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选登：17年斯京恐袭后续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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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斯京恐袭后续的故事（一）
作者：狼的传人
出于个人原因，本人对于瑞典斯京2017年的恐袭事件格外关注，也读过比常人更多的相关报道。这俩年有很多事情很想一吐为快。在此首先感谢《北欧模式》给我提供了一个分享的平台。
在2017年4月7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街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袭事件。来自乌兹别克的39岁男子Rakhmat Akilov驾驶着卡车冲上了皇后街碾压行人并且试图引爆车上的爆炸物。最终这次恐袭造成5个人死亡，十多人受伤。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11岁小女孩，Ebba Åkerlund。
(小编注：Ebba那天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不幸遭遇了恐怖袭击并丧命的。2019年3月份血洗新西兰清真寺的右翼极端分子Brenton Tarrant给自己的枪上刻上了Ebba的名字。他还公开了一份长达73页的自白书，上面表示屠杀的众多原因之一是为了给Ebba报仇。）
恐袭过后，所有受害者都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赔偿。其中所有轻伤者得到了12万5千克朗的赔偿金。重伤者拿到每人15万克朗的赔偿。而对于死者的赔偿则出现了一些状况。死去的人是无法享受到赔偿待遇的。按照瑞典法律，对于遇难者的赔偿实际上就是发给幸存亲属的一笔抚恤金。每一位死者的直系亲属将得到6万克郎的抚恤金。从法律角度讲，能拿到赔偿的亲属是受害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和在一起居住的兄弟姐妹们。这样的赔偿政策虽然有自己的逻辑，但是这里有个间接后果：从数额来看，遇难儿童的家属得到的抚恤金是最少的。因为儿童没有配偶子女，能得到赔偿的只有父母以及兄弟姐妹。而对于独生子女来说，这样的赔偿则是少而又少。遇难的小女孩Ebba就是这么一个例子。Ebba的父母每人得到了6万克朗的赔偿，一共12万克郎。这个数额比轻伤者个人拿到的赔偿还少了5千，比重伤者少了3万克朗。
为了具体了解背后的法律程序，本人特意去挖了一下当年的报道。这里必须提到一点：赔偿的具体数额是由瑞典基层的地方法院（Tingsrätt）敲定。轻伤者拿到的赔偿和事发当时离卡车很近但没有受伤的路人属于一个类别，可以理解为精神损失费。瑞典语原话是kränkningsersättning，直译是“侮辱赔偿”。从法律角度讲，要拿到所谓的“侮辱赔偿”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要实际发生过犯罪，第二是犯罪本身影响了受害者的人身自由或名誉。在实际操作中，谋杀未遂的受害者一般都能拿到侮辱赔偿。按照恐袭之前的法律惯例，谋杀未遂的受害者可以拿到10万，受重伤了可以拿到12万5千克朗。而在打理斯京恐袭受害者时，地方法院把相应数额提高到了12万5千和15万。对此，地方法院的解释是“受害者们提出赔偿过低，在研究之后法院认为数额可以稍微提高”。但是五位遇难者的家属无法拿到侮辱赔偿，他们拿到的每人六万算普通的“家属赔偿”（anhörigersättning）。六万克朗的数额是瑞典最高法院在2017年底确定的。审理此案的法官Carl Rosenmüller对此的解释是：虽然六万克朗普遍被认为过低，但法律上缺乏通融空间。想拿到六万以上，遇难者家属需要全力证明自己遭受的精神损失比一般谋杀案遇难家属要严重。法官最终点评是：“虽然这个案件的遇难家属受到了很大打击，但打击还没有大到可以超出规定数额的程度。”
法官的言论和六万的赔偿让Ebba的父亲Stefan十分气愤。他把赔偿称之为“找不到词汇来形容的极大侮辱”。另外，Ebba的名字并没有在判决书上出现。Stefan认为法院把女儿和其他受害者捆绑在一起，变成了冷冰冰的数据，甚至不敢提及一个13岁孩子遇难了（注：Ebba遇难时11岁，判决在她13岁生日那天之后下来的）。面对记者采访，Ebba的父亲把法院决定称之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恶劣玩笑”，以及“对司法的亵渎，国家政府的失败”。Ebba的代理律师Elsa Svalsten也认为赔偿数额过低，她认为合理的赔偿应该在30万克朗左右。律师认为，虽然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赔偿数额，但17年的恐袭事件毕竟在瑞典前所未有，理应当作特殊情况处理。律师还提到法院在审理中并没有考虑到个人情况。从她客户的角度来讲，法院完全不顾及受害者是年幼的独生子女。律师本人对此也有很多看法。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读者会说：瑞典是福利社会，Ebba的父母不用养儿防老，所以不需要这么多赔偿。但我不接受这种看法。首先，瑞典的福利不是大风刮来的，是我们在瑞典兢兢业业交税换来的。另外Ebba即使没有出事，她父母的福利也是应得的。赔偿金额的数目实际上反映了瑞典政府对恐袭遇难者是否尊重，以及政府对自己的难民政策和公安管理失误的态度。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反映在社会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上面。我认为恐袭遇难家属处于弱势群体的最底层。如此低额的赔偿彻底颠覆了我对瑞典的印象。虽然在此之前就知道西方白左的虚伪，但我认为瑞典是真正相信“博爱”并且不管对错地照这个方向努力的。但是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袭案之后，遇难家属却遭遇如此冷漠。这件事情告诉我，瑞典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弱肉强食，按照丛林法则运营的社会。作为小老百姓，我们只能居安思危，小心翼翼地生活，千万不能让自己和身边的亲友变成Ebba父母那样的最弱势群体。
后来，Ebba父亲Stefan对于赔偿金额上诉，要求拿到30万赔偿金。其中15万属于家属赔偿，剩下的属于“侮辱赔偿”。在律师看来，30万是比较合理的数额。2019年初，瑞典中级法院（Hovrätt）把Stefan的家属赔偿金额从6万上升到了10万，但驳回了侮辱赔偿的要求。法院认为，Ebba的父亲在上诉中拿出了心理医疗师的证词，证明女儿的离世确实带给他巨大精神打击。所以，法庭对此特意额外补发了4万克朗的家属赔偿。但法院认为拿到所谓“侮辱赔偿”是不可能的，因为恐袭没有针对Ebba的父亲。
这次先写到这里，以后有时间还会写一些其它的，比如Akilov背后的神秘金主。刚才突然想到网络上人言可畏，也许会有网友认为Stefan的行为是在消费自己过世的女儿吧。我的看法是：在赔偿金额极度离谱的情况下，Stefan的上诉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效果都是在实行公民权利来抗拒恶法。作为在瑞典生活的小老百姓，我们的权益就是需要他这样的人来争取和维护。
信息参考：
https://www.expressen.se/nyheter/brottscentralen/ebbas-pappa-upprord-over-skadestandet/
https://unv.is/tt.omni.se/hojt-skadestand-efter-terrordadet-i-stockholm/a/wEoX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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