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峰 | 电影《敦刻尔克》观后：生而致敬

尽管影院为9月2日第二场观众免费提供一杯可乐，但是当影头出现这样的画面：漫天飞下一张张德军宣传单，上面写着“你们被包围了”。在巷弄口撤离时，一行人被狙击，只剩下英军士兵汤米开始奔跑，看不见军靴整齐的德军，只看见汤米不停得跑不停跑，之后，出现8英里长的海滩。这，就是敦刻尔克海滩——40万英法联军退集于此，准备渡海撤离到26英里对岸的英国海岸线上。一个求生的故事，让我把杯子牢牢得发在架子上，直到影片结尾，没有再动一口。

从大海滩出现之后，电影核心，从看似散状的沙子在一点一点汇聚，像敦刻尔克海滩上的那颗炸弹，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所有的沙子落下，好像一个个生命在落下。

逃离和求生，这个主题随着镜头一步步在叠加。

先是海滩。排队的战士，垂头丧气，远处，一朵朵黑烟，即便随着空袭的来临，也不肯散去；空旷的海面上，看不到几艘军舰，每一双目光，都在望眼欲穿；准备离岸的驱逐舰，伤员优先，身后是长如蛇行的队伍，毫无精神；即便上了驱逐舰，又会怎样，一样无法逃脱德军飞机的轰炸。

接着是空中。三架英军喷气式战斗机，队长柯林斯不幸中弹而落入海中。战斗到最后一刻，油尽不返航。被困飞行舱的一飞行员，用枪托试图撬开玻璃，窒息如围困的海水，一下子淹没身躯。

民船的救援，让人有了生的希望。船主道森先生与儿子彼得、17岁少年乔治也离开英国，去往敦刻尔克拯救士兵。途中，遇到落在海中的飞行队长。当浑身冰冷的柯林斯知道船在前往敦刻尔克时，竟然失控将乔治推倒，致使他头部撞在铁柄而亡。

电影停留在这个细节，这样描述这一看似意外的死亡。

“他，怎样了？”尚未从惊恐中缓过神的飞行队长问。

“他没事，睡了。”船长回答。

一种无奈，刺透神经。

战斗机飞行员法瑞尔，一次次在敌人双面夹击下，击落德军轰炸机，最后，燃料烧尽，打开起落架，落在海滩上。等待他的是，被德军捕获。

镜头中，在一艘倾斜的民船上做了细节描写。当汤米和一行人，躲进海滩上一艘民船，试图在涨潮时逃离敦刻尔克港，却不料成为德军练习打把的目标。狭小空间里，一行战士，还有一直无法堵住的漏洞，反让涨潮的海水倒灌而进，本来生的希望却成了死神的降临。更令人揪心的是，在死神下，船上的士兵做出的荒唐的猜测，他们认为，内部出了间谍。

二战时期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导演诺兰的讲述中，仅仅是：一个海滩一个空中一个陆地码头。三个不同地方，拥有一个相同动作：不停地跑，不停地跑——电影一开始的那个画面——汤米的身后传来枪声，他只有不停地跑。这个画面，又再一次浮现我脑海，这个身影仿佛一轮又一轮地在耳边告诉我：在求生的每个秒中，每个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与我有关的画面。这个画面也成为我父亲饭前不时提醒我儿子的教育样板故事。1978年的一个冬季的傍晚，我和院子里的伙伴文胜，他也才大我两岁。我们俩从烈士墓靶场下来，经过当年的行署门前，一个橘子皮出现在行署门前的小渠里。当我们试图用渠边的棍子将它拨近水渠边，我蹲下，一手拉着文胜，一手去接近橘子皮。意外出现了，我脚下的草，是滑的。结果，我们俩都掉进水渠。在黑暗中，我们俩都抓紧最靠近自己的岩石边的水草，不敢放手。水流在告诉我，上游烈士墓旁的小型发电站此刻正在放水。

天啊，水渠的水漫上我脖子，一种窒息的感觉漫上我的大脑。头顶是一片黑，一股水不时冲刷我的唇。我的肺部感到一阵疼，我甚至都不敢喊叫，因为喊叫是要张开嘴。只有呼吸，只有鼻子略高些，只有呼吸还在。

也就在此时，一个挑货郎的老头，晃晃悠悠地走在水渠的草地道上，等到经过我们时，惊讶地连忙甩开货郎，用扁担勾住我，而后是文胜。

我理解，电影中闷在驱逐舰底舱的汤米，冲出海面的感觉。我更理解，那个上了道森先生船上恐慌的余悸。

那个冬季，我和文胜是发抖的，一步步挪到武装部宿舍的院子里。

当一个个战士坐在回乡的火车上时，我想，影片的结尾已经不远。每一个人的求生，换来的是不一样的结局——那位耗尽汽油的英军喷气式飞行员，选择了降落在海滩上——落入德军的控制地带而被捕。夕阳的照耀，终于红得让人看到一点温暖。我站了起来，我觉得我应该向导演诺兰致敬，他把面对生死之间的微妙，成功得展示出来，世界上还有比获得“生”来得更值得致敬的吗——没有！

活着，就意味着一切。

在这之前，一部叫《战狼2》的电影，获得了满钵票房。但我不认为这两部电影是可以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票房永远决定不了伟大。如果要比较的话，我宁愿将诺兰的这部《敦刻尔克》与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排在一起，为的是他们的作品都是值得我致敬的榜样。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的小说拍成一部电影，一部讲述一个平凡人生命的电影。

不可置疑，失去震撼人心的真实内核，再宏达的场景都毫无意义。为了最大限度还原战争的真实感，电影《敦刻尔克》使用了当时真实的船舰和飞机，并向历史专家丹·弗雷德金请教各种飞机的不同特点和飞行要领 。

更重要的是，“生还是死，这个是问题”的质疑，如钟声再一次敲响。

佩服诺兰，用如此角度去讲述一个历史事件。在观影中，我在手机便签写下一行断断续续的文字：看不见的恐惧，是最大的恐惧；没有完整的全部，每一节就是全部；每一个细节，放大的细节；每一个人的生死命运，汇集成一次大逃亡的命运。这些文字，可以说是我对诺兰叙述故事方式的瞬间感受。

那个冬季的夜晚，你知道我家里是一片混乱。当我父亲听我颤颤抖抖地把整个落水与上岸讲完后，时间估计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作为军人，他急得团团转，他转身从饭厨下的谷壳斗里拎出五个鹅蛋，冲了出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五个鹅蛋是沉淀淀的。他要去找那个货郎老头。历史上，英军保存下从敦刻尔克大撤退下的近30万大军，后来成为反击德军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诺兰会不会接着去拍重返战场的汤米，那会是怎样的残忍呢？重获生命才知道安全意味着什么，但是重返战场，面对军人的责任，又将是怎样的使命。

等到很久，门前的一盏路灯，挂出亮光，父亲才垂头丧气地从远处走来。我不敢上前去问，我知道他没有找到。我后来，拼着命去偷学游泳。你知道那股劲。终于，等到我18岁那年，我算是可以在游泳池弄几个来往了。行署的水池，不知哪年被盖上水泥板。那个货郎的老头，天啊，岁月别侵蚀我的记忆他的模样——他到底长得怎么样子。

我只记得黑暗中我拉住扁担，用劲我8岁的气力，他伸出再也无法形容的宽大的手掌拽我上岸。在发抖的寒风中，他说：“孩子，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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