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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听到那良心的鼓声在响?——评吕途《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2018-01-05 山河 老兵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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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有问题,你我都是受害者

  回望2017年,我觉得这一年很不寻常。我不知道将来人们会怎样回忆它,但我觉得它值得被记住。一些隐含的休戚与共,在今年得以显现。一些虚假的温柔面纱,在今年被刺破。因为一场大火,流动人口在寒冷的冬天遭到紧急“疏解”。的确,工人们首当其冲,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厂被关停,他们居住的公寓被拆除。可没过几天,住在链家自如公寓里的白领们,也倍感仓惶。干净、整洁、便利的单间,也因为隔断被定义为“违章建筑”,也在被整改之列。从根本处境上说,蓝领和白领都没有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新穷人”与“新工人”在工作枯燥程度和收入状况上也相差不大。两者只有程度差异,没有本质区别。蓝领和白领是社会结构中的基座,占据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在这个充满噪音的时代,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没错,我们生活在“小时代”里,咀嚼着一己悲欢,守护着星星点点“小确幸”。我们小资或中产生活剧中稍作喘息,想象一下将来的美好生活,而后继续掏空身体工作、生活。这似乎挑不出任何毛病。然而,未来的所谓美好生活,有多大程度上是真切的?北京一家高端的幼儿园发生了虐童事件,让中产阶层也如坐针毡。他们最在意的孩子教育,居然如此不堪。当整个社会生态都有问题的时候,你我都是受害者。这与雾霾无异,当空气不再干净,无论你是谁,呼吸都不会畅快。这一年,对我个人而言,也值得牢记。我似乎感受到了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而我的改变正是与阅读“新工人三部曲”有关。

  女工不是网红、恶魔,她们到底是谁

  如果蓝领、白领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女工就是沉默中的沉默者。她们从来都处于被讲述、被代言的境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分析文章《舆论场中的保姆形象分析》指出:2012年关于“问题保姆”的报道数量从不足百篇,以后几年逐年递增,2017年达到400余篇。负面报道聚焦在偷窃、虐待和纵火等方面。2017年6月22日,杭州家政工莫焕晶蓄意纵火,致雇主家女主人和三个孩子殒命。这让家政工头顶上日益污名化的“帽子”,更加沉重。当然,正面的报道也有。2017年4月26日,《我是范雨素》一文刷爆朋友圈。家政工范雨素开始走入公众视野。从她的自传文章中,我们读到了一种自尊和自信。而范雨素红了,并未让人们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女工群体。说到底,女工不是恶魔、也不是网红,他们是谁?我们还是要去倾听她们自己的声音。吕途的《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以下简称“《女工传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她一直希望写作一本工人们能读懂并且愿意去读的书。因此,她几乎放弃了学术语言,选择用朴素、直白的语言,去叙述女工的一个个故事。她试图为每一位女工立传。

  平凡的女工与不凡的女工

  《女工传记》的发布会上,三联书店安排了作者吕途、范雨素和张慧瑜三人对谈。范雨素说:“这本书里讲述的人物太优秀了,有很多女工的境况比书中的女工差得多。”她似乎更推崇张彤禾的非虚构作品《打工女孩》。

  我仔细梳理了书中的34位主人公的教育情况、工作类型和收入状况。发现她们真算不上优秀。先看她们的工作:14位工厂女工或清洁工、4位老国企工人、3位家庭妇女、10位公益机构从业人员、1位医生、1位速记员、1位机关图书管理员。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具备大中专学历的只有5位,其余基本上是中、小学学历。她们的月收入,只有2人超过5000元。为何范雨素会认为她们优秀呢?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女工传记》并不是一部描写苦难的书。即便困难或苦痛作为一种底色难以回避。女工的生活本身是多样的,丰富的。吕途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她写作本书,一是为了记录女工的故事,二是为了探寻希望。她也不回避,采访和写作中的主观挑选。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谁人不是在书写或只能书写自己所能认知、理解或观察到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女工们的优秀与不凡,并不是通过常规意义上的指标表现反馈出来的,而是从她们故事本身让人感知到的。我阅读完34个故事之后,也能感觉到女工身上闪烁着的光芒。菊兰知恩图报,看重信诺,照料死去二嫂的儿子读大学。阿芬有正义感,面对企业分化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策略,大声责骂签名复工的伙伴们。甘肃平凉出生的彩云,扎根河北正定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周一到周五,从早忙到晚。拿着1600元工资,她说:“精明的人都去挣钱了,只有傻子才能为大家做点事”。女工是普通的、平凡的,她们也是优秀的,不凡的。

  心中有希望,用脚去踩实

  何勇在歌曲《垃圾场》中嘶吼: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听起来有一种彻骨的悲观。如果歌曲里指涉的困境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对于女工而言,还有另一重困境,就是女性的性别处境。吕途试图通过采访和写作去来寻找希望。希望她得偿所愿。作为读者,我从书中只是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书中有三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晓灵。她生在一个相对富足的家庭,为了反对家里逼婚,阴差阳错地嫁给了“男友扮演者”。婚后生活难称幸福。她被困在家庭里,依附着丈夫生活。忍受着丈夫在花费上的严苛要求。但她最终并没有选择离婚,随母亲而去。她在一家公益机构开的超市工作,进而慢慢学习并参加机构的其它工作,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并使夫妻关系逐渐和睦。从晓灵的故事中,我看到了自主的力量。我认为晓灵没有跟随母亲回家,坚定地外出工作,是因为她看到了依附别人的生活,并不是出路。而只有自己主导的生活,才有可能幸福。另一个是小贝。她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在苏州一家公益机构工作。她对这份工作并非一直都那么专注和用心。在公益组织工作,也是在做一份工作,一样会遇到困难和不顺。她中途辞职去西藏,做了一家客栈的服务员。大量的闲暇时间,悠闲的生活,并没有让小贝觉得幸福。反而有些无聊,让她怀念起了苏州的工作,并最终重新回到那家公益机构。这份工作让小贝得以接触到不少孩子妈妈,她由此发现了女性在家庭、工作中的大量付出和种种无奈之处。加之,观察到身边的同事在成家之后,生活难以自主。就坚定了独身的想法。我觉得小贝很有自知之明。“我了解自己的特点和想要什么,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份工作。”还有珠珠的故事,她的那种不懈地寻找,让人似曾相识。我们似乎都有经过这样稀里糊涂地寻找什么的阶段,而珠珠更加执着,并最终修成正果。她创办览表村图书室,自觉地践行自己认同的理念和向往的生活。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自主、自知、自觉。这似乎是漫长的改变征途上的一个个站点。“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女工们先到达一个目力所及的站点,然后再去下一个。或许这就是抵达希望的路径吧。

  多余的话,或许也不多余

  说起关于女工的著作,我们常常提起潘毅的《中国女工》和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它们一本是学术著作,一本是非虚构文学作品。但吕途的这本《女工传记》很难被界定。你说它是学术著作吧?书里又有那么多感情色彩。你说它是文学作品吧?它在叙事上又那么朴素,结构上那么整肃。或许这样的体例孕育着一些创新性,但还是很让人忧心。

  以我的阅读观感,潘毅和吕途的著作都在呼唤女工的主体意识。这是在清晰地认识到女工处境基础上做出的回应。有一种颠覆现有状况的意涵。而张彤禾的作品更加温和,她似乎更看重对女工工作和生活现状的细粒度、多角度刻画。她相信打工女孩,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跳脱困境。无论有意无意,都默许了一些问题的存在。

  《打工女孩》里的伍春明,被张彤禾视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她的“成功”过程里充满了成功学的色彩。虽然伍春明也表达过赚钱不是她的生命意义的全部。但她却曾经为了钱,陷入传销,不惜欺骗自己的工友。2011年张彤禾重回东莞,发现伍春明再次陷入传销。这让我们很难如张彤禾那般积极乐观。

  吕途在对《打工女孩》一书的评论中提到:“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当这个社会在积累财富时,绝不是哪个人和哪一个群体的贡献,是参与其中的所有人的共同的努力。社会中人与人本来就是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说到底,难道我们只能靠互相伤害,通过坑别人让自己过上好生活么?文章开篇提及的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原本看上去折叠在不同时空里的人们其实是休戚与共的一群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彰显出来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遮蔽双眼,让这种零和游戏继续下去?是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吐槽完,哭泣完之后,去尝试做些什么?毕竟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实践是很难的,但是《女工传记》里好多女工们却已经在勇敢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了。而你我也似乎再没有退路可退,没有借口可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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