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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数学家奥尔梅佐夫自杀:我对人类感到失望



当一个生命去践踏另一个生命就很难有美的特性。
数以百万计的人明明知道以他们的良心可以改变历史,但是他们选择与己无关。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Ukrinform3月21日报道,莫斯科著名人权律师德米特里·扎克瓦托夫(Dmitry Zakhvatov)在在自己的Telegram频道中公布了曾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的乌克兰数学家康斯坦丁·奥尔梅佐夫(Konstantin Olmezov)于3月20日自杀身亡的消息。

(乌克兰数学家康斯坦丁·奥尔梅佐夫)

“今天(3月20日)早上,我收到消息,(奥尔梅佐夫)他自杀了,留下了一份遗书……康斯坦丁·奥尔梅佐夫是天才,是有前途的数学家。”德米里特写道。

康斯坦丁·奥尔梅佐夫1995年出生于乌克兰,曾在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学习。自2018年以来,他一直生活在俄罗斯,在加法组合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加法组合学是乌克兰学界从来没有研究过的一个数学分支。据德米特里·扎克瓦托夫说,在普京开始武装侵略乌克兰之后,奥尔梅佐夫曾试图离开俄罗斯,但没有成功。“他被拘留,当局针对他捏造了一份行政议定书。结果他被关了15天,”律师写道。


奥尔梅佐夫在自己的电报频道上也发表了遗书。他于3月15日建立了这个频道,将他过去多年写的诗按时间顺序贴了出来,其中既有情诗,也有些表达了反战的意向。在3月20日零点,他发送了长篇遗书,他明确地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不自由毋宁死,是因为战争伤害了每一方,“我为这场战争中的每一方都感到痛苦。”他写道,“落在基辅街道上的每一颗炮弹,也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留下的部分遗言里这样写道:

“我对人类极度失望,士兵假装不知道在杀人,记者明知谎言在宣传,数以百万计的人明明知道以他们的良心可以改变历史,但是他们选择与己无关。


我为我现在的生活感到惭愧,我本以为我可以做得更好,用数学去改善周围人的生活,但是周围人那么的愚蠢,我做什么还有那必要吗? 


我想给塞梅雷迪定律涂上颜色,把数学当艺术,现在它不再重要了。


我是无神论者,没有地狱没有天堂,我无处可去,我感谢生命中帮助过我的所有人,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懒人。”


对我来说,不自由比死亡更糟糕。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努力争取在任何事情上都有选择的自由——在食物、职业、居住地、用什么肥皂洗手以及投票给哪个政党。


以下是他的遗书部分摘录: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想自杀时看的自助视频,里面的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几乎导致每个人自杀的心理是:这个世界欠我的,这个世界跟我期望的不一样。
他说的有道理,这么想确实不合适,问题解决了。
但是,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欠我的,这个世界跟我期望的不一样。」
这个世界本应该努力纠正错误,但却没有这样做。
这个世界应该由有思想、有同情心和负责任的人组成,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世界应该允许创造力和选择的自由,但却在不断地剥夺这些自由。
这个世界本应该认为上面这些要求是正常的。

2018年,我来到俄罗斯做科学研究。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爱上了数学——加法组合。我爱上真实的、疯狂的——就像人们爱上的人一样的数学,我和她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
我对这种爱情并不太热心,我在科学上的进步是很微不足道的,但这并不矛盾,因为在正常的爱情中,我的情况更糟。我一直认为俄罗斯的文化要强于政治,能够主宰政治。但现在,我的这个想法迅速崩塌了。
最可笑的是,大家还相信,凡事都可以靠武力来实现。通过残酷地破坏生命,可以让人们忘记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
让每个人闭嘴,可以让思想窒息。这似乎是政治学或心理学领域的东西,但其实不是,它存在于文化中。
2月26日,我试图离开俄罗斯。这有点愚蠢,因为我没有考虑清楚。我不后悔,但我很遗憾我没有在23日就离开。
我想回去保卫我的祖国,保卫它免受想要从我手中夺走它的人的伤害,就像老板保护下属一样。
顺便说一句,在2019年选举时,我并没有投票给现在的乌克兰总统。2023年我仍不打算投票给他。
但是,无论对我来说多么不愉快,选择的自由、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自由,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有时候,由外力强迫之下做出的变化,即使动机是好的,也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原因就在于「强迫」,这点可能很难向许多俄罗斯人和亲俄罗斯的乌克兰人解释清楚。
在上公共汽车时,我被逮捕了。我想,这是因为我的嘴不严实,还贸然向他分享了我的计划。
之后,面对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陈词滥调的宣传,我甚至有点感到好笑。进入牢房后,我只求一死,我以七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至少十次自杀尝试。
其中有些次尝试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但都是真的。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被释放,以便能够踏踏实实地实施最后一次、成功的、自杀尝试。
失去自由对我来说比死亡更糟糕。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努力争取在任何事情上都有选择的自由,无论是食物、职业、居住地、还是用什么肥皂洗手。
不让我选择吃什么,我宁可挨饿。如果禁止我选择活着的方式和地点,我宁可选择不再活着。
我真的很爱顿涅茨克。尽管我在这里的童年很糟糕,但我在这里写出了第一段程序、第一首诗、第一次上台,在这里赚到了我的第一笔钱。
我真的很爱基辅。这里我第一次独立生活、第一次经历饥饿和孤独、第一次真正坠入爱河,写下了我最好的诗篇。
我非常爱莫斯科,那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获得经济独立的地方,我在那里证明了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定理,我第一次真正相信了自己的力量。
我为这场战争的每一方都感到痛苦。但是,我亲眼看到了谁在保卫自己的土地、谁在夺取别人的土地。我亲眼看到谁在捍卫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权利,谁在为自己的堕落辩护。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我一直试图不时地问自己。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不经常问这个问题,那么对他们来说生命的延续就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
对我来说,答案是明确的:保持沉默,撒谎,假装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是不值得的;而呆在监狱里完全无能为力,是可耻的;不断寻求帮助,害怕所有人是可耻的;开始游击战,在别国领土上伤害另一个国家是双重可耻的。
我看不到有尊严地继续我的生命的方法。
当权力再次成为真理的主要来源,背叛和虚伪成为和平的主要来源,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完全失去了对人类不同道路的希望。
我想给塞迈雷迪定理(Szemerédi's theorem)涂上颜色,把数学证明变成跨领域的艺术形式,变成电影一样的艺术。我相信数学值得我们这样做。
我想帮助人们摆脱认知扭曲和逻辑矛盾,寻找并形成自己的世界模型。我想我可以做得很好。
现在这些都不再重要了,我写这么多不是为了求怜悯,而是为了强调意义。
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不相信地狱,我哪儿也不去。但现在的现实中,一部分人重新陷入野蛮,而另一部分人则沉迷于疯狂。我不想和他们待在一起。
在文章的末尾,康斯坦丁留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首诗:


俄罗斯人想要“不要战争”的海报吗?
问问穿盔甲的防暴警察,
问问地下潜水员,
问问那个王座上的人。
俄罗斯人想要破碎的城市吗?
问问那些堵塞的火车。
俄罗斯人想要被摧毁的医院吗?
问问干涸的婴儿眼窝。
俄罗斯人想要改变什么吗?
问问其他媒体。
俄罗斯人想要根除纳粹主义吗?
问问学生,上面写着“嘘”。
你的名片将会是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年份,
一个真正不可动摇的民族,
准备好沐浴在血液和粪便中,
只要没有“不要战争”的海报。


“当然,茨威格也好,奥尔梅佐夫也好,我们都可以说,你太理想化了,太脆弱了。但一个社会能够走到让一个理想主义者自杀的地步,还不值得这个社会好好反省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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