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忧虑干部子弟教育问题 从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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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巨人，在教育子女方面也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以高风亮节的言传身教影响着他的后人及其身后的几代人。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于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泽东忧虑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他从自身做起，从自家的娃娃抓起。
1946年春，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由于长时间在苏联生活和学习，回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话时，岸英喜欢用欧式的说话语气并加些手势动作，这让毛泽东感觉不舒服。毛泽东就告诉岸英：“延安不是苏联，在这里就得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舞足蹈。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就喊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可称同志、哥哥，不能随随便便地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泽东接着对岸英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说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我已请好了一位老师，他是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上他那里学习吧。
毛岸英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迅速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临行前，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劳动的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毛岸英背上行李，步行去了30里外的劳动大学——吴家枣园。
到了农村这所大学，毛岸英虚心请教老农，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有对这位谦虚的学生也特别喜爱，教得十分认真，手把手地传授各种农活。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手上磨起了血泡，疼得火辣辣的，晚上躺在炕上，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但一想到父亲的谆谆教导，仿佛浑身又来了劲，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农村生活。金秋时节，毛岸英背上自己生产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告别了尊敬的老师和建立起深厚情谊的众乡亲，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看到儿子后，真有点不认识了。曾经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后生，在风吹日晒中，脸变成了黑红色，头上扎着羊肚子毛巾，手上布满了厚茧。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
对毛岸英的婚姻，毛泽东也是从严要求，告诫他“不能光图人漂亮”。还得从人的理想、品德、性格各方面加强了解，告诫岸英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到西柏坡后，毛岸英和刘思齐俩人都被分配到农村搞土改，工作上的接触使俩人产生了感情。在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帮助下，毛泽东同意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后来岸英提出结婚要求，毛泽东不同意，因为解放区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才能结婚，岸英虽已26岁，但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到18岁。岸英有点不服气地辩解说：“岁数不到结婚的人多着呢。”毛泽东则严厉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直到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才在北京为他俩举办了婚礼。婚礼也很简单，毛泽东亲自请了几位革命老人吃了一顿饭，婚礼结束后，毛泽东把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一件黑色大衣送给了他们，并风趣地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物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俩都有份儿。”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在出兵朝鲜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江青和一些老同志力劝毛泽东不要让岸英到朝鲜，但毛泽东毅然坚持，并严肃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毅然决然地把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则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也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李敏和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里，与大家一样睡上下铺，吃清淡的菜，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由于学校离家远，卫士们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先将车子停到僻静处，然后进校找人，出了学校悄悄坐车回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严厉批评了卫士们。卫士们争辩：“天太黑，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
毛泽东便厉声说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不管卫士们如何争辩，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命令：“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
1959年的一个周末，卫士长用车接了在北大学习的李讷一次，毛泽东发现后批评了卫士长。后来卫士长知道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送吃的，就给李讷送了一次饼干，这也让毛泽东发现了，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说：“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并拍着桌子说：“谁让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
毛泽东为何对干部子女教育问题“忧心忡忡”？
毕晓哲
众所周知，“汉献帝”和“阿斗”，这两个都算是历史上鼎鼎有名亡国之君。汉献帝终其一生滇沛流离又无所作为。阿斗，作为刘备的“接班人”，一生昏溃无能被后人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而沦为历史笑柄。而毛泽东同志在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教育问题时，竟然将一些高级干部子女比做“汉献帝”和“阿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个别干部子女的“不良表现”已经深恶痛绝，他已将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胜败衰亡，以及决定生死命运的高度。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是曹操曾经对汉献帝有过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将此拿来讽喻个别干部子女，可谓用心良苦。这种良苦用心的直接体现也就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忧患意识。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年中，提到了明朝末年的亡国之祸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原因和教训。曾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夜，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这种难能可贵的忧患意识，正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忧国忧民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态度。
党和国家能否长久兴盛，能否长治久安，不得不考虑下一代子女们的教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革命事业能否薪火相传的根本问题。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吃苦耐劳，甘于奉献，不贪图享受的下一代有为青年，是中国永远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对个别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此重视，并非“空穴来风”，一些领导干部子女确实背弃了艰苦奋斗意识，又的确存在骄淫奢侈甚至腐化堕落的苗头。这些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给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
毛泽东同志关注干部子女教育问题，甚至将个别干部子女比作“汉献帝”和“阿斗”。是对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们的谆谆告诫。是告诫他们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万不可背弃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这种讽喻也是一种警示。是在警示个别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思想颓废的干部子女们，要及早清醒，万不可成为历史和时代的罪人。
毛泽东同志对干部子女教育问题的无比忧虑，对于今天而言，仍有极强的借鉴和警示意义。将个别干部子女比作“汉献帝”和“阿斗”这样的亡国之君，恰如“当头棒喝”，又似暮鼓晨钟，值得现今每一位领导干部和子女们去深刻自省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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