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by Jean-Raymond 亲诉 Pyer Moss 创立故事与家庭生活 | Business of Hype
Business of HYPE 是 HYPEBEAST Radio 旗下的周度系列栏目。每周，我们的主持 Jeff Staple 都会邀请到行内有声望企业家、创意人和知名人士来探讨行业相关的问题与品牌建设。
在本期 Business of HYPE 中，我们邀请到了 Pyer Moss 的创始人 Kerby Jean-Raymond，近年来他已经成为时尚界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这位来自 Flatbush 的年轻人就读于曼哈顿时装产业高中，学习时尚设计与样式制作课程，大学取得了创业与商务法律和非洲研究双学位，并逐渐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尽管曾经在 Kenneth Cole 等时尚公司实习，但他毕业后却没有继续留在时尚产业，而是选择进入当地的 AT&T。被 AT&T 解雇后，Kerby 决定跟随自己的兴趣，创办了服装品牌 GAUD，并在后期重命名为 Pyer Moss，以此怀念已故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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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Kerby：我是 Kerby Jean-Raymond，创意总监，同时也是 Pyer Moss 的品牌创始人，不过我更喜欢把自己称作一名艺术家。
Jeff：许多人认为你是一夜成名的，对此你怎么看？
Kerby：并非如此，我 13 岁时，进入时尚产业高中，梦想成为一名像 Tinker 那样的球鞋设计师。入学后，我在时装设计课程上学习图案制作。我的老师认为我很有时尚天赋，就安排我去 Kay Unger 实习，那成为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在 Kay Unger 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文件和样品，偶尔帮忙画画设计图。在那里我和 Kay 相谈甚欢，她和我聊她所熟知的时尚产业，而我也向她阐发我对时尚的理解。
Jeff：能和我们谈谈你的家庭吗？
Kerby：我家是重组家庭，我母亲在我七岁那年去世了。她在世时同时做三份工作：美容师、月嫂和裁缝。虽然她不会说英语，但她工作非常努力，这给了我很大激励。我的父亲刚开始是出租车司机，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技术人员，主要工作是家电修理，挣钱并不容易。而我的继母对我算不上好，她在言辞和情感表达上都很粗暴。也正因如此，我和我父亲之间产生了隔阂，因为我认为他没有保护好我。我虽然和家人的关系不算亲密，但也没有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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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所以，你的家人如何看待你的职业？
Kerby：我父亲现在还想让我去从事其他「正当职业」，他想让我去学习法律，或者成为一名医生。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来过我的工作室。
Jeff：你之前提到过 Tinker Hatfield，你是球鞋迷吗？Tinker 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Kerby：我是个球鞋迷，直到现在都是。我第一次认识 Tinker 是在我弟弟给我的杂志上，然后我还上网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当时并没有太多关于 Tinker 的文章，但我从寥寥数语中得知了他就是那个拯救了整个 Jordan 系列的设计师。从那之后，我就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Jeff：你在哪上的大学？
Kerby：当时我不想继续学习时尚，所以放弃了直升 FIT 的机会，而是进入了霍夫斯特拉大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机遇。学院院长非常重视少数族裔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不但激发了我对政治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现在的作品。我修的是创业和商法双学位，还辅修了一门非洲研究。但我并没有完全脱离时尚界。那时候我做了几份和时尚有关的工作，我协助创办了 Marchesa，还给 Kenneth Cole、Theory、Marc Jacobs、Mishkah、 Format 等店做过兼职，甚至包括 Supreme。除此之外，我还创立了名为 Marry Jungle 和 Montagus Fury 的个人品牌，通过网络销售。不过 Kay 很反对我上大学，她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但我知道，为了我回报我父母所作出的牺牲，我必须去读大学。别人可能很难理解我身上的责任，如果我不去上大学的话，父母会觉得我即将要吃牢饭了。
我对政治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现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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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你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什么？
Kerby：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不敢相信，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Sprint 的零售店里当销售。我认为人们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就业的艰难，尤其当你是一个黑人，刚从大学毕业，且毫无工作经验。很多人都选择留校工作，因为那样你的助学贷款条件会更宽松。但我不愿意，我要自己赚钱。
Jeff：之后呢？直接回到时尚界了吗？
Kerby：我工作的那间 Sprint 零售店倒闭了，我没有选择调岗，而是直接离职并进入 AT&T，由于能力出色，我很快就调任一家门店的经理。事实上我并不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它要负责门店的人事工作，而我很讨厌开除人，宁愿雇多两个能力强的来帮忙，因为我知道就业的艰辛。但好景不长，我的领导没事就喜欢开会说空话，还喜欢不懂装懂地教我做事。另外，我当时靠着在网上卖自己设计的衣服赚了不少钱，开的车和地区经理差不多。经理妒忌我，认为我肯定不好好工作，所以再一次会议上当众羞辱我，隔天就把我开了。
Jeff：那你当时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Kerby：我那时天天看 Jim Kramer 的 Mad Money，但我觉得他满嘴谎言，所以无论他建议什么我都反着买，最后从 20,000 美元的初始资金赚到 80,000 美元。青少年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的后果就是我和朋友旅游几次就花掉一大半了，只剩下 20,000 美元。然后我决定建立自己的品牌 GAUD，好在朋友们都知道我一但沉迷设计就会专心不二地工作，而且作品非常出色。虽然我很想保持谦逊，但我还是认为自己在设计方面天资卓越，所以有朋友愿意投资。
Julian Burgueno
Jeff：与我们分享一下你获得的投资以及品牌的初期发展吧。
Kerby：他用 25,000 美元换来 GAUD 27.5%的股权，并帮我们联系到伊斯坦布尔的制衣厂来生产衣物。但当我们飞到那里的时候，却发现实际上他的关系都是假的。我们不得不找各种成衣店打听他们的工厂在哪，然后在工厂聚集的地方一家一家地敲门询问。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名为穆斯塔法的人注意到我，了解了我的意图后说他就是一位工厂主。他帮我们生产了最初的五件外套，三件暗红色，一件黑色，一件迷彩色，直接寄到纽约，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在过去的六年间我一直想联系上他亲口道谢，但没有机会。我把那件迷彩色的外套给了以前的手下 Mell Anberg，他把衣服给了 Rihanna，一次她从录音室出来的时候穿上了这件衣服。这个契机可以说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无数人发邮件来问我关于那件衣服的事。但同时，这件衣服也使我陷入诉讼，因为最初的投资人在合同条款上的欺骗，导致我险些失去自己亲手打造的品牌，一直到 2017 年我才解决这些问题。
Jeff：那么 Rihanna 穿的那件迷彩外套，现在已经属于 Pyer Moss 了？
Kerby：没错，在 Rihanna 穿它的当天我就注册了这个新名字。这来自我的母亲，她原名叫 Vania Moss。来到美国之后，为了更快地获得绿卡，她就将姓氏改为和她表弟一样的 Pierre。而 Pyer Moss 就结合了我母亲的两个姓氏，她的美国姓氏和海地姓氏。Pyer 是为了不和 Pierre Cardin 撞名，所以把法语的 Pierre 改为英语的 Pyer。另外，我还考虑到品牌将来的发展，4 个字母的单词比较容易设计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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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Pyer Moss 在当时是一个传统的时尚品牌吗？比如按照季节推新品，传统零售模式之类的。
Kerby：我们当时几乎就失败了，2013 年时，最火的设计师是 Tim Coppens、Roshanbo、Barneys 之类的。在他们的带领下，时尚界的规则就是让名人穿着品牌的衣服坐一排看秀。而我不愿意接受这些规则，如果我真的一直按照当时的形式，我现在仍将一事无成。但当时我以为每个人都必须这样，所以我也像其他品牌一样找了更多的投资者，我以为事情不会像之前的 25,000 美元，但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的更糟。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好，我们组建了工作室，但他们显然不懂得高定的商业模式，每件衣服都向我索取利润，甚至比成本还高，这样的模式根本难以为继。更过分的是他们还利用我的公司给人发签证，给这些移民挂上股东的名号。
我意识到是时候给这件事画上句号了，否则后来和 Reebok 的合作根本不可能实现。我无数次地想要崩溃，是我的妻子的不断鼓励我才能坚持下来。最后，鉴于我拥有商标，它们拥有控股权，如果不达成协议这个品牌将无法运作，而且如果打上法庭，他们帮助的所有移民将被驱逐出境，我们才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是 2017 年的事。
Jeff：这时你已经和 Reebok 在谈合作的事情了？
Kerby：二月份开始的，但之前我在和另一家公司谈判。就像刚才说的，虽然在外界看来，我在不断地巡展，帮 Lady Gaga、Madonna 设计衣服，参加各种活动，但光鲜的表面下是炼狱一般的商业现实。所以我需要钱，这家公司知道我做过「Black Live Matter」主题的秀，希望我能帮他们做一个关于黑人历史的项目，虽然我内心很不情愿，但我几乎就要签了。这时，Reebok 的 Damion Presson 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做这个项目，他们愿意给双倍的钱。当时妻子坐在我旁边，跟我说这段时间由她来承担所有开销，于是我没有签那个公司。重新花了九个月的时间解决现有的股权问题，以及和 Reebok 谈判。Damion 是个好人，他相信自己的眼光，而且一旦确定就会鼎力相助，绝不会弃你而去。我几乎不会向人借钱，但对 Damion 不同，当时的诉讼费都是他帮我付的，让我等到我手头宽裕再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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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在这之后你的第一件工作是什么？
Kerby：我们在 2017 年 9 月签下协议，第一场秀是在 2018 年的 2 月，名为 Collection One。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我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我到底想做什么，最后我创作出这个分为三部分的作品。我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讲故事，在于结合政治、社会规则以及音乐的力量。我不喜开把事情掰开做，比如一会儿做个时装秀，一会儿又做个电台，再拍个电影，我喜欢把所有的艺术形式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个作品。那种通过名人看秀来提升传播力的传统方式我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设计出了这几场秀，作为自己的回归。Pyer Moss 现在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当时我的设想上的。
我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讲故事，在于结合政治、社会规则以及音乐的力量。我喜欢把所有的艺术形式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个作品。
Jeff：在 King’s Theatre 的秀是 Collection 的哪一部分？
Kerby：Collection Three，这是我最好的一场秀，但展示的却不是最好的作品。作品不是全由我一个人设计的，我负责一半的男装和四分之一的女装，剩余的由整个设计团队根据相同的主题扩展设计。但我们还是有点贪心，做的工作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另一位主设计师是我的好兄弟 Christopher John Rogers，他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你可以在作品中看到明显的冲突。而且当时我们还开除了两个设计师，重组了整个设计团队，我又向来不喜欢在设计上给团队任何的限制。当然，这也许只是在设计上我对自己过于严格，很多时候我不满意的地方大家反而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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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对于这场秀，我不知道用「撼动」这个词是否足以形容它对业界的影响。
Kerby：这就是我想做的，我希望用这场秀来展现我的态度，那就是对一切旧的时尚界常规说不。我不去考虑是否有名人到场，不在考虑是否应季，不在考虑是否和其他品牌的秀相冲突，任何人都可以来看。2 小时内，官网收到了 25,000 人的预约申请，但除去我们邀请的人，可能只有 500 个多余的位置。最终我们在场内塞下了 3,000 人，场外还有另外的 3,000 人。
我希望用这场秀来展现我的态度，那就是对一切旧的时尚界常规说不。
Jeff：那么你现在已经摆脱了「时尚界」的束缚吗？
Kerby：应该说我摆脱了「时尚产业」的束缚。但我没法不对他人负责。我认为我得对所有的工作伙伴负责，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为每一个人带来好处，这对我很重要，因为在当店员的岁月里，我知道生活有多艰难，这是我能留下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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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ERJEFF STAPLE
DIRECTORDANIEL NAVETTA/BYT.NYC
PRODUCER CHRISTINA HONG/HYPEBEAST
IN COLLABORATION WITH byt.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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