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问思集》，第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957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 中华上编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在社里具体主持工作的陈向平担任了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也责无旁贷地抓运动。他找人谈话，鼓励大家提意见，还点名要何满子在会上发言，于是何满子就谈了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及胡风问题等的看法。但不久形势就发生变化,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何满子回忆道：“社里同样也火热火爆地搞起了反右。陈向平把我找去，说钱伯城是右派，要我揭发。我同钱伯城，还有另一位小青年陈文坚同在一个办公室，自然接触较多，但我能揭发什么呢？没有什么好揭发嘛！”（《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第97页）结果，钱伯城、何满子和陈文坚三人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都被划为右派。中华上编有六人被划为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他们分别受到撤职、降级、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等处分。何满子还回忆道：“从我知道自己内定为右派到正式划右派，自然又有个过程。依然是陈向平找我谈话，态度依然诚恳。说：有什么自觉不妥当的言论，自己交代就是向党坦白了。”（同上，第98页） 社里被划为右派的一些先生因此对陈向平当时在社里抓右派的行为不免有怨言，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没听说他有故意整人的行为。据钱伯城先生言，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的（《钱伯城谈八十年代出版热》，《东方早报》2010年11月28日）。

陈向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逃过劫难，被中华上编的“造反派”关进“牛棚”，遭受迫害，于1974年10月13日病逝，没能等到平反昭雪的那天。

（本文摘自《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摘录仅限研究学习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