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剖析下的中国贫富差距成因，及未来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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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塞冬在知乎上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很严重吗？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县是贫困县，别说有多富裕。作为高中生我知道我不应该纠结于这个问题，可是看到了越来越多，内心越来越无法平复！感觉自己改变不了现状，很无奈，拼不过人家的财富。但我知道我还是要努力拼搏的。 作为一个贫困山区的老百姓，羡慕北上广的户口，羡慕他们的教育资源，羡慕他们的基础设施等等。 我知道自己也可以打拼出来，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 不过我还是不甘心。
链接如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552835/answer/344554480
这个问题看上去有点愤青。然而，扶贫是如今各级政府的第一大KPI，“不平衡、不充分”是新的“主要矛盾”。题主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内心中充满的问题和苦闷，正是来自于各地发展的极大差距。于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它，是很有意义的。
塞冬自工作以来就一直身处于几万人的大公司，在这样的大型组织里，对上层制定的目标，下面人要做的就是根据数据进行各维度分析，把问题拆解出来，制定解决方案，然后下放执行。
对于政府这种巨型组织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于是，我们将这个“主要矛盾”进行层层拆解，找到解决方案，也就能找到未来的政策走向。
还是老样子，话不多说，直接看数据：
2017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5974元，中位数22408元。
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
低收入组: 5958元
中等偏下收入组: 13843元
中等收入组: 22495元
中等偏上收入组: 34547元
高收入组: 64934元
注意：这是年收入。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根据可支配收入定义（中国统计年鉴2017），对普通工薪阶层而言，可支配收入基本就是税后到手工资。
2017年中国大陆有13.9亿人口——于是，最顶层的2.78亿人的平均收入，是最低层2.78亿人的10.9倍。
“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了非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说：
一个排名全国倒数20%的三口之家，其月家庭收入应该是1490元。
一个排名全国正数20%的三口之家，其平均月家庭收入应该是16234元。
根据通常的收入分布情况，top20%的平均收入，也是被最顶层的一小部分“平均”上去的，top20%里的中位数也会小于平均数。
所以，如果顶层20%是底层20%的10.9倍，那么顶层10%是底层10%的倍数，可能会相当可观。
题主在问题里是这样描述的：
作为一个贫困山区的老百姓，羡慕北上广的户口，羡慕他们的教育资源，羡慕他们的基础设施等等。 我知道自己也可以打拼出来，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 不过我还是不甘心。
为了回答题主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地域差别。
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3个省级单位是：
上海：54305元
北京：52530元
浙江：38529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3个省级单位是：
贵州：15121元
甘肃：14670元
西藏：13639元
最高的京沪是最低三省/区的3.5倍左右，差距并不是特别可怕。
如果排除人口较少的直辖市和西藏，那人均最高的省（浙江），是人均最低的省（甘肃）的2.6倍。
问题来了：最富的省并没有比最穷的省人均收入高出太多，那前面所说的顶层20%和底层20%人群10.9倍的收入差距来自何处？
继续细分：
按照题主的自诉——“贫困山区老百姓”，那我们就看一个典型的山区省，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倒数第3的贵州省的情况。
2016年，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15121元，其中：
城镇常住居民：26743元
农村常住居民：8090元
贵州省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3倍
继续细分到市县级：
整个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省会贵阳两城区（南明区/云岩区）的城镇居民——分别是30207元和30265元。
整个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是黔东南山区台江县的农村居民——6819元。
感受下台江县的地形，基本全是山地，县城就在河谷边上的一小块平地。旁边剑河县的这一数字是7222元，都是全贵州最穷的地区。
贵州另一个著名的贫困片区，发生过几次轰动全国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的毕节市，其核心市辖区——七星关区，2016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7821元。
毕节5名男童在垃圾箱内中毒死亡 暴露监管多重缺失
http://edu.people.com.cn/n/2012/1119/c1053-19617261.html
贵州毕节４名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事件调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5-06/11/c_127906281.htm
贵州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市——省会贵阳、第二大城市遵义，其下辖的任何一个偏远县份的农村居民平均收入，都高于毕节市的核心市辖区。
这体现了同一省份内部的巨大差异（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2017）。
以上是贵州省的内部情况。
下面再看贵州和笔者所居住的北京市的对比。
2016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52530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3个区是：
西城区：71863元
海淀区：67022元
东城区：66084元
这三个也是北京市最核心、教育最发达的区。
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人投胎到北京的核心市区，其平均收入将会是贵州省会核心市区的2-2.5倍，是贵州最穷山区农村居民的10倍左右。
所以，就地域而言，可以得到这样一些结论：
投胎在京沪还是普通省会，平均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哪怕是最富的直辖市vs最穷省的省会，也只有2倍多的差别。
投胎在大城市还是偏远山区农村，差别就非常大，哪怕在一个省内部，大城市和落后山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4-5倍。
特大城市和普通省会居民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家庭住房固定资产——京沪的住房均价是贵阳的七八倍。把自住房资产价格排除掉后，普通居民所能获得的收入和物质差距并不是很大。
造成这一差别不是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
举个例子 —— 贵州 vs 浙江2016年的财政收支数据：
贵州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是浙江的46.3%，人均上缴国税是浙江的27.5%。然而，贵州的人均财政支出却和浙江基本一样（96.1%）。
由于强有力中央政府的存在，中央财政2017年向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额高达6.2万亿元。
数据来源：
《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18-03/05/content_5271234.htm
这样的“劫富济贫”，让经济基础只有沿海发达地区1/5-1/3的中西部落后省份，能获得和最发达的省市相似、甚至更高的人均财政支出。
而这些转移支付的大头，就是让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员，能获得不亚于、甚至高于发达地区的物质待遇，从而尽量保证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
今年贵州省在北京顶级名校招录选调生，透露的数字是：贵州省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位于全国第7——虽然该省的人均GDP是全国倒数第3。
巨额转移支付的结果就是：
全国同岗位同级别的财政供养人员，收入差距不大，甚至艰苦地区更高。
财政供养人员大多常住于城镇。特别的，对于产业落后地区而言，财政供养人员的投资和消费，就构成了该地区城镇经济的主力支柱。
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大部分被中央抽走，体制内岗位的收入并不突出，吸引力不是很大。
落后地区体制内岗位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几倍，普遍存在对体制内岗位的崇拜。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两张地图（2012年的，略老，作者“风雪祁连”）。
解读一下这两张地图：
拜转移支付所赐，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大。只有少数财政饭以外产业很发达的地区更加突出——长珠三角、京津、山东半岛、福厦。
全国农村的平均收入差距极大——云贵、广西、湘西、甘南、藏区，太行山区、中原塌陷区等地，和发达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配色。
近十几年来，一方面得益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劫富济贫”能力的大增，另一方面得益于城镇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转换为城镇常住劳动力、蓝领劳动者收入大增。我国各地普通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在快速缩小的。
如今，一个上海户籍的普通公务员、中小学老师、出租车司机，除了自己的房子比较值钱、城市整体档次更高以外，他们所获得的物质体验并不比贵阳、昆明、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普通公务员高出太多。甚至西部省会的普通公务员因为房价显著的低，生活幸福感可能会更高。
综上所述，按照这样层层拆解分析下来，由于转移支付的存在，各地城镇的工资收入差别并不是造成全国贫富差距的主因。而目前导致我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就剩下以下两条：
资本所得的增速远快于劳动所得，多产者和无产/少产者的差距在拉大。
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地区的收入太低。
就第一个问题，我之前的文章列举过数字：
过去10年里，我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7）：
工资性收入从68.9%下降到60.9%
财产、经营、转移性收入从31.1%提升到39.1%。
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8.3%，其中：
工资性收入增加7.4%
财产性收入增加10.3%，转移性收入增加10.4%
特别是对于大城市居民而言，以上海为例，2017年的上海城镇居民：
58%的收入来自于工资。
39%的收入来自于“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
工资性收入增长了5%，财产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增长了17.5%和12.4%。
题主所羡慕的“北上广户籍居民”中的大多数普通人，他们所能获得的物质回报，如今已并不显著高于中西部大城市的户籍居民。投胎在京沪广深、还是投胎在成渝贵昆所带来的区别，已经远不如投胎在多产还是少产家庭所带来的区别。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所对应的就是这几年地方政府的第一大KPI——扶贫。
贫困山区、荒漠化地区的自然条件，无法支撑当地人口走向富裕。能做的就是：
将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人口异地搬迁安置。
对贫困家庭补齐短板，避免因为重病、灾害、教育等原因致贫。
对下一代提供更高的基础教育条件，让他们有能力走出大山，成为本省大城市的城镇居民和劳动者，从而显著提高自身收入水平。
有一位在上述所说的贵州最穷山区当乡镇公务员的中学同学，给我发来了这么一组照片：去年在扶贫资金资助下刚落成村小学，有塑胶跑道、琴房、画房。
还有宿舍楼，让偏远自然村的小孩集中在行政村小学集中住宿，避免因为路途太远而辍学。
当然，当下各地生均财政教育经费的差距还是巨大的，下面是2016年的数据（来源，两地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吿）：
有时候看到这样的图片，我会有点感慨。同样是中国人的孩子，但长期以来大家的起点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本来原定于20世纪末达到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4%的目标，一直到2012年才首次达成，这让大量偏远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一出生就彻底失败了。
像题主这样，投胎在贫困山区并不是自己的错，但是对于一个大一统单一制国家而言，能够给落后地区的下一代提供一个尽可能高的教育资源供给，让他们能有机会凭本事参与更高级的劳动、获得更高的技能和劳动收入，就是这个国家应尽的义务。
还好，如前文所说，近年来的情况正在大变。前文中说的全贵州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台江县，其2016年的初中生均教育公共经费同比增长了190%，高中生均教育公共经费同比增长了612%。
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最后，回顾一下之前所说的两个造成我国当今贫富差距的最大原因：
就城镇而言，多产/无产的差距，替代了地域差距，成为最大原因。
艰苦地区极低的农村数据，是造成我国贫富差异数据难看的最大因素。
于是，未来的政策走向：打击非生产性资本增值、落后地区农村全面扶贫，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而且，这样的政策，在未来还会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用担心中断，也不用担心缺乏执行力。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086/11500/1037377.html
“300 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二三千人该得罪？”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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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我的知乎回答基础上改编完善而成：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7709992/answer/33446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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